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体育——一种身体现象

（一）社会的身体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社会学思潮从现代走向后现代，逐渐有一批学者开始对以社会学宏观理论为主要思潮的体育研究进行反思。传统的社会学视野主要是从大社会、小个人的角度，强调社会中的个体；同时也倡导在特殊的现象中看到一般性，也就是说，要在不同个体的经验中总结出一般性的社会生活规律，然而它忽视了个体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在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功能主义、冲突理论、过程理论、结构理论、型构理论等宏观社会学理论在体育研究中大行其道时，一些学者开始用解释的、批判的、解构的思路寻找认识体育的新的突破口。他们感到以社会宏观理论来理解体育已经无法深入地解释那些新的、层出不穷的体育现象。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引导下，他们把关注体育的目光从“社会”回归到了“身体”。但是这里的“身体”，已经不是早期人们所关注的物理性的身体，而是社会性的身体。

根据社会学对身体的理解，身体是社会实践的运载工具，而人类的身体在每一天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系统地被制造、维持和表达着。因此身体是反映社会系统和社会实践的最好媒体。[30]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学家认为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才能真正地认识身体：（1）身体只能放在每一天的社会实践中才能被真正地理解；（2）身体是一个承载着社会意义和社会符号的标志系统和社会比喻；（3）身体不仅是符号系统，还反映了社会的权力关系。概言之，身体是一种社会实践；身体是一种社会符号；身体是一种权力关系。其中，以身体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观点最为有力，这主要来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述。对于福柯来说，权力的产生和操纵并不是纯意识的产物，他认为，现代社会权力的具体焦点是身体。身体是现代社会权力运转的最原始场所，但是这种运转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强迫性的，而是细微的、渗透的和可再生的。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以文化研究为框架的身体理论。

身体理论认为，身体是社会的建构，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的关系：社会（society）、身体（body）和自我（self）。这三个部分其实没有明显的界限，但它们是相互支持的，并且支持的方向不同。社会给身体提供资源，但同时又规范和雕刻着身体。身体的起源和结束都是以肉体和生理性整体表现出来的。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它是“活着的身体”。“活着的身体”与“自我”之间没有非常清楚的界限，但是自我有自我意识的能力，并由身体反映出来。关于身体、社会和自我之间关系的讨论非常多。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建构了身体，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根本就没有身体，有的只是社会实践”[31]。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身体组成了自我，如果你认为自我能够脱离身体而思考，那么你就错了”[32]。身体被认为是活着的、能够被反映并且能够被述说的，它承载着自我表达的任务并反映了社会的话语权力。“通过身体进行思考和表达”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标语。

（二）运动的身体

体育是人类身体和社会结合的最佳桥梁。[33]在“劳动的身体变为欲望的身体”（工业化到后现代化）之际，体育成为学者们探索“在身体中产生并表达”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权力的新领域。身体是构成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表达体育精神的最好载体。[34]通过体育制度的规训、体育实践的形塑、体育文化的展演，身体在运动中被建构起来。体育社会学研究重点之一就是阐明身体作为一种“符号”是如何在体育运动中被赋予意义并建构起来的。[35]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福柯的身体权力理论。在福柯主义学者的视野中，体育运动或身体锻炼是一种“规训、惩罚、控制和约束”身体的政治工具，是消费文化精心编制的理想神话，是性别文化的延续和阶级区分的角斗场。[36]

以福柯为代表的体育研究旨在解释现代知识的增长和身体戒律之间存在的权力消长，即从知识和身体关系的变迁来反映体育权力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大体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运用福柯的监狱模式研究体育中的纪律制度以及权力关系；二是直接受到福柯后期著作《性经验史》的影响来解读生物权力（bio-power）与统治活动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体育以现代科技的形式作为一种纪律机器对身体进行控制并施加权力。他们认为“体育制造并规范了所谓的运动员身体”[37]。运动员身体被认为是特殊的身体，它象征着健康、强壮、富有纪律性以及生产力强等特点。体育也可以被理解为控制与规范身体的生产器械以及展示单纯形体与其意志能力的场所。同样，学校体育的纪律制度把身体明确划分为阶层、性别和种族相对应的社会身份，身体是被支配且服从的。[38]因此，体育在福柯主义视野下是现代纪律权力的代表。

随着福柯主义从“权力技术”到晚期“自我技术”的理论转向，体育学者们也逐渐从关注运动身体的外部规训，转移到关注运动身体的内部规训。内部规训一般是指个体主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管理与塑造，是一种自我规训，或者叫作自治。现代社会健身文化的兴起正是自我规训的最佳体现。一些学者抨击了人的身体在后现代消费资本主义下被技术化和政治化的过程。正如克罗斯利（Crossley）所述，大概没有哪种身体塑造实践比健身健美（bodybuilding and fitness）更符合福柯笔下的“身体纪律”了。克罗斯利认为健身房更接近福柯式的圆形监狱隐喻，他直言健身房是规训身体全景式的现代监狱[39]，因为健身运动和其他身体实践的本质都是为了训练出驯良的（docile）身体。健身文化的核心实践——workout构成了一个高度仪式化的活动空间，身体被有目的地培养，体重、体型和身体管理变得异常重要。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外力施加给身体的，而是身体内化了外在的标准和要求形成的自治。正如瑞尔（Rail）所指出的，科学健身（产品和项目）制造了愉快、健康、积极的“生物公民”（biocitizen）形象，“健康”生活成为一种公民内化的道德（biomorality）[40]和自我监控方式。同时，也使身体成为现代科技话语体系的附属品。[41]像医学建构了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一样，健康身体的话语也是被社会文化一步步构造出来的。健身运动是一种“呵护”身体的健康机制，更是“监控”身体的文化自治。总之，在福柯主义的假设中，运动身体是无力的、被动的、受压制的，虽然身体被看作体育权力的载体，但是同时社会力量也在操纵着通过运动身体所表达出来的权力。这一点恰好成为女性主义者对现有体育秩序和权力进行抨击的最佳突破点。

社会学关于身体社会权力关系的假设为女性主义者在讨论性别之差以及性别平等方面的论述开辟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者对于身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否认男女之间的身体差异。他们认为正是人们所谓的男、女在身体方面的差别使社会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合理化了，由此人们认为男女差异（不平等）是想当然的，是普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还有一种观点承认男、女在身体上的差异，并且积极地接受这种差异。他们认为只有认识了男、女在身体上的差异才能真正地找到解放女性身体的办法，使女性身体更加强大并得以释放。其实这两种观点反映了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女人生来就是女人，还是后天被培养为女人。更进一步说，女性身体是真实的，还是被演绎的？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支持并不断论证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从福柯身体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女性身体就是通过各种话语权，包括医学、科学、技术、宗教和体育等建构起来的。所谓话语权就是认识文化是如何被塑造的一系列的结构性方法。[42]从这种意义上讲，女性身体就是男性为了维持其父权制度而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比如，对于女性体型的话语规定了女性身体的大小、体型、姿态等来限制其身体的自由。中国女性的缠足就是典型的以男性审美为核心，限制女性身体自由的案例。在当代，女性对时尚、苗条、漂亮的追求也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男权社会的话语和权力制造的，这些话语和权力以符号的形式在女性身体实践中展现出来，并成为维持性别不平等和权力等级制度的文化机制。

根据以上论述，运动的身体就是社会身体的延续，反映了社会权力关系，折射出社会结构对个体的约束。

（三）身体的运动

虽然身体受到体育权力的管束，但它不总是被动的、消极的、压抑的，体育运动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也会赋予身体主动性、积极性、变革性。身体在体育运动中也会改写本身的符号烙印和权力关系。特别是在梅洛-庞蒂生命态身体和布迪厄（又译作布尔迪厄）结构化身体理论框架中，这种思潮影响着学者们对身体与运动的观察。

与福柯所描述的“被动的”“规训的”身体不一样，梅洛-庞蒂眼中的身体是活着的（lived），是生命态的。以梅洛-庞蒂为核心的身体现象学研究者认为，自我、社会和符号秩序都是通过身体构成的。人们受特定情境中潜意识的限制，通过身体——主体产生的知觉诠释了身体活动的意义，强调身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性。[43]

首先，生命态的身体理论认为运动知识、技能的培养与自我意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44]特别是在运动训练和竞赛中，需要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越强，越能掌握好技能，并能产生强大的意志力去克服身体的极限，增强持久的耐力，激发潜能，最后战胜自我。在运动中，身体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规训和监督，也不完全是知识权力压迫的对象，身体有一定的能动性，去甄别和选择知识与技术对运动身体的要求和规范，或者选择逃避（离开这项运动），或者选择抵抗（采用与之完全相反的运动技术来进行这项运动）。

其次，“身体的运动”强调运动的身体体验对运动参与者有重塑主体自我的意义。在梅洛-庞蒂理论框架中，身体是结合了物质层面和意识层面的综合体。而身体的物质性和意识性可以融合于身体体验中。无论是积极的身体体验还是消极的身体体验都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人们的体育运动行为和认知[45]，重塑运动对个体的意义系统。例如，Allen-Collinson和Owton考察了女性健身热潮现象，他们认为女性在体育锻炼中所产生的强烈的感官体验（如体温上升、控制、疼痛感）重塑了运动中自我的意义（一个强大的女人）。[46]熊欢与王阿影的研究也表明运动实践中的身体体验可促使女性健身者从关注“客体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的身体”，并使女性健身者不断反思以往的性别经验，重新定义健身活动对自我的意义。[47]健身可能不仅是苗条、性感的审美符号，也是自我赋权与独立精神的象征。

最后，“身体的运动”表明个体的思想、运动经验和运动行为与之所处的社会规范（结构）是交织在一起的。[48]如Shilling与 Bunsell发现女性健美运动员在与传统性别秩序互动的过程中由于违反社会性别规范和审美观念被“污名化”，可她们基于个体的动机和身体体验并没有停止训练。她们对“肌肉”的追求违反了主流性别话语，所以她们的身体形象在社会主流意识中仍然是被嫌弃的，她们也无法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49]这说明身体实践主体性的生成并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结构。同样有研究发现，社会规范也会影响运动身体的主体体验与主观感受，例如，在瑜伽运动中，女性练习者从身体状态、身体技术等方面感受到瑜伽是适合“女性”规范的运动，因此会有更多的积极体验，并表现出对身体技术的不断追求和性情系统的不断内化；而在拳击运动中，有些女性练习者会受到来自“女性”规范的影响，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女性特质”进而主动限定练习的强度和时间，阻断了自身在拳击运动中的表现和获得更多运动体验的可能。[50]因此个体能动、身体体验和社会规范并不是全然孤立的存在。

关于身体的能动（主体性）与其所在的社会结构（结构性）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布迪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做出了阐释。结构化理论在看待社会时，其基本预设就是社会的结构与行动具有相互构成的性质，而身体是核心要素。吉登斯和布迪厄都认为身体既受社会结构的形塑，又积极主动再生产着社会结构。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提到，“所有的社会系统无论其多么宏大，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惯例，扮演着人的身体的无秩序与感觉性的中介，而这些惯例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51]布迪厄则明确提出“身体处于社会世界中，但社会世界也处于身体之中”。[52]结构化理论似乎为我们观察运动身体提供了某种“中间道路”。

首先，为了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不足，布迪厄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惯习。惯习描述了一种社会化的主体（socialized subjectivity）[53]，同时也描述了一种对人的实践行为、习惯、“品位”（taste）和身体技能进行定型的分化系统，而个体的“身体”与“实践”构建了个体的社会生活的内涵。[54]身体惯习概念的引入把体育运动从政治、经济、社会现象，重新聚焦到社会生活的身体现象。体育运动可在身体层面（其中包括对身体的描述、理解和认识）构建和保持一种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特质。因此某一个特定阶层（群体）的运动参与状况，也可以折射出该阶层（群体）的身体行为、态度、偏好。布迪厄在他关于体育和阶级的著作中，明确地将特定活动的身体属性与阶级关联起来。在布迪厄的启发下，一些学者也讨论了体育活动的身体惯习与性别规范的联系。

其次，结构化理论阐述了身体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换。布迪厄通过身体资本的转换观点，分析了一部分工人阶级通过职业体育将身体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现象，但是他们只能从事一些被精英阶层认为是下等人的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拳击等，并且工人阶级的身体资本难以转换成文化资本和向上流动的社会资本。相反，精英阶层从事带有精英意味的体育运动时，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上特定身体能力的展示，将上等阶级的身体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这种运动的参与，又成为此阶级建立社会资本的手段。正如希林所说：“所有这些情景都体现出支配阶级在排他性社会场合中对于身体的安放与管理，在这种场合里人们如此打造彼此的接触，以求各种资源未来的积累。”[55]

最后，结构化的身体理论为体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思考。结构即支撑社会生活的一套相互依托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同资源结合，赋权或约束了社会行动，并在社会行动发生时被再生产。[56]正如吉登斯提出的结构二重性，既是约束又是使能（enabling）。布迪厄在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论模型[57]：结构变量，即阶级状况、年龄、性别与种族/民族、集体、生存条件为社会化与体验提供了社会背景；社会化与体验影响了生活选择（能动），并与结构变量一起构成了生活机会（结构）；生活选择与生活机会的互动与依托组成了行动倾向（惯习），导致了实践（行动），包含如吸烟、饮食、健身及其他与健康相关的行动；健康的诸实践构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模式，并通过惯习反馈的再生产或修正，重新导向新的结构的生成（见图0-1）。在此基础上，熊欢论证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将身体的主体经验嵌入健康的结构化过程中，促发“使能-结构”的互动，进而影响个体的健康。她认为从社会学视域来看，体育运动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发生使能作用，促成个体健康内部经验的获得，从而增强个体对健康生活的选择能力，以此创造更多的健康机会，进而再生产或者修正与健康相关的结构环境，赋权/能个体。[58]

图0-1 健康生活方式形成的理论模型示意

从“运动的身体”到“身体的运动”，使我们在体育中观察身体的视角发生了改变，同样也改变了我们对体育认识论的定位。身体应该是体育运动的主体，体育运动应该成为赋能身体的途径[59]，而不应该是规训、压迫身体的工具[60]。

无论是后结构主义（以福柯为代表）还是现象学（以梅洛-庞蒂为代表），或是结构化理论（以布迪厄、吉登斯为代表），对运动身体的阐述把体育研究的视角逐渐从宏观、抽象的社会制度回归到了对体育最基本的载体——身体的论述上。从身体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作为社会实践是如何形成并得到规范的；身体是如何在体育中被社会和文化符号化的；身体又是如何在体育实践中建立并传达社会权力关系的。从身体来反映体育社会系统，从体育运动实践来赋权/能身体，成为体育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