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赵林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批判宗教专制和君主专制，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而著称。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大声疾呼要把一切事物、包括基督教信仰的上帝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理性成为高踞于一切传统价值之上的绝对权威，成为启蒙时代的新上帝。然而，在法国启蒙阵营中出现了一位乖戾的反潮流者，这就是让-雅克·卢梭。这位心灵敏感、富有激情的思想怪杰以良心和情感为旗帜，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被伏尔泰们奉若神明的理性，并且通过《爱弥儿》《新爱洛依丝》等著作奠定了浪漫主义的思想根基。
法国启蒙运动在实践上的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法国大革命完全是从启蒙哲学家们的抽象的和普遍性的理性理想中衍生出来的[1]。这种抽象的理性理想不仅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暴戾，而且也导致了激进的革命者对宗教信仰的根本颠覆，从而使无神论或自然信仰（如罗伯斯庇尔创建的“太上主宰”崇拜）从“百科全书派”的哲学理想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大革命狂潮的逐渐平息，在拿破仑帝国以及稍后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传统的宗教信仰（在法国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又随着传统政治体制的重建而得以复兴。于是，在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期，一种经历了政治偏激和宗教迷惘之后的文化保守氛围又从法兰西弥漫开来，从而形成了风靡西欧的浪漫主义思潮。
与充满了典雅情调和刻板规范的古典主义相比，浪漫主义固然有许多不同特征，但是其最主要的两个精神特点就是理性恨和现实恨，即用情感或信仰对抗理性，用往昔或未来超越现实。这股具有浓郁的乡愁情调的浪漫主义思潮，尤其对于仍然处在封建保守状态中的德意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开放时尚的法兰西不同，德意志一向以落后保守而著称。虽然从18世纪中叶开始，普鲁士王国（当时德意志最大的邦国之一）的腓特烈大帝就对法国启蒙思想大加赞赏（他曾经把伏尔泰、拉美特利等法国思想家聘请到柏林宫廷中好生供奉），但是在这个路德教信仰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一切对理性的推崇都必须限制在一定的思想范围内。因此，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剑走偏锋的极端做法——表现为惊世骇俗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不同，德国启蒙思想家始终未能越出基督教信仰和唯心主义的基本藩篱。无论是康德希望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划定泾渭分明的界线，还是哈曼、赫尔德等人试图在理性之外重振信仰的感召，或者黑格尔力图用辩证方式把理性与信仰统一起来，所有这些理论尝试都是想在新兴的理性与传统的信仰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从而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英、法开创的普世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
由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思潮，不仅影响了歌德的少年维特和席勒的强盗卡尔，影响了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而且以一种更加深沉隽永的方式影响了德国的哲学和神学，从而激发了从哈曼、赫尔德一直到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一大批重要思想家，而耶可比就是其中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西方哲学界一直比较重视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便接引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德国哲学研究重心又从康德直接跳到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这是一条偏重于理性思辨和逻辑演绎的思想脉络（海德格尔略有不同），这条理性主义的思想脉络构成了德国近现代哲学的精神主脉和显性形态。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隐性思想脉络，那就是滥觞于艾克哈特大师和马丁·路德的敬虔主义神学传统，在启蒙时代表现为浪漫主义哲学（或神学），并且一直传承到齐克果和尼采的信仰主义、情感主义和意志主义的思想脉络。在这条与理性主义相反相成的思想脉络中，那些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期的哲学家们，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构成了解开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自觉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尤其是德国哲学，最初发轫于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而真正成熟是在群星灿烂的启蒙时代。那个时代不仅涌现出莱辛、康德、门德尔松等深受英、法启蒙思想影响的理性主义者，而且也产生了更加接地气的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神秘主义者。正是这些“真正德意志气派”的哲学家，他们立足于深厚的德国文化土壤而大力弘扬的信仰、生命、爱等思想，与康德刻意彰显的理性、逻辑、范畴等概念共同构成了德国哲学的重要精神内涵，构成了最本源的“存在”和最终极的“真理”的必要环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领域，对于这些更加具有“德国特色”的思想家的深入探讨仍然付之阙如（康德如同前一个时代的莱布尼茨一样，都是更加具有“世界精神”而非“德国特色”的哲学家）。以本人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为例，每年以康德的知识论、道德哲学或宗教哲学为论域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不胜枚举（尽管许多选题都是不断地被重复论述），但是大多数热衷康德的研究生甚至连哈曼、耶可比等人的名字都非常陌生，更遑论了解其哲学思想了。这种偏颇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中，即使在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中，对于近代德国哲学的这条隐性思想脉络也多有忽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刘伟冬博士的《耶可比的直接性哲学》一书方显示出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康德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巨擘，他的批判哲学代表着德国启蒙思想的最高峰。康德非常精辟地确定了理性的功能、范围和限制，但是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仍然是在理性的限度内进行的，他始终未能跳出理性本身的藩篱。而耶可比恰恰就是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停止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哲学批判。从康德对现象世界的知性反思转向对本体世界的神秘直观，从康德对终极实在（自在之物、最高本质、绝对真理等）的虚无态度转向对上帝的确定信仰，从理性主义的间接知识转向神秘主义的直接知识，这就是耶可比对康德的超越之处。这种超越看起来似乎是对英、法启蒙理性的一种倒退，但是它却代表着一种辩证的深入，以某种反题的形式呼唤着黑格尔的更高的合题阶段（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绝对知识正是对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的辩证统一）。毕竟，对于深受路德信仰精神熏陶的德国人来说，知性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终极性的根据，阴郁而深刻的德国人决不会像明朗而浅薄的法国人那样满足于凌空狂舞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知性意义上的“理性”），他们一定要走向“更高的理性”。在知性束手无策的地方，信仰或直觉就会跃然而出，而这种信仰或直觉就被耶可比称作“更高的理性”。
康德一辈子都在北方寒冷的波罗的海小城哥尼斯堡进行他的哲学批判，像一个精神世界的赫拉克勒斯一样挥舞着理性的大棒孤军奋战。而在南方的萨克森以及施瓦本地区（这是德国神秘主义的发源地），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反启蒙思想家正是茁壮成长，正是他们通过激烈的思想论争把德国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1781年，57岁的康德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纯粹理性批判》，宣告了德国哲学的辉煌时代的来临。此后一直到18世纪末，在德国思想界可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稍后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问世相提并论的重大哲学事件，就是耶可比在1785年公开掀起的泛神论之争。这场思想大讨论源于两年前耶可比与门德尔松之间的私人通信，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已经去世的德国伟大思想家莱辛——他逝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当年，当时他在德国思想界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康德——是不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到底是不是无神论？但是这场大讨论的真正的哲学实质，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理性能否包容、涵摄信仰？抑或信仰是比理性更高的精神禀赋？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包括已经声名鹊起的歌德）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泛神论之争，甚至连远在哥尼斯堡的康德也通过信件往来或论文发表而介入其中。
这场讨论是由耶可比发起的，由此也开启了耶可比的哲学批判历程，从最初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宿命论的批判，到对康德的哲学批判和虚无主义的批判，再到稍后对谢林的同一哲学和无人格上帝的批判，最后甚至还一度把矛头对准了黑格尔的理性神学。正是通过对一系列所谓“间接性哲学”的批判，耶可比在“更高的理性”“信仰”“直觉”“生命”“爱”等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直接性哲学”。另一方面，耶可比的这些浪漫主义的哲学术语也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反启蒙运动、谢林的理智直观、黑格尔的早期神学思想、施莱尔马赫的绝对依赖感，以及齐克果的精神“跳跃”概念。可以说，耶可比的浪漫主义或神秘主义“直接性哲学”的隐秘影响，与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间接性哲学”的显性影响非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了18～19世纪德国哲学和神学的思想基因。
由于深切感受到近代德国哲学的这条隐性思想脉络的重要性，而自己又苦于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鼓励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们绕开康德、黑格尔等热门人物，去研究那些被忽略了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近十年来，已经先后有陈艳波博士（现为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和洪楼博士（现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分别完成了关于赫尔德哲学思想和哈曼哲学思想的博士论文；而德国启蒙时期浪漫主义三剑客中的最后一位——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耶可比，也终于被我的另一位博士生刘伟冬确定为研究对象，经过攻博期间四年的刻苦钻研和其后四年的精雕细镂，锲而不舍的刘伟冬博士（现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终于将这部《耶可比的直接性哲学》呈现在国内的哲学研究者面前[2]。
我相信，如果研究者们能够把耶可比的直接性哲学放在德国启蒙时代的特定文化背景中，结合马丁·路德所开创的信仰主义传统，再对照康德所主导的理性哲学圭臬，一定会从中获得较大的思想启迪。
2020年6月8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