一 2023年全球形势与世界格局发展状况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广度和烈度上升，全球问题与挑战日益严峻。

（一）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通胀大幅缓解但仍有隐忧

具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下行，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

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1%，较2023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较2022年下降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呈现双速增长格局。IMF在2024年1月的预计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1%，与2022年持平；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6%，较2022年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差在2023年进一步扩大至2.5个百分点，且这种经济增速差在未来有望保持。按IMF预计，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4%左右，比发达经济体增速高出至少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分化也体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两大群体内部。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来看，2023年亚洲和欧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较2022年有所加快，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从经济增速对比来看，2023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5.4%，而中东和中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仅为2.0%。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来看，中国和印度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为5.2%和6.7%，而沙特和南非则为-1.1%和0.6%。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来看，美国和日本经济表现相对强劲，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将分别达到2.5%和1.9%。欧洲经济总体表现低迷。2023年欧元区预计经济增速为0.5%，其中德国预计经济萎缩0.3%，意大利经济增长也仅有0.7%。英国经济增长前景黯淡，2023年预计增长仅0.5%。

二是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影响日益明显。

尽管疫情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冲击与干扰已经消退，但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受高通胀、高利率、美元升值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放缓。2023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同比增长0.8%，相比4月1.7%的预测值显著下调。[1]2023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全球贸易最新动态》称，2023年全球贸易总额预计将萎缩约1.5万亿美元，降至31万亿美元以下，相比2022年缩水4.5%，其中，货物贸易预计降幅为7.5%，服务贸易虽有望增长7%，但相比2022年增速也有所下降。[2]全球投资增长形势更不容乐观。2023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受俄乌冲突、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以及公共债务飙升等因素影响，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21年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37%至37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则增长4%至9160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行压力将继续存在。[3]

全球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指出，过去5年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面临的威胁加剧。地缘政治使得集团间的贸易裂痕扩大。俄乌冲突爆发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情况假设存在两大集团。据统计，集团内的贸易增长已从危机之前的2.2%降至1.7%，集团之间的贸易增长则从危机之前的3%下降至-1.9%左右。全球投资也正在沿着地缘政治的边界出现分化。俄乌冲突爆发后，各国已宣布的集团之间的FDI项目数量比集团内部FDI项目数量的下降幅度更大，而对不结盟国家的FDI项目急剧增加。如在2023年第三季度，近40%的已宣布FDI项目发生在不结盟国家。[4]地缘政治也造成全球供应链的分化，进而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根据WTO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作为全球供应链活动指标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为48.5%，比前三年的平均值低2.5个百分点，而美国的亚洲双边合作伙伴在其零部件贸易中的占比为38%，较2022年同期下降5个百分点。从联合国投票结果来看，美国与其政治观点相同国家的零部件贸易比例在2020年一度降至73%，但此后这一数据在2022年上升到74%，并可能在2023年上升至77%。WTO警告，全球供应链分化迹象开始显现，并将对全球贸易持续造成威胁。[5]

三是全球通胀大幅缓解，但压力和挑战依然存在。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全球通胀的严峻形势大幅缓解。根据IMF 2023年10月的估计，全球通胀率将从2022年的8.7%降至2023年的6.9%，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2年的7.3%降至2023年的4.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则将从9.8%降至8.5%，预计全球约3/4经济体的年平均总体通胀率将有所下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是推动物价回落的主要因素之一。IMF的数据显示，2023年11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64.45，较2022年同期下降14.4%，较2022年8月的高点则下降了32.0%，其中，燃料价格同比下降26.1%。[6]不过，全球通胀仍存在一些隐忧。其一是2023年的通胀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按IMF预计，多数经济体的通胀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其二是核心通胀的下降更加缓慢。IMF预计，2023年全球核心通胀率为6.3%，仅比2022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平均通胀率水平来看，2023年全球有超过一半的经济体的核心通胀并没有下降，显示出核心通胀仍具有较强的韧性。[7]

通胀仍将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挑战。据IMF预计，在实施通胀目标的经济体中，2023年有93%的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继续高于其目标水平，2024年有89%的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继续高于其目标水平。2023年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1%，比2022年6月的高点下降6个百分点。不过，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11月核心CPI同比上涨仍在4.0%。2023年11月，欧元区消费者调和价格指数（HICP）同比上涨2.4%，相比2022年的高点下降8.2个百分点，为2021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但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通胀目标。2023年10月，英国的通胀率则仍在4.6%。日本的通胀率从2022年4月开始连续位于2%的通胀目标之上，2023年10月达到3.3%。2023年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相比2022年也出现大幅下降，但依然面临一定压力。2023年11月印度CPI同比增长5.55%，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下降态势，接近该国央行设定的2%～6%的通胀目标的上限。巴西通胀率在2023年11月为4.68%，连续两个月下降，相比2022年的高点也大幅下降，不过也接近其4.75%的通胀目标上限。土耳其通胀率虽较2022年有所降低，但2023年下半年重新出现上升，2023年11月CPI同比涨幅升至61.98%，创下2023年的最高水平。阿根廷通胀率仍在快速上升，是全球通胀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11月达到160.9%。

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接近尾声，但货币政策维持紧缩。

从2022年开始，为遏制高通胀，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开启加息周期，全球央行史无前例地步入同步加息潮。进入2023年，伴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以及经济复苏动力的减弱，大多数央行的加息步伐明显放缓，本轮加息周期接近尾声。从2023年开始，美国加息节奏明显放缓，这一轮加息周期或到达尾声。2023年2～5月，美联储连续加息三次，总计加息7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5.25%。2023年6月，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这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10次加息后首次暂停加息。7月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此后美联储一直维持这一利率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23年12月议息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或已接近本轮紧缩周期的峰值”。[8]自2022年7月开启加息进程以来，至2023年9月欧洲央行共连续加息10次，累计加息450个基点，其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别上调至4.5%、4.75%和4.0%，欧元区利率已被提升至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央行认为，基准利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维持这一利率有利于将通胀率带回目标区间。[9]因此，在2023年随后的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都决定暂停加息，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分析认为，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欧洲央行的加息周期大概率已经结束。与此同时，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暂停加息，甚至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启动降息以刺激经济。在拉美，2023年8月，巴西央行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13.25%，这是2020年8月以来巴西央行首次降低基准利率，9月进一步降至12.75%。智利和秘鲁在2023年7月和8月也开始了降息行动；在亚洲，2023年6月，越南国家银行宣布将再融资利率从5.0%降至4.5%，再贴现利率由3.5%降至3.0%，这已经是越南央行2023年以来的第四次利率下调；在欧洲，匈牙利、波兰等国央行也从2023年10月开始降息。

不过，当前全球高利率水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并可能加剧金融风险。2023年上半年，美国银行业爆发危机并引发全球银行业恐慌，正是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造成的。全球央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央行长时间维持高利率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银行业压力，威胁银行利润和放贷意愿，严重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10]高利率也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世界银行发布的《2023年国际债务报告》指出，由于全球利率飙升，2022年中低收入国家用于偿还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4435亿美元，2023年和2024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偿债成本将增加10%，而低收入国家增幅将近40%。[11]2023年以来，一些外债占比较高、经济基本面较差和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很高的债务违约风险，甚至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

（二）大国博弈高位持续，国际体系加速重组

2023年，大国间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烈度依然居高不下，继续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之中仍在累积涌起惊涛骇浪的动能。美国在把对华安全遏制和经济打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后，又面目骤变转而寻求所谓稳定中美关系的“底线”，企图达到既“规锁”中国又不引发冲突的目标。这决定了美国对华竞争的表面趋缓只是策略性调整，两国关系的基础仍然高度脆弱，大国对抗的阴云依然笼罩着亚太地区。美俄在乌克兰战场的大国角力还在继续，乌军的大举反攻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并未改变整体战局的僵持态势。俄罗斯承受住了西方的持续压力和瓦格纳集团哗变的挑战，建立起了更适应长期冲突的国内经济体制。美欧则因持续援乌而显现出一定疲态，内部分歧开始抬头。乌克兰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之际，巴以冲突又骤然爆发。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吁，对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地面进攻，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应，冲突风险不断外溢。

一是美国执迷于对华竞争，策略性调整难保长期战略稳定。

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之后，两国之间因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引发的紧张态势一度趋缓。然而拜登政府和美国反华势力并未从危机中真正吸取教训，改变对华极限竞争思维，这使得两国关系很快受到所谓“气球事件”的严重冲击，亚太局势也重新陷入紧张。此后，为了缓解国内和盟国对中美关系走向“脱轨”的担忧，拜登政府积极谋求恢复和保持双方高级别接触，接连派出国务卿布林肯、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同时积极推动两国议会和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曼先后率团访华。最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于斐洛里庄园再次会晤，取得了包括恢复两军交流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巩固了中美关系的止跌势头，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普遍期待。

在会晤中，中方提出了“旧金山愿景”，寻求建立稳定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框架，然而美方却并无在根本上稳定中美关系的意图，仅谋求在延续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在实施对华遏制的同时保持双边关系在美国大选年中的相对稳态。中美双方在对待双边关系时的“不同步”决定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高度的两面性，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态势基础脆弱。过去一年，在高级官员不断到访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并未放松在亚太和全球范围内编织遏制中国的安全网络。在东亚，美国召集日韩举行“戴维营峰会”，极力推进美日和美韩联盟的融合，并借朝韩关系的恶化扩大升级在韩军力部署。在南太平洋，美国不惜破坏区域无核化，继续推进“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关于核潜艇项目的合作。在“四方安全对话”广岛峰会和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美国均在大力鼓噪“中国威胁论”，不断在联合公报中无理指责和干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并未停止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在旧金山元首会晤后不久，拜登政府就急不可耐地推出了新一轮对台军售。

在经济领域，迫于国内和盟国压力，拜登政府接受了欧盟提出的“去风险”概念，公开表态不会追求对华“脱钩”，反复声明其内外政策不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为目的，甚至欢迎一个经济繁荣的中国。然而在否定“脱钩”的同时，美国仍然在鼓动盟国和其他伙伴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依然主张将中国排除出关键产业和技术设施的供应链，断绝与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在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上，美国推动在联合公报中加入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内容，“去风险”开始成为整个西方集团的对华经济方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和“印太经济框架”这两个排华机制也在美方推动下不断展开新的谈判。旧金山元首会晤前，拜登政府还大幅收紧了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这些执迷于对华竞争的做法均表明，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调整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极为有限。

二是俄乌冲突长期化，巴以冲突爆发加剧全球和平赤字。

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一年，冲突态势一直在迅速变化，逐步由以俄攻乌守为主转变为以乌攻俄守为主。随着乌方在2022年底重夺赫尔松，双方都在更加坚决地积聚力量，争取战场主动。尽管乌方不断获得来自美欧的新武器，扩大了对俄境内的袭扰，频繁打击俄黑海舰队基地和克里米亚大桥等战略设施，但其持续攻势总体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反而蒙受了相当程度的人员和装备损失，国内战略分歧也有所显现。俄罗斯经受住了瓦格纳集团哗变的考验，逐步建立了更适应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国内经济体制，实现了冲突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正增长，维持住了国内对俄对乌对西方政策的总体支持。此消彼长之下，俄乌冲突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式僵局，冲突双方都没有表现出能够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局势的能力，但又缺少和平解决危机的动力。

随着冲突陷入僵局，一度存在于美西方的速胜乐观情绪开始消散，围绕对乌援助的政策争论加剧。美欧各国主张减少援助的政治力量明显抬头，美国共和党内要求减少和停止对乌援助的声音尤其高涨。然而这些声音尚不足以推动拜登政府根本改变对乌对俄立场，后者仍在提出新的援乌法案，继续推行利用危机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的遏制政策。美国军工部门也在积极推动扩大产能，试图打破武器装备生产瓶颈，缓解西方整体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美国顽固坚持反俄立场使得美俄关系更具对抗性，也使得既有的双多边安全安排加速解体。2023年2月，俄罗斯宣布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止执行美俄间最后一项军控条约。年中，俄罗斯又先后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及废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北约也随后宣布各成员国暂停参与后一条约。长期化的危机还在持续冲击国际体系安全。

在俄乌冲突的阴霾尚未展现消散迹象的同时，巴以冲突又骤然大规模爆发。此前美国力推所谓“阿以和解”进程，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也进入了实质谈判阶段。为了避免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边缘化，哈马斯于10月初发起了针对以方的突然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方随即宣布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并不顾国际社会对其保持克制的强烈呼吁，对加沙地带发起了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和地面军事行动。以方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巴勒斯坦平民的大量伤亡，制造出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强硬军事措施引发了哈马斯的顽强抵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以情绪更是空前高涨。巨大的国内社会压力打断了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美国在伊拉克的大使馆和军事基地也因其偏袒以色列而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更是在红海不断袭击驶往以色列港口的船只。巴以冲突扩散已构成全球安全的重大风险。

三是发展中国家团结意识增强，“全球南方”成为国际舞台新焦点。

为了强化针对中俄等国的安全遏制、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操控，这使得“全球南方”这一早已有之的概念得到了大国空前的关注。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西方国家邀请了巴西、科摩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五个发展中国家参会，意在借此增强七国集团机制的代表性与合法性。美国在举办第二届所谓“民主峰会”时，也将赞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两国设为共同主办国，试图以此说服更多发展中国家接受所谓“民主与专制全球斗争”的叙事话语。除了拉拢发展中国家支持自身对外政策，西方国家还有意夺取对“全球南方”的界定权，将中俄等国排除在外，削弱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团结。出于这一目的，美国明显加强了对印度的拉拢，利用西方舆论大力鼓吹其是“全球南方”“领头羊”。

尽管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拉拢，但是效果却较为有限。不论是在俄乌冲突还是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拒绝与它们站在一边，既不赞成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封锁，更不支持对以色列的公然偏袒。与美国的期待相反，发展中国家明显加强了团结，更加重视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权益、扩大影响。于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吸收阿根廷[12]、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和阿联酋六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简称“金砖机制”）的正式成员。扩员后的金砖机制在代表性和总体能力上较之前均有显著提升。上海合作组织也在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正式接受伊朗为成员国，批准了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的备忘录。在此前的上合组织果阿外长会上，科威特、马尔代夫、缅甸、阿联酋、巴林五国也获得了对话伙伴地位。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的壮大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整体更加团结，也体现了它们中的大多数对西方国家孤立中俄的拒斥。

（三）传统安全问题总体恶化，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凸显

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全球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使得传统安全问题更趋恶化。为了支撑针对中俄的高位战略竞争，美国不仅继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还对其他西方国家软硬兼施，大力强化西方军事联盟体系，推动盟国加快扩军备战步伐。国际安全安排和军控体系因此岌岌可危。和平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大国强国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国家间对抗，减少了有利于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这导致更多脆弱国家遭受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的袭扰。但与此同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区域内对抗后，中东也显现出部分走向缓和的积极迹象。传统安全问题的总体恶化既大幅消耗了宝贵资源，又严重削弱了国家间互信，导致全球治理进程步履蹒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不断凸显。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还在加深，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极端炎热、寒冷、干旱和洪涝交替出现，对全球粮食和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则带来了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不会危及人类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

一是地缘安全对抗升温，国际军备竞赛加剧。

面对大国博弈引发的地缘冲突和对抗，美国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国家间安全领域推行零和博弈。在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后，美国又与丹麦、瑞典和芬兰签署防卫协议，获准驻军三国。在美推动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元首再度赴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峰会，北约亚太化还在持续。在峰会上，北约虽然没有给出乌克兰“入约”的明确时间，但依然持开放态度，表明前者仍拒不接受俄罗斯所坚持的乌克兰中立化的安全诉求。在亚太地区，美国积极谋求“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扩展，将韩国、新西兰等作为重点拉拢目标。在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态势下，美国实现核潜艇40多年来首访韩国，双方还签署了特别威慑战略文件。美菲联盟也在马科斯上台后明显强化，菲方向美国增开4个军事基地，部分邻近南海、台海。

在强化军事联盟、挤压中俄安全空间的同时，美国还在拉高本已高企的国防开支。年初，拜登政府向国会提出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总额为8420亿美元。后者则遵照过去两年惯用做法，在申请基础上加码，最终通过总额高达8860亿美元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数字较2023财年增长3.28%。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日本国防开支的涨幅更加惊人。2023年12月，日本内阁批准了2024财年预算案，其中国防开支暴涨16%，达到约560亿美元。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年中表示，将在2024年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1%，并将对乌援助翻倍。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发布了新版《国防战略评估》，宣扬建立“进攻型”军事力量，并在2024财年实现国防开支突破国内生产总值的2%。美国还竭力推动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所谓“一体化威慑”改革，增加军费支出，并在2023年新宣布了四笔对台军售，合计约20亿美元。

美国在推高军备竞赛方面的最危险做法是继续降低“核门槛”，使得核武器对人类安全的现实威胁重新上升。在2022年拜登政府通过《核态势评估》，放弃“不首先使用”和“只用以反击核攻击”原则后，美国致力于扩充其核武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未来10年将投入7560亿美元用于核现代化。美国还停止了与俄罗斯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数据交换，继续在本土进行新的核高爆实验，强化与盟国的核共享，并在欧洲针对俄展开对抗性的“坚定正午”核威慑年度演习。美国的这些做法强烈刺激了俄罗斯，使后者更加重视确保核威慑、发展核武器、维持核平衡，让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对抗蕴含着越来越高的核升级风险。大国的不作为和倒行逆施还严重削弱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合法性，让核军控陷入无法实质开展的境地。

二是冲突动荡扰乱脆弱国家，中东阋墙显现缓和态势。

大国博弈的持续和加剧不仅扰乱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减少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还使得发展中世界的脆弱国家更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充分关注和帮助。在这些国家，既有矛盾延宕难解，新的冲突时有发生。在非洲和中东，埃塞俄比亚、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各方虽然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并未实现国内和解，不时爆发新的军事冲突。刚果冲突还引发了大湖区国家关系紧张。在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导致560多万难民逃离家园。尼日尔和加蓬相继发生军事政变，这使得2020年以来萨赫勒地区发生的政变总数达到八起。政变导致尼日尔与西方及西非共同体国家关系紧张，制裁的施加和援助的中断也使前者国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

在相当数量的脆弱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时，部分长期遭受内部冲突和外部对抗困扰的国家开始调整自身政策，迎来了安全态势的初步缓和。在中国的大力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沙伊和解标志着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激烈政治军事对立的终结，引起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催生了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叙利亚被阿拉伯国家联盟恢复成员国资格，重新回到阿拉伯大家庭，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起延续至今的叙利亚危机出现全面解决的曙光。埃及和叙利亚恢复关系，土叙双方也开始就关系正常化展开谈判。在邻近中东的外高加索地区，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共同参与下，纳卡问题最终也得到外交解决，基本结束了亚阿两国的长期敌对状态。

三是全球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显著，传统安全问题恶化加剧应对难度。

全球气候变化的持续发展使得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2015～2023年也随之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九年。与1850～1900年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1.43℃。将全球气温增长保持在《巴黎协定》所规定的1.5℃的上限内这一任务也变得更加紧迫和艰巨。全球陆地和海洋的持续变暖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事件。南北美洲、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均出现了持续极端高温，亚马孙雨林遭遇百年罕见的干旱，加拿大野火季持续超过5个月之久，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发生了百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灾害。作为极端高温的另一面，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暴雨和洪涝灾害也频频发生。地中海中部沿岸、非洲南部以及缅甸和孟加拉均遭遇近年来最强热带气旋的袭击。巴基斯坦在夏季遭遇严重季风降雨，全国近1/3的土地遭洪水淹没，人员和经济损失巨大。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引发了一系列次生非传统安全问题。干旱、洪涝、飓风、山火等导致多个国家粮食大幅减产，使得5680万人陷入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极端气候事件对道路、港口和机场的更频繁破坏，也进一步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气候极端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还使得能源结构转型变得更加困难。与化石能源相比，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新能源都更依赖良好的天气条件，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将导致后者更不稳定。即使是相对稳定的核能发电，也会因干旱导致的冷却水供应不足而受到严重影响。意大利的水力发电和法国的核能发电都遭受了欧洲极端高温干旱的冲击。

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使得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欧盟国家一直较为积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目标。俄乌冲突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在能源领域的“去俄罗斯化”成为后者的主导政策，导致了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价格的显著提高。价格上涨叠加对乌援助的经济负担，欧盟各国不得不推迟之前制定的碳中和目标，甚至重启部分燃煤发电。2023年冬季，德国政府就延续了重启煤电的紧急措施，并较2022年增加了褐煤发电产能。

四是新兴技术突破带来安全新挑战，人工智能成国际关注焦点。

当今世界正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人类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一批极具潜力的颠覆性技术正在不断加速发展。美国科技公司OpenAI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更是标志着智能化科技革命的帷幕已被拉开。2023年，各产业各组织均在快速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这又促成了后者更快加速的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不仅能带动新兴技术的整体发展，显著提高整体社会生产率，而且极大振奋了高科技产业界的信心，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然而，科技的进步又必然带来新的安全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利用“深度伪造”（Deepfakes）实施欺骗成为可能，其既能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经济诈骗，也能被政治力量甚至国家用来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或者用于战争中武器装备的自动化。生产、服务和公共管理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化可以为全社会显著赋能，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遭受攻击和破坏，也将对社会的正常运转产生更严重的冲击。鉴于人工智能的高速迭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道德伦理问题也越发引人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不仅会带来社会运行和管理上的问题，还可能使得当前的大国博弈更具破坏性，促使各国更多以零和博弈心态看待技术发展，导致全球技术和经济联系加速阵营化。为了化解和管控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各层面的合作也在国际社会中逐渐铺开。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11月在英国召开，美、欧、中、印等各方的政府、产业和科技界代表到会，共同商讨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和治理问题。在国际组织和国家层面，关于人工智能的军控规则和伦理立法也得到了讨论和确立。在旧金山元首会晤中，中美两国也承诺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具有在根本上颠覆现有力量格局的巨大潜力，美国很难抑制在该领域追求绝对领先和相对收益的冲动，也不大可能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施加有力限制。新兴技术突破带来的安全挑战还将不断凸显。

（四）“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共建“一带一路”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

“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日益增长，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但西方大国对非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打压持续加剧，美不断推动和建立各种排他性区域和双边机制，给全球治理进程带来干扰。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取得巨大成就，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和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是“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成为影响全球治理走向的重要变量。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13]“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也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转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逐渐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按现价美元计算，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仅有20%左右，此后不断上升，2017年开始超过40%，IMF预计2028年将达到4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占比就已超过发达经济体，IMF预计202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占比将超过60%。作为“全球南方”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更体现了这一趋势。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年金砖五国世界经济占比仅有8.1%，而七国集团经济占比则高达64.5%，不过这一差距正日益缩小，2022年二者经济占比分别为25.8%和43.7%。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超过七国集团，IMF预计到2028年金砖五国经济占比将超过七国集团近6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南方”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七十七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不断壮大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2023年8月，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次扩员是“全球南方”加强自身凝聚力的又一体现。2023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邀请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全球治理中的“全球南方”声音不断壮大。

伴随着协调机制的逐步完善，“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2023年9月，“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古巴哈瓦那召开，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随后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全球南方”国家的关切成为重点议题。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表达对美西方国家忽视、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不满，共同呼吁践行惠及所有国家的真正的多边主义。2023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峰会，是新兴市场国家就巴以冲突发出集体声音并做出共同反应，凸显了“全球南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南方”也是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功举办第十一届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发出共同的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

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并越来越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对象。2023年1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称，2023年全球政治中一个最具意义的趋势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那就是“全球南方”正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14]西方大国通过加大投入、提供发声平台来拉拢和分化“全球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造成了干扰。

二是美西方排他性联盟加速兴起与扩散，全球经济日益碎片化。

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西方大国对非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打压持续加剧，大国关系的对抗性日益凸显，并向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渗透。在部分大国的主导下，一些区域和双边合作越来越显示出排他性趋势，各种各样的“小院高墙”和有特定博弈对象的区域组织或集体不断涌现。

美国加紧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联盟。2023年2月，美、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召开首次高级官员视频会议，重点关注“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寻求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联盟之外。2023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14个参与国部长级代表会议在美国底特律举行，会议宣布IPEF供应链协议谈判实质性结束。2023年11月，IPEF的14个国家签署《IPEF供应链弹性协议》，表示将加强全球供应链，促进适应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项被拜登政府吹捧为“全球第一个多边供应链协议”的弹性供应链协议是歧视性区域主义在亚太区域的具体表现。在美国的推动下，IPEF在贸易、税收和反腐败以及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三个支柱方面的排他性协议也在谈判之中。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也发表联合声明称，要增强经济韧性，就必须“去风险”，实现多样化，因此将单独或集体采取措施，投资于自身的“经济活力”，减弱对关键供应链的过度依赖。[15]

美国联合盟友建立关键矿产排他性俱乐部。2023年3月，美国和欧盟宣布达成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向欧洲在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产上提供优惠待遇，以防止双方恶性竞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月，美国和日本也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关于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关键矿产贸易协议，对锂、钴、锰、镍和石墨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矿物不征收出口关税，并使日本能够享受美方提供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而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其他国家仍在限制之列。根据美国的计划，美国在与欧盟、日本等达成相关协议后，将在G7层面与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寻求与这些国家达成协议。2023年10月，在G7贸易部长会议上，G7与印度、澳大利亚、智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等资源丰富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关于建立关键矿产弹性供应链的会议。

美国积极建立地区性的排他性多边机制。2023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期间，美国、印度、沙特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共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IMEC由连接印度与阿拉伯湾的东部走廊以及连接阿拉伯湾与欧洲的北部走廊组成，美国并非该走廊的途经地区，其努力推动的目的是想将IMEC打造成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互联互通项目，并迫使中东国家和印度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目前IMEC仍停留在规划层面，其具体实施仍面临多重挑战。

排他性联盟的兴起无疑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带来负面冲击。IMF的研究指出，与伙伴国加强联系却与非伙伴国渐行渐远的趋势，可能会再次引发区域性歧视。研究发现，当前保护主义措施正在激增，比如在补贴项目中提出本地成分要求，以及对非区域贸易伙伴施以出口限制；建立严格的产品原产地制度，以降低区域外价值成分为代价来提高生产中本区域的价值成分，这些做法违背了多边贸易规则精神，将会增加一体化成本和降低贸易效率。此外，歧视性区域主义也可被用来实现非贸易目标，如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采用国内而非全球标准，或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重新调整供应链。[16]地缘经济割裂正成为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取得巨大成就，未来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进了共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了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与近90个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余份农渔业合作文件，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17]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重点。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中欧班列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截至2023年9月底，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累计开行超过7.8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40万标箱，运送货物占中欧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6年的1.5%提高到2022年的8%。[18]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贸易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动脉。

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为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了动力。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贸易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双向直接投资额累计3800多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达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累计达1.3万亿美元。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45.4%，较2013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19]

共建国家及有关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资金融通日益多元，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支撑。中国与共建国家金融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中国已与20个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17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者数量、业务量、影响力逐步提升，有效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202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沙特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动力。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投融资渠道平台不断拓展。其中，丝路基金成立以来累计签约项目75个，承诺投资金额超过220亿美元，投资覆盖了亚洲、非洲、拉美以及欧洲近70个重点国家和地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批准227个投资项目，共投资436亿美元，为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20]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十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各领域合作深入开展。“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鲁班工坊”、“光明行”、菌草技术等“小而美”合作品牌受到共建国家的广泛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格局，增强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共同开启共建“一带一路”金色十年新征程。在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我国宣布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等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21]我国提出的八项行动与论坛期间各方达成的458项成果，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