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
经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经典之学。而此经典，历史上又专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载体，所以，经学自然也就属于儒学，而且是最基础和最纯正的儒学。
经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定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不仅自己研习之，而且以之为教材，开创了使经典为社会服务的经学学术。而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经”，是因为它们被人们长相传授，有较强的生命力。秦火以后，《乐经》亡佚，西汉以五经立于学官，经学正式成为官方学术。东汉加《论语》《孟子》，已有七经之说。到唐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以及《论语》《尔雅》《孝经》皆被立为经，共为十二经。宋代又添《孟子》，遂定型为“十三经”。当然，宋代以后官方所重视的，更是“四书五经”，但也在“十三经”的范围之内。经典范围的扩大和不同时代对经典的重视程度不同，反映了这些经典对当时社会政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十三经”作为儒学的基本典籍和中华文化的原典，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古人信奉的治世之道与人生教材。虽然其部分内容因难以理解而充满争议，但却包括了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一切的准则和正当性的来源。正如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可见它们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载体。所以，经学也就成为“中世纪中国列朝的统治学说”[2]。历代学者通过对经书的再阐释，来逐步完成其意识形态的重建。故而，经学成为自汉代以来重要的官方学术，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体和正统。经学的发生发展，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经学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经典中包含具有普世意义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所以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学研究逐渐复兴。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具有巨大的意义。因而在继承与发扬中华文明的过程中，经学的积极意义有待我们深入发掘。
经学的研究，除了校订经典的词句，阐发经典的义理，研究既有的经学研究成果之外，还包括对有关儒家学者的研究，即研究他们本人的经学，从中发现他们对经学的贡献，汲取他们研究经学的经验，从而更好地研究经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将习经典、治经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小则以之修身、齐家，大则以之治国、平天下。而历史上的大儒，无一不以经学而显其身，又无一不是因经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韩愈，正是这样一位为世人之师的大儒。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韩愈均以其散文而著称于世。然而他的诗名使他跻身于唐代伟大诗人之列”[3]。他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朴精炼、随意长短的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将，且成就突出，颇得后人称赞。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赞其“手持文柄，高视寰海”，誉其“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更是尊崇其“一字之价，辇金如山”[4]。李翱在《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中亦曰：“（韩愈）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5]后人亦是对其称赞有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旧唐书·韩愈传》）“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记旧本韩文后》），“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新唐书·韩愈传》）。韩愈也因此而声名显赫、光耀千古。
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之外，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他对儒家传统经典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经学传承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立足于时代，更加理性地对待经典，借经以传道，也更具创造性地诠释经典，形成了其特有的治经方法，奠定了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韩愈事迹，新、旧《唐书》本传皆有记载。韩愈著文，由其门人李汉编成《昌黎先生集》，成为韩愈研究的主要资料。此后，学者又不断地对此文集进行研究，包括系年、校注、版本校勘及补注等。年谱以宋洪兴祖的《韩子年谱》最为周详。今人钱仲联著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亦比较科学和完备。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的，主要有宋代的方崧卿、朱熹，清代的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及徐震。此外还有宋魏仲举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对韩愈思想介绍比较完善；南宋时期廖莹中世堂本的《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亦各有诗集单行注本。[6]
随着学术界对韩愈思想的逐步重视，目前学术界研究韩愈的成果，可谓层出迭现、异彩纷呈，更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立了韩愈研究会，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韩愈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出版《韩愈研究》丛书，并在周口师院学报开辟“韩愈研究”专栏，推动了韩愈研究的热潮。
但是，综观众多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韩愈诗歌文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韩愈文集的整理与校注，三是对韩愈生平事迹的撰写，四是有关韩学史之探究，五是有少部分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由此可知，关于韩愈的经学思想，较少有人关注，即或有之，其内容也仅局限在对其《论语》学、道统论等方面的简单论说。
事实上，韩愈不仅是大儒，更是经学大师。比如他不仅有独特的经学思想，而且把经学融会于其诗文之中，使他的诗文中处处闪耀着经学的光辉。从他的诗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对《易》《诗》《书》《礼》《春秋》《孟子》等经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韩愈特别重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经典，并依据这些经典对仁政王道及其性情理论做出阐发。另外他还重点阐述了《礼记》中《大学》的思想，使汉唐以来少有人关注的篇章成为宋以后经学的代表之作，大大拓展了经学的空间。我们尤其能看到的是，他著书立言无不引经据典，或直引，或活用，字、词、句、段中无不渗透着其治经的新方法，体现出其特有的经学思想。甚至可以说，他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的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深厚的经学功底的基础之上的。应该说，他的文学，从根本上是成就于他的经学。所以，本书欲对其经学作具体的考证分析，力图清楚地呈现韩愈的经学思想，以推动唐代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语笔解》，是韩愈治《论语》的结晶，也是唐人《论语》学著作中的仅存者，故而为后世学者们所乐道。在书中，韩愈按照自己对儒家思想内在理路的认识直抒己见，或补纠，或论定，或申述，或辩驳，新知迭出，颇多创获。对于经中之言，他认为只要是悖于情理的，便勇敢地否定。诚然，韩愈的新注新见新解未必全部正确，很多结论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但却充分表现了其经学家的学术功底及思想家的胆量与气魄。韩愈跳出了以往治经的学术模式，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和关注，人们往往由此归纳判定韩愈的经学思想和贡献，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仅以此书而定论，似仍显单薄。
韩愈身处中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他力排佛老，倡言儒道，复兴儒学，成为学术史上汉学向宋学过渡的重要人物。钱穆先生曾云：“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7]此已成为学界之通识。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曾就韩愈在唐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给予了精辟的定性：“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8]诚为确论。从整个经学史来看，韩愈亦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试图从传统的典籍中如《孟子》《中庸》《大学》《论语》等文本中获取新的思想资源，其对传统经书的反思和思考，促进了经学的变古和儒学的革新，为唐宋经学之桥梁。因而，不对其进行具体而深微的研究，就难以对宋代经学的诸多现象追根溯源，中国经学史也会因此显得不够完整和完美。
因此，认真研究韩愈对《易》《诗》《书》《礼》《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之所作为，考订梳理韩愈诗文集中对于传统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对于韩愈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科学定义韩愈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对于中国经学史相关研究的推进，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再解释与再运用，也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总之，笔者研读韩愈作品发现，其经学思想明显渗透其中；韩愈的经学思想及贡献，远较以往我们所认识的丰富；其经学研究，尚有相当的拓展空间。所以，笔者选择了这一题目，希望通过本书的完成，使韩愈对经典的研究、运用与贡献，及其所反映韩愈的经学思想，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是韩愈研究史上之第一次，也是儒学和经学史研究中之第一次。
二 韩愈经学研究现状
唐代文学艺术的研究，世为显学，近年尤为繁荣。而唐代经学研究，则相对衰微，具体关于韩愈经学的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晨星。很多人认为，韩愈经学乃或唐代经学皆微不足道，不足一论。故迄今为止，尚无关于韩愈经学研究方面的专著问世，留给学术界些许遗憾。
吴文治先生编辑的《韩愈资料汇编》共四册，搜集从中唐至“五四”前后有代表性的五百三十余家，包括诗文集、笔记等近六百种的研究成果，洋洋数百万言。其内容涉及对韩愈全集的整理笺注、生平思想、文学主张、历史地位、韩学史等各个方面。赵永建先生曾编《韩愈研究论著索引》，收集了从1977年至1997年的韩愈研究论著85种，从中可窥一斑。其后，随着韩学研究的蓬勃展开，成果亦很丰硕。如有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等对其文集的汇校签注，更有刘国盈《韩愈评传》（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吴文治《韩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卞孝萱等《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清华《韩愈大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李长之《韩愈传》（东方出版社，2010年）、匡亚明主编的《韩愈评传》、方烈文主编的《韩愈研究》、陈克明的《韩愈述评》等对其进行综合的研究评述。
另外，台湾主要有罗联添的《韩愈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邓国光的《韩愈文统探微》（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罗克典的《论韩愈》（台北“国家出版社”，1982年）、邹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王基伦的《韩柳古文新论》（台湾里仁书局，1996年）等。同时，不少外国学者对韩愈研究亦有涉猎，主要有美国人狄百瑞、威廉西奥多合编的《传统的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哈特曼·查尔斯的《韩愈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主持编纂的《唐代史料稿》《唐代研究指南》[9]，川合康三在研究中唐文学时，也较多地涉及韩愈。
另外美国还有一批学者热衷韩愈研究，汉学家倪豪士在《试论美国对韩愈的接受（1936-1992年）》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韩愈研究在美国呈兴盛之势，形成研究热潮。据倪豪士统计，截至20世纪末，美国对韩愈的研究专著有15本，论文有21篇，明显多于对柳宗元研究的5本专著和14篇论文。除了倪豪士之外，还有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及美籍华人陈荣捷、陈幼石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蔡涵墨于1986年出版了《韩愈和唐代对统一的追求》，该书从政治、哲学和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做了全面深入的评述，成绩斐然。宇文所安侧重于韩愈文学之成就，而陈荣捷先生则关注韩愈对新儒家产生的影响，认为韩愈在儒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美籍华裔学者陈幼石在《作为古文学家的韩愈》（Han Yu As a Ku-wen Stylist ）一文中，对韩愈古文做了系统的研究。
除了有大量的专著之外，单篇论文不胜枚举。据张清华先生2000年发表的《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一文所统计，近20年发表的韩愈研究的论文达550篇之多[10]。进入21世纪后，韩愈研究仍为显学。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从2003年至今，有关韩愈研究的是850篇论文，可谓是成果丰硕。
而搜索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至今仅针对韩愈研究所作论文只有2篇，一篇是徐加胜的《韩愈的道统及其宗教性诠释》，另一篇则是周敏的《韩愈诗文研究》。1999年至今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关韩愈的有43篇，内容大多为对韩愈诗歌文学之研究，而无一篇对韩愈经学思想做单独的研究。2003年至今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韩愈研究的论文850篇，涉及韩愈经学思想之文章亦不过27篇，包括韩愈的道统思想、排佛理论及其心性观等。其中单纯韩愈经学之研究，仅3篇而已，由此可窥韩愈经学研究之现状。
目前关于韩愈经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儒学史、经学史或哲学思想史，以及韩愈传记研究等相关专著中的一部分，仅在部分章节稍有提及。如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姜林祥主编《中国儒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姜广辉《中国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各种版本的韩愈传中，对于韩愈的经学思想或多或少的间接论述。
另一种形式，是单篇论文。主要有：段承校的《论韩愈在经学史上的地位》[11]，高明峰的《论韩愈、李翱的经学贡献》[12]，王宏海、曹清林的《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13]，章权才的《韩愈道论在经学史上的地位》[14]，唐明贵的《论韩愈、李翱〈论语笔解〉》[15]，查屏球的《韩愈〈论语笔解〉真伪考》[16]，李最欣的《〈论语笔解〉提要补正》[17]，刘红旗的《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18]等，还有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有涉及，如张巍的《中晚唐经学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陈培文的《论美国汉学界的韩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等。
不可否认，以上成果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了韩愈的经学思想及其在经学上的贡献，不仅对韩愈经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而且其中不乏卓见，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及深入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既不全面，亦欠深入。如高明峰的《论韩愈、李翱的经学贡献》，仅从韩愈舍传求道方面分析了韩愈的经学思想，明显不够全面。刘红旗的《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亦只是对韩愈的舍传求经略有叙述。即如各家着力较多的《论语笔解》，论证也是如此。如查金萍有《浅谈〈论语笔解〉》一文，虽对《论语笔解》的著者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存《论语笔解》是韩愈所著《论语注》与韩、李《论语笔解》的综合，其中可能亡佚了一些材料，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一些材料，但总体来说为韩愈、李翱所著，仍然属于“浅谈”。所以查屏球在《韩愈〈论语笔解〉真伪考》中又指出，《论语笔解》既非伪作，又非韩愈原本，而是宋人对“韩愈《论语》注十卷”的整理本。李最欣在《论语笔解提要补正》中，则对原有《论语笔解》之《提要》进行了辨证，对《论语笔解》的卷数问题、成书时间及著者等问题，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也没有最终解决。再如唐明贵在《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中，虽对《论语笔解》的著录及内容稍有分析，但并未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韩愈的经学思想。关于《论语笔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则是唐继添先生于2010年至2012年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就《笔解》的解经特色、学术思想、成书背景及语言特色进行了分析。其他成果如上所述，主要就是对韩氏道统、排佛理论的论述，多数属于通论性质，表面总结较多，而深入的探讨显少，犹如蜻蜓点水，不够深入。
概言之，韩愈经学虽大体上获得学界认可，但前人对韩愈经学的研究较为分散又缺乏系统性，虽有具体的析论，但都没有对其文集中的经学资料做深入挖掘和具体分析，对韩愈经学思想产生的原因等问题亦少有探究。如此，仅凭这些成果，还不足以对韩愈之经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因而，通过具体材料系统考察韩愈的经学，是一项极有价值，而且十分迫切的工作。该著作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散见于韩愈文集中的经学资料作较全面的搜集，从而对其经学思想进行剖析研究，以推动唐代经学研究之深入发展。
三 以往韩愈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分析以往成果，笔者认为前人对韩愈经学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尚有欠缺。
（一）个案研究，尤其是分经研究不足
以往的研究较笼统，没有具体到各经。个案研究是宏观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只有对韩愈及其著作进行全面研究，才能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前人对韩愈经学的研究，现在看来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所据文献不够全面，治学视野不够开阔。如仅是依《论语笔解》一书来研究其经学思想，而未发掘韩愈文集中有关传统经书的历史资源，其研究成果自然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韩愈经学的视野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并细化。
（二）对韩愈经学在唐代经学中的地位及影响重视不够
韩愈所处的时代，是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义理之学过渡时期，是北宋疑经思潮之端绪。这一历史变化，完全肇端于韩愈。韩愈本着重新建立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愿望，以自己理性的思考和谨慎的态度，重新诠释他对于传统经书的理解，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方法。其经学是唐代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前人对此认识尚有欠缺，对于韩愈经学甚至唐代经学，皆缺乏重视。即或有之，也仅是对其大体的勾勒，未能揭示韩愈经学及唐代经学的存在价值和学术意义。因而，我们需要对韩愈经学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此项工作有待于补充和深入。
（三）创新性不足
总体分析，至今对韩愈经学之研究，以沿袭旧说为多，观点比较陈旧，缺少全面研究的新成果和创新性。客观地讲，前人的观点虽然为我们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亦未必全部确切，却一直陈陈相因，为后人所援引。如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产生，很多学者皆认为其主要受禅宗启发而忽略了孟子对韩愈思想的深刻影响；对韩愈的排佛思想，不少学者则认为其排佛而又喜交佛徒，怀疑韩愈抵斥佛老的坚定性，等等。这种现象，进一步彰显了对于韩愈经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四）《论语笔解》的成书与真伪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关于《论语笔解》的作者、成书时代及真伪等问题，历来颇有争议。主要有：其一，《论语笔解》是一人所为，还是二人共撰；其二，《论语笔解》成书于北宋之末，还是北宋中期以前；其三，《论语笔解》成书时的卷数是2卷，还是10卷；其四，《论语笔解》与《论语注》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其五，北宋初《新唐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著录《论语笔解》，那么此书是否伪作。如前所述，已有部分学者对上述问题做了相关的研究，如唐明贵、李最欣、查屏球、查金萍等，皆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综合看来，他们的成果距这些问题的科学解决仍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上述问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五）对《论语笔解》本身的价值认识不足
比如其诸多新解的正误、价值、对后世的影响等，均有待逐一分析考辨。
（六）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如韩愈对传统经书的思考与探索有哪些；这种思考与探索又如何体现在其文著之中；又为后世儒学指明了何种致思方向与发展道路；其在经学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又在何处；其特殊的治经方法及经学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否有可借鉴之处。诸如此类问题，迄今并未得到科学、系统的解答。
著名韩学家卞孝萱先生在《韩学研究》序中言：“建立‘韩学’，必须从基本做起，才能像建高楼大厦一样，基固楼坚，巍然屹立。”[19]本书则立足于最基本的韩愈文集，对其深入钻研，进行分析、考证，力图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对其经学学术做进一步的开拓挖掘和深入诠释，力争为韩愈研究提供可靠丰富的参考和较高的起点，从而为今后的韩学及唐代儒学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上海书店，1988，第1页。
[2]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第104页。
[3]吴文治主编《韩愈研究》第一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337页。
[4]吕大防撰《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第181页。
[5]吕大防撰《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第186页。
[6]参见陈玉兰《韩愈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7，第1页。
[8]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9]参见陈玉兰《韩愈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0]张清华：《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1]《怀化师专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2]《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3]《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4]《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15]《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
[16]《船山学刊》2007年3月。
[17]《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18]《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9]张清华：《韩学研究》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