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说起

中国的报纸杂志，就现今人民知识程度而论，总算够发达的了。然而社会所最需要的画报，却还十分缺乏。画报的好处，在于人人能看、人人喜欢看，因之画报应当利用这个优点，容纳一切能用图画和照片传布的事物，实行普及知识的任务，不应拿画报当作一种文人游戏品看。举凡时事、美术、科学、艺术、游戏，种种的画片和文字，画报均应选登，然后才能成为一种完善的报纸。这样组织完备的画报，中国还没有一个。所以同人按着这个宗旨，刊行这半周刊，将来发达以后，再改为日刊，也说不定。不过大凡一个报纸的发达，不单靠报纸本身的善进，必须社会的人们从旁帮忙。所以我们在这创刊的时候，希望社会各界的人士，多多的指教和帮助我们。[1]

从头说起，不得不提这段文字。这是《北洋画报》于1926年7月7日发表的第一篇“卷首语”。“人人能看”“人人喜欢看”“普及知识”“不应拿画报当作一种文人游戏品看”等语，正体现了这份画报的抱负和对“公共性”的追求。画报久已有之，在《北洋画报》创刊前，《点石斋画报》等已一纸风行了几十年。印刷技术的迭代、摄影技术的普及，都为画报“容纳一切能用图画和照片传布的事物”提供了新的可能。《北洋画报》创刊之前“天津社会爱读画报的，都买上海的画报”，“天津的报摊上，充满了上海各种的画报，这也可见画报在天津是怎样的需要了。自从北洋一出，真有‘风行一时’的盛况”。[2]

《北洋画报》的诞生，填补了当时中国北方“完善的”“组织完备的画报”的空缺，与上海《良友》画报成为同时期中国画报界的南北巨擘。

《北洋画报》由冯武越[3]、谭林北创办，张豂子、童漪珊、刘云若、吴秋尘和左小蘧等历任主编。现有文献认为其最初由奉系军阀资助，是一家独资经营的刊物。创刊之初为每周三、周六出版的半周刊，1928年10月2日起改为周二、周四、周六出版的隔日刊，并按照出版日期不定期增印专刊。自创刊后，《北洋画报》一直按时出版，从未脱期，因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于1937年7月29日结束刊行，共出版1587期。

《北洋画报》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综合性独立画报，被誉为画报界的“北方代表”。用画报创办人冯武越的话来说：“北画，进步的速，似乎无须记者再事鼓吹，那是有目共睹的……中途未尝辍刊一次，出版未尝误过一期，并由半周刊改为周三刊，每年出版至一百五十期之多而论，已占全国画报界首席。上海的画报，最多每三天出一期，北平则均为周刊；每周出版三次者，确唯有北画一家而已。”[4]

这本画报生动地展现了1920～1930年代的社会生活和世间百态，内容包括时事政治、军事、经济、国内风俗、国际局势、文化古迹、风土名胜、文体活动，以及戏剧、电影、书画、诗文等。其宗旨为“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知识”。

内容安排上，《北洋画报》“以最精美，最有价值或最与时事有关系的图片登于封面上方中部”[5]，多为时政人物、影剧明星、名媛名闺等，并附以各类时尚广告。2版“登新闻照片、时事讽画，及与时事有关的人物风景照片，小品文字亦取切合时事者编入此页内；是可名为动的一页”。3版“登美术作品：如古今名人书画、金石雕刻、摄影名作；艺术照片：如戏剧、电影、游戏；闺秀及儿童等照片；文字则取合于艺术方面的；是可称为静的一页”。2版、3版最初为混排，多为艺术摄影、古董诗词、风物图片、社论约稿、时事小议、文艺评论、社会趣事、影剧新闻等文图内容，后将3版辟为戏剧专刊、电影专刊、儿童专刊等专刊。4版“即底封面，刊科学发明、长短篇小说等”，也是刊登启事、列车时刻表及商业广告等内容的版面。中缝部分以广告为主，并辅以启事、声明。内页（2版、3版）报眉，初期商品广告居多，后以电影及戏剧演出广告为主。画报以画为魂，“每期图画至少十二三幅，多则十五六幅，平均分配如下：画一幅，本国时事及人物三幅，讽画一或两幅，外国时事及人物一或二幅，名人书或画一幅，古物或雕刻一幅，名闺或儿童照片一幅，摄影名作一幅，或电影一或二幅，时装或特殊风景画一幅，科学发明一幅”。《北洋画报》的美术设计独具特色，除了摄影及图片内容，版面设计也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报刊的特点，很多内容辅以手绘方式呈现，如广告、插画等。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画报，如《商报画报》《中华画报》《风月画报》等，在不同程度上对《北洋画报》的版面设计和编辑方式进行了模仿与借鉴。

《北洋画报》的社址最初设在天津法租界廿七号路（今和平区新华路）华卫里陆号，后迁至法租界廿陆号路（今和平区滨江道）壹贰肆甲号，又搬入蓝牌电车道北廿三号路（今和平区兴安路）至停刊。据当时的老报人吴云心回忆，其所走访过的社址之一在今天津和平区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口以东第一条狭窄街道转角处的小洋楼，编辑部在一楼，楼后有小型的制字工厂，厂内有几名工人，设备是一副5号字字架、半副3号字字架、一台8页平版机。报社没有自己制铜版的车间，铜版需由其他制版厂代制。编辑部内有主编一名、编辑兼校对员一名，以及一名负责沟通联络的交通员兼勤杂，全社人员不超过10人。除去正常开支，尚有盈余。

《北洋画报》的报面张幅为8开4版，所用纸张为胶版印刷纸（时称道林纸），每期印刷4000份左右，单色印刷，初为蓝色。1927年第101期开始增加铜版印刷版面，且准备将封面进行全套色印刷，但试行两期后由于“石铅套印，殊不易精，本报半周出版一次，时间短促。且天气甚潮湿，印刷不易干”，[6]印刷厂也要求仍旧单色印刷，因此只能放弃套色印刷的方案，并准备改蓝色而“试用墨绿色印刷，似较蓝色为优雅，如读者多数赞成，当决用此色”。据说，时任主编冯武越要求主要版面以偏蓝黑（后加入红紫）色系的单色印刷，认为这样的颜色以当时的技术不易翻版。不过，从笔者收藏的原版画报来看，大约从1930年代起，《北洋画报》大部分期目为单色印刷，而封面、封底与2版、3版的颜色开始有所区分，内外版面用色有差异。

《北洋画报》曾于出版两周年专号中，以整版图文形式向读者介绍“北画产生之程序”——摄影、制版、编辑、排印、发行、折封、交邮、递送、贡献、保存。具体如下：

北画原料以摄影绘图为大宗，有若干外勤记者努力搜罗绘制，寄致本报，经过审选，然后规定尺寸，制为铜锌等版。至于文字，亦由若干撰述担任之。每期报之底样，于一星期前即约略拟定，将图画文字地位，先期排妥，然仍不免变更。因印刷份数太多，底样制成后，须于出版之前四五日即交印刷所排样。且至少须经两次校对。然后再经垫板、磨字、上板等手续，舛误即所难免。发行一事，分趸批与零寄二种。直接订阅，均由本报营业部递行封寄，所有订户姓名住址期数，均有详细记录。印刷、折叠、装封等手续完竣后，即运至邮政总局，照立券报纸例收寄，所以不须粘贴邮票，此邮政局为销路广大之报而设之特例也。邮局按住址将报投递，于是本报乃得与读者相见。[7]

《北洋画报》“每至半年，出过五十期，做一结束时，即装订成册”成为一卷，以合订本形式发行，便于收藏合阅。同时，编辑部也将画报中曾刊载的评论文章、艺术作品、连载小说等整合后出版单行本。

从头说起，不得不提“北洋”。“北洋”既是《北洋画报》的时间坐标，也是其空间坐标，赋予了画报独特的审美趣味。

“北洋”原来是一个地理概念，一说“北洋”即黄海、渤海，一说“北洋”即吴淞口以北的广大区域，包括奉天省（今辽宁省）、直隶省（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清代文人包世臣较早地细述过南洋与北洋的地理概念：“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8]

从1870年起，“北洋”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是年8月，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清廷撤销了管理天津、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的三口通商大臣，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任，常驻地就设在天津。1870～1895年，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秉承“自强求富”的洋务理念，主理外交，兴办北洋海陆军，管理北洋商务、海关税务，并在奉天、山东及长江流域筹办轮船、电报、煤铁、纺织等企业。因为这样一位“能人”，“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大大超出了原有的权辖范围。李鸿章的继任者为张树声、王文韶、荣禄、袁世凯，其中，袁世凯是北洋派的另一位著名代表。北洋派以天津为中心陆续开展其政治、军事、商业、教育活动。

甲午海战惨败后，清廷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局势推行新政。其中军事方面的改革，即包括光绪帝正式批准袁世凯前往距天津东南70里的小站编练新式陆军。“小站练兵”采用西方先进训练方式，聘请外国教官，并模仿德国军制制定了完整的近代陆军制度，最终训练出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陆军。“北洋新军”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始，也为袁世凯成为北洋军阀领袖并建立北洋政府奠定了基础。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形成。北洋政府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9]为国旗，以《卿云歌》[10]为国歌，以“十二章徽”[11]为国徽。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1916年取消帝制，同年病逝。其后“北洋军阀”的称谓开始出现。关于北洋军阀，历史学家来新夏认为“可以断言这个‘军阀’概念应是一个贬义词，我们对近代军阀的定义和界说拟作如下的表述：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的地域为依托，在中学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的个人和集团”。[12]可以说，袁世凯的死拉开了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序幕。各派系以天津为实际策源地，以北京为政治前台。自1916年开始，皖系、直系、奉系通过多次战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登场。值得一提的是，《北洋画报》正是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1928）创刊（1926年7月7日），而其资助方也正是奉系。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1925年，中国国民党成立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蒋介石领军北伐。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洋时代正式落幕。北洋政府总体上的得失成败自有史家评说，其在文化上所推行的政策，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2～1916年间，袁世凯压制反对其称帝的言论，全国报纸由1912年的500多家，减少到1916年的不足130家。袁氏称帝失败后，北洋政府内务部于1916年7月将之前遭禁的报刊解禁，由此开启了新一轮办报办刊热潮。截至1916年底，全国报纸增加到289种。虽然历届北洋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对新闻出版变相予以限制，但出版自由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北洋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无法否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原则，1919年后，逐渐放宽了对新闻出版的限制。

此一时期，不唯出版，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也有发展。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先后公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对图书馆的性质、人员配备、经费、变更废撤、阅览收费等都做了明文规定。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组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前清学部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据相关文献统计，清末民初，国内的公共图书馆只有20余所，多为省立图书馆。1921年初，全国图书馆达到了356所，1928年，这个数字更是达到642所。

教育方面，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废止《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内容的学习科目，并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颁布《修正教育部官制》及教育宗旨。1912年颁布《学校系统令》，也称“壬子学制”。次年又陆续公布各级各类学校令、规程、规则达30条，丰富了学制内容。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开始了除旧布新的阶段。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壬戌学制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新旧交叉的混乱状态，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教育改革成果，有较强的民主气息和科学精神。在教育、语言文字改革，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教育普及，以及全民体育等方面，北洋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从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北洋政府的多元化文化政策关系密切。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其时思想文化的短暂繁荣也就无枝可依。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北洋”一词延伸出很多词，它们大多与天津有所关联，如：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北洋水师、北洋拳术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当然，还有《北洋画报》。

张宪文等学者将中华民国史划分为“中华民国的创建与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国迈向现代社会（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发展（1927～1937）”“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顿挫（1937～1945）”“国共内战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1945～1949）”四个历史时期。（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依此论，《北洋画报》记录的正是彼时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曲折发展的侧影。

从头说起，不得不提天津。清代《天津府志》的作者吴廷华用“天津郡新而地古”来描述这座河海交汇、历久弥新的城市。四千多年前，天津所在的地域，逐渐退海为陆，在黄河泥沙的冲积之下形成平原。天津平原的地下，至今仍可以找到鳁鲸、海豚等海洋生物的遗骸和种类繁多的贝壳，天津由海而来。

世间改朝换代至明朝，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即位后，为纪念“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这也使天津成为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明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迁都北京，这时天津已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南起杭州，北达通县的大运河使天津进一步发展，天津因河而兴。

到了19世纪中叶，时有20万人口的天津，已成为“畿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清代《天津论》说“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天津基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逐步地扩大发展，由河海通漕的运输中心进而成为南北货物的北方集散中心。《天津卫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天津去神京（即北京——引者注）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莫能过也。”依赖于水系和港口，天津逐渐成为进出京师的交通枢纽。以漕运为依托的商业经济也越发兴盛，一些商行店铺逐渐出现并成聚落。天津城在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老城仍是天津的行政中心和居民区所在地。城市的商业和经济中心，除了原来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以外，由漕运而兴起的北门外的沿河一带也很快发展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签订《南京条约》，将广州、厦门、上海等东南沿海五个城市开辟为通商口岸，扩大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和文化渗透。而中国北方的门户尚未开放，为了扩大在华政治、经济特权，进而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天津被他们视为进入中国核心区域的重要堡垒。1856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随后进军天津，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8月占领天津城后，随即攻占北京，并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通商，从此进入近现代城市的轨道。

1860年后，天津的城区开始扩大。一部分是之前为备战而划设的战壕、土墙扩充出来的新增土地，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租界的设立。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后，英国公使照会清廷总理衙门，“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13]之后，法国和美国也按照英国的方式开始设立租界。英、法、美三国租界最初设在天津城东南紫竹林（今海河沿岸至大沽北路大片区域）沿海河一带。1894年甲午战争后，德国在美租界以南占地1034亩设立德租界。1897年，英国又将租界向南扩展，占地1630亩，作为其扩充界。1898年，日本与清廷签订租界条款，将法租界西北约1667亩土地划为日租界及预备租界，并在海河下游划出近百亩土地为日本停船码头。20世纪以前，天津已有五国租界，在城墙东南的海河西岸一带连成一片，占地约5282亩，已超过天津老城两倍。1900年，占领天津的西方列强拆除天津老城城墙，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此举在某种意义上也打破了天津老城与新城（租界）之间的屏障。

20世纪初，经过各国租界的扩张和新市区的开发，形成了由旧市区、新市区和租界区毗连的近代天津城市格局。据《天津县志》记载，此时市区的面积为16.525平方公里（约合24813亩），国人所居城区约6.61平方公里，租界区约9.91平方公里。《辛丑条约》签订前后，英、法、德、美、日五国租界不断扩增面积，而俄、奥、比、意四国租界也相继设立。至此，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九国租界”与繁华老城便同时出现在一个城市之中。由于之前旧式城防的拆除，租界和天津老城之间，几乎没有多少中间地带和高墙壁垒，租界的窗口效应开始渗透至天津老城，一些现代城市均有的“标配”开始在天津出现：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的海大道公园是天津第一座公园。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1842～1913）与英商怡和洋行集资创办了天津的第一份报纸——《天津时报》；1895年，天津建起第一座公共体育场；1898年，自来水投入使用。除此之外，天津第一盏电灯、中国近代第一个邮政机构、中国最早的涉外饭店、本书的主角《北洋画报》——这些近现代化的产物都诞生在天津的租界区域，进而延展到全城。

与此同时，自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直隶总督府迁移至天津。这为天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行政整合力量，天津成了直隶的行政中心。外国使团来华，首先在天津登陆，之后再前往北京。直隶总督府实际上也承担了清廷的部分外交职能。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在天津开始的洋务运动，于兴盛工业、夯实国防的同时，也为天津奠定了近代化发展的基础。由于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有一定的司法及行政权力，天津成为清末民初北京政坛人物的“避风港”。因此也就有了“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以及天津是北京的“后花园”等说法。当时有文章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佬以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合宜”。[14]许多栖身天津的政治人物，都是下野后来到租界居住。这些寓居天津租界中的北洋军阀、清朝遗老、官僚政客，不断地发挥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形成了天津独有的“寓公文化”。

开埠后，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当时天津的棉麻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畜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70%以上。海河运输逐渐取代了运河，成为天津河、海运输的重要通道，天津也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洋务运动后一批军用、民用企业先后出现，加快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步伐，也使其华北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得以加强。资料显示，1937年天津对外贸易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2%，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1938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24.7%，几乎与上海相等。国内山西、山东、河北、福建、广东等省份都有商会在天津进行商贸活动。货物主要来源于英、美、日等国，以及国内的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大城市和广阔的华北腹地，这也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物资集散、转运中心。同时，在商业贸易发展的基础上，近代工业突破了手工业的束缚，陆续建立起一些具有外贸服务性质的工业。一些带有民用性质的近代工业也陆续兴起，加之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军事工业，天津的工业现代化可谓多头并举。而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茂。此时的天津，城市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以漕运为主的对内贸易城市一跃而成为华北对外贸易的中心。

伴随着近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文化逐渐发展起来。九国租界的设立，使外来文化源源不断地涌入天津。特别是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实业家来到天津，兴建了银行、洋行、商场、俱乐部、餐厅、歌舞厅、电影院、酒店、住宅……天津的城市现代化有了更多的物质依托，传统地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呈现出多元的城市色彩。从而形成了天津特有的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从明代天津建卫到清代开埠之前，天津的城市风貌一直遵循着中国传统——城外设城墙、护城河，城内干道为沟通南北和东西四门的十字街，沿十字街向外延伸可通四厢大道，十字街的交叉处建有鼓楼，民居街市依棋盘城布局。然而伴随着天津开埠，以往单一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受到了冲击，中西文化碰撞、交融，造就了天津独具一格的近代“万国建筑博览”的市貌。

日本作家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曾以李公祠为代表评价天津的中式建筑：“天津不仅租界之地砖瓦建筑之大厦鳞次栉比，中国街亦不愧为直隶总督所居之地，中国样式之华丽建筑亦不少。总督衙门虽不能乱进，然如李公祠，即前直隶总督李鸿章之祠等建筑，美轮美奂。”[15]而清末官员、浙江籍学者孙宝瑄则在他的洋洋55万言的《忘山庐日记》中这样描述天津的西式建筑：“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16]他将天津的洋楼与上海的洋楼比较，感到天津的洋楼比上海的更为多样和集中，认为“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

天津的租界各有其代表性的地域风格建筑，除了成规模的各式大型公共建筑之外，还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民居建筑“小洋楼”。“天津小洋楼”作为天津近代独特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曾经被类比于同为民居建筑的“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小洋楼在建筑上并不宗法一家，主要以西方建筑模式为蓝本，并融入东方民居建筑的部分语汇。虽说天津小洋楼是中国近代外来文化强加融合的产物，但它同样是特定人文背景下的历史印记。天津近代建筑形式的多样化是在“河海文化”的沿革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也是这座城市特有的人文历史使然。

在城市面貌初现现代化色彩的同时，天津的教育也开始了近现代的转型。天津开埠后，洋务派为了培养能够掌握西方科技知识的新型人才而创办了多所学校。天津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海军医学堂、中西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天津师范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等中国最早的专业学校的相继建立，为天津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天津开始了新一轮的实业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此时的天津，从幼、小、中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系统相对完善，以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各类高等院校学科齐备。从而形成了公私并举、文理兼重、学术教育与技术教育同设、专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并行的局面。天津的近代教育体系已然形成，大批公立及私立的优秀教育机构为这个时期天津文化的繁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亦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兴盛。西方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进入了成熟阶段。开埠后，天津成为西方印刷技术与设备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租界的工商业繁荣，带来了大量人口。教育的兴盛，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这些外来人口和受教育群体，即成为报刊的读者。天津不仅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近代的北方交通枢纽。邮政、交通不仅便利了商贸往来，同时也提高了报刊的时效与发行效率，缩短了新闻资讯的传递时间。1886年11月6日，天津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天津时报》在英租界内创刊。在此之后，法、日、意、德各租界分别创刊出版了《京津泰晤士报》（英文）、《国闻报》、《大公报》、《益世报》、《北洋时报》、《醒俗画报》、《全球画报》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886年至1915年间，就有61家报刊在天津创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迎来了外侨进入的第二次高潮。随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涌入，内容各异、种类繁多的报刊相继出现。至天津沦陷之前，除《北洋画报》外，这个时期的天津还出现了著名的《庸报》《商报》《中华新闻画报》《玲珑画报》《大风报》《东亚晚报》等80种报刊。天津一跃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中心。

《北洋画报》 第八百八十八期 2版 1933年1月31日

从头说起，不得不提“画报”。画报是“以刊载摄影图片、绘画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它用形象的直观的图像传播信息和知识”。[17]画报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图像叙事”时代。在《北洋画报》出现之前的1870年代至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画报的发轫期。在中国出版的以刊载图画和照片为主的报刊，始于1875年，以《小孩月报》创刊为标志。到了1919年，各类画报已经累计有140多种。主要在上海、杭州、北京、天津、广州、汕头、长沙、成都等地出版。

1875年至1880年陆续创刊的《小孩月报》《寰瀛画报》《图画新报》等画报多用雕刻铜版印制，创办人和绘画者都是西方人。1884年以后，石印画报逐渐盛行。最著名的当数《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为旬刊，1896年停刊。其主编吴友如是一名画家，曾为桃花坞年画创稿，因此积累了由画稿到制版的木版印刷经验，之后任《点石斋画报》主笔。《点石斋画报》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版画木刻艺术的特点，也适当吸收了西洋画法中的透视和解剖知识，内容取材于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生活与时事，画师们先后绘制了4000余幅画作。1890年吴友如离开《点石斋画报》，创办《飞影阁画报》，有研究者认为吴友如在《飞影阁画报》中发表的作品远离了《点石斋画报》的主旨，《点石斋画报》实际上已经成为定期出版的画谱。

辛亥革命前后，画报渐从石印发展为铜版、锌版印刷。比较著名的有1907年李石曾等在巴黎创办的《世界画报》，这是中国最早用铜版、锌版印制的画报，季刊，用道林纸[18]印刷，编辑人姚蕙。此后，中国的铜版、锌版画报越来越多，比较著名的有：《时事画报》（1908年）、《图画日报》（1909年）、《真相画报》（1912年）、《中华儿童画报》（1914年）、《醒世画报》（1919年），等等。

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摄影术和照相制版术传入中国，摄影图片得到普遍应用。1920年，上海《时报》创办以铜版锌版编印的《时报图画周刊》，被认为是中国自办现代画报开端。《时报图画周刊》由戈公振任主编，郎静山为摄影记者，共出版137期。该刊注意反映中外大事，道林纸印刷，图画生动，受到社会赞誉。1930年，《申报》与《新闻报》又分别创办《中国图画周刊》和《新闻报图画附刊》。均为对开半张，以新闻照片为主。其他各地报馆，也办有类似画刊。除日报附出的单张画报外，大型的书册型画报也逐渐增多，著名的有《良友》画报、《北洋画报》、《时代画报》、《大众画报》和《美术生活》等。

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近代画报的发展，经历了石印、网线铜版、影印、胶印几个阶段。曾担任过《北洋画报》特约记者的新闻学家萨空了把中国画报的五十年历史（1881～1931）按印刷技术的变革分成了三个阶段：石印时代（1884～1920）、铜锌版时代（1920～1930）、影写凹版时代（自1930年开始）。之后，又有研究者以画报内容特点为参照，将中国近代画报历史（1884～1949）进行了划分，即：手绘画报时期（1884～1912）、摄影画报时期（1912～1926）、综合画报时期（1926～1949）。[19]当然，这两种划分未必完备，如在石印之前还有几年的雕刻铜版实践，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进行阶段划分，都无法绕开的画报主要有《小孩画报》、《点石斋画报》、《真相画报》和《良友》画报。诸多文献显示，《良友》画报无论是以技术还是以内容为参照指标，都堪称中国现代画报的里程碑。

《北洋画报》与《良友》画报同年创刊，其影响力紧随《良友》之后，刘凌沧称其为中国现代画报的“北方巨擘”：“十五年七月《北洋画报》创刊于天津，材料丰富，印刷精美，为北方巨擘。发行迄今，从未间断，为此时期之成功者。”[20]萨空了也曾在《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及其批评》中论述：“天津之《北洋画报》、沈阳之《大亚画报》等，皆为此时期中之成功者，甚至迄于今日犹各拥有相当之势力。”

从头说起，不得不提中国近代画报的研究。如前所述，画报这种新兴的媒介样式在1930年代业已引起有识者的注意。1980年代，中国近代画报研究逐渐升温。《良友》画报成为研究者的“宠儿”，并在“海派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同时期，《北洋画报》也逐渐引起了读者与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但相比《北洋画报》包罗万象、精彩纷呈的内容来说，人们对《北洋画报》的了解和研究仍相当有限。冯骥才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来天津看我。他说他正在研究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上海的出版物。当我把我收藏的这一时代上海和天津的刊物铺了一桌给他看，几乎叫他惊喜得昏厥过去。尤其他翻着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玫瑰画报》《美丽画报》《新天津画报》《星期六画报》等，他陶醉般地眯着双眼，显然他给那时代特有的形态与魅力攫住了……居然大惑不解地问我：“天津怎么也有这些东西？”[21]

冯骥才由此感叹：“看来对天津的无知是‘世界性’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北洋画报》的研究逐渐增多。一部分是《北洋画报》的原文整理辑录，完整地将画报上的原文内容录入整理出版。如《乱语全书》[22]、《〈北洋画报〉诗词辑录》[23]。另一部分则是针对《北洋画报》某一方面内容的专题研究，如《民国时期天津报刊中服装广告的创意和表现形式》[24]《〈北洋画报〉图说乐·人·事》[25]《读图时代的绅商、大众读物与文学——解读〈北洋画报〉》[26]《“新女性”的代表：从爱国女学生到女运动员——20世纪30年代〈北洋画报〉封面研究》[27]《〈北洋画报〉戏曲资料浅析》[28]

《近代中国报刊与女性身体研究——以〈北洋画报〉为例》[29]《一报一天堂：〈北洋画报〉广告研究》[30]。此外，也有一些针对《北洋画报》的整体性研究，如《〈北洋画报〉研究》[31]《美者其目标——〈北洋画报〉与现代城市生活》[32]。

《北洋画报》如一座宝山，研究者、辑录者深入挖掘其内容，并将研究课题带入其中，各取所需，同时奠定了《北洋画报》研究的丰富文献基础。在翻检诸多研究成果后，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内容的呈现几乎全是“以文代图”“以文述图”式的，《北洋画报》图像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大多转化为线性的文字信息。即便援引画报中的文图报影，也以单色配图为主，且存在着图片质量与清晰度的限制。这种现象当然情有可原，第一，不少作者以理论研究为主旨，并非侧重《北洋画报》的视觉呈现；第二，由于《北洋画报》原版内容存世较少，整套原版的完整内容稀缺，不少研究者只能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北洋画报》影印版、该版影印电子文件以及少量原件为依托。限于原件质量及影印清晰度，画报中的很多图文内容相对模糊，无法呈现出版物原有的视觉效果。《北洋画报》创始人冯武越认为：《北洋画报》是一个“以画为报的报”。也正因如此，《北洋画报》才能在那个时代以“传播美”为己任且备受追捧。如果阐释《北洋画报》而缺了“画”，那么它的“美”只能变成理论。车失一轮，雁少一翼。

为了弥补上述遗憾，让《北洋画报》在真正意义上以“画”的面貌出现，本书的策划、编写与设计希冀延续冯武越“以画为报”的理念，以“画”为主，以文为辅，让《北洋画报》原件中的“文与图”成为本书的主角。在文字内容上，本书以笔者的视角整合《北洋画报》所涵盖的各类信息，将《北洋画报》中的社会时事、科学新风、文人文化、体育运动、戏剧舞台、音乐歌舞、电影艺术、美术设计这八类内容以“画”为挈领，分别展现在“世象”“新知”“斯文”“体魄”“氍毹”“笙歌”“光影”“丹青”这八章之中。每一章都以文图形式，细话《北洋画报》中的相关内容。并在图版中以笔者收藏的《北洋画报》原版故纸为依托，重新呈现《北洋画报》文图内容的原始风貌。画报之美，美在图文并茂，两者并举才是全面的《北洋画报》研究。

《北洋画报》 第一百零九期 封面报头 1927年8月3日

从头说起，翻开《北洋画报》，最醒目的是报头。“北洋画报”四个美术字代表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美学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简洁、独特。报头上，“画”字左上方为北斗七星图案，而正上方标明北方天空上最亮的星即为“天津”。这里的“天津”既是城市又是星宿，它还是银河的渡口。同时又以“七夕渡银河”暗合7月7日创刊的日期。报头外框底部波浪线既是天津的海河又是大海，亦是涛涛“北洋”。竖条线的构成既是海河边的栏杆，又是海天之线。在海天之间，舟楫扬帆、海鸥展翼。

不同于其他报刊，《北洋画报》的报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设计者使其活了起来。当把画报用时间线串联起来的时候，读者会发现报头的海鸥和船帆在变化。不仅是数量，而且它们行进的轨迹也在变化。1926年7月7日的报头海鸥和船帆各为两个，而到了《北洋画报》创刊的第二年即1927年8月3日报头上第一次多了一只展翅高飞的海鸥。1928年7月7日，帆船也增加了一只，从而形成了每满一周年海鸥与帆船同时增加的报头设计效果。由于创刊时报头的鸥、帆设计为各二，因此要通过报头的海鸥与帆船推算创刊年限，需要减去1。虽然之后增加鸥、帆元素的时间点总在变化，有时选择“七夕”，有时选择公历7月或8月的某一天，而报头上“鸥声帆影聚北洋”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1926～1937年刊出的《北洋画报》，蕴含着那个时代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审美风尚。1931年7月7日，《北洋画报》编辑部以“画楼”为题纪念创刊五周年。陈宝琛、郑孝胥、左次修、方地山、邱石冥、苏吉亨、温子英、徐悲鸿、刘老芝、黄二南、赵望云、黄秋岳等书画、诗词名家为“画楼”主题创作精彩的作品，《北洋画报》创始人冯武越更是以“画楼主人”署名发表纪念文章。由此“画楼”便成为编辑同人们对《北洋画报》的雅称，也是本书“画楼”一名的由来。

入“画楼”深处，观时代侧影。从头说起，“北洋”忆旧。

《北洋画报》 第一千五百五十七期 封面报头 193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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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者：《要说的几句话》，《北洋画报》第1期，1926年7月7日，第3页。

[2] 豂子：《北洋画报一周纪念》，《北洋画报》第101期，1926年7月7日，第2页。

[3] 冯武越（1897～1936）又名启缪，广东番禺人。其父曾任晚清驻外国使节。冯16岁赴法留学，后到比利时，回国后在航空界服务，1926年受聘为《益世报》总监察兼撰述，同年创办《北洋画报》。

[4] 笔翁：《三周例话》，《北洋画报》第341期，1929年7月7日，第2页。

[5] 《编辑者言》，《北洋画报》第22期，1926年9月18日，第4页。按：本段引文均出自该文。

[6] 《编辑者言》，《北洋画报》第103期，1927年7月13日，第4页。按：本段引文均出自该文。

[7] 冯武越：《北画产生之程序》，《北洋画报》第201期，1928年7月7日，第2页。

[8]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包世臣全集》，李星点校，黄山书社，1993，第11页。

[9] 五色旗：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寓意“五族共和”。五色旗原为清朝海军的官旗。武昌起义次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安民布告》，规定国旗为五色旗，此后北洋政府沿用五色旗。

[10]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开幕时以《卿云歌》作为临时国歌，歌词为：“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歌词后两句为汪荣宝添加，由约翰·哈士东（Jean Hautstont）谱曲。1921年，北洋政府对其稍做修改，正式颁定为国歌。由音乐家萧友梅谱曲，歌词为：“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停用。

[11] 十二章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又称“嘉禾国徽”，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十二章徽的图案来源于中国古代天子礼服绘绣的十二种图像以及汉代《五瑞图》石刻上的图案，结合了传统十二章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着稳重、忠孝、洁净等，袁世凯称帝时也沿用此国徽。十二章徽于1913年2月正式发表，北伐战争后停用。

[12]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17～18页。

[13] 《筹办夷务始末》七“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第2648页。

[14] 无妄：《欣戚不同之租界观》，《大公报》1922年4月5日。

[15] ［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第3页。

[16] （清）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08页。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149页。

[18] 道林纸亦作“道令纸”，正名应为“胶版印刷纸”或“胶版纸”，是专供胶版印刷的用纸，也适用于凸版印刷。适于印制单色或多色的书刊封面、正文、插页、画报、地图、宣传画、彩色商标和各种包装品。以木材为原料制成，按纸面的有无光泽分为毛道林纸和光道林纸两种。最初是由美国道林（Dowling）公司制造，1920年代出现在中国。

[19] 能向群：《近现代中国画报的发展》，《出版史料》2013年第一辑，第78～81页。

[20] 刘凌沧：《中国画报之回顾》，《北洋画报》第888期，1933年1月31日，第2页。

[21] 冯骥才、张仲、王晓岩：《记忆天津——2004天津建城600年》，《指指点点说津门》，开明出版社，2004，第94页。

[22] 宣永光：《乱语全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23] 孙爱霞：《〈北洋画报〉诗词辑录》，王振良主编《津沽史料丛刊》第8种，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24] 孙扬骅、梁惠娥、张竞琼：《民国时期天津报刊中服装广告的创意和表现形式》，《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5] 张静蔚：《〈北洋画报〉图说乐·人·事》，洛秦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图像史丛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

[26] 张元卿：《读图时代的绅商、大众读物与文学——解读〈北洋画报〉》，《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7] 陈艳：《“新女性”的代表：从爱国女学生到女运动员——20世纪30年代〈北洋画报〉封面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28] 王兴昀：《〈北洋画报〉戏曲资料浅析》，《戏剧文学》2015年第2期。

[29] 李从娜：《近代中国报刊与女性身体研究——以〈北洋画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0] 韩红星：《一报一天堂：〈北洋画报〉广告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31] 陈艳：《〈北洋画报〉研究》，陈建功、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32] 阴艳：《美者其目标——〈北洋画报〉与现代城市生活》，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