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与展望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功能主义理论在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到了60年代，一些学者不仅对这种理论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逻辑、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态度等方面提出了批评，而且对功能主义理论本身产生了质疑。

从方法论来讲，批评家们认为，功能主义理论一方面存在很强的主观目的性，另一方面又过多地依赖自然科学，强调社会的“生物功能”。首先，他们认为功能主义理论冗长而赘述，对社会结构和系统的定义含糊。批评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所定义的各个社会变量都是建立在彼此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很难在实际研究中度量。其次，结构功能主义者自认为其观点是建立在所谓科学的基础上，倡导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功能主义者把社会看成了简单的生物体，而忽视了社会中很多的可变因素。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并对早期北美的体育社会学所倡导的价值中立、统计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在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态度上，批评家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比较保守，过度强调用社会制度保持平衡，无法解释社会变革。一是因为它忽视了社会变化和冲突；二是它只强调研究那些有利于维持社会系统永恒性的因素，导致功能主义者忽视了约束；三是它假设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细胞，是由社会支配的被动体。这种假设导致他们在分析体育现象时常常忽视体育参与者的主观因素。

对于功能主义理论本身，批评家们认为其存在两个基本的偏见：一是强调当代性而忽视历史性以及社会变迁；二是强调整合而忽视不同。首先，他们认为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当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之上的，它没有充分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一些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不包含历史因素，他们假设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与以前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研究问题时只考虑当前的因素而不去探究历史对此事件是否有影响。[50]但也有学者反对这样的抨击，他们认为，杜尔凯姆、帕森斯、默顿等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在理论建构中实际上考虑到了社会历史演变的因素。而在其后的体育功能主义研究中，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比如黑尼拉在1969年对足球的研究中，采用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分析模型，描绘了足球从业余体育活动转向职业化过程中统一的标准、规则是如何形成并促进足球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51]

除此之外，批评家们还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强调社会的规范性、一致性，这样夸大了社会的整体性、统一性、稳定性及和谐性，忽视了社会冲突的重要性。[52]这种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引起了学界关于社会同一性与矛盾性的争论。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统一体，社会成员拥有同样的行为标准与道德观，而社会秩序是建立在这种大家一致默认的标准之上的，社会变迁也是缓慢有序的。冲突理论则认为社会成员其实分为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而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统治群体对被统治群体的操纵和控制上的。社会变迁是由被统治群体对统治群体的反抗造成的，因此是无序、快速和激进的。对统一性和冲突性的争论也影响到了当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因此体育社会学明显分成了两个派别。我们可以从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在1976年所著的《体育的欢乐》[53]和简-玛丽·博姆（Jean-Marie Brohm）在1978年所著的《体育：时间的监狱》[54]来进行比较。

《体育的欢乐》一书中写道：“体育发挥的是一种服务于信仰的功能，信仰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需求，而体育恰恰符合了这种需求。”[55]比如棒球反映了一种乡村文化。棒球比赛的单位是独立的队员个体，但是队员之间又是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和协同努力的关系，这符合美国乡村的文化追求。而橄榄球则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运动，各种障碍、突破、防守、反击、暴力、激烈的竞争等特点都是移民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写照。篮球则象征着黑人城市文化风格，世故、精明、冷静、诱骗、迅速、引人注目但华而不实。通过这些类比，诺瓦克认为体育其实也和宗教的功能相似，反映一种文化并维持着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信仰。但诺瓦克同时也指出，体育也可能在娱乐化及职业化的影响下丧失这种功能。

和诺瓦克的观点相反，博姆认为体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欺骗大众的工具。体育在西方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控制并担负着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资本主义规则的一种职能。博姆认为体育掩盖并混淆了阶级冲突。在统治集团的控制下，体育被利用来去政治化、掩盖阶级压迫、培养年轻劳动力、传扬一种商品关系。博姆认为必须采取革命行动来建立一种新的体育秩序。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批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生活的描述过于确定，缺少对社会行动者创造力的关注，缺少对黑暗面的审视，为此，结构功能主义需要更强大、批判性的权力关系理论。

（二）新结构功能主义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老一辈社会学家的隐退和新一代社会学家的崛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崭新的景象。新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表现。新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明希（Munch）和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Smelser）、科勒米（Colomy）等。但新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的最有力倡导者，当数美国年轻的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Alexander），他首先使用“新结构功能主义”一词，并在此方面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理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他用这一新的观点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做了诠释与重建。

亚历山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旗帜鲜明地倡导新结构功能主义观点。他在《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一书的导言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新结构功能主义观点。他指出，新结构功能主义虽然不是帕森斯功能主义的翻版，但二者的确有某种亲缘关系。他说“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所指的并非一套概念，一种方法、模式或意识形态。毋宁说它指的是一种传统”[56]。他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去理解这一理论传统。（1）结构功能主义虽然没有在解释性方面提供一种模式，但它提供的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图景，在更具描述性方面提供了一种模式。（2）结构功能主义像关注结构一样关注行动，包括表意性的行动（expressive action）和目的性行动。（3）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整合是一种可能性，而社会控制的变异和过程是事实。均衡论尽管不能作为对实际社会系统分析的参考点，但可以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的参考点。（4）结构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对社会结构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它们之间的作用所产生的紧张是变迁和控制的持续根源。所以，结构功能主义除了关注社会性或制度性的分析外，也需要关注主体性和社会化问题。（5）结构功能主义把分化看作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分化也是导致个人化与制度性强制的主要形式。

亚历山大指出，随着人们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关注功能主义的学术取向。他说：“已经出现的这种新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广义的学术趋向。新功能主义与传统的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的关系是扬弃或超越。”用亚历山大等人的话说，就是“重建”。亚历山大对功能主义理论的重建，突出表现在其方法论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转向。

首先，从方法论来看，新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而传统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亚历山大在其《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中，通篇分析了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对立性。他提出，传统的实证主义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认为经验观察与非经验陈述之间有认识论上的根本分野；第二，认为普遍性或抽象性的东西对经验趋向的学科没有重要意义；第三，认为一般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加以评价；第四，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渐进性的”，即直线性和累积性的。后实证主义也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所有科学资料都受理论的指导，事实与理论的区分既不是出于认识论上的需要，也不是出于本体论上的需要，而是出于分析上的需要；第二，科学成果并不仅仅依赖于经验证明；第三，一般性理论的形成是武断的和平行的，不是怀疑性的和垂直的；第四，只有当经验事实的变化为新的理论所认识后，才会出现科学观念的根本变化。

亚历山大基于其后实证主义观点，对传统的科学观做了更新。他提出：“科学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学术过程，它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环境脉络之中：一是经验观察到的世界，二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57]根据这种科学观，社会学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概括性水平上进行，而且可以提出不同的话语方式。但受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又受到一定限制。所以，研究不仅依赖于经验基础，还依赖于非经验的意识，即认为社会学理论在时空上并非沿科学的方向连续发展，而是由传统所传递并为人们所创造的。

其次，从研究取向来看，新功能主义倾向于新的理论综合。二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此阶段，帕森斯和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功能主义观点受到了强烈批评，而各种替代性的理论观点纷纷登场。亚历山大称当时社会学界的情形犹如国王死了，群龙无首。但80年代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新功能主义等一批新的追求理论综合的观点开始出现。亚历山大称这一发展为“新理论运动”。新理论运动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从学术方面来看，后实证主义等观点的兴起，赋予学术界以新的希望。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们对科学以及社会学自身有了新的认识，更接近“和平的多元主义”。亚历山大等新功能主义的倡导者明确指出：“新功能主义本身或许比任何其他的理论更能代表一种典型的综合性理论形式。”[58]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帕森斯功能主义的基本宗旨，并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型为这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靠的基础。他们试图融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在行动与秩序之间、冲突与稳定之间、结构与文化之间确立起新的关系。而追求综合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是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亚历山大的理论综合体现在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重新解释上。他在批判地吸收各种微观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模型。根据其解释模型，个体的行动是应变行动（contingent action），它具有解释性和策略性两个基本要素和特征。他认为行动沿两个基本维度发展——解释性和策略性，行动是可理解的，但它同时又是实践性和功利性的。行动的这两个方面应该被看作经验意识流中的分析性要素。它们既不代表不同种类的行动，也不代表单一行动中不同时点的不同侧重方面。任何行动都是解释性和策略性的；每一个过程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是连续发生的。[59]

亚历山大所说的行动的解释性由两个不同的过程构成：典型化和创新。前者是指从现象学观点来看，所有行动者都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当作真实的。这构成了社会行动的意义性方面。但典型化的行动并不是重复性的，人们总是在寻求创新。从策略性的特征来看，行动并不仅仅在于理解世界，它同时是为了改变和作用于世界。行动者总是在努力通过实践去实现自己的创新。但亚历山大同时又提出，应变行动并不等同于经验观念上的个体行为。他说行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集体性结构环境之中。而构成行动环境的要素或系统有三种：人格、文化和社会。前两者属于行动的内部环境，而社会是行动的外部环境。他认为，行动可以看作在心理、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流动。这样，行动过程便与结构（或秩序）要素连成了一体。正是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得出结论：“由于应变行动是意义性的，所以对意义的性质和要素的更复杂的理解成为任何微观与宏观结合的中心问题。”[60]意义与文化系统密切关联。所以亚历山大考察的重点问题是文化及社会的分化。

综上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观已超越了帕森斯的观点。他的理论强调两个突出的思想：一是社会行动的应变性；二是多维的社会结构观。他的研究为我们认识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科勒米所说：“功能主义没有死亡，相反，有迹象表明功能主义传统正在获得新生。”[61]

80年代以来，在新结构功能主义浪潮中，学者们也开始用这种新的思路来研究体育现象，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体育内部冲突和多元性的讨论上，比如在不同文化圈下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精神的本质、体育商业化问题、体育与个人、体育与政府、体育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等问题。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体育社会学研究应该综合其他研究理论对传统的单一理论分析模式进行补充。比如卢森就提出应该将体育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以及体育哲学合并起来建立一套新的体育科学分析模式，这样不仅整合了体育科学，而且拓展了体育社会学的视角。[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