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总体外交思维与印度“问题外交”思维的比较

透过洞朗事件前后印度的一系列举动，可以把印度对华的策略总结为“问题外交”。印度不像中国那样关注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而是关心用一个个问题来测试中国对印度的真实政策，并且就一件具体的事情而言，印度的思路是这件事情能拿到多少好处就拿多少好处，拿不到好处就换一件事情再提出来，是用问题清单式的方式向中国提出要求的。这种外交思维可以称为“问题外交”。

与之对照，可以把中国对印度的策略称为“总体外交”。在中国看来，中印之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双方要看大局——中印两国如果合作将会为亚洲地区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印度则认为，双方先不谈整体，先谈具体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中国能够对印度做出多大让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对印度的要求，这是印度对中印关系的衡量标准。

两国对双边关系的衡量标准不同，自然导致双方对目前中印关系的考量、评价以及各自应用的政策都不同。中印两国应用的价值体系不一样，印度的评价标准和中国的评价标准并不相称。这是对中印关系进行考察时，一个应该特别需要注意的视角问题。衡量标准的差异使两国很难找到一套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交往方式。因为每一套交往方式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对这套行为方式的结果的心理预期，也就是一个国家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双方预计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就很难达成共识。这是当前中国和印度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思考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态势时，在这个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侧重。如果双方在对彼此的思维方式上不能充分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互相谅解，恐怕将来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诉求以维护中印关系的稳定，遑论促进双方的务实合作。

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也要注意到，中国外交习惯和印度外交习惯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印度在洞朗事件以后并没有改变“问题外交”方式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攻势思维。不管是在洞朗的现地部署还是其他问题上，印度还是按照以往的思维方式，继续拿具体事件上的尺长寸短来衡量中印关系，并且不断抛出印度所关心的问题要求中国做出答复。这也很正常，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实力相对较弱但态势较为有利的一方的思维模式总是这样的。在印度看来，或者印度所关心的事情都需要得到中国的赞同，或者中国的行为对印度的利益会产生很大影响。无论是印度的国际地位能不能被全球大国真正认可，还是其地缘政治野心能不能被大国所尊重，印度都需要逐一地与中国去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策略则是更希望稳定住中印关系，维持关系稳定是中国最基本的政策目标。

比较一下中印两国的政策取向，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是，印度关心的是结果，中国关心的则是过程。印度更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产生一个对印度有利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印度会觉得尽管中国的实力明显占优，但自己依然可能得到这种有利的结果呢？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战略压力很大，中国要应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压力，以及来自周边其他国家的挑战，印度不是中国的唯一对手，也不是中国的主要对手，所以中国有可能会对印度做出让步。而中国关心的恰恰就是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是否稳定。因为，诚如印度所预判的那样，中国的压力的确很大。就算在双边框架下每一次博弈都压倒了印度，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会因此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中国还要面对美国和日本，全球性的压力必然迫使中国更关心如何以较低的成本稳定中印关系，让中印关系不会成为中国周边的障碍。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为两国的地位不同、战略目标不同，中印的思维方式有这样的差距不足为奇。对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印两国如何在存在思维差距和体系认知差距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力量均衡点，既避免印度不断测试中国，也避免中国出于整体考量对印度做出太大让步。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彼此交往的基本共识——双方的行为底线在哪儿，能够接受对方在本地区拥有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能不能找到这个均衡点将决定中印两国未来能否实现双边关系基本稳定，而均衡点所在的位置将决定双方交往过程中的利弊损益状况。

中国关心的是中印关系的基本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中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避免陷入安全对峙，并且实现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因为中国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印度能够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一带一路”的实施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

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看印度也存在从国际、地区到双边的三个维度。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认为印度可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能够与中国携手共建国际秩序。而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更多地意味着印度如何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自己与中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在这个层面上，双方之间尽管有共识，但也有认知上的差异。

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国希望印度成为其在南亚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渴望南亚这个拥有10亿量级人口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能够向中国打开市场，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找到新的增长点，通过中印两国的产业对接实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站在印度的角度看，印度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并非没有需求，但首先要看到这个需求是具有替代性的，印度也可以从别的国家获得这些。其次，印度对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有自己的担忧。印度非常担心这种经济合作会将其经济发展纳入中国的经济轨道中，而这是要打造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印度主张采取以远程医疗、“世界办公室”、软件研发为代表的服务业优先发展模式。以服务业立国的印度还有可能与中国在很多项目上开展对接。毕竟，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印度对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并不太在乎。而在莫迪执政时期印度走的是“印度制造”“印度创造”道路，对中国的基建能力反而会充满警惕。印度想借助中国的基建能力提升自己的工业化、产业化水平，但又担心中国的大规模介入会使其产业被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中，成为中国的附庸。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印度对“一带一路”、中印经济合作一会儿热情高涨，一会儿又充满狐疑。印度的这种心态固然谈不上扭曲，却是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所独有的，因为其余的国家经济体量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健全的产业体系，用不着担忧这个问题。借助“一带一路”融入中国的产业体系，实现双方的产业对接与合作，在那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不算是一件坏事。而在印度看来，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在双边领域层面，双方存在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最明显的自然是领土问题，需要双方慢慢调试，急不得。从中国对印策略来说，中国希望稳定住印度，不让印度成为中国当前的一个主要对手，中国关注的是一个状态。而印度则是要利用中国现在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整体国际形势，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日本矛盾比较深的环境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印度关心的是现阶段的结果，至于50年以后、100年以后中印关系会怎么样，不是现在的印度需要关心的。在这一点上，中印双方之间有一定的心理落差。这个落差如果弥补不了，未来双方还会出现很多类似洞朗事件的情况，甚至产生更加严重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