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屯昌地域文化及其历史阶段

历史的编纂基于对一系列连贯的历史事件的陈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时间、地点、人物三大要素；如果将这三要素投射到更大的叙述空间中，则分别对应着年代、地域、民族。年代的划分体现在全书的章节安排中，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则贯穿于每个历史阶段的叙述，而全书的开始则需要对屯昌史的发生圈定一个叙述范围。

一 区划与区域：屯昌概念的追溯

屯昌县位于海南岛中部偏北（北纬19°08′～19°37′，东经109°45′～110°15′），地处五指山北麓、南渡江南岸，是由琼北台地进入五指山区的咽喉地带。县境南北长55公里，东西宽52公里，总面积达1231.5平方公里。如今的屯昌县东与定安县、琼海市接壤，南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相依，西北以南渡江为界与澄迈县毗邻。县城屯昌镇坐落于该县中心，居于海榆中线86公里处，是海南省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可用“十字打开”来形容（见图0-1）。

图0-1 屯昌县在海南岛位置

说明：屯昌与定安的行政区域界线长度为93.8公里，与琼海的界线为53公里，与琼中的界线为78.6公里，与澄迈的界线为81.1公里。

资料来源：笔者手绘。

（一）屯昌县的建置与沿革

屯昌县由于位于海南中部山区，开发较迟，直至1948年4月1日，真正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屯昌——其前身新民县——才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浴火而生。

1948年2月21日，中共琼崖区委二次执委会决定在琼山、澄迈、定安三县交界处建立新民县，县治所在今南坤孔葵头村，将原澄迈县二区（除加乐乡外）所属各乡及琼山特别行政区各乡划归新民县管辖。同时，新民县下属各乡又分为两个区：第一区包括松涛、林加、南坤、藤寨、岭肚、黄岭（含大同）；第二区包括西坡（西昌、坡尾）、石北（石浮、北雁）、新海（新兴、海军）以及附辖新吴、瑞溪、长安、新竹。[1]4月1日，新民县民主政府正式在南坤孔葵头村成立。新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光兴，县长符孟雄，组织部长李科史，宣传部长兼财政科长韩光，民政科长符实。县政府成立县人民武装中队，定名“英工队”，又称“县大队”，首任队长陈大章。1952年，因与辽宁省新民县重名，始改称屯昌县。

《屯昌文史》第1辑收录了李科史的两篇回忆录：《新民县——屯昌县在斗争中诞生》（以下简称《新民县》）、《屯昌县组织机构简况（一）》（以下简称《屯昌县》）。两相参照，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民县诞生前十年的区划演变历程。

1939年到1940年间，澄迈二区的管辖范围：新吴、新兴、新竹、石浮、北雁、加乐等6个乡。振山区的范围：西昌、坡尾、海军、原琼六区的大同、黄岭、南坤、藤寨、岭肚等8个乡（此据《屯昌县》）。

1941年初，澄二区与振山区合并为二区（此据《屯昌县》）。

1942年夏，成立澄、琼、定边区党委、政府（此据《新民县》，《屯昌县》称1943年夏）。

1943年11月，取消澄、琼、定边区党委、政府，重新成立澄迈县委县政府。澄迈县二区管辖西坡、新兴、大同、海军、石北、黄肚、藤南、长安、瑞溪、新兴、新竹等11个乡（此据《屯昌县》，《新民县》称下辖海军、新兴、西坡、石北等4个乡，差别较大）。

1944年，新兴、海军合成新海乡（此据《新民县》，《屯昌县》称新兴、大同、海军等3个乡合成新海乡）。

1946年2月，成立澄、琼联区委，3个月后取消。管辖西昌、坡尾、北雁、石浮、海军、新兴、大同、屯昌、黄岭、岭肚、藤寨、南坤、松涛、林加、新吴、新竹、长安、瑞溪等18个小乡。其中有乡、保、甲长建制的乡是石北乡、西坡乡、新海乡、黄肚乡、藤南乡（此据《屯昌县》）。

1948年2月，新民县诞生，下设三个区：一区黄岭、屯昌、大同3个乡；二区西坡、石北、新海、长安、瑞溪、新吴6个乡；三区南坤、藤寨、岭肚、松涛、林加5个乡（此据《屯昌县》，《新民县》两次提及此事，第二次提及时与此全同，第一次提及时却与此说法有明显出入）。

1950年6月，定西特别区划归新民县，分设四个区。原二区的坡尾、石北、瑞溪、新吴划归澄迈县，西昌、新海划归新民县（此处综合了二文）。[2]

自新民县成立以来，屯昌县境又经过了一系列较大变动。

1949年，新民县与定西特别区范围，东至定安县的九所、龙塘、石壁，南至琼中县的思河、新市、加营、黎母山以及白沙县的香加、小水，西至南渡江，北至定安县的新竹，澄迈县的新吴、石浮、海军、西昌墟，共辖769个村，面积2266平方公里。

1955年10月，澄迈县西坡乡的西昌墟、仁教上村、仁教下村、合格、牛路头、大坡、南阳园、双冠岭、水浸、夏水、加横、里仁、里仁新村、茶根山、挑盐坡、南熙、大坡、寮山、庆云、合格墩、美才园、珠宝坡、上品园、龙江墩、上岭、新村、大武、大颜、老村园、三畔、水潮、旧村、加令坡、书芳园、美玉园、新村、土龙、芙蓉、深昌、南田、茶根、木棉朗、西昌园、加浩、新安、坡口、芽石园、加乐坡、南味、加棒等村划归屯昌县管辖，屯昌县增加面积131.16平方公里，全县面积达2397.16平方公里。

1956年12月，溪西、腰子、大保、南利、榕木、大木、南老、加里、松涛、干埇、新林、鸭坡、加章、黄罗、岭门、新子、大坡等划归琼中县管辖，屯昌县面积减少1215.16平方公里，仅存1182平方公里。

1957年3月2日，南坤、石岭、中长、石雷等划给琼中县管辖，减少面积253.5平方公里。此时，屯昌县面积为928.5平方公里。

1958年定安县的忟、东风大队并入屯昌，增加面积76.3平方公里。9月，屯昌县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有东风（屯郊）、超美（中建）、长征（新兴、新竹、大同）、钢铁（南吕、乌坡、枫木）、八一（藤寨、黄岭）5个人民公社。公社下设枫木、乌坡、黄岭、藤寨、新兴、大同、屯昌、西昌、屯昌镇等管理区。12月1日，屯昌、定安两县合并，称定昌县。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屯昌镇。县长叶寿山，副县长李积才、王俊才、吴爱英（女）、李遵元。县委书记陈克攻，副书记叶寿山、叶佐平、莫逊、张书来、吴强、陈维良、王霞立，定昌县后于1961年裁除。

1961年11月，琼中县的南坤、南老、石雷、石岭、中长、大曲等大队先后并入屯昌县，增加面积226.7平方公里，全县面积达1231.5平方公里。

1974年4月，从南吕公社[3]划出关朗、马朗大队，从屯昌公社划出南台、海株、白石、高朗、加买大队成立坡心公社。此后，屯昌县县境稳定无变。

为了更加直观，我们可以画这样一个示意图（见图0-2）：

图0-2 屯昌县建置沿革示意图

资料来源：屯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屯昌县志》，方志出版社，2007，第1页。

由图0-2可知，屯昌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一次从无到有、不断调整的过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屯昌县的历史只能从1948年新民县的成立算起，如果以“屯昌”二字追溯历史，也只能上溯到明清时期的屯昌墟，然而我们的叙述远不止此。

新民县的产生及其所属区划分合绝非仅仅是政治衡量的结果，同时也综合了对地缘文化的考虑。

就传世文献看，元代中央政府曾经大量起用屯昌地方人士作为土官：“王观留，南闾人，授县丞。钟翼，西厢人，由吏员授主簿。曾观张，光螺人，授巡检。王观悬，光螺人，授巡检。王徽猷，光螺人。”[4]说明至少从元代起，屯昌地区便与中央经略发生联系。就民俗文化看，纪念冼夫人的军坡节[5]在屯昌境内村镇广为盛行，我们可以推断冼夫人的部队从海北登陆曾经取道屯昌，由此进入五指山区，一路南下，平息黎族叛乱。就出土文物看，屯昌地区的文化和海南岛整个文化史保持同步：

吉安新石器遗址 位于吉安西北约0.5公里，1957年海财区文物普查队采集到舟形石斧2件，残石器2件，夹沙粗陶（里胎、红表里）1片，瓷片（唐宋时代）3片（黄、蓝、绿各1片），瓷器提梁1件，已严重风化。遗址范围南北长约22米，东西宽约17米，部分地段被雨水严重冲刷。[6]

甚至我们可以说，早在宋元时期，作为地域概念的屯昌地区便以“熟黎文化圈”的身份被确定。所以，1948年以前的屯昌是地理概念中的屯昌，要梳理屯昌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一边界文化的发生、发展来展开论述。

（二）地域概念的追溯

如同西方史研究者习惯于用“希腊”一词指称涵盖今天希腊共和国在内的广大地中海东北部地区一样，历史上的屯昌也只是一个并不严格的地域概念，它包括如今琼山、澄迈、定安三县边境地界，有着与三县极其相似的地域文化。直至1948年屯昌县前身新民县建立，屯昌这一地域概念才正式以行政区划的“身份”被确定下来，并由此这一地域文化完成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化。

西汉，采用州、郡、县三级制。汉武帝平南越后，设珠崖郡、儋耳郡，隶属交州。汉元鼎六年（前111）置儋耳郡，海南岛自此并入中央版图。珠崖郡下设毒冒、苟中（澄迈县前身）、紫贝（文昌县前身）、朱卢、瞫都、临振六县；儋耳郡下设至来、九龙、儋耳三县。

三国吴，交州朱崖郡，下设徐闻、珠官、朱卢三县。

东晋，交州合浦郡，下设合浦、珠官、朱崖、新安、徐闻五县。

南朝宋，越州合浦郡，下设徐闻、朱卢二县。

南朝齐，因循旧置。

南朝梁，崖州。

南朝陈，崖州珠崖郡。

隋代，精简建制，采用郡、县制。朱崖郡，下设澄迈、颜卢、武德（610年改名舍城）三县。儋耳郡，下设毗善、义伦、吉安、昌化、感恩五县。临振郡下设宁远、延德、临振、陵水四县。

唐代，采用道、州（郡）、县制。继承隋代设下的崖州，增设琼州（一度改琼山郡）、万安州（一度改万安郡、万全郡）、振州（一度改延德郡）、儋州（一度改昌化郡）。崖州下设舍城、澄迈、颜罗（由颜城县改名）、文昌（由平昌县改名）四县。琼州下设琼山（639年析琼山县，置曾口、颜罗、容琼三县）、曾口、临高（由临机县改名）、乐会、容琼五县。万安州下设万安（一度改万全县）、博辽、陵水、富云四县。振州下设宁远、延德、吉阳、落屯、临川五县。儋州下设义伦、洛场、昌化、感恩、富罗、临高六县。

五代至宋，采用路、州（郡）、县制。广南西路下设琼州、万安军、崖州（后改朱崖军、吉阳军）、昌化军（后改南宁军）。琼州下设琼山、文昌、乐会、澄迈、临高五县。万安军下设万宁、陵水二县。崖州下设吉阳、宁远、通远、延德（后改延德军）四县。昌化军下设宜伦、昌化、感恩、镇宁（同时置镇州）四县。

元代，采用省、道、路制。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下辖乾宁军民安抚司、万安军、吉阳军、南宁军。万安军下设万宁、陵水二县。吉阳军下设宁远县。南宁军下设宜伦、昌化、感恩三县。乾宁军民安抚司下设琼山、澄迈、临高、文昌、定安（后改南建州）、会同、乐会七县。

明代，采用省、府（州）、县制。广东布政司琼州府下设崖州（今三亚市）、儋州（今儋县）、万州（今万宁县）三州，琼山、定安、文昌、会同（今琼海县）、乐会（今属琼海县）、陵水、感恩（今东方县）、昌化、临高、澄迈十县。明代乡里制度较为完善，县以下大抵十里为一都，以都统堡，以堡统图，以图统甲。

清袭明制。[7]

从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中可以发现，唐宋时期，屯昌县境隶属于琼山县；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年间，屯昌县境分属澄迈、琼山、定安三县管辖，处于三县“三不管”的交界地带，而这也是屯昌县最终得以产生的地缘因素。

二 自然环境与屯昌文化

在文化地理学学者眼中，区域环境不仅参与了人类文化的建构，环境的异同同时也是产生文化变异的关键。本节从地域内的自然特征入手剖析地域环境影响下的屯昌文化特性，以实践历史学的主要议题“从研究人周遭的环境到环境中的人”。[8]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只是为屯昌文化提供一个观察视角，而非陷入“环境决定论”。

（一）地缘因素对屯昌文化的影响

首先是山地文化。

屯昌县处于低山丘陵地带，丘陵约占85%，平原台地和山区占15%，素有“八山一水一田”之称。山岭多在四周边境，一岭连一岭，一山接一山，把大小丘陵紧紧围住。县境内共有9座低山（见表0-1）。

表0-1 屯昌境内低山概况一览

从屯昌地区早期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屯昌先民多择址于山坡台地处，往往选择倚“峒”建屋的山居方式。各峒土壤肥沃，利于耕种；而大大小小的峒又较为集中地散布在岛内放射状河流的源头及沿岸，生产、生活用水十分便利。

流经屯昌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南渡江、龙州河、南坤河、西昌河、青梯河、卜南溪、南淀河等，多属南渡江水系。以鸡咀岭-尖岭为分水岭，分成东部的龙州河水系和西部的南渡江水系；鸡咀岭、南岭、里佳、南吕岭一线以南，属万泉河支流青梯河水系。三支水系以鸡咀岭为交汇点，三面分流。除了南渡江干流龙州河外，其余河流短小、河面狭窄，河床割切较深，流线弯曲，落差较大，河水蕴藏能量丰富。在地理与水文的综合影响下，屯昌地区形成以农耕为主、兼及渔猎的生产传统。正因如此，屯昌地区表现出迥异于海南岛沿海文化的山地文化。《海南岛志》一书曾这样记道：

如琼山、文昌、澄迈、琼东、定安、乐会、万宁、陵水等县，以地偏岛之东北，接近大陆交通，风气开通较早，其民富冒险，务进取，南洋各岛多其足迹。如儋县、临高、昌江、感恩、崖县等县，地偏岛之西南，离中土较远，中梗五指山，黎汉错杂，交通既阻，教育亦遂落后。[9]

这一极具张力的结构差异，与重洋之外的希腊具有诸多类型意义的共性特征：

希腊是个多样化的地区。地中海式地形和亚高山地形只相隔几英里；肥沃的平原与荒秃的山地相交错；许多富有冒险精神的水手与贸易商社区就与内陆从事农业的乡民为邻，后者根本不知道大海商业，既传统又保守，甚至与小麦和牲口同样传统、保守。[10]

山地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封闭性”和“独立性”。山地文化的封闭性特点，一方面强化了黎族社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本身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峒同构”关系，在山地的环境中得到了毫无异议的认可；另一方面，黎族社团的“封闭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与汉族文化的充分交流，在汉黎之间的经济交往中，黎族族群往往以一个被动的姿态参与汉黎间的商贸活动。

此外，文化上的“封闭性”对屯昌地区生态资源的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黄强将军在经由龙塘前往屯昌的路上曾有如下感慨：

前路丘陵起伏，路线蜿蜒，冈上古松数十株，龙鳞苍翠。余在琼崖东北沿海一带，遍索不获，今于腹地见之，诚出意外。然内地如文昌嘉积澄迈等处均无所睹，独此数十株，大俱数围，足征年代久远。此树近数十年无新栽者，若再遭斧斤，种当灭绝。因饬当地团董妥加保护，并随时蓄养松林。[11]

所以说，山地文化的“封闭性”一方面制约着屯昌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屯昌的生态环境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所谓的“保护”还应和“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区别开。

其次，就大环境看，屯昌地区还具有边缘文化。

海南岛远踞南海，在地理意义、战略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等方面，都是中国最典型的边疆代表。[12]这一性质使得封建王朝对海南的经略多半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汉黎分治，结果形成了海南岛由里而外的生黎、熟黎、州县人民三级圈层族群分布结构。其中，“熟黎”文化既是连接汉黎文化的“纽带文化”，又是汉黎文化的“边缘文化”，屯昌地处中部过渡地段，正是熟黎文化的典型地区，因而具有“文化边疆”的典型性。

从族群构成来看，熟黎除了正在接受或已经“汉化”的黎族人外，还包括湖广、福建以及各州县的流民、破产的闽商、脱籍的军人：

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13]

省民之负罪者，多逋逃归之……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14]

熟黎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多王、符二姓。其先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亦多闽广亡命杂居其中。有纳粮当差之峒。有纳粮不当差之峒。[15]

这群被称为熟黎的汉人有个共同点，即都是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群。越是处于边缘的族群自我认同感就越强烈，族群意识也越凸显。“熟黎”族群的意识产生之后，便不断在与“他者”的社会交际中强化，逐渐形成了族群内部的向心力，也就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并通过一系列的习惯来约束和维系这一认同：

一个群体的“族群意识”一旦产生，即会在本群体与他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明确和强化本族群的边界，并且努力推动以本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行为。在一个多民族社会里，在族群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族群”会逐步成为具有特定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群体单元，并会在此基础上产生某种内部的“自身动力”，族群的个别成员和领袖们也可能会通过动员族群的集体行为来为自身争取这些利益。[16]

在熟黎族群中，这种维系族群认同的行为表现为对汉黎文化的双重认同：既不完全认同汉文化，也不完全认同黎族文化。

最后，在与汉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屯昌地区还产生了农商文化。

屯昌是海南岛沿海到中部山地的交界地段，自身地理区位优越，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墟市亦可证明屯昌地区本身处于商业枢纽的位置。但是，由于山地文化的影响，屯昌地区长时间满足于从“家的自给自足”到“村的自给自足”再到“峒的自给自足”三重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直到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大量涌入，促成了岛内的社会分工，商品经济才始见产生。

然而，屯昌地区的商业文化本质上属于东方的农商文化，与西方扩张式的商业文化略有不同。西方的商业文化造就了西方社会平等、创新两大性格，商品经济靠市场竞争，竞争的理想状态是尽可能排除特权的干扰，因而产生了平等思想；在平等竞争的前提下，赢得竞争的主要手段是靠商品的创新，即所谓“物以稀为贵”，砺就了创新意识。屯昌地区的农商文化则不同，他们仍以农业作为生存之本，商贸活动间或发生而非常态，因而谈不上特权与平等；商贸活动主要基于汉黎间的互通有无，因而谈不上产品创新问题。但这种商贸往来却对屯昌境内的熟黎族群影响甚大，发生于贸易层面的沟通与交流不仅使他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利，同时在文化上改变了他们文化根性中“封闭”的山地性格，成为黎族族群的“先行者”。直到清末民初，汉黎之间的交流仍需依靠熟黎族群才能完成：

自南丰入黎地必改雇黎夫。据洪君范卿云，黎中路多峻岭，黎夫不能任重，肩舆须雇四夫乃能抬。每担只能挑三十斤。入黎米可就地买食，水亦可饮，无须用沙漏，此沙桶可无须带行。原来行李二挑，可改作三挑：备钱随路发夫作一挑；备蔬菜油盐自食，及咸鱼于叶用以赏黎总营哨官当作一挑；又从人太单，须添勇四名，又局派通黎语者一名，当另雇一夫挑从人行李。从之。共托雇黎夫十名。[17]

屯昌地区所表现出的商业文化不带有西方商业文化所特有的侵略式特性，也谈不上创新精神，他们关注的是从封闭的山地环境中走出去，去学习借鉴先进的文明方式。特别是明清以来，随着屯昌地区与外部汉文化的接触加深，“走出去”意识更加明显。《屯昌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18]一书收录了海瑞幼年迁居的故事，大意为海瑞以小盘难盛大鱼为喻，暗示父亲“小村容不得大人材”，于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海瑞一家举家迁往琼州府。这则故事是否发生在海瑞身上很值得怀疑，因为海瑞四岁便丧父，后与母亲迁往琼山县，相依为命。除去“海瑞”这一箭垛式人物，我们可以看出，这则故事在屯昌地区广为流传，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屯昌相对封闭落后的人文氛围的反思，故事深层结构中暗含的“走出去”意识十分明显。

屯昌地区这种“性格内敛”的农商文化，与海南岛所谓的海洋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内通性。闫广林曾指出，不同于西方发展出的扩张式商业文化，海南岛所谓的海洋文化实际上是根源于大陆农业思维惯性的“蓝色农业文化”：

由于大陆文化的持续而深刻的同化和影响，位于广府区域的海南岛海洋文化，既不同于该区域商业贸易性的海洋文化，也不同于江浙区域以加工贸易为主题的海洋文化，更不同于西方语境中那种因为资源问题而形成的殖民扩张性质的海洋文化，而属于一种内陆性的农业文化，蓝色的农业文化。[19]

进取而不冒险，扩张而不入侵，生根而不殖民，屯昌地区的农商文化，正好可以视作海南岛涉洋而外的侨民的发展模式，其内在的文化根性则是“蓝色的农业文化”。

（二）气候环境对屯昌文化的影响

除了地理因素外，气候特征同样也对屯昌文化有所影响。

由于属热带季风气候，加上地处中部山区北缘，屯昌光、热、水充足，无霜期350天以上，日照达1990～2100小时，太阳总辐射量124.7千卡/平方厘米，平均雨量1960～2400毫米，一年四季花木繁茂，适合热带作物生长。

屯昌县年平均气温为23.5℃，最高年平均气温28.3℃，最低年平均气温20.3℃，地区差异不大。全年最冷期在12月25日至翌年的1月15日，候均温16.6℃～16.7℃，之后候均温逐渐上升，至6月15日上升到28℃～29℃。全年的最热期在7月11日～8月5日，此时期候均温在28.4℃～28.9℃。9月1日起，候均温逐渐下降。区域内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年均降雨量最多的年份2563毫米，最少的年份1000毫米。有80%的年份降雨量在1800毫米以上，年雨日100天以上，西南部和东南部山区比其他地区雨量和雨日多，年雨日160～185天。

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当地人只需要付出少量的劳动便能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意识不到自身生产方式的落后，逐渐地养成了所谓的“惰耕”情绪。明人王士衡曾以屯昌南吕峒的耕作方式为例，谈论当地人耕田不施粪肥，“只见人懒、不闻土懒”的“惰耕”状态：

天下江浙等处，一年三遍耕田。山东耘麦多至七遍。若我南闾一峒，百姓每熟耘一二遍，禾皆倍收。今我附近乡人，全不知耘为何事，间有知者亦仅耘得一遍，田间野草反多于苗。苏松去处，终年备办粪土，家积人粪如惜金玉。春间夏间，常常浇灌其田。民苗一亩，纳粮一斗八升，且曰“苏松熟，天下足”。今本处全然不复以粪为事，其视人粪轻弃如土。夫农卤莽而种之，天亦卤莽而报之。[20]

屯昌先民所占的各峒土壤肥沃，物候条件极佳，物产丰美，非常适宜耕种。但是，他们不懂耕耘，不施粪肥，“夫农卤莽而种之，天亦卤莽而报之”，原本可以倍收的土地，却成了草反多于苗的“荒田”。当然，把这种状况直接归咎为“人懒”，少不了批评者自身带有的主观情绪。其实，我们还应该联系屯昌地区山地文化的性格来看待这种“惰耕”现象。从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屯昌地区即使仅凭简单的耕种已经可以满足自身内部需求，其“惰耕”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比较的对象。没有比较就没有心理落差，也就不能直接感知汉族生产方式的优越性。那么，导致这种缺乏比较的重要因素，就是山地文化的封闭状态。

尽管屯昌地区气候条件优越，适宜农耕，但降雨和光照不均，夏秋台风暴雨，冬春干旱和冷空气威胁，都对农业不利。首先是每年的“烂冬”天气。每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底，阴雨连绵五六天以上，民间称为“烂冬”。由于屯昌县地处海南岛中部偏北部内陆，地势南高北低。在这种地形地势的影响下，冬季冷空气南下时堆积在山间盆地和峡谷里，造成连绵阴雨，气温较低。这样的低温“烂冬”天气常使稻谷发芽腐烂，亦会影响收成。还可能出现霜冻、虫灾等现象，尤其是每年出现的寒潮，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其次是春季的干旱影响。在每年三四月间，冬夏季风的转换季节，由于冷空气的前锋仅到达湛江一带，对屯昌县尚无影响，但受南海高压控制，天气晴朗少雨，常出现干旱，故而民间有“春有十年九旱”的说法。《屯昌县志》数据显示，从永乐元年（1403）至咸丰十年（1860）的457年中，发生旱灾的年份共115年。1861年至2000年，发生旱灾的年份共41年。据史载，干旱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道光四年（1824），屯昌地区连续17个月干旱，水稻失收，杂粮断绝。[21]

再次，是夏秋季节台风天气和水涝灾害的影响。夏秋季节，屯昌地区常处在高热高压的南缘，台风、雨量较多。台风季节发生在5～11月，主要集中于8～10月，此间是水稻抽穗扬花和成熟期，因此台风对农作物危害极大。由于受到热带低压和台风天气的影响，夏季雨量和雨日较多，县境内一些平原、洼地来不及排水，因而造成水灾。

总之，屯昌地区气候特征体现为春干旱，夏湿热，秋多台风，冬有阴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既然屯昌地区也频受自然灾害威胁，那么早期的屯昌居民为什么没有产生危机意识？

事实上，黎族生产方式的落后，与海南的物候条件以及开发进程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综合屯昌地区的历史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化解自然危机的方式非常具有地域特点。首先是屯昌地区可供物质资源丰富，可以有效缓解自然灾害造成的食物紧缺的困境。一则是有大量的野生物产可供采摘，二则气候条件可使一年多产，上述灾害多是季节性的，而非全年性灾害，灾害影响可以靠时间的推移自主补偿。

其次是屯昌地区物质资源需求不大。由于海南开发迟缓，原住民人口稀少，据宋代《元丰九域志》统计，元丰三年（1080）全岛仅有10366户，以当时广南西路每户4.36口折算，计有44760人，人口密度为0.31人/平方公里，[22]而且海南岛人口集中于环岛州县，或者是中部山区，屯昌处于中间地段，常住人口更是少之又少，对物资的需求并不大，也可能缓解自然危机。宋人赵适汝的《诸蕃志》中也有类似表达：“虽无富民，而俗尚俭约，故无茕独，凶年不见丐者。”[23]原本轻松安逸的耕作方式已经可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即使偶有天灾，也有丰富的野生物产作为补偿，本身不存在粮食紧张的局面。正如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一文所讨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24]

所以，在没有生存压力的环境下，很难产生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的淡薄也很难促使生产方式的转变与进化——尤其是将简便的耕作程序复杂化。由此可见，所谓“惰耕”，并非屯昌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是优越的自然环境诱发的文化“通病”。

三 族群结构与屯昌文化

族群的流动与迁徙改变着族群的地理边界，族群的互动与互渗则改变着地域的文化空间。屯昌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同质的文化，随着不同族群的进入，屯昌文化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同质走向异质，并在历史的冲突与融合中由对抗走向融合。

（一）屯昌的族群结构

共时地看，屯昌县属于典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为屯昌族群结构的主体，其次是黎族和苗族，另有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其间，屯昌县民族结构见表0-2。

表0-2 屯昌县三次人口普查民族结构

续表

历史地看，黎族无疑是屯昌地区最早的主人，万余年以前黎族先民就已迁入海南，差不多同一时期，黎族先民扎根屯昌地区（详见第二章）。而后，汉、苗族群向屯昌地区自发性移民间或发生，最大规模的移民出现在明清时期，成批汉族移民因“避难”等原因迁居屯昌，屯昌地区的民族结构大为改动；苗兵也以屯军的形式大批落籍屯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海南岛的发展以及热带农垦事业的起步，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屯昌，包括国家分配的干部、农垦工人、疏散人口、知识青年、越南难侨、外来经商者等，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则因之进入屯昌县，丰富了屯昌地区的民族文化。当然，少数民族杂居对文化形态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对屯昌文化生活影响较大的还是汉、黎、苗三族。

（二）苗族的迁入问题

先说海南岛苗族的来源问题。

现有关于海南岛苗族来源的确切记载，可见于清代志书中，如《光绪崖州志》中记载：

又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常徙移于东西黎境姑偷郎、抱扛之间，性最恭顺。时出城市贸易，从无滋事。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定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犹善用药弩。[25]

志书所记“剿平罗活、抱由二峒”一事发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是一次规模较大的黎族叛乱，据《万历琼州府志》引《崖志》所述，此次平乱后，这些苗兵药弩手以屯田为名，留守海南：

乐定营屯田。（据《崖志》，四十二年征平罗活贼，奉文清丈黎田一百一十九顷四十二亩零，该参将何斌臣议，将三十顷与广西药弩三百名为屯田，每名十亩，岁抵月粮二两四钱存田。）[26]

由此看来，屯昌地区的苗民大抵是明代从广西征调而来，而后落籍海南岛的这些苗兵的后裔。这是关于苗族移民的确切记载。

另据学者考证，海南岛的苗族也有可能是广西瑶族的后裔，登岛后与当地人混居。由于广西瑶族的迁徙属自发性移民，且时间较早，其具体的迁入时间与原因无从得知。[27]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现有学者将苗族族源推至“狼兵”，并将“狼兵”至琼时间断为苗族落籍海南的时间，[28]这一观点笔者以为过于武断。

从来源上看，将“狼兵”认定为“苗兵”的观点最早见于王兴瑞先生《海南岛之苗人》一书中，他断想：“其他地方，有所谓‘狼目’‘打手’及‘狼土兵’等名称，想也指的这些苗人，……”[29]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旋即否认了这一看法：“这里所说的‘狼目’‘狼土兵’等，作者起初以为就是琼州府志等书中的广西苗民（即瑶兵），但最近偶番皇清职贡图，于卷四有云：‘灵山县僮人，本广西狼兵……灵山县的僮人本是广西的狼兵，并不能因此便断定调来海南的‘狼目’、‘狼土兵’便一定是广西的僮人。”[30]在这篇文章中，王兴瑞先生根据语言调查材料，对之前认为“狼土兵”即“苗兵”的判断有所修正。

从类型学上看，自罗香林《狼兵狼田考》一文起，不乏学者关注“狼兵”问题，[31]这些论著几乎没有论及“狼兵”与苗族的关系，单认为海南的“狼兵”就是“苗兵”多有不妥。

从文本上看，认为“狼兵”即“苗兵”的观点，实际上是将《万历琼州府志》卷八“命总兵王鸣鹤督各路官兵，并西粤狼兵，云集征剿”与卷七“将三十顷与广西药弩三百名为屯田”[32]整合而一，再与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中“盖前明时剿平罗活峒叛黎，建乐安城，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33]一句对比所得，其间的概念距离可想而知。其次，嘉靖二十八年（1549）那燕叛乱时，郑廷鹄上疏言道：“臣生长其方，见闻颇确，今日黎患，非九千兵可办。若添调俍土官兵，兼召募打手，共集数万众，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后可克耳。”[34]类似史料记载还有很多，这里动辄逾万的土狼兵，为何战后只剩“广西药弩三百名”？再者，现存《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对此事的记载，本身文字错乱，间杂王佐、唐胄平黎言论，实非善本。

所以，笔者倾于保守地认为，狼兵可能含有苗人，但不能说狼兵就是苗兵，更不能完全将狼兵入琼时间等同于苗兵入琼时间；其次，苗人入琼时间当以史料为准，既有史料，却加臆测，多有不当。

再说苗族对屯昌地区文化的影响。海南岛的苗族本身是一个勤勉的族群，被誉为“不朽的拓荒者”，据《崖州志》记载：

又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常徙移于东西黎境姑偷郎、抱扛之间，性最恭顺。时出城市贸易，从无滋事。……辫发衣履与民人同，惟妇女黎装。皆能升木如猱。不供赋税，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黎人仿之）。一年一徙，岭茂复归。死则火化，或悬树杪风化。善制毒药着弩末，射物，虽不见血亦死。兼有邪术，能以符法制伏人禽，最为生熟黎岐所畏服（参《府志》）。[35]

因为他们后于汉、黎两族入琼，所以好的耕地几乎被占光，他们只能将“无产”者文化植根于荒山之中，而且靠租赁黎人占领的土地耕植维生。在经济上，苗人和黎人是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他们需要向黎首缴纳租金，甚至供给没有酬报的力役，[36]在生产上，苗族人种植山兰稻的生产方式对黎族的耕种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苗族人性情恭顺，从不滋事，和历史上的黎、苗对立相比，他们落籍琼岛后并未和当地黎族发生摩擦。从苗族入琼的原因上看，苗人是被征调到海南岛，为的是帮助官府平灭黎乱，可想而知，黎、苗两族从一开始就互为敌对，无法产生好感。王兴瑞先生通过对海南岛苗族的调查则认为：“黎、苗都是同样没有历史的民族，这种历史上的冲突，是不会遗留在他们后代人的记忆中的，所以据作者的观察，黎、苗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起于历史的原因，无宁说是起于经济上的原因——土地关系，尤为恰当。”[37]所以，后期的黎苗关系虽不融洽，但也不至于决裂。

（三）汉族的移民与影响

汉文化的进入对整个海南岛的文化结构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调整，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海南岛有两大意义：一是中原的先进文化、生产力以及大量劳动力涌入海南，为海南的发展提供动力，并促进社会分化；二是伴随移民开发，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力在海南得到进一步扩散与强化。隋唐以降，海南重归中央统治，汉族移民海南的热潮随之愈烈，至明清而大盛，其移民原因绝大多数为“政治避难”：

苏文忠云：“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者多家于此。”丘文庄云：“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此处。”黄文裕云：“郡城县城营居多戎籍，自宋元顺化皆汉土遗裔，洪武以来军士初拨则多苏浙之人，续拨则多河之南北，再调则又闽潮之产，厥后中原各处官吏充配者接踵而至，故士族多出中州。”（俱见《郡志》）[38]

汉族移民屯昌属于移民琼岛后的二次迁徙，迁徙时间最早可推至隋唐时期，吉安旧址建立期间。现有文献直接记录其移民发生在元朝元统年间（1333～1335）（详见第二章），随后至明朝而为盛。迁徙原因除了环岛州县的饱和开发以外，躲避海寇侵袭恐怕是一重要因素。这一“避难求安”心理使得屯昌的汉文化与海南岛主体的汉族“贬官文化”略有差异。

除了经济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外，汉族通过其经济、文化地位，在建构屯昌文化过程中，起到了调和民族关系的作用。王兴瑞先生论及：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普通总是起于某种相互的要求，因此和平的日子总比斗争的日子多，调协的关系也就比冲突的关系为显著了。汉、黎、苗诸族间调协关系最显而易见的，是经济上的交易，在这个场合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仍是汉商。通过汉商的手里，造成了汉、黎或汉、苗间经济上不可分离的连系……

随着经济上的沟通，又产生了文化上的调协。不消说，当然是汉族文化居于领导地位的。最显明的，是汉语在黎、苗境内普遍通行，因为语言是传达意思的媒介，在交易上是不可缺少的，今日黎、苗大部分都能说海南岛汉语，便是起于这种要求，而黎、苗两族语言之间也有同样情形。同时，黎、苗为应付他们和汉人间复杂的关系，需要种种知识，因此渴望接受汉人的文化，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读汉人文字，故很早很早以前，黎、苗便已自设学校，请汉人教师入去教书了。此外，各种风俗习惯，自衣、食、住以至婚葬仪式等等，都无不染上浓厚的汉化，而尤以黎人为甚，因为他们和汉人接触较苗人为频繁。这种种族文化的交流，只要我们留心观察，随处皆可看见。至于黎、苗两族间文化的调协，则无足称述，这是缘于这两支文化细流本身都汇合到汉化的巨流中去了。[39]

由于汉族的领导地位，屯昌地区多元的民族文化得以在汉文化的场域中调和。调和机制则是屯昌汉族“求安”的心态以及汉民族本身“贵和”的文化本质。

四 屯昌文化的历史分期与阶段特征

（一）自我话语体系的建构

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论道：

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的精神之所在。[40]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要对一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来龙抉隐钩沉，首先应当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一个契合于表达地域“个性”的叙述对象；不然，我们所呈现的屯昌史不外乎就是海南史、中国史的注脚，而这种注脚式的讲述将会在与历史形象更为丰满的海口、文昌、三亚等地的对比下，失去历史话语权。

屯昌史在史学中归属于地方史的范畴。关于地方史的时代划分，长期以来都是由正史主持发言，一提分期，便是轻车熟路，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一提内容，便是政治、经济、科教文几大板块。这套正史话语更适合于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更适合于史料丰富的地域，因为这种分期系统更能展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屯昌在历史上长期处在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史料又相对缺乏，盲目地套用正史分期与板块，或许并不适合屯昌历史的发展步调。

理论上，20世纪20年代，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进入中国，打破了中国史学传统以王朝更迭、政制变迁为标准的分期样式，转而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向度出发考析历史阶段，为本书对屯昌史的历史分期提供理论借鉴。

从根本上说，1948年以前的屯昌地区并非一个行政区划，而是一个地域观念的集合。屯昌史的分期，也不能一而概之地以王朝更替为分期标准，而应以该地区社会文化性质的转变为划分标准。此外，若是以有明一代形成的屯昌墟作为历史叙述的标尺，我们又将陷入诸多误区，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屯昌墟为起点会产生一种视差，会将屯昌由墟到县的演变视作一个地域发展壮大的自然结果；但事实却是，屯昌县的成立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详见第五章）。

因此，全书在叙述过程中，我们尝试建立一套属于屯昌自身的历史话语体系，以1948年新民县的成立为分界点，区分为“作为地理观念的屯昌”和“作为政治观念的屯昌”，以屯昌地区文化性质的转变为具体的分期标准。

（二）屯昌史的阶段特性

从文化史的划分来看，屯昌文化可以分为黎文化、熟黎文化以及汉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社会史呈现“两级跳”模式，不仅跨越奴隶社会，而且也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轨式从原始的新石器时代径直进入封建制社会，又从短暂的封建制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两次跳跃，均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综合考虑屯昌地区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内核，我们把屯昌史分为如下七个阶段。

大致从殷商时代算起到宋元时期，最迟到明初永乐二年（1404），即有文献确切记载中央政府屯兵屯昌为止，为屯昌史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屯昌文化本质上是黎族文化，或者说是带有“封闭性”的山地文化。由于黎族文化没有文字，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质进而外显为“集体性失忆”。

从元明时期到1647年清总兵阎可义攻入琼州，终结大明王朝统治之前，可视作屯昌史的第二阶段，屯昌地区由原始文明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型。从文献来看，“熟黎”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会要》[41]中：

哲宗元祐三年正月十三日，广南西路东门峒黎贼伤害兵官，诏：“经略司俟朱崖军使崔诏到，面谕依近旨革旧弊，开示恩信，令生黎洒然知有所赴愬。能改过自新者，厚抚恤之；若奸狡反覆，即密以厚赏募熟黎斩首以来，或诱出傍近，豫报官军擒捕，具施行方略以闻。”[42]

所以，熟黎文化的上限可以追溯到宋代甚至更前，而下限也可以记叙到清中叶，但不妨碍我们将明代视为熟黎文化的重要时段。“熟黎”一词本身就是黎汉文化接触的写照，因而本时期的屯昌文化外显为汉黎族群的交融与冲突。

屯昌地区熟黎的汉化最终完成于清中叶，所以我们大致将清初至晚清这段时间视为屯昌文化的第三阶段。本阶段的文化主体为汉文化。经过有明一代汉黎族群的频繁交流，清政府和汉族社会对汉黎关系的处理又有了时代的转变。清政府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图甲里制度，强化了对黎族社会的管理；乾隆二十四年（1760），光螺图枫木墟廪生王履泰邀众建立丰陆义学，由此开启了屯昌一地社学之风，引起了汉文化传播的新一轮高潮。

晚清至1939年日侵琼岛之前可视为屯昌文化的第四阶段。由于现代文明作为文化的他者随列强的入侵进入屯昌，民国三年（1914），屯昌全县开始男人剪辫，女人放脚，革除陋俗，风俗又为之一易。本阶段西方列强、统治集团、政治派系、投机政客、革命团体形成对垒的态势，暗潮汹涌，外显则为文化剧变。但无论如何，本阶段可以视为屯昌文化走出封建社会的开端。

从1939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屯昌到1948年新民县成立为第五阶段。本阶段文化的他者主要是日本侵略者，外显出的时代母题是不同于对垒时代的军事“热战”。考虑到“热战”一词的辐散性，我们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也纳入这一阶段叙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屯昌基本上是在战火中度过。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取代了黎族、汉族的自我认同，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顶峰，各族人民如何携手御敌是本阶段需要呈现的一大内容。

第六阶段是作为政治概念的屯昌历史的开始，自1948年屯昌县前身新民县成立至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屯昌因丰富的水晶矿藏、优越的自然气候几度走进全国视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发展。农垦大军开入屯昌，改变种植结构，一下使“八山一水一田”的贫瘠耕地变成宝贵的土地资源，“槟榔之乡”、“南药基地”为屯昌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701水晶矿藏的开掘，多受中央领导的重视，实现了屯昌经济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与其说经济的发展加快了黎族的汉化，不如说经济的进步加快了各民族的现代化，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汉族经过新文化淘漉也呈现新风貌，所以我们用“大融合”取代“汉化”一词来描述新时期的民族风貌。所谓的“大融合”根源于物质生活的置换，这使得旧俗信仰与信仰载体的疏远脱节。

1957年至今是屯昌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七阶段，也是本书叙述的最后一个阶段。“三大改造”的结束标志着屯昌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从此，屯昌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屯昌人民走出歧途，并借由海南建省的东风驶向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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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新民县成立初期下属行政单位，各文献记录不一，有两区、三区之别。据时任组织部长李科史口述为三区（见屯昌县政协文史组编《屯昌文史》第1辑，1986，第13页）；《中共屯昌县党史大事记》（第89页）和《屯昌县志》（第68页）记为两区，且各区辖乡略有出入难以考证，此处遵循《屯昌县志》的说法。而所谓第三区，《中共屯昌县党史大事记》（第93页）记为1948年9月所置。

[2] 详见李科史《新民县——屯昌县在斗争中诞生》、《屯昌县组织机构简况（一）》，屯昌县政协文史组编《屯昌文史》第1辑，第8～16页。

[3] 南吕镇为屯昌县下辖行政区，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城15公里。在古代方志中，“南吕”或记作“南闾”，除引文外，本书正文统一采用“南吕”一称。

[4] （清）张文豹纂修，梁廷佐同修《康熙定安县志》卷二《秩官》，海南出版社，2006，第116页。

[5] 军坡节也叫闹军坡、发军坡、吃军坡、公期、婆期、军期，是海南东部、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祭祀节日之一，集中于每年农历正月到三月之间举行，主要祭祀对象为南陈时期平定海南黎乱的冼夫人。祭祀中最主要的行军仪式，据传由当年冼夫人排兵演练演化而来。

[6] 屯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屯昌县志》，第583页。

[7] 详见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明初海南还设有宜伦（隶儋州）、宁远（隶崖州）、万宁（隶万州）三县，于正统四年（1439）并入本州，三州十县始成定制。

[8] 〔英〕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古伟瀛译，陈恒、耿相新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第26页。

[9]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125页。

[10] 〔英〕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9～30页。

[11] （民国）黄强：《五指山问黎记》，商务印书馆，1928，第3页。

[12] 详见闫广林《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03～207页。

[13]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二《外国门上》，中华书局，1999，第70页。

[14]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中华书局，1985，第43页。

[15]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〇《海黎志》，海南出版社，2006，第842页。

[16] 马戎：《试论“族群”意识》，《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17] （清）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引自〔德〕史图博著《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州民族研究所编印，1964，第351页。

[18] 《屯昌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由屯昌县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组织成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领导小组编印而成，该机构成立于1987年3月，共采集民间传说129篇，民歌1100多首，谚语1131条。经整理，收入故事37篇，民歌600多首，谚语302条。引自屯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屯昌县志》，第560页。

[19] 闫广林：《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第38～39页。

[20] （明）王士衡：《劝谕乡里种麦文》，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八《土产上》，海南出版社，2006，第156页。

[21] 屯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屯昌县志》，第118页。

[22] 详见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92页。

[23]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第41页。

[24] 〔英〕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61页。

[25] （清）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卷一三《黎防志》，海南出版社，2006，第331页。

[26] （明）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七《兵防志》，海南出版社，2003，第354～355页。

[27] 参见（民国）王兴瑞《海南岛苗人的来源》，《西南边疆》1939年第6期；黄友贤、黄仁昌《海南苗族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第6～7页。

[28] 详见张朔人《明代海南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403～404页。

[29] （民国）王兴瑞：《海南岛之苗人》，广州珠海大学编辑委员会，1948，第2页。

[30] （民国）王兴瑞：《海南岛苗人的来源》，《西南边疆》1939年第6期。

[31] 参见（民国）罗香林《狼兵狼田考》，《广州学报》1948年第2期；卢仲维《浅论广西“狼兵”》，《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邓小飞《狼兵狼人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2] （明）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第431页；同书卷七《兵防志》，第355页。

[33]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〇《海黎志》，第855页。

[34]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三五一，唐启翠辑点《明清〈实录〉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第65页。

[35] （清）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卷一三《黎防志》，第331页。

[36] 详见闫广林《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第96～101页。

[37] （民国）王兴瑞：《海南岛之苗人》，第118页。

[38] （民国）朱为潮主修，李熙、王国宪总纂《民国琼山县志》卷二《舆地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56页。

[39] （民国）王兴瑞：《海南岛之苗人》，第123～124页。

[40]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第9～10页。

[41] 宋代特设“会要所”修撰《会要》，由本朝史官收集当时诏书奏章原文修纂而成。原书已佚，清人徐松根据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故现存的《宋会要辑稿》实为宋代《会要》残卷。

[42] （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郭声波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340～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