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的要义与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的各个章节均会紧扣日本外交转型这一核心理论问题。除绪论外，其他章节分工如下。

首先让我们来剖析日本外交“双转型”的内在结构与国内政治动力。二战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加速了外交战略转型步伐，与之相应，外交体制也在深刻转型。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于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

在讨论“双转型”结构的基础上，正如前文所述，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大国化目标。同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亦在重大调整之中。在“日本外交决策模式转型与政治过程”这一章，笔者认识到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越发清晰。在大国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日本正在发生新的外交战略转型，这给其国内智力资源——对外政策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日本外交转型中的智力支撑”这一章，笔者关注的日本就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方式展开的一场深刻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实质是建设呼应外交战略转型诉求的“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发现政策课题到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智库活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外政策的质量。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探寻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原因，需要将其置于日本的战略路线、决策机制乃至社会整体中去寻求答案。系统考察“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既有助于构建“中国型”智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码”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新动向。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外交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有鉴于此，对于“日本外交转型中的精英引领”这一章，笔者重点关注“安倍是谁”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目前，“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对权力的欲望比较强烈，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Diplomacy that Take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Map）[49]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的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鲜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夙愿是“摆脱战败”，为此他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并保持一定的警惕。

对于日本外交转型这一问题，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日本唯一盟国的美国是如何看待的呢？“日本外交转型的域外认知”这一章重点分析冷战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所有涉日文献。作为代表性的国际关系刊物，《外交事务》杂志的涉日论述，有助于我们从域外视角更综合地理解日本外交转型的特质。从总体上看，日本对外战略嬗变的轨迹是谋求摆脱“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主义”，力求实现“以经促政”、在安全议题上更具“雄心”的“安倍路线”。日本外交的总体转型，在对日本外交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对美、对华关系上又呈现新特点。日美关系从“同盟漂流”到“再定义”，对华关系从“战后”到“新阶段”，挑战与机遇并存。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研究路径，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对外战略转型离不开分析其国内基础，本章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维度具体剖析转型发生的深层机理。

日本外交正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期，其关系逻辑和行为模式复杂多变，但并非无章可循。在今天的日本外交中，“吉田主义”仍未终结，但受到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的挑战。与“拥抱战败”的“吉田主义”相比，“安倍路线”中核心国家利益的选项以及排序与其有明显差异，属于崭新的战略思维与规划。它以“摆脱战败”为指向，以成为大国为目标。笔者将尝试在本书《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本外交转型》这一章中拓宽视角，回应近年来日本对国际秩序的关注，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分析世界政治中的日本外交，讨论秩序变革与外交转型这一问题，以此为前提重新审视日本外交的“双转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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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故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佐藤诚三郎，在其名著《超越“死之跳跃”：西洋的冲击与日本》中生动地描写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如何通过内外战略革新应对西洋强势文明冲击。参见佐藤誠三郎『「死の跳躍」を越えて：西洋の衝撃と日本』、千倉書房、2009。

[2] 第二次安倍内阁于2012年12月26日“起航”。截止到2019年11月20日，加上第一次执政的366天，安倍累计在任天数达到2888天，在任时间合计7年零11个月，已超越二战前的桂太郎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

[3] 这一外交大讨论源于二战后被占领时期并在冷战后再度兴起，其中进入21世纪后日本外交学界有两件大事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一是2010年创刊的《外交》杂志分不同专题持续聚焦外交转型问题；二是井上寿一、波多野澄雄、酒井哲哉、国分良成、大芝亮主编的《日本外交》六卷本的出版，特别是第六卷《日本外交的再构筑》集中探讨了日本外交转型问题，（参见井上寿一など全編集委員編『日本の外交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2013。）关于这一点，本书绪论第三节《日本外交研究的“进化”》将详细地再现学界讨论的原貌。

[4] 按照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的界定，尽管面临挑战，但日本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参见細谷雄一『国際秩序——18世紀ヨーロッパから21世紀アジアへ』、中央公論新社、2013、第iii頁。

[5] 其中，《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等五篇学术论文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上述成果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6]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7] 参见五百旗頭真『秩序変革期の日本の選択——「米、欧、日」三極システムのすすめ』、PHP研究所、1991。

[8] 酒井哲哉編『日本の外交第3巻 外交思想』、岩波書店、2013、刊行にあたって第V頁。

[9] 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前言，第1～3页。

[10] 〔英〕杰夫·贝里奇、艾伦·詹姆斯：《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一版序言I。

[11] 〔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页。

[12] 陈志敏等：《现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页。

[13] ハロルド·ニコルソン『外交』、斎藤眞、深谷満雄訳、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

[14] 英文版参见Harold Nicolson，Diplom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p.15；日文版参见ハロルド·ニコルソン『外交』、斎藤眞、深谷満雄訳、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第7頁。

[15] 〔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3页。值得说明的是，欧内斯特·萨道义（Sir Ernest Satow）曾常驻日本20载，这段经历对其外交观念有很大的影响，1895年至1900年，他还曾担任英国驻日公使。

[16]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2045页。

[17] 黄金祺：《外交外事知识和技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8]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新社、1966、第169～170頁。遵循对外交定义的这一“体系化”的界定，1991年入江又出版了《新日本外交》，感兴趣者请参见入江昭『新·日本の外交——地球化時代の日本の選択』、中央公論社、1991。

[19] 坂野正高『現代外交の分析——情報·政策決定·外交交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第9頁。

[20] 有賀貞など編『講座国際政治②外交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第1、2頁。

[21] 細谷雄一『外交——多文明時代の対話と交渉』、有斐閣、2007、第15頁。

[22] 神余隆博『多極化世界の日本外交戦略』、朝日新聞出版、2010、第68頁。

[23] 陈志敏等：《现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6页。

[24] 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1页。

[25] 〔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斯·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89页。

[26] 河野洋平『日本外交への直言——回想と提言』、岩波書店、2015、第192頁。

[27] 和平主义（Pacifism）“是一种信仰，它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论它所为之而战的理由是如何的好，也不论它给一个国家造成的威胁是什么”。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第409页。

[28] 日语称谓是“積極的平和主義”。

[29] 1946年日本制定宪法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多是这么思考的。参见北岡伸一「『積極的平和主義』に転換する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08/。

[30] 卡利埃的《外交谈判法》由坂野正高翻译，1978年1月17日出版。参见カリエール『外交談判法』、坂野正高訳、岩波書店、1978。另外，坂野所著《现代外交分析》的扉页上，还特意引用了尼克尔森《外交》一书中的名言。

[31] 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3页。

[32] 参见細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

[33] 参见栗山尚一『戦後日本外交軌跡と課題』、岩波書店、2016。

[34] 有賀貞など編『講座国際政治④日本の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第i頁（刊行にあたって）。

[35] ヘンリー·A.キッシンジャー『外交（上下）』、岡崎久彦監訳、日本経済新聞社、1996。

[36] Ⅰ.ニッシュ『日本の外交政策（1869～1942）：霞が関から三宅坂へ』、宮本盛太郎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4。

[37] J.フランケル『外交における政策決定』、河合秀和訳、1970。

[38] グレアム·T.アリソン『決定の本質——キューバ·ミサイル危機の分析』、宮里政玄訳、中央公論新社、1977。

[39]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参见川崎剛『社会科学としての日本外交研究：理論と歴史の統合をめざし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

[40] 《外交论坛》分日英两个版本，即『外交フォーラム』（日文版）、Gaiko Forum（英文版）。

[41] 「『外交フォーラム』休刊 日本唯一の専門オピニオン誌」、『朝日新聞』、2010年2月25日。

[42] 参见内閣総理大臣野田佳彦「答弁本文情報」、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178030.htm。

[43] 渡邊啓貴「『外交』創刊にあたって 動け，日本外交——新しい現実主義への挑戦」、『外交』Vol.01（創刊号）、2010年9月、第4頁。

[44] 特集选题如：战后70年——历史与外交；战后70年的构图——日本外交“生与死”的原点；日本外交——未知与遭遇；再启动——安倍首相的挑战；日本战略外交的死角——非洲；新开发合作与日本外交战略；美国衰退论的神话与现实；美国的实像与日美同盟；日中和解40年的歧路；如何与中国共生；海洋时代的外交构想力；变动世界的势力均衡与日本安全；“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安全；日本防卫政策；文化外交与软实力等。

[45] 細谷雄一『外交——多文明時代の対話と交渉』、有斐閣、2007、第10頁。

[46] 代表性成果有：田中明彦「日本外交と国内政治の関連——外圧の政治学」、『国際問題』、1989年3月号；ロバート·M.オアー，Jr.『日本の政策決定過程：対外援助と外圧』、田辺悟訳、東洋経済新報社、1993；武寅《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看国际压力对日本决策的影响》，《日本研究》1991年第4期；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外压与政策协调》，《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

[47] 国内外代表性既有成果如：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王广涛《冷战后日本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48] 田中均『日本外交の挑戦』、角川新書、2015、第4頁。

[49] 日语称谓是“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