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学术

中国乡村研究的魁阁时期及其社区研究法的反思

章立明 [1]

摘要：作为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昆明，在其土地上诞生的魁阁既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称号，也是实地调查工作站（社会学研究室）的名称。在魁阁存在的短短几年间（1940～1945年），中国乡村研究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时期。当然，作为一种标志性方法，社区研究既使魁阁成果声名鹊起，也让其备受国外同行的质疑。本文探讨了社区研究法之于中国乡村研究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社区研究法乡村研究魁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原来设在我国东部和中部的文化教育机构被迫迁到西南，其中昆明就汇集了多个专业性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在北郊龙泉镇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北京大学在青云街靛花巷的文科研究所，清华大学在呈贡文庙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在小西门外的边疆人文研究室，燕京-云南大学在呈贡魁阁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和云南大学的西南文化研究室等，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云南时期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准备和人员储备基础”（王建民，2007），其中就包括社会学等学科在内。当时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甚至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等方面都存在交叉重叠现象 [2]，造成其成果被相近学科互相认领的现象。[3]费孝通曾经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分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的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并没有多大关系的。”（费孝通，1994）在魁阁存在的短短几年间，中国乡村研究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社区研究法在使魁阁成果声名鹊起时也让其备受国外同行的质疑，我们选择从社区研究法的反思入手，就是要探讨社区研究之于中国乡村研究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一魁阁之前：中外人士关于云南与云南族群的书写

由于云南具有连接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内陆腹地的独特地理位置，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传教士、探险者、记者和使领馆官员等人的游记（见闻录）、考察报告以及传记中就已出现有关云南地理位置和族群文化的信息，吸引随后而来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撰写出专业的调查报告或者民族志，从而也刺激了国内学者开始对云南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

（一）外籍人士的云南游记或调查报告（民族志）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大开，以英法两国为主的传教士、探险家、记者、商人和外交官等群体开始涌入云南，特别是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更是外国人进入云南游历、工作和进行商务考察的极盛阶段，他们大都留下了有关云南地理和族群的游记或见闻录。其中最著名的有柯乐洪（Archibald R.Colquhoun）的《穿越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1883）、路易·皮雄（Louis Pichon）的《云南旅行》（1883）、亨利·奥尔良（Henri 'Orleans）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1895）、乔治·莫里循（George E.Morrison）的《一位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次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静旅行故事》（1895）、列敦（George J.L.Litton）的《代理领事列敦滇西北旅行报告》（1903）、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的《从北京到瓦城——自华北穿越四川藏区和云南到缅甸的旅行》（1908）、立德（Archibald J.Little）的《穿越云南》（1910）、亨利·戴维斯（Henry R.Davies）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1911）、谢立山（Alexander Hosie）的《鸦片罂粟之路：中国主要产烟省份旅行记》（1914）、丁乐梅（Edwin J.Dingle）的《徒步穿越中国：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旅行记1909—1910》（1915）以及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的《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1886—1904》（1989）等，其共同点在于作者把云南当作连接东南亚与中国内陆腹地的走廊与通道，除了旅行外就是基于道路的勘探，如戴维斯在六年时间内四次进入云南就是为了考察从英属缅甸经云南到达长江上游四川修建一条铁路的可能性，而这一直都是英国工商界试图通过陆地进入中国的梦想。

除了以上游记外，外籍学者还撰写了有关云南族群的专业调查报告或者民族志文本。它们是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5）和《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1926）、雅克·巴克（Jacques Bacot）的《么些研究：有关么些人的宗教、语言与文化的民族学研究》（1913）、费子智（Charles P. Fitzgerald）的《五华楼：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1941）、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1947）以及顾彼得（Peter Goullart）的《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1949》（1955）等，其中《苗族调查报告》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权威著作和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作。这些写作材料均取材于作者1902～1950年在云南的生活经历，除了在云南时日不详的鸟居龙藏外，费子智2年，巴克3年，顾彼得9年，而有“西方纳西学研究之父”（甘雪春，2006：39）之美誉的洛克更是在云南生活了28年之久。

（二）国内学者有关云南的综合或者专题调查

随着1905年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的出版，国内学者想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自己民族并提振中国学术的愿望就变得十分强烈了。正如杨成志说：“我以为这种考察‘西南民族’的工作，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振刷精神，实行到民间去！在那里有许多奇葩异果，待我们去摘取的。”（杨成志，2003：27）

1914年，丁文江在对西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族群有了初步调查，他还对粟苏、青苗、罗婺和罗倮 [4]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后来在《独立》杂志第三十四至三十五期上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一文（施爱东，2008）。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陶孟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发表《社会调查》一文，首次提出要大兴实地社会调查的学风，即通过调查和观察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才迎来了第一泼实地调查高潮。如1926年蔡元培在上海的《一般》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倡导要在中国进行有关民族的调查研究。就在该文发表的两年后，蔡元培在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正式展开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的综合调查或者专题调查。1928年夏，中山大学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v）在昆明对1995名学生、士兵和罪犯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

1928年9月，杨成志用了近20个月调查了云南倮罗的社会组织、生活、习惯、语言和文字等内容，先后发表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和《罗罗文明源流探讨》等，这次调查“前后共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现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王建民，1997：116～117）。李拂一对西双版纳（车里）傣族的饮食、衣饰、房屋、婚姻、丧葬、生计、养育、医药、岁时、姓名和集市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的《车里》（1933）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方国瑜参加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调查，撰写《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务交涉纪要》等成果。1936～1937年，凌纯声对滇缅边界卡瓦山的佤族进行研究，并与芮逸夫合作对滇缅南段未定界内的民族进行调查。陶云逵对碧罗雪山的傈僳族进行了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碧罗雪山之栗粟族》。从1937年起的10个月内，江应樑对芒市、遮放、陇川等7个土司管辖地区内的傣族居住区域、经济生活、宗教文化和现实生活状态进行了调查，完成了2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

二魁阁进行时：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云南时期

自1993年周美林发表《费孝通与魁阁研究室》一文以来，1998年谢泳发表了《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2005年潘乃谷和王铭铭出版了《重归“魁阁”》一书，这些都是国内学术界重新审视魁阁成就并对其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重要地位的肯定。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区研究既使魁阁成果声名鹊起，又让其饱受国外同行的质疑，对此我们将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一）魁阁的诞生及其学术成就

作为科举时代的象征，魁星阁（简称魁阁）是古代士人为了实现高中状元愿望而拜祭的场所。虽然这样的场所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史上的一个学术集团名称固然有其偶然性，然而抗战时期中国学术文化重心转向西南，客观上使得大批学者易于集中一地，因此在昆明出现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也有其必然性。

1.魁阁的诞生

1938年9月，吴文藻离开燕京大学到达昆明，赴云南大学担任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在他与熊庆来商议筹建新系所时，认为不应将系名定为社会人类学系，应为社会学系，他的理由是“新成立的系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还应该结合当时昆明逐步成为中国抗战后方，工农业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大环境及社会结构迅猛变化特点进行社区研究，这样社会学系培养的人才和研究的领域才更为广泛”（刘兴育，2009：3～4）。1939年8月，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由吴文藻出任第一任系主任。

193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吴文藻依托社会学系力量建起了燕京-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因为当时昆明城内被日军疯狂轰炸，为了避免频繁地躲空袭而耗费时日，1940年，工作站搬迁到了昆明城郊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杨海挺、石敏，2014），直至1945年才迁回云南大学校内。在洛克菲勒基金、中国农业银行和新富滇银行的支持下，魁阁成员进行实地调查和出版调查成果的经费都得到保证。吴文藻是该工作站的首任站长。1940年，他离开昆明去重庆后，系务和工作站工作都由费孝通来主持，但他本人仍担任荣誉主任一职；1943～1944年，费孝通赴美访问期间由许烺光代理工作站站长一职。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事件后，费孝通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而于次年远赴英伦避难，其他的魁阁成员或者出国留学或者调往国内其他高校任教，1946年，魁阁工作就已经停摆而宣告解散了。

2.魁阁成员的研究成果

在魁阁实际存在的5年间，其成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魁阁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云南时期的代名词。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进入魁阁的有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李有义、胡庆钧和薛观涛等人，如1943年的人员名单就包括“费孝通、许烺光、瞿同祖、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游凌霄和董一男”（刘兴育，2009：113～114）。魁阁人员名单之所以有很大的出入，就在于其中既有像费孝通、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和史国衡等专职人员，也有像李有义、胡庆钧、许烺光和瞿同祖等兼职人员。

魁阁成员的著作类成果包括：费孝通的《禄村农田》（1940），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1942），张之毅的《玉村农业与商业》（1941）、《易村手工业》（1943，油印稿）和《洱村小农经济》（时间不详），李有义的《云南汉夷杂居区经济》（1943），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1944），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1948）以及陶云逵的《车里摆夷之生命环》（1949），等等。在美国访问期间，费孝通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英译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1944）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将禄村、易村和玉村报告合编成书，英译为《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1945）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出版社把后者汉译为《云南三村》出版，至今已有多个版本。

我们将以魁阁的几部重要著作为例，来说明其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如《禄村农田》一书主要探讨了一个以自营小土地所有者为基本结构的农村里的土地权问题，并对禄村的经济走向做出展望。在费孝通看来，禄村所发生的问题不在金融而是在劳力，因为“若是劳力被吸收到了都市中去，禄村现有形态决不能维持于不变”（费孝通、张之毅，2006：185）。当然，像禄村这样原本就不靠手工业来维持生计的农村，当它遭遇到都市的威胁时，情况便不会像江村那么严重。

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分析了芒市那木寨摆夷人的“做摆”习俗，特别是大摆是以家庭为中心召集的寨民盛宴，人们精神抖擞地参与抬佛、迎佛、送佛入庙、“起摆”迎佛到家，随后是连续三个昼夜的狂欢。由于做摆人家也会邀请寨邻前来参加，一次做大摆的仪式就能联合起数个村寨，届时宾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该书展示的不仅仅是摆夷人的宗教仪式，更主要的是宗教信仰对摆夷社会结构的塑造，“摆在摆夷里没有一刻沉寂，摆夷有了摆也就永远不会散场”（田汝康，2008：27）。

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运用大理西镇（今大理喜洲镇）的调查材料检验了林顿（Ralph Linton）的基本个性结构（某种文化群体的共同特征）和地位个性结构（某种文化中一部分人的个性特征）理论，他认为西镇人的儿童教育模式起源于祖辈家庭结构的父母威严，代际传承则沿袭了祖先的人格，因此，“在个性的形成过程中，祖先的权威是首要的因素”（许烺光，2001：225）。也就是说，在祖先的庇护下以及为了光宗耀祖而奋斗，就成了激发大理西镇人竞争意识的动力，而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西镇人基本的个性特征。

（二）魁阁成果是燕京社区研究传统的后续

除了以上著作外，魁阁成员的成果还包括一大批出色的论文在内（刘兴育，2009：136～143），这些成果都被视为燕京社区研究传统的后续，或者说这是社区研究法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实践。

1.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传统

1922年，燕京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由美国学者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出任首任系主任，6名教师全是外籍人士。从1924年起，该系陆续聘任许仕廉、李景汉和严景耀等中国学者担任教职，此后，杨开道、吴文藻、李安宅、赵承信和严景耀等人也先后受聘于社会学系，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实践活动，如1926年许仕廉主持的河北定县华北实验区，1928年杨开道等人主持的河北清河实验区，1936年杨开道等人在山东济宁成立的“乡村建设协进会”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等。

除此之外，燕大社会学系还注重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如1932年，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受邀前来燕大讲学，他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课程中专门介绍了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作为时空单元和研究者可观察的社区（community）。虽然帕克本人的研究重点是美国的都市社区，但是他来到中国之后便觉得中国的社会学者除了要研究都市生活、殖民社会、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外，还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自身的乡村社会。

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也应邀访华，他为燕大学生开设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比较社会学”课程，系统地介绍了进行初民社会研究的结构-功能理论和比较社会学方法。1936年《社会学界》第九卷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其中除了有吴文藻的《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林耀华的《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以及赵承信的《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等文外，还刊载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这是他在讲学过程中主动建议加入的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内容，他说：“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拉德克利夫-布朗，1936）也就是说，拉德克利夫-布朗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由无数村落聚合而成的大村落，通过研究具体的村落就能形成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把握。

1935～1936年，吴文藻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1935）和《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6）中阐述了社区研究的意义以及在中国进行社区研究的具体内容，明确提出要综合人文区位法和结构-功能理论来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他说：“‘社区’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吴文藻，1935）这奠定了燕大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

1938年赵承信主持的平郊村（前八家村）社会学实验室就是把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实验区实践提升为具有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的社会学调查，这一实验室工作持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1946年返校后继续在平郊村展开研究。截至1949年，燕大社会学至少有10篇本科生的调查论文涉及于此（朱浒、赵丽，2006），如《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1941）、《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1941）和《平郊村一个手工业家庭的研究》（1948）等。

2.魁阁时期的社区研究法

除了吴文藻外，费孝通也把社区视为了解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去描写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费孝通，1985：94～95），而所谓的社区研究就是把一个社区当作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社会结构和一个社会体系来加以研究，《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下简称《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都是社区研究的典型。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魁阁时期是以“社区为主要的关怀对象，其重点不在于汉人或少数民族之别，而重视考察社区内部的组织和结构特征”（陈其南，2009：297～312），其中包括如费孝通和张之毅对云南三村（玉溪县、禄丰县和易门县农村）土地、商业与手工业等经济情况的调查，许烺光对大理西镇白族祖先崇拜的调查，田汝康对芒市傣族宗教信仰的调查，陶云逵对车里傣族人生礼仪的调查以及史国衡对昆明工厂中的劳工问题的调查等。以上调查短则三四个月，长则14个月，如费孝通对禄村的调查就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从1938年11月15日开始，到同年12月23日，一月有余；第二次为1939年的暑期，从8月3日计起，到10月15日结束，约两月又十几日。这两次实地调查均有李有义和张之毅参与或者协助，总计近4个月。许烺光对于大理西镇的调查是从1941年7月至次年9月进行的，一共持续了约14个月。田汝康对芒市那木寨的调查是从1940年到1942年，断断续续前后共计5月有余。

正因为社区研究被视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方法，因此，魁阁成果无一不体现了这种以社区为视角来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思路，无论是对农村经济生活、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还是对劳工等问题进行的专题调查都是如此。费孝通曾经将《江村经济》视为社区研究的起点，把禄村土地制度调查看作是真正的社会学调查，就在于运用结构-功能理论来探讨社会事实背后的原因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发现社会规律和发展理论。也就是说，在一个研究者可全面观察和把控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边界（社区）内进行微观细描，其中各种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探讨社会事实背后的原因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发现社会规律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具有建构社会理论的诉求”（卢汉龙、彭希哲，2005：11）。

（三）国外学者质疑村落单位的解释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选择以一个具体村落作为调查单位，固然有其便捷之处，因为它容易成为透视国家影响和社会文化投射的有效单位，具有阐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潜在可能性，然而这种把村落视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基本单元的做法，也招致了同期国外学者的质疑，其实就是社区研究法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解释力问题。

1.村落是进行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

1939年，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Malinowski）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视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费孝通，1996）也就是说，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具有促使人类学从原始部落研究推向文明社会研究的潜能。

中国乡村社会与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初民社会具有很大差异，那么中国学者将采用何种方法来对其进行研究呢？结果结构-功能理论的两位大师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当然，拉德克利夫-布朗暗示以往对现代西方和初民社会的研究方法都不适用于中国，若想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就需要开发出新的研究方法。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英帝国究竟是一个社会，还是很多社会的聚合？而中国的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社会吗？抑或它们都是中华民国下的碎片？”（Radcliffe-Brown，1940）显然布朗是想界定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适宜单位，因为他想比较的是完整的文化系统，但是什么才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适宜单位，对此他没有做出明确回答。

在吴文藻看来，“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的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统可称为社区。不过若就文化的水准来说，社区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类：部落社区、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这三种社区代表三种文化程度的集团生活，引起了三种相应的社会研究的科学……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吴文藻，1935）。当然，他也不认为某一个村庄就对所属的那类地区有足够的代表性，但是通过对不同村庄的比较就能明确各种文化因素的优劣，进而找到进行中国社会改良的方向。

2.国外同行质疑社区研究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力

国外同行对于包括魁阁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村落，特别是关注一个自然村的运行与整合的做法是存在争议的，也就是说他们质疑社区研究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力。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说过：“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40）施氏根据四川田野材料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体系理论，“标准市场、中介市场和中央市场构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六个标准市场围绕一个中介市场，六个中介市场又围绕一个中央市场，使整个市场体系呈规则的正六角形蜂巢状分布”（Skinner，1971），即通过这三个阶层的市场，从一个标准集镇到一个地区性的大都会，以至帝国就形成一个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结构。

此外，还有多人也指出社区研究法对于像中国这样内涵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乡村社会并不能完全地适用。利奇（Edmund Leach）在评论《江村经济》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吗？”（费孝通，1990）1963年，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也指出：“以一个社区个案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便利固然是便利，却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从而造成了在中国研究当中人类学力量的薄弱。也就是说，中国有几十万个农村，怎能只用一个农村如江村、黄村和台头村来代表呢？”（Freedman，1963）简而言之，如果中国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性没有充分了解，就把社区研究法运用到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话，那么，即使做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真正说明中国的问题。

1999年，费孝通在重读马林诺夫斯基为其《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时总结了自己一生为突破社区研究的制约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就是对“类型”和“模式”的探讨，他说：“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费孝通，1999：165）其实早在1948年，费孝通就说过：“从乡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会。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所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还找求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都会，我不敢作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费孝通，1948：152～153）

三魁阁之后：社区研究法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作为魁阁时期的主要研究方法，社区研究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那么，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来说它是否还有价值？或者说，社区研究法还有哪些可改进之处才能开创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新格局？

（一）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定位社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外汉学家进入我国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社区研究法再度成为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手段。正是基于弗里德曼等人对结构-功能理论与人文区位学相结合的社区研究法批评的影响，汉学界避免把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体系，重视对与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一样重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社区史的角度来重新定位村落的，在社区史的框架下表现国家、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特别是三者之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在20世纪末，加拿大学者宝森（Laurel Bossen）进入费孝通曾经做过调查的云南禄村进行了为期10年的实地调查，在追溯以往60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巨变的情境下，她围绕“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个主题，从社会性别视角挖掘并梳理了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业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性别问题，从而再现了中国乡村汉族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史。当然，作者也交代了自己的写作初衷，就是因为《禄村农田》忽略了妇女的角色，或者说性别问题在当年并非重要议题，但是要呈现20世纪末中国乡村社会的全貌而不涉及女性角色与妇女生活是不可能的。2005年宝森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宝森，2005）一书的中译本出版。该书不仅因为是对禄村的重访成果而声名远播，其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亦使其成为汉学界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名著之一。

（二）超越封闭社区的多点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乡村研究的田野作业点已经从早期的单点变成了多点，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即使是乡村人群也不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村落里，他们与外部社会有着各式各样的交流，所以研究某个具体对象不应该只局限在他们长期生活的村落，而应该针对其交往圈与交流半径进行全方位的参与观察，这从国外学术界对东南亚的苗蒙（Hmong）以及南亚的藏人研究中可见一斑。

自1995年开始，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开始资助人员到相关国家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如使用当地语言，深入当地社区进行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从2009年开始，云南大学民族学211建设项目也把东南亚作为海外民族志研究重点，选择在越南、泰国进行跨境民族的田野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如在当年资助的31个项目中有17个是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此外，2014年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高地项目和2017年的双一流项目都在继续支持东南亚和南亚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虽然现在还缺乏对同一族群进行多点调查的实例，但至少说明项目组已经认识到了从前进行单一村落研究的局限，开始向多点的实地调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让社区内部发声的实验民族志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进行的中国民族调查主要是以县、区、乡为单位的，鲜有以单一村落作为调查单元的，而云南大学于2000年和2003年分别从云南25个少数民族和全国32个少数民族中选取一个典型村落，对其进行包括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和生态等在内的综合调查，现已形成了近2000万字的调查材料（“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7本和“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32本）。

其实除了这类从客位角度来描述研究对象的传统民族志外，云南大学也在实验民族志方面做出尝试。从2003年起，云南大学在省内建起包括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哈尼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傈僳族）等在内的10个乡村调查基地，通过村民日记来对本民族和社区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说与评论，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包括《最后的蘑菇房——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哈尼族村民日记》在内的10本实验民族志，创新之处就在于让文化持有者从主位角度来解读自身文化，最终把文化的解释权重新还给普通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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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立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2]陶孟和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古典进化流派的韦斯特马克学习，1913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在安徽大学讲授人类学课程；1920年凌纯声在巴黎大学师从莫斯学习人类学，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1921年杨堃先后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和巴黎大学，获理科硕士和文科博士学位，对法国民族学尤其是涂尔干的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颇多了解，1948年出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一职；1922年黄文山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随博厄斯等学习人类学，1927年回国到中山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1936年林耀华赴美攻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后来辗转至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主持社会学系工作。

[3]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具有互相渗透、难分彼此的共同历史，如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其副标题中并立的对象也是社会学的研究内容；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被纳入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四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标注“国立云南大学、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私立燕京大学合作社会学研究报告”的字样。

[4]同音异形并存的还有“罗罗”“倮罗”“猡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