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阳修论小序看宋代新《诗》学的内在张力[1]

成玮[2]

摘要：欧阳修《诗本义》对《毛诗》小序，整体上仍保持尊崇态度，但对具体篇目的反诘已为数不少。欧氏之后，北宋斥小序者多有，对单篇小序从局部否定，发展到整体否定，论证角度也大体齐备。南宋去小序之风虽盛，但只是抉出小序背后的构造原理，新创寥寥。北宋《诗》学的历史地位，似应给予更充分重视。仅在文本层面纠弹小序，其他书证，可信度有所不足；诗作正文，时而又索解为难，故诠释诗篇，仍不免求助小序。宋人说《诗》，可以尽去毛传、郑笺、孔疏而未能尽去小序，根本原因在此。这也是传统《诗》学始终未能突破的界限。

关键词：欧阳修　《诗本义》　宋代　小序

欧阳修《诗本义》排弃汉唐注疏，是宋代《诗》学史上开风气的著作。《四库提要》卷一五此书条下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3]欧氏不仅疵议毛传、郑笺，对《诗序》也非寸步不离。但如论者所言，态度有别：“疑《序》而未为激烈，斥毛、郑不遗余力。”[4]因此学界聚焦点，多在《诗本义》与传、笺的关系。关于此著如何处置《诗序》，虽偶有讨论[5]，尚可进一步细化；关于由此显露的诠释问题及其学术史内涵，也较少探究。本文围绕这两方面试做考察。

一 年代与文本证据：欧阳修论《诗》小序

欧阳修对小序的基本态度，见之如下论述：

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6]

他一边提出《诗序》“非子夏之作”[7]，将小序时代从孔子门生那里，下移到“孟子之后的战国时期”[8]；一边又以与《孟子》所解多合为由，重新肯定了小序的证据价值。之所以悬孟子为判准，系因“孟子去《诗》世近而最善言《诗》”[9]。善解《诗》义与否，只是主观判断；离《诗》时间较近，却是客观因素。事实上，欧阳修拣择昔人《诗》说，年代在前者优先乃一贯原则，不仅谈小序为然。《小雅》中《小旻》《小宛》两篇，毛传以为刺周幽王，郑笺以为刺周厉王。[10]欧氏弃郑而取毛，并申明个中缘故：“毛氏当汉初兴，去《诗》犹近，后二百年而郑氏出。使其说可据而推理为得，从之可矣。若其说无据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为必然之论，则吾不得不舍郑而从毛也。”[11]在毛、郑之间，同样因时序在先，而更倾向于毛传。[12]这一立场，甚至贯穿于个别名物之解释。《诗本义》卷二论《邶风·匏有苦叶》，采《左传》载叔孙穆子赋诗之义[13]，以苦匏为渡水之具，且说：“《春秋》《国语》所载诸侯大夫赋《诗》，多不用《诗》本义，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鹊巢》《黍苗》之类，故皆不可引以为《诗》之证，至于鸟兽草木诸物，常用于人者，则不应缪妄。苦匏为物，当毛、郑未说《诗》之前，其说如此。若穆子去《诗》时近，不应缪妄也。”[14]明知春秋时人诵《诗》，多断章取义，而释名物仍引为凭据，理由无非去《诗》未远。可知时代先后，确是他考量的要点。

还有一则公案，也与此有关。《诗本义》卷二论《召南·驺虞》，释驺为驺囿、虞为虞官。欧阳修《新五代史》复畅言之：“驺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诗》曰：‘吁嗟乎驺虞！’贾谊以谓驺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之为兽者，其出于近世之说乎？”[15]释驺虞为兽，实出毛传。[16]王观国就“出于近世”一点，反驳欧氏，谓毛亨“与贾谊同时人也”，不当专信贾氏。王楙又遍举署名姜太公《六韬》、司马相如《封禅书》、刘安《淮南子》等作以驺虞为兽之证，谓：“太公在毛、郑之前；相如、淮南王与毛公同时，在郑之前。其言亦尔，安得不信乎？”[17]二王攻讦之所，皆在年代前后，足见欧氏对诸家时序特为关心，在南宋已声名广播。

要之，依欧阳修之见，说《诗》者自孟子起，效力呈一递减序列：孟子→小序→毛传→郑笺。他对各环节的态度随之而异。论者多注意到，他颇回护小序，兹与毛、郑做一比较。《诗本义》卷九论《小雅·白华》：“又序言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虽为两事，而其实一也。盖妾子为孽，妻子为宗，既升妾为妻，则自然其孽子为嫡矣。今考诗但述妻妾之事，而无及嫡庶之语，乃作序者因言及之耳。”[18]诗中既未提及庶子为宗之事，小序“以孽代宗”一语便无着落。欧阳修弥合小序与正文的裂痕，以为妾夺妻位，自然导致庶夺嫡位，小序由前者推言及后者，固无不可。而卷五论《陈风·衡门》，则说：“自‘泌之洋洋’以下，郑解为任用贤人，则诗无明文。大抵毛、郑之失在于穿凿，皆此类也。”[19]他释此节命意：“泌水洋洋，然若阅之而乐，则亦可以忘饥。言陈国虽小，若有意于立事，则亦可以为政。”郑笺同样于诗无征，可自诗之为政推言及郑氏之任贤，又同样水到渠成，他却对郑笺此说——以及此说所代表的“毛、郑之失”——一概弃去，绝无宽假，态度宽严迥异。从这里益可看到，出现时代较早，给小序带来的特殊保护。

此外，论者多已察觉，欧阳修《诗》学见解，前后有所变化。[20]其实关于小序，也是如此。《问进士策题五道》其一，有“子夏序《诗》”[21]等语，初无疑《序》之意。这五道策问，撰年不明，但不妨略做排序。欧氏约写于景祐四年（1037）的《诗解统序》，公然批评毛传、郑笺：“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22]而是年之前，他官职未显，不可能主持进士考试。换言之，在他开始排击毛、郑之后，有段日子依然信任《诗序》。对小序的疑惑，是随研索进展，逐渐逼出来的。这应该是他攻小序不若攻毛、郑之苛的又一原因。

欧阳修称小序“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根本原因在于，整体诠释取向不同。他视“二《南》”为“周衰之作”[23]，旨在刺讥；小序则多视之为西周盛期作品，旨在颂美。而谛观具体篇章，这部分也未尝尽废小序。《诗本义》卷一论《周南》中《樛木》《汉广》两篇可证。卷二论《召南·草虫》，甚至说毛、郑之误，恰因“不以序意求诗义”所致。[24]反过来，在“二《南》”之外，抹倒整篇小序处又间或有之，不止纠其“小失”而已。在他，废去小序必出于不得已。然则其理由何在？

《诗本义》卷八论《小雅·何人斯》：“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而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25]这里“意”指内容；“义”指用意，即美刺之类。二者当就“文”与“理”求之。故欧阳修标举的解诗要素，在此只得正文、道理两项。卷一斥小序：“不惟怪妄不经，且与诗意不类。”[26]前句据道理而言，后句据正文而言，分别对应两者，即可为例。另外，对勘各篇小序，发见彼此抵牾之迹；旁参《诗》《书》《史记》等书记载，揭出小序不符史实之处，也是他采用的办法。[27]这与其解《诗》的一般策略，大致相当[28]；或者说，即其解《诗》策略之一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极少单据道理便下断语，往往与细绎正文或比对载籍相结合，如卷二论《召南·鹊巢》：“据诗，但言‘维鸠居之’，而序言‘德如鸤鸠，乃可以配’，郑氏因谓‘鸤鸠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郑氏又增之尔。”[29]凭据一在物理，即后文所说“鹊鸠异巢，类不能作配也”；另一则在正文始终未道两鸟相配之事，不支持小序说法。又如卷七释《小雅·节南山》：“作诗序者，见其卒章有‘家父作诵’之言，遂以为此诗，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诗言民畏其上，不敢戏谈，岂有作诗之人，极斥其君臣过恶，极陈其乱亡之状，而自道其名字，又显言我究穷王之致乱之由？与不敢戏谈之义顿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称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距幽王卒之年，七十五岁矣。然则幽王之时所谓‘家父’者，不知为何人也。”[30]既衡之以情理，显扬君过，不会坦然自表名字；又证之以《春秋》，当周幽王时，史上所知那位“家父”尚未出世。双管齐下，攻去小序。其论证，主要仍依赖各类文本证据。其中，诗篇正文较其他典籍记载更其重要。[31]

综上所述，欧阳修因时序较前，而整体肯定小序；又据诗篇正文及其他文献，而个别否定小序。其间蕴含的种种张力，留待第四节再论。

二 从局部到整体：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斥小序风气

就现存文献看，欧阳修同时代，说《诗》摒弃传注者不乏其人，疑小序者却寥寥无几。如周尧卿“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对小序的态度，可惜无从考见。[32]又如姚辟。欧氏嘉祐六年（1061）致焦千之一函交代：“姚辟《诗说》，请试看，有长处签出示及，为无工夫细看故也。”[33]由是观之，《诗本义》之作，曾参考友朋著述，或有采撷。姚氏《诗说》已佚，内容难详。不过欧阳修致他一函，称道其纠驳《礼记》经文甚确。[34]《获麟赠姚辟先辈》又说：“世已无孔子，获麟意谁知。我尝为之说，闻者未免非。而子独曰然，有如埙应篪。”[35]孔子撰《春秋》，绝笔于获麟，系《公羊传》及《左传》杜预注的说法[36]，知姚氏还同他一道，反对《春秋》传注。疑经疑传，殆为前者治经之常态。以此推想，其《诗说》当多有攻诘传疏处，可惜对小序有何理会，也无从考见了。欧阳修畏友刘敞（1019～1068），时时不取毛传、郑笺，于《诗序》虽“间亦驳之”[37]，偶然一条罢了[38]，总体而言，仍维护着《诗序》权威。他说：

子夏《诗》序云：“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然则诸《国风》，其言正义善、事合于道者，皆正《风》也。其有刺讥怨讽者，乃变《风》也。亦犹二《雅》，文、武、成、康为正《雅》，言幽、厉为变《雅》矣。今说者皆断《周南》《召南》为正风，自《邶》以下为变风，遂令《淇奥》《缁衣》与《南山》《北门》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39]

在此，《诗序》为子夏作，且见出孔子原意，地位自然无可撼动。欧阳修大量质疑小序，在当日近乎空谷足音。

然而稍后，对小序的怀疑便日益萌生。本节与下节，扣住三项论题加以探索：第一，小序作者是谁？第二，缘何否定小序？第三，弃置小序后，怎样构造新解读？三者又常缠绕在一起，难以剖分。

首先值得注目的，是王安石（1021～1086）、苏辙（1039～1112）、程颐（1033～1107）三家。王安石不从毛诗、郑笺，人所习知[40]，对小序却亦步亦趋。[41]他也怀疑子夏未著《诗序》，不过策略是更向上追溯，“推到孔子、子夏之前”[42]。王氏写道：“然传以为子夏，臣窃疑之。《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于子夏乎？”于是另辟蹊径，称“《诗序》是国史撰作”[43]。孔子、子夏晚于《诗》，《诗序》倘出自他们手笔，能否照见原义，令人不能无疑。不若据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一语[44]，系在对诗作同时负辑录之责的史官名下。这样，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诗序》的信用。

苏辙不取子夏序《诗》说，他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史传书证。《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载：“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卫宏）又加润益。”[45]苏氏《诗集传》引两书，以证小序“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46]。欧阳修已看见卫宏作《序》说，但只道：“《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47]以不可知的态度了之。苏辙则引以为据，直指系卫宏所撰。不过他承认，小序保留了若干“古说”，故弃其余而独取其首句。[48]

小序仅取首句的做法，通常认为，发端于唐代成伯玙。[49]他的理据有二：一是《诗》中六首有题无诗，小序皆仅一句，别无他说，乃因正文佚失，后人“无由得措其辞也”；类推其他小序，首句而外，当也为后人续补。二是《周颂·丝衣》小序：“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高子为战国时人，在子夏之后，“子夏无为取引一句之下”[50]。后一说孔颖达疏已揭出：“子夏作序，则唯此一句而已。后世有高子者，别论他事，……有人著之。”[51]相比孔疏，成氏是将关于局部篇目小序的结论，推扩到了全书。苏辙与之说同而理异，主要细察单篇小序内部罅隙，“从《小序》首句和余句在语言、内容及逻辑思维方面的不同，找到了划分依据”[52]。正面探求《诗》义，则大致自正文、道理、史证三方面立论。[53]苏氏解释正文，力去迂回之说。其《诗集传》卷一二论《小雅·裳裳者华》：“《毛诗》之叙曰：‘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原其所以为是说者，不过以诗之‘乘其四骆’为守其先人之禄位，‘是以似之’为嗣其先祖，其说盖劳苦而不明如此。”“劳苦”即迂曲之谓。他改释“乘其四骆”为乘坐大骆，“言亦不失盛也”；改释“是以似之”为内充实而外发于容貌，“睟然其似之矣”，直截了当。[54]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在苏辙意中，《诗》乃“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未必语皆合道，“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55]。这为《诗》的局部解读放宽了尺度。

程颐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像是王安石与苏辙的综合。《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伊川先生语四》录其说。刘安节问：“《诗·小序》何人作？”答：“《（大）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国史得诗于采诗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依此则小序为国史所写，与诗作同时，早于孔子，这和王安石同一声口。小序之可信，似乎无可置疑，孰料不尽然。又问：“圣人删《诗》时，曾删改小序否？”答：“有害义理处，也须删改。今之《诗序》却煞错乱，有后人附之者。”[56]国史述其事，孔子审其理，经过两道程序，小序当绝无违牾，可是程颐又用“有后人附之者”，削弱了其效用。着一“煞”字，言下之意，错乱还不少。后来他进而认定：“史氏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57]对小序大幅裁汰，惟取首句，其余均表怀疑，又投向了苏辙一方。

程氏与王安石、苏辙皆不相能，而说《诗》立场不自主地，由王氏向苏氏推移，足窥《诗》学发展至此，已断非汉唐注疏所能笼罩；小序与正文的不协调，也愈来愈展露尽致。

后来朱熹说苏辙：“他虽不取（小序）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58]待到下一代，晁说之（1059～1129）便弥补了这个缺憾。其《诗之序论二》引韩愈语：“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59]此说今不载于韩《集》，而首见于晁氏称引，关注点在小序未合儒家之教。晁说之此文从之，主要从儒教角度，全面否定子夏作小序说。这是道理层面的论据。除这点外，证小序之非的理由，尚有多条，《诗之序论一》说岐下石鼓刻有逸《诗》，前无小序，可知“作诗者不必有序”；《诗之序论三》征引上述《后汉书》与《隋书》两则记载，以后者所言为近是。[60]这是传承层面的论据。后一篇又说小序“多骈蔓不纯之语，亦似非出于一手故也”[61]。这是来自小序内部的疑点。《诗之序论四》又举孟子、荀子、《左传》以讫贾谊、刘向，无一言及于《诗序》，以明“《序》之作晚矣”[62]。这是其他文献方面的论据。攻小序之多方，态度之彻底，驾苏辙、程颐而上之，前无伦比。以往学界对于北宋新《诗》学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譬如说：“继欧阳修而起的反《序》先锋应是郑樵”[63]，似乎北宋人多只反毛诗、郑笺，上及《诗序》者为数甚少。实则当时疑小序者，非但不乏其人，且论证角度已大体齐备。就此观之，关于北宋新《诗》学的重要性，理应给予更高评价。

三 从观点到原理：南宋斥小序风气的发展

南宋自郑樵（1104～1162）以降，驳小序者层出不穷，人所周知。就作者问题言，论据拓展无多，论证略有翻新。郑樵思力刻深，不仅指摘旧说，而且努力寻绎旧说产生背后的根源。他问道：“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64]三家《诗》早于《毛诗》，而未冠有小序，惟后者有之，可知小序晚出，非子夏之学。依旧从传承层面立论，与晁说之取径相近，只是具体论证各别。但是他并未止步，更进而指出子夏序《诗》说，乃附会孔子与子夏谈《诗》，赞叹“起予者商（卜商，子夏名）也”一事而起。[65]揭示此说来龙去脉，其无足恃自不待言。王质（1127～1189）解《诗》“常能从文学角度入手”[66]，疑《诗序》则从辞气方面，提供了另一理由：“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纯，过于秦以下肆而驳，气象皆古而有纯驳也”，《诗序》较之文风更卑，“殆西汉以下，东汉以前，其驳又甚也”[67]，由是定为西汉人手笔。杨简（1141～1226）糅合《后汉书》与《隋书》，取前者之卫宏所撰说，取后者之子夏相传说，得出“卫宏作《毛诗序》，盖本于毛公，毛公本于古，毛自谓其学自子夏”，“子夏初未尝有章句，徒传其说”[68]，则子夏仅口述，数传至卫宏，始落为文字。他强调卫宏之前，小序一直停留在口述状态，是为卫宏增饰说张本。口传稳定性不够，卫宏记录时添入己义，几乎事有必至。杨氏论《召南·殷其雷》：“盖因夫卫宏不知庸常无邪之即道，故穿凿其义”；论《王风·君子阳阳》：“本诗初无闵周之意，乃卫宏自起意”，皆直以小序为卫宏之意。[69]不过，既然承认子夏述《诗》，则小序多少包含其意见在内，要全面消除小序的权威，仍有所待。于是，杨简索性连子夏其人一并攻之：“孔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盖谓子夏。又曾子数子夏曰：……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学可以弗问而知。”[70]其说在当时，可谓骇人听闻，弃小序之决绝，不难体会。

由于正面语及小序来历的史料，唯有苏辙所揭两条。各家讨论，难以越其藩篱。另行设法证明，不免多陷于疑似之间。杨简鄙子夏之意为不足道，因孔子论《诗》，明有“起予者商也”之称美，很容易被反驳。王质以风格为判准，更是凌空蹈虚。而苏辙那两条史料，承认小序源出子夏，给后移小序时代造成不少障碍。杨简《慈湖诗传》“放言自恣，无所畏避”[71]，最终犹不得不部分认同子夏的著作权；朱熹（1130～1200）斥《诗序》极力，这方面却无甚新建树，最终也承认：“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72]，足见此事之难。借作者问题排斥小序，既然有其局限，对小序内容抵瑕蹈隙，便成了更迫切的要求。

就小序内容言，郑樵多方抉发其谬。民国学者张正（西堂）归纳其疑《序》理由凡十条，除了第五条“强立分别”专责大序区分正风、变风等说之外，余九条，都针对小序而发。[73]细审之，约可归为四大类：（一）在小序内部发见裂隙，如自相矛盾、叠见重复；（二）对勘正文发见不合，如妄生美刺、曲解诗意、望文生义；（三）衡以道理发见不妥，如不合情理；（四）参酌《诗》外书证发见失误，如杂取传记、附会书史、误用《传》说。苏辙执序、文、理、史四者，辨别小序当否，已然轻车熟路。在这一层面，郑氏并未有所补益，其特别处是深入一层，抽绎小序背后的构成原理。[74]他论《陈风》起首三篇：“《宛丘》《东门之枌》，刺幽公，《衡门》谓刺僖公。幽、僖之迹无所据见，作《序》者但本谥法而言之。”[75]小序力求指实每篇所美刺者为谁，若史传无载，即依国君谥号美恶，而各系诗于下。这是很大一部分小序之由来。此论穷探力索，透入纸背，确能解释一些现象。譬如他点出：“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惟《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书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76]何以《魏风》《桧风》小序独异于其他，不言美刺具体指向？据郑樵所谈小序原理，一切便迎刃而解：此即因史籍未载二国君主谥号，无从比附之故。

朱熹驳小序，自言袭自郑樵。[77]后者发掘的小序构造原理，为他全盘接受。此外，执道理、正文及其他书证以攻之，均是他常用的方法。[78]他又细读小序，察觉“小序非出一手，是后人旋旋添续”，“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79]，揭发小序内部之乖牾，着眼点和苏辙、晁说之一致，态度之坚决则更近后者。凡此足见其方法之全面。朱氏博涉多通，有时又动用各类知识，譬如古诗措辞习惯或礼学等，纠正小序之失[80]，但这显然只能触机而行，不成其为通则。

杨简时或借助史传订正小序[81]，但其重心所在，则是依傍正文反驳之。《慈湖诗传》卷首《总论一》批评小序“求诸诗而无说，故委曲迁就，意度穿凿，殊可叹笑”[82]，接着详列例证，足以表明其立场。他的特点，在于倡导直就诗篇字面作解，相形之下，小序每嫌迂曲。究其缘由，乃因他拜陆九渊为师，后者教以“日用平常”即道，杨氏对此，亟思“少致辅翼之力”[83]。聚焦日用平常，则诗作表面所写情事，纵使琐屑无涉于国事，也已有大义在，殊不必为拔高作意而侈言美刺。他论《召南·鹊巢》：“人知夫妇之即天地，则一而不二，正而不邪，化生而无为。为序者不明乎道，故不足于此诗，而于诗外起说曰：‘夫人之德也’，‘德如鸤鸠’，又及于‘国君积行累功’，如此为《周南》《召南》，而欲不正墙面，不可得也。”[84]以为寻常夫妇间即道之所存，一扫小序求之国君、夫人的曲说。直率明快，一时无两。[85]

就诗篇正面阐释言，王质摒斥小序后，往往撷取只字片语，牵合其他文献，寻觅蛛丝马迹。《诗总闻》卷首《原例》标示读解原则：“凡事，实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寻？但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绎本意，然后即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实之迹，虽无可考而亦可旁见隔推，有相霑带，自然显见。”[86]因为确认《诗》道古事，所以别取史料相证；因为诗篇未必直言，所以只得取一二疑似之点相凑泊。譬如卷一论《周南·兔罝》：“西北地平旷，多用鹰犬取兔；东南山深阻，多用罝。东南自商至周，常为中国之患，当文王之时，江汉虽定，然淮夷未甚尽服。当是此地有睹物兴感者，寻诗可见。”[87]前提是信《周南》为周文王时作品，而后由诗中“兔罝”一物，定其地在东南，复联系史籍所载文王时淮夷之患以释此作。又如卷二论《邶风·静女》。诗里“自牧归荑”之“牧”，毛传以为“田官也”，郑笺、孔疏以为“牧田”，大同小异。[88]王氏则说：“牧，见《左氏》隐五年郑侵卫。杜氏：‘卫邑’，当是此地。夫自牧而归，女隅城而候，当是官役稍苛，牧夫迟归。”[89]他在《左传》中偶见卫国有一地名“牧”，即以此句当之，将全诗解为行役初返之作。类此皆由一极小细节出发，辗转以求通。《四库提要》谓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90]，可为定评。

和王质相比，朱熹、杨简要平实许多。朱氏解《诗》与驳小序一致，综合使用各种方法。他针对“思无邪”的观念，提出“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此即“劝善惩恶”之道。[91]把“无邪”的责任交给读者，而不苛求本文，诗作本义因而变得更其自由。这点论者已知之。[92]另须一提的是，《诗集传》不尽代表朱熹《诗》学定论。如《朱子语类》卷八〇有一条：“《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宁，序得却如此！”认为《葛覃》只是出嫁后思亲之诗，人之常情而已。《诗集传》则仍承认：“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93]可见《诗集传》成书后，他还在思考中，且继续朝着平实的方向发展。杨简服膺“日用即道”，平实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上文言其驳小序之法已涉及，此不再述。

南宋各家斥去小序后，解《诗》向幽深与平实两极分化，后者尤为常态。较之北宋，除了深入小序背后，究其构成原理一点，有所发展，其余建树无多。以小序存废问题观之，北宋新《诗》学的重要性，似乎犹胜南宋一筹。

四 小序存废之间：宋代新《诗》学的张力及其学术史内涵

欧阳修虽对小序颇多质疑，却未断然舍去。论者甚至称：“他的《诗本义》之所以成就不大，正是因为他说诗‘常以序为证’的缘故。”[94]然而其后斥小序各家，拒之再坚，依旧多有采撷。正如郑振铎所说，在现代之前，“即攻击《诗序》极力的人也不敢毅然的说他完全无据”[95]。要知宋人驳倒子夏序《诗》说，《诗序》的权威早无外在保障，何以仍不能尽去？这便须谈到解《诗》的内在困难了。

如前所述，诸家攻讦小序、诠释诗义，基本从小序本身、道理、其他史料、诗作正文四方面入手。小序内部裂痕，经苏辙、程颐、晁说之、郑樵、朱熹迭次揭发，其不足依凭，已是彰明较著。可仅依赖这点，尚不足彻底否认它，因矛盾两端，舍一仍不妨取一。倘以道理判之，则各家所执之理本非一致，纷纭难定，不言自明。因而史料与诗作正文，便成了最受关注的两点。

以史料论，欧阳修常以《诗》《书》《孟子》《左传》《国语》《史记》为据。《孟子》为其判准，《左传》《史记》则征引最是频繁。他认为《孟子》时代较早，善说《诗》，与小序多同。但这几条均有窒碍。若以年代先后为由，则对晚于小序的《史记》，又不能不时时取证。这一立场，难以贯彻始终。若谓《孟子》善于说经，朱熹后又指出，其书有时断章取义，未可信从。[96]若言其与小序相合，也不尽然。晁说之便举过一例：“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而序《诗》者曰：‘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于其先君无妻道，于七子无母道，过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欤？孟子之言不妄，则序《诗》者非也。”[97]小序释《邶风·凯风》，说七子之母不安于室，如此则罪愆极重；《孟子》却称过失轻微，两种诠解绝不兼容。以后者证前者，恐怕难于推行。而取《左传》与《史记》考量小序，也殊非易事。《左传》有两个问题：一是书中人物诵《诗》，多为浇自己块垒，发挥较远。欧阳修明言：“《春秋》《国语》所载诸侯大夫赋《诗》，多不用《诗》本义，……故皆不可引以为《诗》之证。”[98]此事向为常识，王质便说：“大率先儒杂记引《诗》，多随意随事，不皆叶其本”；朱熹也看到了这点。[99]这些诵《诗》之义，无法作为证据。二是若以《左传》中史事对勘小序，则前者所记囿于春秋时期，未上及西周，内容范围也有限，作用因之大打折扣。《史记》内容倒颇丰赡，可惜时代较后，更重要的是，欧阳修对此书评价不高，讥其“谶纬符命怪妄之说”，“讹缪之世次”，“博学好奇……初无所择”；苏辙与之所见略同。[100]史料价值如此，据以发论，说服力自然不够。要之，旁征文献说《诗》，总有未尽之处。

以诗作正文论，欧阳修相当注重这方面。朱熹更说：“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101]现实情形却不这样简单。《诗》与他书有别，每每比兴成文。但据字面直解，或无所得，不能不参酌小序。譬如《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除了确知吟咏对象为诸侯宗族外，其义何居？全看怎样理解比兴寓意。小序说：“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102]，以为美颂公子之仁厚。《诗本义》卷一声言：“但直考其文，自可见其义”，而释之说，宗族“皆有信厚之行，以辅卫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额有角，以辅卫其身尔。其义止于此也。”[103]这里宗族辅卫公室之意，是欧阳修添加的，可还是就小序“信厚”之说引申而来。若去除小序，通篇便无从索解，岂是“直考其文”所能解决？欧氏实已见及于此：“且诗人取物比兴，本以意有难明，假物见意尔”[104]，有时就字面作解不得。即使抛开比兴不谈，《风》诗直涉人事处，也多是抒情或行动、情节、场景的单一截面，缺乏完整叙述。[105]用现代学者的话说，总会遇到一些时刻，“无法依靠作品本身的语文之舟航向作品本义的彼岸”[106]，非小序无以明其本事。

宋代诸多《诗》学家感觉到这一点。保留小序首句者，大都出于这层考量。程颐言“史氏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107]，故无法将小序芟夷净尽。南宋初，程大昌（1123～1195）也单取小序首句，而称：“毛氏之传，固未能悉胜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一诗以归一贯，且不至于漫然无统。”[108]小序负发明章旨之责，与其失之，不如存之。尊小序派更屡以为言。范处义说：“苟不据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见其兴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当否哉？”吕祖谦（1137～1181）说：倘无小序，“安得许多文字证据？”黄震学宗朱熹，却反对废小序，而说：“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亦难事。”[109]各家均注目于是。宋元之交，马端临（1254～1323）更详细开陈：

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于《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110]

他以《国风》为代表，正因《诗》多比兴而不直斥，所以必须有小序为之阐发，始得稍窥作意。切当与否，是另一回事。而小序之不可去，观此已不难了然。

由是可见，单在文字（诗作正文与《诗》外文献）层面盘桓，对于《诗》义的探索，终究存在窒碍，不免有求助小序之时。这是宋代新《诗》学止步处，扩大来看，也是传统《诗》学始终无法突破的界限。直至20世纪新文化运动过后，局面方逐渐改变。1924年，梁启超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一部分，还说：“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111]清代学者治《诗》，在小学训诂方面超过前人，而《诗》义诠解反较宋儒退步。这更鲜明表现出，单就字面着眼不足以解《诗》。面对此种困境，梁氏无计可施，只得以不解解之。一年后，胡适撰《谈谈〈诗经〉》，展望现代《诗经》研究，分训诂与诗义两方面观之。谈到前一点，也承认：“清朝的学者最注意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尽管清人犹有疏略，至少推进了一大步，必须充分吸收。可惜这些训诂成就，在诗义阐发上作用甚微，与前代相去未几。故谈到后一点，胡适便绝口不提清儒，而倡言：“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但你必须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你必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112]他对清代《诗》学的看法，与梁启超如出一辙，解决方案却迥不相侔。梁氏尚未想到新的研究工具，所以态度消极。胡氏主张拨落传注，直面原文，仍近宋人立场，但进而要求执民俗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工具求之，方法已然发生本质变化。在新工具的助力下，态度一变而为积极。梁启超、胡适这时期紧相衔接的两段论述，恰标示出《诗》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捩点。质言之，传统《诗》学仅就文句索解，边幅较窄，效力较弱，因此依赖小序，几乎是必然的。直至民国时期，现代《诗》学兴起，借助各门现代学科展开探索，解读遂能另开一路。此后说《诗》尽弃小序，始真正成为可能。欧阳修《诗本义》“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113]，思维相当彻底。因而在客观上，首度将宋代新《诗》学——也是整个传统《诗》学——的内在张力，清晰展现出来。这是其主要学术史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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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著作叙事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BWY002。

[2]成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晚清民国学术史。

[3]（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第190页。

[4]陈战峰：《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24页。

[5]譬如李梅训《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李君华《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8，第35～41页）、曾建林《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97～101页）、陈战峰《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第121～128页）。

[6]（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四《序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294页上。《诗本义》卷一论《周南·麟之趾》所言略同，同上书，第188页。

[7]（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四《序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93页下～294页上。

[8]李梅训：《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

[9]（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论《周南·麟之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88页上。

[10]（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十二之二、卷十二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55、1068页。

[11]（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七论《小雅·十月之交》等四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33页下～234页上。

[12]（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〇“欧阳修重毛诗”条已拈出此点（中华书局，1959，第283页）。

[13]（晋）杜预集解《左传》卷一五襄公十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05页。

[14]（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95页下～196页上。

[1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中华书局，2016，第894页；贾谊之说见《新书》卷六《礼》，（汉）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215页。

[16]（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一之五，第142页。

[17]（宋）王观国：《学林》卷一“祥瑞”条，中华书局，1988，第11页；（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三“欧公论驺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1页。

[18]（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49页上；参看（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一五之二，第1325页。

[19]（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11页下；参看（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七之一，第633页。

[20]譬如：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第63～68页）；裴普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第136页）；曾建林《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第116～122页）；〔日〕种村和史《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李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430页）。

[21]（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852页。

[22]（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第1597页。

[23]（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四《时世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88页下。

[24]（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85页上、第186页上～下、第189页下。

[25]（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37页下。

[26]（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论《周南·麟之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同书第188页上。

[27]（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二论《召南·野有死麕》、卷八论《小雅·鼓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同书第192页上～下、第242页下。李梅训《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已指出前一点。

[28]曾建林《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总结其考求《诗》义之方，共四点：以史证诗、考以文意、质以人情、以理说诗（第85～97页）。若将人情归为理之一种，则可简化至文、理、史三点。对照上述攻小序之由，四项已占其三。

[29]（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89页上。

[30]（宋）欧阳修：《诗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28页上～下；参看（晋）杜预集解《左传》卷二桓公十五年，第116页。

[31]（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论《周南·兔罝》，据本诗而不采信《左传》成公十二年郤至之说，即为一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86页上～下）。参看（晋）杜预集解《左传》卷一三，第718页。

[32]陈战峰：《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第48页；参看（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周尧卿传》，中华书局，1985，第12847页。欧阳修为之撰《太常博士周君墓表》，于其学仅言“长于毛、郑《诗》、《左氏春秋》”（《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第692页），别无他语。

[33]（宋）欧阳修：《与焦殿丞》其十一，《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2478页。

[34]（宋）欧阳修：《与姚编礼》其二，《欧阳修全集》，第2482～2483页。

[35]（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第108页。

[36]（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哀公十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18～624页；参看（晋）杜预集解《左传》卷三〇，第1796页。

[37]参看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26页。

[38]刘敞攻毛、郑之例，有《七经小传》卷上论《召南·甘棠》《小雅·伐木》等；攻《诗序》之例，仅论《周南·卷耳》一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第9页下～第11页上。

[39]（宋）刘敞：《七经小传》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第9页上。

[40]参看（宋）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655页；（宋）严粲《诗缉》卷首林希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第8页下。《诗经新义》非尽出王安石之手，由王雱等人合撰，但经王安石统稿，反映了他的思想，这里不复区分。

[41]王安石顺小序而为说之处，俯拾皆是，譬如《诗经新义》（程元敏辑本）卷四论《清人》《有女同车》《子衿》，卷五论《东方未明》《十亩之间》，卷七论《月出》，卷一一论《鸿雁》，卷一二论《何人斯》，卷一七论《公刘》，卷一八论《崧高》等，载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429、433、437、443、448、471、536、574、659、679页。南宋李樗指其释《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两句，“欲以此说强合于序”；释《王风·兔爰》“有兔爰爰”及“罗”“罦”“罿”等字，“迂回曲折，求合于序”，更见其尊崇之切。（宋）佚名《毛诗李黄集解》卷八、卷九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册，第173页上、第188页下。又参看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52～53页；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61～66页。

[42]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第53页。

[43]（宋）王安石：《诗经新义》（程元敏辑本）卷一，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二册，第350页。

[44]（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一之一，第18页。

[45]（汉）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2575页；（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第918页。

[46]（宋）苏辙：《诗集传》卷一论《周南·关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二册，语文出版社，2001，第266页。

[47]（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四《序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93页下。

[48]在具体诗篇解读中，苏辙有时说小序首句为孔子作，有时说子夏作，参看郝桂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81页。

[49]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第229页。

[50]（唐）成伯玙：《毛诗指说·解说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74页下。

[51]（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十九之四，第2011页。

[52]李冬梅：《苏辙〈诗集传〉新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第60页。例子可参看苏辙《诗集传》卷二论《邶风·旄丘》，载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二册，第293页。

[53]据正文如《诗集传》卷一一论《雨无正》，据道理如卷五论《东方未明》《十亩之间》，据史证如卷一八论《烈文》，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二册，第431、338、346、542页。参看〔日〕种村和史《苏辙对〈小序〉的看法》，《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李栋译，第224～259页。

[54]（宋）苏辙：《诗集传》，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二册，第460～461页。

[55]（宋）苏辙：《诗论》，《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第1273页。

[56]（宋）程颢、（宋）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第229页。程颐发表此类观点处甚多，参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卷六、卷一九《伊川先生语五》、卷二四《伊川先生语十》，同书第40、92、256、312页。前两条未标主名，当亦出程颐之口。

[57]《河南程氏经说》卷三《伊川经说三·诗解》，载（宋）程颢、（宋）程颐《二程集》，第1047页。

[58]（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〇，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45页。

[5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一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30册，第176页。

[6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一〇，第130册，第174、178～179页。

[6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一〇，第130册，第178页。

[6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一〇，第130册，第179页。

[63]洪湛侯：《诗经学史》，第330页。

[64]（宋）郑樵：《诗辨妄》（顾颉刚辑本），朴社，1933年，第3页。

[65]（宋）郑樵：《诗辨妄》（顾颉刚辑本）附录一（周孚《非诗辨妄》），第18页。参看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五《八佾上》，中华书局，1990，第159页。

[66]洪湛侯：《诗经学史》，第397页。

[67]（宋）王质：《诗总闻》卷九论《小雅·皇皇者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567页下～第568页上。

[68]（宋）杨简：《慈湖诗传》（四库馆臣辑本）卷一一论《小雅·四牡》、卷首《自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144页下、第4页上。

[69]（宋）杨简：《慈湖诗传》（四库馆臣辑本）卷二、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26页下、第69页下。

[70]（宋）杨简：《慈湖诗传》（四库馆臣辑本）卷首《自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3页下、第4页上；参看卷一一论《小雅·四牡》，同书，第144页下。

[71]（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慈湖诗传》”条，第194页。

[72]（宋）朱熹：《诗序辨说》，《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61页上。

[73]（宋）郑樵：《诗辨妄》（顾颉刚辑本），卷首“张西堂序”第9～11页。

[74]郝桂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已见及“郑樵指出了《小序》作伪的方法”，第89页。

[75]（宋）郑樵《诗辨妄》（顾颉刚辑本），第7页。朱熹转述郑氏意见，大致相同；（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〇，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51页。

[76]（宋）郑樵：《诗辨妄》（顾颉刚辑本），第3页。

[77]（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〇，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47页。

[78]郝永《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总结朱熹所说小序致误原因，分五点——不明文质、不通于理、强就美刺、附会书史和依托名谥、随文生义，即包括道理、正文、书证与小序深层构成原理各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24～159页）。

[79]（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一，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93页；（宋）朱熹《诗序辨说》，载《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第261页上。

[80]据古诗措辞习惯纠之，譬如《诗序辨说》论《小雅·頍弁》，《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第280页下；据礼学纠之，譬如《诗集传》卷二〇论《商颂·长发》，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756～757页。

[81]譬如（宋）杨简《慈湖诗传》（四库馆臣辑本）卷五论《卫风·淇奥》引《史记》《国语·楚语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58页下～第59页上。

[8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4页上。

[83]杨简：《象山先生集序》，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二二〇，第275册，第104页。

[84]（宋）杨简：《慈湖诗传》（四库馆臣辑本）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20页上。参看卷一论《周南·葛覃》、卷二论《召南·行露》等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第10页上～下、第24页上。

[85]比较（宋）朱熹《诗集传》卷一对同首诗的解读：“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故嫁于诸侯。”（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412页）朱氏显然尚未尽脱小序影响。

[86]（宋）王质：《诗总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436页上。

[87]（宋）王质：《诗总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443页下。

[88]（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二之三，第239页。

[89]（宋）王质：《诗总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470页下。

[90]（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诗总闻》”条，中华书局，1997，第192页。

[91]（宋）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1页。

[92]参看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32～234页。

[93]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45页；（宋）朱熹：《诗集传》卷一，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405页。

[94]洪湛侯：《诗经学史》，第306页。

[95]郑振铎：《读〈毛诗序〉》，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401页。

[96]（宋）朱熹：《诗序辨说》论《大雅·既醉》，《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第282页下。参看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第五节《孟子说〈诗〉》，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358～367页。

[97]（宋）晁说之：《诗之序论四》，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一〇，第130册，第179页。

[98]（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二论《邶风·匏有苦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95页下。

[99]（宋）王质：《诗总闻》卷四论《郑风·缁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496页下；（宋）朱熹：《诗序辨说》论《郑风·褰裳》，《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第271页上。

[100]（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〇论《大雅》之《文王》《生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51页上、第259页上；（宋）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第1111页；（宋）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第1017页。

[101]（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〇，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59页。

[102]（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第78页。

[10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88页下。

[104]（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三论《鄘风·墙有茨》，参看同卷论《邶风·静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00页上、第198页上。

[105]钱志熙：《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兼论对〈毛诗〉序传解诗系统的正确认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06]车行健：《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里仁书局，2002，第57页。

[107]《河南程氏经说》卷三《伊川经说三·诗解》，载（宋）程颢、（宋）程颐《二程集》，第1047页。

[108]（宋）程大昌：《诗论十三》，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60册，齐鲁书社，1997，第508页上；程氏之小序首句论，见《诗论十》，同书，第504页上～下。

[109]（宋）范处义：《诗补传》卷首《明序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22页下；（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读毛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第27页上～下；（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〇引吕祖谦语，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49页。

[11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八《经籍考五·诗序》，中华书局，1986，第1539页。

[1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第十三讲，商务印书馆，2011，第226页。这一讲1924年初刊于《东方杂志》21卷12号。

[112]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580、587页。此文1925年初刊于《艺林旬刊》20期。

[113]（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〇，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