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长篇小说 涉过歧流（上）

东来

作者简介：东来，女，本名华梦羽，1990年生于江西景德镇。从事过媒体和广告行业，现为自由职业。已出版小说集《大河深处》《奇迹之年》，另有作品发表于《花城》《小说界》《湘江文艺》《特区文学》等刊。2019年中篇小说《逃离热岛》获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2022年小说集《奇迹之年》获pageone文学赏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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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去往新西兰奥克兰的飞机上，十二个小时的航程未至中途，我们穿过晴空、雨云，从日出行至日暮，从颠簸行至平静。机舱里一片昏暗，正好是大部分人恹恹欲睡的时间，窸窸窣窣的言语声、鼾声、咀嚼声，无时无刻不在的发动机轰鸣声拧成的声流，更加催人疲倦。窗外阳光正炽，只有极远处几片薄云，海面将阳光回弹，飞机像被一团烈火紧紧攥住。

我没有一丝困意，睁着眼睛，机舱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冷得让人打战。我知道自己此刻悬浮着，一万米高空之下是广袤的太平洋，却无须担忧坠落。旅客一半是白人，一半是中国人，飞机播报先是英文，而后才是蹩脚省略的中文，主体语言的变换昭示地理上的迁移，我已经远离国境，来到他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出发之前，查阅了许多攻略，为旅行制订完整计划。我对大岛上的城市与美景熟稔于心，米尔福德峡湾奔流的数千条瀑布和One mile car park的雪山平湖，以及岛屿中心延绵的雪山和穿插其中星点般的草原，南岛结满硕果的樱桃园，全部是我未曾领略过的壮丽。我们将会降落在奥克兰，一座整饬优美的海滨城市，下榻在艾伯特公园旁边的酒店，而后租上一辆汽车，开始公路旅行，从各路美景和城市中穿过，感喟、拍照、赶路、无所事事，消磨完十四天的假期，而后重返奥克兰，飞回我们的城市。

未婚妻田微清在一侧歪着头，她从上飞机就开始昏睡，睡到不知天昏地暗，毯子从她肩膀滑落，我为她盖上，她半睁眼睛，咕哝着：“还要多久？飞机坐久了颈椎僵痛。”“还要三四个小时。”我回答。她嘟嘟囔囔地又睡过去。

两个月后才是婚礼，田微清说她希望在婚礼之前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长途旅行最考验人的品性、耐心和默契，她见过长途旅行归来彼此视若仇雠的情侣，也见过中途分道扬镳的朋友，在陌生、无助、辛劳和疲惫中，人更容易暴露本来面目，退化的獠牙又会长出来，十四天不过一场生活的试演，如果这都熬不过去，那往后的漫长生涯要如何共度。结婚前，顺眼顺心，结婚后，龃龉、困难和遗憾恰是时常要面对的状况，恰如一场终点未知的旅行。她说，如果新西兰之旅不愉快，会重新考量结婚的决定。

田微清对于婚姻仍有一种虔诚而落伍的信仰，对于与人共度余生怀有强烈信念，但是她并不莽撞天真。田微清的父母感情融洽，生活富足，大体称得上幸福，她对婚姻自然有预期和底气。

有了旅行的念头之后，她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想去一个少人的地方。

“新西兰怎么样？地广人稀，景致也不错。”她随手翻开手边的旅行杂志，指着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一段沿海的悬崖峭壁，图注标明是新西兰东岸。

我对南半球的大岛没有概念，估算过机票和旅行花费，尚在承受范围内，满口答应，之后马不停蹄地办理签证、订机票、查攻略、租车、订旅馆，直至上飞机前，对目的地仍然没有任何实感。我们到空港的时间略早了一些，候机厅里国际航班飞走三架，分别去往柏林、东京和纽约，全是我听过却没去过的地方。冬日冷风呼啸，寒意从建筑的缝隙挤进来，早晨飘着薄雪，水面结了薄冰；南半球却是酷夏，行装里全是轻薄衣物。飞机行至中途，路过赤道纹丝不动的高积雨云，景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心理忽然倒错，生出“此身何在”的疑问，直到那一刻，我才对去一个极其遥远之地有了实际的感觉。足够高，足够远，使我安慰，使我满足。

空乘推着小车过来，满脸笑容地问我想要咖啡、水还是果汁。“咖啡。”我说。她倒满之后，又熨帖地往里加了两块冰。咖啡苦涩，我不喜欢，但是我会喝，还会分辨咖啡豆的优劣，懂得在舌头的前后端分解，继而体会持久而虚幻的甘甜。喝咖啡对我而言，从来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模仿。空乘向每一位醒着的乘客询问需求，他们相继做出选择，继而更多人醒来，舱内开始躁动，人声嗡嗡，还有三个小时飞抵目的地，十二个小时的航程已至尾声。

奥克兰。

航程中，在清醒和半寐之间、起点和终点之间，倦怠而无所事事，身边的人意识远遁，万丈高空，远离地面，不在任何一个国度，甚至不在任何时空。我的意识也开始汽化升腾，变成自由而无形的气体，在更高远的地方徘徊，好几个小时，无法自持地回忆过去，想象自己脚步滞重地走到现在。

回忆并不如一条完整的河流，而像是迎面炸裂的玻璃窗，伴随连续轻微的轰鸣声，直接奔向颜面，扎入脑袋。回忆过去，而非回到过去，只能带着已经成型的心智，靠着现有的知觉，使用如今的语言，下着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评断。拾来的只言片语，都带着失真的质地，不自觉夸张和变形，美化与欺骗，分辨和误解，掩埋与剖析，重演和转述。我再没有办法重新变成一个儿童、少年，于是失去故事发生的场景，分不清哪些是现在的我所思所想，哪些是过去的我所思所想，只能将它们混为一谈，让一个年近三十的人附着在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身体上，讲着远远超于年龄和认知的话。

十四年前，让十四岁的我放足胆子去幻想，也想象不出此刻的情形。我不知飞机具体长什么样，不知新西兰在哪里，天空偶有飞机掠过，拉出一条白线，白线逐渐消弭，融入天空，我不知道飞机里坐着些什么人，坐飞机的人为什么要奔赴远处，过什么生活，他们不可触及，与我毫无关系。那时的我抬起头来，周围是低矮丘陵，杂生着松杉，不巍峨也不雄壮，只是平缓地连绵在一起，形成难以跨越的围挡，遮住地平线，圈出小片平地，平地又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田地，田地多种水稻，春夏蓄满水时像破碎的镜子，中间是一个二十来户的村庄，黑瓦白墙，总是有炊烟萦绕，有烧柴火的香气，一条窄小破碎的石子路或者水泥路从村庄伸出来，通向山隙，路边簇生着竹林。远远看去，也有几分桃源应有的诗意、平整和秀美，近看满是丛生的蚊蚋虼蚤，摇摇欲坠的旧房，迟钝木讷的乡民。时间暂时停驻，外界的空气还没有急速流入，有那么十几二十年，这个村庄只和外面的世界保持低限度的联系，仿佛一滴琥珀从天而降，封存一切，而后被一阵野蛮的春风催化。

山深处，春来许多燕，所以得名：燕子窠。

2

我有两对父母，一对是在斯城大学教法语的杨爵教授和教西班牙语的杜丽教授。

杨教授与杜教授桃李满天下，译作无数，居于江畔一栋联排别墅，养了一条名为Tigo的吉娃娃犬。杜教授喜爱园艺，院中种植各色品种的月季，每年五六月份花朵盛开，她会剪枝插瓶，赠送邻居；杨教授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风雨无阻地在江畔健身步道跑上五公里，饮食少盐多纤维低碳水，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他们举止得体，涵养宜人，吵架时说英文，高兴时说法语，家里面三四种语言乱飞，仿如小小的混乱的国；他们读外文书、笔耕不辍地写作和翻译、参加国际会议，每年会出国一段时间，目的地通常是欧洲，马德里、巴黎、里昂、法兰克福或是其他城市，他们会说“回欧洲”而非“去欧洲”，好像那里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有些清高，故而不太合群。家中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的哥哥杨克森，禀赋优异，夭于十七岁，之后我便成为家中独子。

父母的成就并不会顺理成章地传递给我，杨教授和杜教授和我的联系也并不紧密，我后来读的专业和从事的行业和外国语也没有任何关联，在他们的熏陶下，我会用西班牙语和法语说“你好”“再见”，识得一些外国作家的名字，说得出几部少有人知的文学作品。我和父母之间极少通电话或者发消息，每逢节假日，我会给他们寄贺卡和礼物，维持着彼此淡而无味的温情。

我在人前提起这对父母，总是用一种谦卑又寻常的口吻，假装为淡漠的亲子关系感到困扰，唯恐别人察觉我在炫耀。实际上我是在炫耀，出身高知家庭会让别人对平平无奇的我多一层先天的认可，杨教授和杜教授对我而言最大的作用在于此。我喜欢听别人说“你爸妈真了不起”，那么，里面有一层隐藏的含意：或许你也是了不起的。每当我读出这样的潜台词，便有一种得逞的朦胧快感。

田微清一直对我的家庭感到好奇，她听我讲过很多遍杨教授和杜教授的事迹，讲他们早年出国和担任外事翻译的光鲜经历，讲他们在家中沉闷的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孩子毫无保留却严苛的爱。我对田微清讲的有关我家庭的部分，大部分是假的，她并没有察觉出异样，只是对我和父母之间后来关系的冷淡感到不解，她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如果是误会，解开就好了，怎么会发展到不可收拾。不过，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总是很复杂，经不起仔细探究，她似乎又很能理解，所以没有细问。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杨克森，我甚至把杨克森的经历说成自己的，占据他的人生，窃取他的记忆，抹去他的名字，因为杨可森死不能言，我有了一个令人艳羡的富足童年——以前是杨克森的，后来是我的。

我和田微清认识后不久，邀请她去郊外散心。闷热春末，路边草木绿到妖冶，潮湿的空气浸透芳草花香，马路上全是被汽车轧死的百足虫，浆水爆裂。我们心情大好，边走边聊，说些有的没的，她倒退着走路，脚步轻盈，唱着一首耳熟能详的英文歌。

我对她说：“我父母一定会喜欢你。”

她受宠若惊地说：“你爸妈不会苛责我蹩脚的英语发音吧？”

我说：“不会，他们不会。”

我那时想起的是另一对父母，不是杨爵和杜丽，而是我的亲生父母。以及燕子窠里成群的燕子。

燕子每年三月份到来，刚有一些融融的暖意，稻田刚刚翻垦开，裸露着黑色的土，空地上长出簇簇鲜嫩的草，燕子就来了，不知道它们从哪里飞来，接二连三地，数量很快集结成上千只，一整个白天它们都在天上划来划去，到傍晚在电线上挤挤攘攘。它们衔泥筑巢，养育雏鸟，雏鸟六月离巢，七月褪去嘴黄，接下来看起来就和它们的父母没有什么两样，仅仅依靠本能就会驾驭风，极其灵活地在空中掠过曲线，在村庄的头顶织一张网。十月份的某一天，第一缕北风裹带寒意而至，它们会一齐消失，不知去向，一整个冬天不见踪影，来年春天又至。我从燕子窠走出之后，再也没见过那么密集的燕子。

我的亲生父亲姓李，名为“国胜”，是乡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我的母亲是一位失智妇女，没有名字，乡民们叫她“菊妹”，我从来不喊她“妈妈”，而是跟着其他人喊她“菊妹”。两位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独照或合照都没有。近几年来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模样，越努力回想，越觉得一层薄纱蒙在眼前，只有一些局部和片段，譬如父亲那双硕大而凹陷的眼睛，以及菊妹踉跄不稳的步态。我偶尔会梦见他们，梦中的一切都很清晰，样貌、声音、表情，乃至皮肤的质地和光泽就在眼前，我甚至能看见父亲耳郭中的泥垢和鬓边的黄发，但醒来之后又什么也不记得，好像潮水退去，回响又被冲刷干净。

很早以前，早到金钱尚未泛滥，果腹仍是先要——燕子窠是好地方，田地充足，山上种有桃李栎栗，春夏秋冬有不同季节的山物天赐，几乎没有任何天灾，未经任何人祸，燕子窠，从来没有挨过饥饿，吃饱是最容易的事。窠中人大多姓李，和二十几里外一个大村庄沾亲带故。百来年前，有三兄弟携妻拖子，在无数燕子的指引下走入窠中，而后开荒定居，垦殖出农田和鱼塘，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村庄长久以来只维持着大致的规模，居于其中的人见识囿于这片群山环绕的小盆地，表情平静，略显迟钝，说话缓慢斯文，一字一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明确紧密，婚丧嫁娶的仪式全部简化。在四十年前，燕子窠几乎就是所有古典文学艳羡吟咏和想象的那种地方，但后来不是了。世界的运行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从沿海波及内陆，从中心波及外围，震荡最深处和最偏处，只可追随，不可回避。

我的父亲国胜在山外上完了小学，每天往返十五里山路，为了上学他必须凌晨五点半从家出发，看着天色从一团稠浓的深蓝色转为灰蓝色，走到学校时，总是因汗水、露水或雨水而浑身湿透。除了手电筒之外，他还有一个油布做成的书包，里面塞着课本纸笔，以及装着午饭的铝皮饭盒。路上时常碰到野猪、野鸡、狸子和蛇，但他并不畏惧，那些动物胆小又好奇，有时会跟在他身后走上一二里路。五六月份雨季来临，小小的山洪偶尔也会拦住去路，但他几乎没有迟到或缺席。因为没有钱交住宿费，国胜一直走读，直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最后一天，参加了升学考试。他一直无法适应山外的生活，成绩中等，没有继续读初中，小学毕业回到燕子窠务农。我对他上学的必经之路十分熟悉，因为我也曾经在那条道路走过几年，只不过我读书那会儿，道路已经全部铺上水泥，好走得多。长途跋涉的艰辛对于儿童而言尚且能够忍受，真正难熬的是饥饿，我总是很饿，走不了多久肚子就咕叽咕叽叫起来，肚皮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填不满的黑口袋。学校食堂都没有什么油水，饥饿从出门那一刻就开始追着我跑。国胜也说过，他一路上靠采野果野菜充饥，路上的虎杖和甜杆都被他薅完了，又从豆藤里剥白虫苞吃，他不喜欢冬天的上学路，几乎找不到吃的。

国胜的父亲早逝，大概只活了四十来岁，他的母亲不久之后改嫁去了窠外，把国胜留在了窠里。不过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岁，头上还有一个姐姐，也嫁了出去，血缘之情日益淡薄，他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国胜种了几亩的水稻，养了几十只鸡和两头猪，靠变卖收成存一点积蓄，用作以后成家。耕作安排得很紧凑，尤其是抢收抢种的时节，他睡在地里，趁着星光割稻收谷，一个人沉着腰把禾苗插完，干完这些活儿，仍有余力帮老人们干一点。除了水稻，还种了几畦果蔬，这些活儿他从小干到大，并不觉得辛苦。国胜会念点书，会打算盘算账，会写几笔毛笔字，还会吹笛子，自己诌一些曲子，清晨日暮时吹响，他对日子总体感到满意，并觉得自己会一直这么生活下去。

人们不单求吃个饱饭，窠外的人已经开始向更远的地方谋出路，有人探好了路，广东和浙江到处在招工，只要四肢齐全就能进厂，一个月的工钱能抵这边忙活一年，与耕作的劳苦相比，钱像天上刮来的，满地真真假假的金子，必须有人去拾取，外面的水已经烧沸，人心滚烫浮动，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了，后来是人定胜天。燕子窠虽好，却是个囚笼，小到不足挂齿，除了一年四季的收成，来而复去的燕子，空寂沉默的夜晚，没有别的东西，财富、前景、机遇什么都没有，待在这里的人都是没有本事的人。

当然，也有同乡约国胜一起去广东赚钱，去做什么都行。国胜问，那么庄稼怎么办呢，稻子正好到了灌水的时候，需要人看管，瓜果不收就要烂在地里了，鸡呢猪呢狗呢，没有人喂。邀请他的人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关心庄稼，日子不是以天来计算，而是以分以秒来计算，哪里等得及收完稻谷，舍不得燕子窠的一切，就得不到外面的一切，虽然在亲眼看见之前，他们也不清楚外面到底有什么。

出于增长见闻的目的，国胜还是跟着去了。去了广州，他们先是在同乡的安排下进工厂做了一阵子收音机，国胜负责检查安装天线，以及最后一步质检——装好之后，打开调频，听一遍电波的声音。他们窝在一个八人间的小房子里，床费日结，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又住了两个人进来，地上睡满了人，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雨季的霉潮味和男人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前半夜是众人半梦半醒的交谈，后半夜是此起彼伏的大鼾。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刨去房租饭钱，剩下的钱也并不如其他人所说——能抵上种地一年的收成。比之于耕作，这钱得来不算辛苦，但异常考验忍耐力。国胜并不讨厌工厂里的工作，他觉得造个东西和种出庄稼是差不多的事儿，但他受不了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睡觉。他和那个同村的青年又一起干了四个月，直到八月份，他们一直住在那间狭窄拥挤的多人宿舍，他们听说有人为了省几元住宿费而露宿街头，那么一对比，他又觉得自己过得不算顶差。而后那个青年得到一些赚钱的风声，提议批发袜子和内衣裤到市中心摆摊售卖，那样一天赚到的钱又抵上在电子厂里干一个月，他们用几个月工资做启动资金，选了一个距离菜市场不远的十字路口，铺开商品。他们不算贪心，价格定得公道，生意异常火爆，女人们在摊位前挑挑拣拣，买完菜再捎一两条内衣内裤回去。他们快速接过钱，来不及点清数额。一个星期就回了本，他们摆了一个月的摊，清了所有货，赚了不少钱，有人模仿他们，也在旁边摆摊卖内衣内裤，而后又有卖锅铲厨具的，卖牙刷牙膏牙粉的，卖灭蚊药虱粉樟脑丸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那小片泥泞空地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小市场。混乱和纷争随之而来，小贩之间争抢地盘，也有人抢劫，为了保住摊位，他们不得不强装出凶恶的样子，背包和口袋里带着刀，有人来讹，就从口袋里抽出刀来，口中说些恐吓的话。

不久之后，有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过来巡逻，以消防隐患为由，没收了当天所有摊贩的货品，有人跳出来反抗，他们随即掏出了枪，枪身寒光凛凛，大家被吓得愣在原地，眼睁睁看着那两个人将货物运上一辆三轮车，扬长而去。后来他们知道了，那两个人是伪装成警察的流氓，手里的枪是玩具枪，他们在另一个市场故技重施，被人逮住，扭送公安。国胜和同乡青年那日损失不大，只是在处理一些之前没有卖完的货，不值多少钱，但这个事情磋磨了信心。同乡青年开始谋求别的出路，他想做一些更大宗的批发生意，向上游走，找到货源，做一级代理，这样他们不必每日出摊，只需要找到销货的人就行，适时再租下一个仓库或者店面，生意会稳当起来，赚得也更多，这是一条稳妥的路径。

国胜心不在焉，他的荷包里开始有些钱，但不知道拿钱做什么，除了吃饭住宿，他几乎不花钱，也不出门，脑中幻想的还是拿着钱回燕子窠过日子，包田买牛盖楼，娶一个媳妇儿。新事物让他感到头晕目眩，之后伴随更深的失落，他觉得自己行走云端，步步虚浮绵软，他来这里，并无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跟随他人的步调。他在走廊上用破旧脸盆种了几棵葱韭，悉心照料，但是土肥和光照不足，长势颓唐，直至一日，不知道被哪个坏心眼连根拔起。同乡的青年已经知晓了夜晚的好处，学会了喝酒打牌唱歌跳舞，买了摩托车，交了女朋友，每晚混到半夜才回住处，第二天一早又出摊，精力似乎无穷无尽。城市日新月异，野心风驰电掣，几个月的时间变化巨大，而此时山中只不过完成一季的荣枯更替。国胜夜中思念燕子窠，整夜无眠，他有一种感觉，在广州待的时间越久，燕子窠离他越远，他在燕子窠学会的东西正在飞快作废，总有一天他会忘记燕子窠，他猜想自己那块田地并没有得到好好照料，埂上的杂草蔓延到了地里，吞掉之前种下的作物，将一切化为一片浓绿。

春节前，国胜和同乡青年回了家，拎着大包小包，坐一天一夜火车，一身簇新的行头，提花丝绒的西装和裤子，装模作样地系了领带，大头牛皮鞋，头发也是时兴的，两鬓削齐，刘海分在两边。到了老家，路人衣着陈旧面色黯淡，带着惊诧和艳羡看过来，他觉得害臊，也格格不入。两个人搭车到镇上，还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到家，前几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同乡青年时不时停下来，折下树叶擦鞋，等他们回到燕子窠，裤脚和鞋子已经溅满泥点。接近燕子窠，空气有种淡淡的野蜜苦香和苔藓菌菇的腥味，国胜的心提起来，身体也有了悬浮感，这身衣服和鞋子限制了他，他本可以走得更快。转过山隙小路，他站在高处，俯瞰着燕子窠，房屋像巢中的鸟蛋，山色红黄浸染，蓝岚从山顶缓缓倾流，直至将一切裹入夜色温柔之中。

推开门，家里落了厚厚一层灰，他收拾被褥，听着家鼠窃窃，夜半枭吟，久违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未亮，蓝色的雾气尚未弥散，他去田间，稻谷早已收完，根茬裸露，去年在地头种下的一棵山梅冒出星星点点的白花，在晨风中微微颤抖。

他如往年一样过完这个节，杀鸡杀猪，带着猪肉和禽肉去看望姐姐，也去了镇上的舞厅，看着刚刚开始时髦的年轻人在舞池中甩动四肢，喇叭里播放着粤语歌，录像厅里放着香港电影，一种新的生活取代了旧的生活。年轻人的口中有了新词儿，讨论着打工的行情，哪里更好赚钱，是浙江还是广东，哪个行业更赚钱……大家飞速适应离别和分隔。

过完元宵，同乡的青年再次邀约国胜一起去广州，国胜让对方先去，他想过完正月再去。正月过完，热闹退去，邻居送来了去年留的稻种，快到耕作的时间。他又磨了半个月，期期艾艾地收拾行李，临走时屋檐下忽然有燕子叽喳的叫声，一夜之间，燕子复归，在山野间忙碌不停，衔泥育雏，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风景，这景象似乎有种魔力，吸住了他，他把行装放下，搬来椅子，坐在廊下看一对燕子来去忙碌，只消半日时间就补好破损的旧巢，看完他决定不再出门，世界大变就让它变去吧。他不喜欢广州四季不分的热带气候，住不惯逼仄的宿舍，吃不惯外地的饮食，也受不来污浊的空气，不知道怎么和外面人交谈，外面人说话敲锣一样，又响又忙，这一句还没说完就开始说一下句，怎么急急躁躁的，不好好说话。国胜安心地撒下稻种，等待秧苗生长，而后抛秧、插秧、引渠、放水，水稻生长期间，他种点什么或养点什么，钓鱼往塘里放，生活又回到缓慢悠长的节奏，每时有每时要做的事，不必追赶什么。

以上，就是我亲生父亲短暂的外出打工的经历，而后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每每讲起这段经历，带着炫耀和吹嘘的口吻，他觉得自己吃过见过，也从来不以为自己失败，大都会的浮光掠影没有打动他，反倒让他看明白自己格格不入，让他义无反顾地回到生养地，把广州的一切抛掷脑后，在燕子窠坚固堡垒，外界的变化和洪流和他再没有关系。他对我说，一切都出自他自己的选择。

我总是记得，夏日傍晚，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就着咸菜扒两口稀饭，他心旷神怡，很愿意讲一些他在外面的经历，都是碎片和琐屑。他说那座城市很漂亮很繁华，但是太大，楼房太多，住的人也太多，路边种满榕树，榕树须须垂下来，到处亮着灯，夜间不灭，人声嘈杂，四处充斥着汽车尾气辛辣难闻的味道，他住的那条街一下雨就淹，水没过膝盖，道路变成河流，许多人跑到街上来捞锅碗瓢盆，飞车党骑着摩托在道路上溜来溜去，扒手骗子在车站和市场扎堆。他每次只讲一点点，讲一点点就够了，多讲就要露怯，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厂度过，对都会的真实面貌知之甚少。这些碎片曾紧紧攫住过我，构成我对外界最初的想象，燕子窠外有个巨大无边的世界，但是知道这一点就让我兴奋不已。“再讲一点啊。”每当我显露出好奇，国胜便会警惕，他警告我，外面乱糟糟的，世道很乱，人心也很乱，只有燕子窠是好的，是安全的。

我的母亲是父亲从邻村买回来的一个失智女人。“买回来一个女人”，就像霉天捡一个蘑菇，或从哪里领回一条狗，如今听来随意又野蛮，但在我们那里，情况就是这样。从广东回到燕子窠，国胜的婚事没有着落，他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何况他还没志气，只想窝在山里，也没有几个钱，很难说亲。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短短几年间，这个中部小县的人已经得出共识，留在本地没有前途，人向高处走，走出去是第一步，如果一个男人连家也舍不下，那活该吃土喝风。这事儿也让国胜深感困扰，又无可奈何。后来有人说媒，告诉他邻近村庄有个女人，二十岁出头，模样还好，只是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国胜去那家人看了，然后花了三千块作为聘礼，买下来那个女人。这个女人，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菊妹，遇到我亲生父亲的时候，已经二十六岁，并不如那个媒人说的那么年轻，身材矮小，走路重心不稳，心智如同三四岁的儿童，能大着舌头说一些简单的词汇，有吃喝拉撒的本能，疼了会哭，高兴了会笑，其余，似乎就没有什么了。从我记事起，她时常瞪着空洞惊恐的眼睛看向山尖，好像那边有什么在与她对视，更多的时候，她拖着踢踢踏踏的步伐跟在父亲的身后，两人形影不离。

国胜和菊妹结了婚，或者用一个更准确的表述——他豢养她，就像养一头牛一只狗。她不需要很多食物，给什么就吃什么，她也没有其他欲求，只穿别人给的旧衣服，她也没想过逃走，燕子窠对别人而言或许是小的，但对她来说，大得绰绰有余。她寸步不离地跟在国胜的身后，无论他去哪里。在我印象中，国胜对菊妹不差，本性使然，他心地和善，对猫狗都好，何况是人，他把她喂得饱饱的，时不时给她买些小孩喜欢的玩意儿和零食，逢年过节也给她添身新衣，从不对她呼来喝去，不打她骂她。这对奇怪的组合走到哪里都吸引众人目光，尤其是小孩，他们跟在菊妹身后，学她醉酒似的踉跄步伐，向她扔小石头，继而哄笑散开。嘲讽也传递到我身上，众人——尤其是大人们，似乎觉得我并不具有心智，不会感到侮辱，只要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会聚拢，然后咯咯笑起来，不知厌倦，许多时候我不得不躲着人群，这个情况直到我去读初中之后才缓解，他们终于看清我不是个傻子。

伤害的效力是如此持久，羞耻像包裹在空气中的烫伤，不间断地灼烧，以致现在的我回想起来，仍然会面红耳赤。我受不了那些目光，甚至怀有怨恨，为我母亲的痴愚，为我父亲的懒惰，因而极少和他们并行。

我竟然是没有选择的，我萌发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离开这里，必须从这里逃走。

3

我清楚地记得，十六年前，我在歧流镇中学上初一，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人向我走过来，问我是否想上电视。

我问他：“上电视有什么好处？”

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反问，愣了一下，说：“好处很多，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但肯定能够改变你后续的人生。”

我看着他带来又黑又大的机器——以前我没见过这些东西，机器的“眼睛”对准了我，凸面玻璃的后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层层彩色炫光，我看得入迷，指着那东西问：“那是什么？”

他说：“摄像机，我们要用这个来拍摄你，拍一整个月，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全部会记录下来，剪成电视节目，放到电视上播出，全国的人都可以看见，你会出名。”我懵懂无知，站在摄像机前，与镜头对视，想象不出来出名是什么情形，出名又会带来什么改变。

我又问他：“学校里有那么多学生，为什么要选我？”

他说：“这个，综合考虑的结果。我们已经在这个学校摸排两个星期，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从老师们推荐的二十个候选人里逐一筛选。做电视节目嘛，话题太重要了，一上来就要抓住观众的眼球，选对了选题和主角，节目成功了一大半。我们知道你家里的情况，你父亲和你母亲，我们也知道你每天要骑十几公里的山路来上学，日子过得很不容易，这些都能一下子唤起观众的同情。我观察过你，你是聪明的，表达能力、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也不错，会让观众产生遐想——如果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会不会拥有更多可能性。遐想，能给节目带来很多话题。”

这个中年人，众人呼他“秦导”，四十来岁，黝黑面孔，方正相貌，但他肤色的黑和我父亲每日劳作的黑不一样，并非来自辛劳磋磨，而是得自工作中四处奔波的曝晒，自带威仪。他并不以对孩童的口吻和我说话，而是磋商和协调，他确信我能听得懂他说的每句话。

“我们只来这里一次，你也只有一次机会，主角如果不是你，就是别人，给你五分钟考虑一下。”他说，走到屋外去抽烟。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心里没有任何盘算，忐忑不安，也有无名的恐惧，一片未知在前面等我，我被选中了，但无法判断它到底意味什么，也未解他人口中的改变是什么，但我清楚明确地知道，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五分钟之后，秦导向我走过来，还没等他走近，我说：“我想好了，上电视。”

他说：“那你准备一下。”我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他又说：“就这样吧，不用准备了。”

放学回家，在骑车回燕子窠的路上。这条路我已经蹚了无数遍，两侧的风景看熟，我要路过两个村庄，一大片田地，然后爬一座小山，在山隘处可以俯瞰一切，田地在四年前从水田改成了旱地，从种植水稻改成种植蔬菜。那些村庄的面貌也在飞速改变，黑瓦白墙的平屋被不断推倒，建起带着尖顶、罗马柱和赭色琉璃瓦的两三层小楼，杂乱无章地排布，乡民们去浙江打工，见到了这样的房子，觉得时髦，便把样式带回来，但不知道浙江的风气又是哪里吹来，对尖顶、罗马柱、琉璃瓦那么执着。更多的房屋像是未完成，裸露粗糙的红砖墙面，在绿野间格外刺眼。

歧流镇也在变化，从前铺砌着青石板路的街道，木质的低矮门脸，昏暗的灯光，米店、布店、裁缝店、剃头店、沽酒铺子、酱油店、农具店，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村庄，只在集市那天比较热闹。一夕之间整条街都变了样子，像是被整片铲除，几天之内换成现在的模样，道路一开始被浇筑成水泥的，后来又铺灌沥青，地面整个儿抬高了半米，木质的门面也不见踪影，变成宽敞雪白的楼房，卖的东西也变化了，有了音像店、五金店、台球厅、开至深夜的饭店，街上萦绕着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镇上的人一股脑儿拥入新生活，也就是最近几年时间。

我没有去过歧流镇之外的地方，但我能模糊地感知到歧流镇是一片倒影，他们在外面看见了什么，便在此照猫画虎，于是影影绰绰，并不成型。在很远的地方，存在一些中心，姑且可以把这些中心叫作“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但并不全然是指这些地方。歧流镇离中心很远，但中心的一切变化或早或晚传播过来，就像涟漪荡漾，波及边缘。与中心相比，歧流镇、燕子窠暗淡无光，微不足道。

十岁出头的孩子很难组织语言把这些感想说出来，甚至无法清楚地明白自己在惆怅些什么，但我一直有所困扰，觉得拘束和苦闷。我不愿随波逐流，不愿生活在倒影之中，满心只想去中心看看，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短暂停留，带回来一些碎片。

从我出生开始，国胜一直试图维持燕子窠简单质朴的田园生活，他的方法是尽力隔绝外界的消息，让家人过着与时代并不同调的生活。我是幼童，女人是傻的，他很容易设下遮罩，那时候我们几乎围着他转，在他劳作时陪在他身边，大人小孩都要照顾，他的日子相当辛苦操劳，但他很是乐在其中。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他开始教我怎么捞鱼捕虾，辨认山中的蘑菇和野果，以及扦插果树的方法，这些东西都是他的父亲手把手教与他的，学会这些，就能在燕子窠活下去。他把世界一分为二，燕子窠是旧世界，外面是新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在两个世界穿梭。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的行踪仅限于燕子窠，歧流镇对我而言也是遥远之地，我绝少见到外人，在田埂、溪流和山岗上玩耍，和虫蚁鸟兽在一起，也如虫蚁鸟兽一般长大，心里懵懂混混沌沌。直到我上小学，第一次走出燕子窠的隘口，向外界投去望眼，国胜悉心维持的一切轰然倒塌。

燕子窠太小，没有小学，我去窠外的一个村小念书，去小学校报到时，国胜竟然交不起七十块钱的书本费，我们只好在一旁手脚局促干等。下午，报名的老师让我们回去，说务必在开学之前缴齐费用，不要耽误孩子上学。国胜的脸色难堪，连忙应承下来，原来在燕子窠外，他是最小最小的人物。国胜以独轮车载我回家，回家之前去歧流镇买上学用的纸笔和书包，赶上集市，我们从人群中经过，经过了菜摊肉铺小吃店，还有卖唱碟影碟的、卖衣服鞋子的，打铁的耍猴的乞讨的，让人目不暇接。我突然有种晕眩感，即便是歧流镇，也有着远超燕子窠的丰沛。深吸一口气，那个遮罩已经打破，事物的面貌回归寻常，施于我眼前的障眼法消失了。

国胜借来钱缴上学费，之后为了还钱，开始辗转镇上和各个村庄做些泥瓦工的零活儿，这是他挣钱的路子，之后再没有断过。奇怪的是，以前我们窝在燕子窠时，几乎没有钱的困扰，而自从他开始打零工挣钱之后，家中总是缺钱，菊妹癫痫吃药需要钱，种子肥料需要钱，我上学需要钱。似乎有一个旋涡，不靠近就不会卷入，一旦卷入又不得离开。我的亲生父亲应该已经意识到燕子窠生活的脆弱性，一点点来自外界的压力便可使它失衡，跌落。他想过的那种简单停滞的田园生活已成虚幻，当周围的水位都在上涨，洪水不可避免地灌入洼地，直至水位齐平，所有地方一同淹入汪洋大泽。

我沿着父亲以前走过的路，每日走上十里路抵达学校，到学校后总是很累，忍不住打瞌睡。小学的课业对我来说容易，不费多少力气就能学好，那时候就有老师夸我聪明。课本上的东西不够我学的，我向老师们乞来书看，村小的老师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塞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报纸合订本、过期杂志、黄色笑话、武侠小说，有什么都给我，我都看，且津津有味。学校里的小孩都知道菊妹是个傻的，时常拿这事儿取笑我，跟在我后面拿小石头扔我，我跟他们玩不到一起，在校外的一棵老樟树里找到一个向阳的树洞，掩在浓密的树叶中，里面正好可以窝一个人，我躲在那个树洞里，反复咀嚼片纸上的那些字句，以及字句中一切陌生的事物，寻找和国胜描述过的城市图景重叠的地方。

这些混沌驳杂的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互相纠缠咬合，像浑浊的泥浆，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想不清楚任何问题，或许任何问题的复杂程度都远超一个儿童的视角和经验，但我开始拥有对“中心”的想象——虽然我始终无法表明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它在那里，只有抵达中心，才算是走到了一个真正有面貌的地方，我才真正拥有名字。

以我现在的认知，自然知道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便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人的分流也比想象中更早发生。

小学毕业是第一个节点。有些同学小学读完即不再读书，另一些家里更有条件的去了县中读书，剩下的人在歧流镇中念书。很多人后续命运从此分离，去向县中的人开始向中心挪动脚步，而那些失学的人几年之后都不知去了哪里。一开始不会意识到有什么差别，因为还能看到彼此的背影，但很快有人加快脚步，跑得不见影踪。

歧流镇只有一个中学，在镇子的西北角。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末，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镇中每年能出十几个大学生。后来城乡之间的界限开始松动，有能力的人第一时间离开了，好的老师调去县城，甚至省城，留下来的都是些混日子的人。他们操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甚至直接用方言上课，教案早已过时，但喜欢将过去放在嘴边，“歧流镇过去如何如何”，出过状元，出过大官，以前有过，以后也会有，那笃笃恳恳的语气几乎让人怀疑往日荣光都是他们带来的。荣光衍到今日已经黯淡，在我来读书的前一年，歧流镇中撤掉了高中部，读完初中，需要去县城读高中，歧流镇中不会再出大学生了。

留在歧流镇中的学生，也是不得已，要么无门路，要么无水准，我们好像都明白，过完这三年，大部分人会彻底结束学校教育，之后奔向四面八方，溪汇入海。正因为没有指望，所以歧流镇中管理松散，学生们漫无目的地消耗青春，谈着野兽般的恋爱，缺课，打牌，进游戏厅，在街边游荡。之后再凭靠这样的教育水平，这样的人生起点，过上一种并不异于我们父母的生活，日后需要非常的运气，才能挣脱这条道路。我自以为特异，不服如此安排，心中始终燃着一簇火苗，照出一片模糊的远方的愿景，所以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松懈。

小学毕业之后，曾有一所县中的老师来燕子窠找过我，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各个乡村小学掐尖，寻找资质聪颖的“读书种子”，开出的条件是，每次期中和期末考试，必须考进年级前十，免学杂费，升入高中后，又必须进年级前三十，免学费，不过住宿和伙食费还是要自己出——那不是一笔小钱。

我反问：“如果我考不上这个名次呢？”

那位老师说：“按照规矩，得把学杂费补给学校，自己承担一切，开学校不是搞慈善。”

听起来比较像是一场赌博，我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我看向国胜，他的脸皱起来，表情为难，听到钱的事情他总是会露出这种表情，但他比我更清楚这是机会，机会转瞬即逝。他转身走入屋内，让我自己做决定。

我问那位老师：“你们每年招多少这样的学生？”

那位老师说：“五十个。”

“那也不能个个都进前十。”

他笑了，说：“考进前十的肯定是少数人，要是人人都有机会，没人会上进。只有争的人才分胜负，不争的人不讲胜负。赢一次不难，难的是一直赢，那要一家人同心同力，劲儿往一处使，什么好东西都往孩子身上堆。我选出来的小孩，半数能读完初中就算不错，多少好苗子白白浪费。家庭环境的影响太大，大人天天在耳边念叨着让孩子去打工挣钱，小孩听多了，心里开始活动，念不下书了。当然也有人是被逼的，本来在学校待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不来了，或是考上了高中，却没有去报到，一打听，才知道跟着父母去打工了。还有一直输的孩子，输到心凉透了，再也热不起来，也就离开了学校。”

输的人会消失，他甚至不需要讲任何输赢之后的事，便已经把输的恐惧烙进我心里。早早入局一场赌博，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以拿来下注，赌博已经开始了。我那时太小，决定不了任何事情，最后还是国胜出面，请走了这位老师。他说我年纪小，没有离过家，去县城读书他不放心。那位老师一副了然的表情，二话不说，跨上自行车，赶往别处去了。我们浪费了他半天的时间。

暑假过得忙碌，帮国胜干了两个月的农活，夏天的活最苦最累最赶，日头晒得人发昏，八月抢收抢种，连续忙活半个月，一下子清闲下来，国胜说接下来的事情不需要我，让我尽管去钓鱼掏鸟。同村一个老头送了我一辆烂得只剩架子的自行车，国胜带到镇上，修好了车链，安上座子，还加了一个车铃铛。每隔几日，我骑车去歧流镇的旧书店看书，说是书店，其实主要做废纸回收的生意，卖一卖废纸里挑出的旧书，也兼卖教辅和试卷，仅有的两张书架上放着一些俄国小说和被人翻烂的连环画，一两元一本。我常在那里坐上一天，旧书店的老板不会赶我，他无视我。我打开这些厚如砖头的书，翻到哪一页就读哪里，读着总是走神，走神后又回神，我单纯喜欢被字句包裹的感觉，似乎在与一个远方来客对话，他口中蹦出无数陌生而新鲜的名词，贫瘠的感觉会稍稍远离。经过两个月，脑中那些由各类杂乱信息组成的泥浆水开始沉淀和分层，有些沉积下去，有些浮上水面，事物的面貌似乎又清晰了一些，似乎变得更为混沌。开学之前，书店老板送了我一本书，封面发黄，内页整洁如新，几乎没有被人翻阅过的《德伯家的苔丝》。

开学两个月之后，数学老师中风偏瘫，请了长假，学校在镇上找了一个大学生代课，那人是歧流镇上的人，刚从北京回来。代课老师走入教室时，男生们沸腾了，之前没人说过她是女的。代课老师个头矮小，面貌看着也不比我们大几岁，肤色黝黑，头发齐耳，还没说话脸先红，坐在前排的人也听不清她到底在说什么。第一堂课变成她独自一人面对黑板解代数题，学生们在底下喧哗震天，连校长也被惊动，跑来镇压。十几岁的孩子欺软怕硬，她的课几乎没有人听，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闲聊，或是打牌，或是干脆旷课，这位代课老师似乎并不在意，照本宣科地把课案讲完，立刻离开教室。她只在学校待了不到两个月，之后回了北京。

我第一次看到她，就知道她在歧流镇待不久，她不属于这里，明明有着亲和温柔的相貌，语意平缓，但大家就是知道她瞧不上这里的任何人。她去过中心，见过世面，有和镇上的人不一样的见识和想法，这些全都从眼神和肢体映射出来，让她与周围格格不入。每次她出现，我的眼睛立刻不自觉地追着她的身影。

月龙老师。我们这么称呼她，隐她的姓氏，呼她的名字，以显示她的特异。小镇没有秘密，也没有私人生活，月龙老师的事迹很快就在学校传开，我们知道了她是铁匠的女儿，自小聪慧，成绩优异，以全县第三的名次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件事情当时在歧流镇传得沸沸扬扬，铁匠家荣耀一时，大家说铁匠铺里孵出了金蛋，只可惜蛋壳破开，里面是个女孩，幸又不幸。铁匠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碎话，竟然觉得吃了暗亏，辛辛苦苦花那么多钱供养一个女孩读书，终究要离家嫁人，而且他们家付不起大学学费，只能举债，债务压在老实人的心头，像山一样，想到便夜不能寐，铁匠反悔了，偷藏了录取通知书，不让她去学校报到，甚至逼着她嫁人。月龙夜里趁着家人睡觉，取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独自一人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她在北京待了三年，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也没有问家里要过钱，歧流镇的人差点把她忘了，而后有一天她突然回到家中，告诉家人，自己决定休学一年，要在家待一阵子。

有人看见过她夜晚在大桥上跑步，跑得飞快，像只迅捷的猫，一见人就绕开。这里没人吃饱了撑的跑步，有人听说这个事儿，夜里专门到桥上蹲她，就为了看个热闹，见她过来，起哄。我也去过，暗黄的路灯下，迎面一个呼哧大喘的女人，还没有回过神，她几步子已迈出去老远，跑过路灯与路灯之间的暗翳，进入到下一片灯光中。

中午我总是去教学楼的天台待着，屋顶堆着许多来不及清理的建筑垃圾，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我发现月龙老师也经常出现在那里，趴在栏杆上吹风。歧流镇很小，中学毗邻主街，从四层的教学楼上就可以俯视来往人群，人群稍稍仰头也可以看见我们，天台并不是高位，那种俯瞰也不是真的俯瞰，只是另一个平行的视角。道路最近又被掘开，为了重新铺设下水管道，黄土裸露，屎尿横流，下过一场雨之后，道路上散落着泥泞的水坑，行人只能艰难地从两侧预留的窄道挤过去，一年之内，道路已经被掘开过两次，每次工期长达两三个月，镇上的交通陷入大半年的混乱和停滞，但是没人抱怨。天台上，月龙老师向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一个人占据一个角落，靠着栏杆。我一直偷偷留意她，有些疑问，觉得只有她可以解答，但她并不合群，对自己的事闭口不提，我不知道怎么向她开口。直至有一天她主动跟我说话，只说了一句：“你一定也很想离开这里吧。”惊愕中我只能点头，心里被层层包裹的一个秘密被人戳穿，我只好飞速从天台逃离。

后来一次交谈比较长，暑热席卷，赤阳暴晒，道路还没有修好，污水腐败，臭味远播，学校里也能闻到，更叫人昏昏欲睡又难熬。中午的学校格外安静，尽管人在户外如被炙烤，我也不想待在教室人群中，走上天台，又看见月龙老师坐在地上。她递给我一瓶汽水，我诚惶诚恐地领受，啜饮着冒泡的甘甜，两个人一起蜷缩在一角阴凉中。此前我从来没有离她这么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的汗咸，她一口气把一瓶汽水喝完，停顿片刻，问我：“你为什么想要离开这里？”

我支支吾吾，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可能是对现状的不满，可能是对远方的好奇，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是无所适从，以及对这个世界一团坚硬的困惑，我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但不知自己属于何处，我渴望去到中心，但又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中心，于是彷徨不安，这些复杂的感受合并成混沌的欲望，蠢蠢欲动，但最后我什么也没说，也说不出来，瘪住嘴而已。

月龙老师看穿了我，说：“你是不是想过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从哪儿来往哪儿去，脑子里经常闪过‘生存意义’之类的大词儿，这些词既不会在生活中出现，也没有人跟你讨论，是你从书上看来的，可一旦想过这些问题，你的心智就和小镇生活不再匹配，心亏出一个大洞，需要填补，整个歧流镇都不够填的，所以你必须离开，去很远的地方，寻找填补的材料和方法。”

我不是很明白，只是点头。

她又说：“那么，你要先离开歧流镇，这是第一步。乡下孩子可选的方式并不多，你可以读完初中就离开学校，跟着其他人去大城市打工，找份事儿做，到工地上去，到汽修店去，或者做一些小生意，但那样你的道路可能会越来越狭窄，选择也越来越少，填补内心大洞的唯一方法就是忘记它，像你的父亲，甚至你的母亲那样生活，没有人会苛责你，因为无可厚非，无数人就这样度过一生。但你是有志气的人，可能会感到耻辱，愤愤不平，好像平白浪费了一生；你还可以继续读书，考试，升学，读大学。这条道路很艰险。如果你不够聪明，不够勤奋，甚至只是运气不好，你被挤下赛道，你都得重返前面那条路；如果你够聪明，够勤奋，运气也足够好，你考上了大学，之后你可以得到一些选择的权利，也不会很多，你可能获准跨过那个门槛，留在大城市，你可能会觉得飘零、孤苦、无助，甚至绝望，但大城市也未必有答案，你也可以去更远的地方，远到你现在无法想象，你肯定要一直找下去，一直填补那个洞。”

她对我说，她即将离开歧流镇，回北京完成学业。“回北京”，那时我注意到她的用词，好像北京才是她的归处。我问她北京有什么。

她说：“对我来说，那里有自由，我不知道对其他人来说那里有什么，每个人看见的、想到的、得到的都不一样，你以后也可以去，看看自己能找到什么。”

后来我陆陆续续在天台和月龙老师见过几次面，她又陆陆续续对我讲了一些事情，包括她在北京求学发生的事，以及她为什么休学，我逐渐补完她故事的前因后果，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话头开启，满腹牢骚，她其实很有倾诉欲，我猜想她在歧流镇也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对象，而我聊胜于无。

“去之前，我对北京没有任何概念，对它的了解仅仅止于课本里见过的故宫和天安门。我买的硬座票，要坐一天两夜。我没有出过远门，看谁都像坏人，一路上紧张得不得了，不敢离开自己的座位，白天不吃饭也不上厕所，到了深夜，众人昏昏欲睡，车厢安静下来，我才抓紧时间吃点东西、上个厕所、打几个浅浅的盹，累得全身骨头散架。但我心里兴奋极了，快活极了，那时候我跟你一样，觉得离开歧流镇，自己就能跨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到站之后，我吓了一跳，那真是无边无际的城市，无边无际的人，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面孔挤在同一个地方。火车站没有接站的人，我只好在报刊亭买了一份地图，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学校。我羞于向人问路，分不清东西南北，不会坐公交车，不会坐地铁，坐错车，走错路，折返，拖着行李箱走上好几里，折腾一天才到学校大门，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从一个多么小的地方走到了一个多么大的地方，越过了一个多么高多么厉害的阻碍。进门之后，才知道新生报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开始，学生宿舍还没开放，我不知道该找谁解决这个问题，不敢与人说话，竟然在楼道里睡了四天，直至被保安发现上报，学校了解了我的情况，让我提前住进宿舍。大热的天，四天没有洗澡，你想想那个味道，真是个笑话。学校的人问我，为什么不向人求助，路边随便找个人问一下，都不用睡楼道。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向谁求助’这个念头我从来没有冒出来过，不光是因为害羞，更因为从小到大没谁能真正帮上什么忙。从上初中开始，我一直住在学校，学校里的事儿我父母一点忙也帮不上，他们给我交学费，给我一口饭吃，让我读完高中，已经是对得起我了，我吊着一口气，不敢喘也不松劲才跑了出来。向谁求助，或依靠别人，我没有那个意识。”

“几天之后正式开学，室友陆续住了进来，其中一个姓薛的同学引得我的关注，她烫了一头红色头发，不是暗红，是张牙舞爪的大红，像顶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破旧的宿舍一下子被照亮。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呢，我心里想。薛和我成了朋友，其实她和很多人关系不错，但对我格外关照和热诚。我的报到流程比一般人复杂，需要申请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学费延迟缴纳，这些都需要家长签字，但我是自己跑出来的，所以要到学院报批。报批的流程复杂又磨人，薛陪着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走完流程，那时候我已身无分文，甚至没钱吃饭。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开口求助，薛看出我的窘境，借给我一点钱。我拿着这钱去充饭卡，苛省着花了一个月，直至军训结束。我对薛说，一定会还钱。薛说没有关系，不用还了，那点钱对她来说没多少，不够还可以问她要。”

“我想尽快还钱，四处找兼职信息，学校论坛上经常有人发家教招聘，我找了一个看起来不太难的工作试试水：每周末两次，给一个初中生补习英文。我的学生有严重的阅读障碍，他说满纸的英文字母就像蝌蚪一样游来游去，看得他眼花。我没法帮他克服阅读障碍，一点忙也没帮上，不过补课费倒是没少给。那个男孩子的祖父是颇有名气的作曲家，父亲是笛子演奏家，母亲是歌唱家，家中摆满乐器——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钢琴，静静靠在墙边，掀开盖子，里面的琴键黑白分明，诱惑着我轻轻摁下，钢琴发出咚的一声响，吓我一跳，我转过头，看见学生站在一旁，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的学生是个不服管束的调皮蛋，但他愿意每天花费四个小时练习乐器。我问他，今后准备做什么，他不容置疑地说，当然是演奏家啦。凿凿的口气让我震惊，他才十四岁，怎么就那么笃定自己一定会走这条路。”

“那一年我总共给五个学生补了课，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应对考试的办法，所以总是有人找上门来。家教是一种近乎隐形的奇特身份，可以临时出入别人家中，容易获得信任，但不会被重视，也不受尊重。学生家长中有做护士、银行职员、开小饭店的老板，也有身份神秘的官员和富人。这份工作很稳定，赚的钱足够我生活费，到了年底，我还能收到一些家长发出的感谢红包。我在城市的东南西北穿梭，进入不同的人家，近距离地观看他们的生活，他们中最差的人家也比歧流镇上最好的人家过得好，好得多得多，那么多的家具、电器、装饰、食物、书，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几乎是挥霍般地拥有，如此随心所欲。我每次走进一个新的家庭，忍不住会打量他们住什么房子，房子里有什么电器，有没有钢琴。他们的孩子，或早或晚都开始为将来打算，要当医生，要做演员，要搞金融，要搞音乐，要出国念书。似乎愿望只要说出口，就能理所当然地实现。那时候我想，既然我来这里，是不是为了拥有那些东西，为了过上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是的，应该是的，而且我能够做到。这令人振奋。”

“我和薛走得很近，她心肠很热，不吝力气地帮我，但她对我的善意中，有一层我们都不愿道破的怜悯。我们一起去上课，去食堂吃饭，缩在宿舍看电影，夜晚一起在操场上散步——后来发展成跑步，我借用她的电脑，她也不介意。她教会我许多城市女孩的知识，譬如去哪里买便宜好看的衣服，怎么打扮自己，以前我那个土气，就像地里挖出来的一样。薛时不时变换头发的颜色，都是最醒目的颜色，红的绿的紫的，染发剂烧坏了头发，她干脆剃成光头，剃光头后她最喜欢干的事儿是戴着帽子走入室内，当着众人的面扯掉帽子，人群发出的惊呼让她心满意足。她行事在学校出了名的乖张，但也出了名的勤奋。我们专业是阿拉伯语，学一门全新的语言本来不易，她同时又自学西班牙语，每天排得满满当当的，去自习室总能找到她那颗醒目的光头。薛很闪耀，而我则是个完全不引人注目的人，在人群中没人多看我一眼，我喜欢和薛走在一起，别人投向她的目光，也会分一点到我身上。”

“我一直兼职做着家教，耐心地教小孩子们写三百字的英语作文，教记忆两千个单词的方法，做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干得得心应手，到大三上学期甚至做出些名气，不仅还完了助学贷款，甚至有培训公司找到我，让我毕业之后直接去那上班。我对此沾沾自喜，感到前途光明。我一点也不喜欢阿拉伯语，也不知道学来有什么用，当时选报大学和专业时懵懂无知，让学校的老师代劳，老师不知道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小语种好找工作，稀里糊涂地在专业栏中填了阿拉伯语。阿拉伯在哪里，阿拉伯人长什么样，阿拉伯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全然不知道。与薛不同，我在学校默默无闻，成绩也吊着车尾，在及格线上来回，阿拉伯语于我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

“我满怀兴奋地告知薛这个消息，但她听了并不高兴，冷冰冰地祝贺。她问我是否想一直被圈在三百字作文、两千个单词和阅读理解中，一直这样过下去。我立刻否认，辩解说，这些只是途径，不论我想不想，我有助学贷款要还，有生活费要挣，还要赚钱买电脑，我没有什么迫切想要实现的人生愿望，只想喘口气，过得轻松点。薛满怀骄傲地说她想成为一个外交官，这个职业对女性要求严苛至极，她必须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要做得比绝大多数男人都好，才能得到一丁点机会，正因为这个远大的理想，她绝对不能像我一样，被路边伸出来的枝枝丫丫吸引，浪费掉宝贵的时间。虽然她口气并不尖锐，也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但我还是感受到优越感碾压过来。我知道她条件很好，但很少意识到我们并不身处同一个世界，或者，我刻意忽略这一点。一个人想要成为外交官，这正常吗？我又想到之前那个铁了心要当演奏家的学生，那正常吗？他们怎么那样理所当然地说出这些话来？”

“薛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此前她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我只知道她和父亲关系紧张，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从来没有来过学校探望过她。她对自己的家庭讳莫如深，除了喜好染发，吃穿用度可谓朴素，批发市场五块钱的T恤和球鞋，她买得比我欢实，但偶尔还是会露出马脚，譬如她戴着一块劳力士的女士手表——虽然她辩称是地摊上买的假货，但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她在买书和CD上一向舍得花钱，甚至为此买了一个专门的书架；她经常给室友分一种德国进口巧克力，我查过价格，一条巧克力就要七十多。根据薛给的地址，我来到一栋七层公寓，楼前一条油绿的河，小区里草木葳蕤，巨大的金银木结着红色果实，探出墙外。不远处是使馆区，光是地段就价值不菲，我曾从旁路过，赞叹过这栋楼马赛克外墙的繁复花纹，但我从来不会把它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我进到四楼，薛热情地邀我进去，薛的母亲并不在家，除去她之外，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矮个子女人在打扫卫生。我以为是她的妈妈，薛却说，这是住家阿姨。我那时候才知道薛的家世远比我想象中还要优越，甚至还有专门的阿姨。阿姨自然无名无姓，手脚轻快地干着活儿，悄无声息，如同隐形，又不真的隐形，我没法不注意到她，一直用余光瞥着她，见她打扫完客厅，又老鼠一样钻到厨房擦拭，好几个小时，她一直在暗处擦拭、擦拭，擦拭地面、台面、桌子、书架，直至将屋内的一切擦出灰质的反光——每次看见住家保姆我都会感到一丝不适，她们让我想起我的妈妈，如果我的妈妈来大城市，也只能干这个，甚至干不了这个。薛习以为常，坐在大沙发上，阿姨给我们递来温牛奶，又回到厨房擦拭。薛带着我参观她的家，房子面积很大，空旷整洁，地板光可鉴人，家具虽然陈旧但很有质感，阴雨天昏暗的光线下，看不出有人生活的痕迹。”

“薛说，自从她父母离婚之后，父亲搬出，母亲也不怎么过来住，她自己住校，这房子平常只有阿姨一人在家。薛的父亲曾经做过驻外参赞，母亲做出口生意，两个人在她五岁时离婚，后来她很少见到父亲。她说，他是一个薄情的人，早就再婚，现在已经身居高位，名字她不想提。‘这就是我家。’薛说。”

“我那时候明白了薛为什么想做外交官，她并非凭空生出‘要成为一个外交官’的想法，而是从小就被植入了一颗种子，种子到了时间，破壤生长，所以她想做外交官，我从小到大，连‘外交官’这个词都没听过几次，更不觉得它和自己有什么关联，会有什么关联。就像我最早教过的那个男学生，不容置疑地说出‘当然想当演奏家’，千条万条路，耳濡目染的只有这一条路，不选它选什么。那一瞬间，我觉得人大约只是个容器，早些年种下什么，后面收获什么，如果没有种下什么，或种子没有发芽，人就是空心的。乡村长大的人明白播种的时机有多么重要，一旦错过，接下来不管怎么补救，收成都不会好。”

“薛和我之间悬殊的阶层差异并没有冲击到我，我刚来北京就知道了，有钱的有权的人遍地都是，你以为和其他人身在一个世界，但其实并不在一个世界，阶层差异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实，必须接受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才能心态平稳地活下去。只是薛并不真正明白，我吃了多少苦头，花费多少时间，这些吃过的苦甚至凝结成一种特别的道德上的骄傲——我全靠自己，这份骄傲足以抵消我和薛之间的阶层差异，至少道德上，我比她高贵，她肯定不认同这一点，我心里就是这么以为的，所以我可以克服自卑，和她待在一起。但我无法忍受她在精神上表现出的坚定，她有梦想，而且愿意付出长足的努力，这让我感到真正的不公平，似乎什么好处都被她占去。”

“我是铁匠的女儿，从小听着机锤敲打铁块的铿锵声长大，我爸小学毕业，我妈大字不识，我还有个哥哥，只读到初二，现在县城里当混混，我妈在家说不上话，我爸重男轻女，觉得女人只该早早嫁人，他也不懂教育，放任我哥辍学，也没什么见识和能力，赚的钱甚至不够一家人糊口，遇到事情只会大喊大叫，以前我觉得他可怕，现在发现他可怜。我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又来北京读大学，是一个多么大的意外，天赋、努力、运气和勇气，他人的帮衬，少一点都不行。在县中读书时，老师们总是对我说‘好好读书啊，读书才有机会去外面看看世界’。看世界，一个模糊的愿景，一个不包含任何许诺的未来，一个毫无野心的目的，像挂在骡马眼前的胡萝卜，足以驱动着我一直向前。等我真的到了北京，面对大千世界，心中蠢蠢欲动，根本不可能看看而已，肯定想要做点什么，做成什么，但我发现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一直做的只是自己能做到的事，对除此之外的人和事没有想象力。”

“在薛的家中待足两个小时，已是傍晚，夕阳照入，经由地板反射出满屋金光，将我们笼罩其中，像是一片薄绸，从我们的脚边轻轻地滑过去。然后她不经意地说起自己准备留学的事，可能去西班牙，也可能去美国，大约会读经济或国际关系方向的硕士，就看哪个学校给她发offer，她的语气那么理所应当，那么随便，随便得就像是说自己马上要去楼下散步。我听了之后，难忍嫉妒，又感觉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点头诺诺。‘真是不错。’我说。‘总要去镀一层金。留过学的人比较好进外事系统，想想也是，都没在国外生活过，怎么了解外国人在想些什么。’她说，‘不过去西班牙，应该只算镀铜。’她觉得自己讲了个笑话，冷冰冰地笑着，又转过头来问我：‘你呢？这都大三下学期了，你不会真的想一直当英语辅导老师，进那个什么培训公司吧？’‘没想好，距离毕业还有时间。我还是要靠做家教养活自己，我又不像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顺着她的话，自我贬损，‘辅导高中生也不像你说的那么无聊，其实还挺有成就感，他们期末考个高分，家长会给我送锦旗，我现在也是四五面锦旗加身的人，身价不菲。’‘那你去做这个吧。’薛说，口气中已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总是说自己一路如何迎难而上，最后所有艰苦都只为打这样一份工，值得吗？家教和保姆，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你本可以做更厉害的事情，我了解你，你有这个能力。’”

“听到薛不经意间说出傲慢的话，原来我在她眼中和她家里沉默的保姆是同样的人，她瞧不起住家阿姨，自然也瞧不起我，这点深深挫伤我的自尊，何不食肉糜，她嘴上不承认，暗自还是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针锋相对，讥讽她说：‘如果你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那我认为你也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儿，说要做什么外交官，其实只是追着你爸爸的屁股后面跑，求着你妈妈砸钱给你铺路。这些跟你自己有什么关系？’话说出口，便不可挽回。我和薛的关系马上崩了，她脸色煞白，一下子愣在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我立刻从她家跑了出去。”

“后来薛不想再见我，为了避免和我打照面，甚至从宿舍搬了出去，上课时也坐得离我远远的，从此没和我说一句话。她帮过我许多忙，给过我许多温暖，带领过我，失去这么一位朋友，我非常伤心，却并不想挽回。我照例一边在外做家教一边在学校上课，接受了那家公司的邀请，毕业之后去做教培的老师，本以为一切会好起来，但不知为什么，我开始经常心慌，发作时身体无法自控地轻微发抖，晚上睡不好觉，纷杂的念头找上门来，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被唤醒了。我自问，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没有，空空如也，连个模糊的方向都没有。”

“失眠半个月之后，我每天脑内轰鸣，时常发力，饭也吃不下，不得已去校医院体检，校医开了点维生素和补铁剂，让我停掉校外的工作，多多休息。遵照医嘱，我休息了一个星期，不过还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乱七八糟的念头越是缠身，就这么恶性循环，直至有一天我走路去教室上课，忽然眼前一白，摔倒在地上，就像电视突然关机，脑中最后一个的画面却是歧流镇冬天湿冷的街头。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在校医院的病床上躺着，身上挂着点滴，我当时直挺挺地摔在地上，没有任何缓冲，下巴摔烂了，胳膊肘也擦伤了一片。我觉得应该回去歧流镇看一看，那里可能有我需要的答案。一个人出生于何时何地，周遭是什么，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吃进什么，家庭什么样，决定了你最初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了你怎么认知自我，之后无论走出多远，底色不会变，想要看清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回到原点。学期结束后，我以身体原因办理了休学，准备回家待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打算。”

“回来的路上，我才发现，从北京到歧流镇的路途，遥远颠沛得令人难以忍受，从北向南，跨过经纬，风光从华北平原单调粗粝逐步变成南方深深浅浅的绿，跨过了好几条大江大河，经历十九个小时，才到终点。到了市区，还要坐巴士去县城，到了县城，还要坐面包车才能到镇上，前前后后一天一夜。不是北京远，是歧流镇太偏僻了。我拉着行李箱在镇上的街上走着，两边的人都看着我，大家都认出了我，但没有人跟我打招呼。街道的样子也有了变化，拆掉了一些旧的木屋，也建起了一些新的砖瓦房子，新房子和旧房子互相穿插，人口变多，镇子的边界外扩，但是我在大城市待过了，见过正儿八经的事物，对比之下，歧流镇像是一片正在野蛮生长的废墟，新不新旧不旧，和整齐、优美一点也不沾边。”

“到家之后，我爸妈显然不太欢迎我，他们还为我三年前的不告而别生气，之前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我的突然返乡又让他们看不顺眼，好几天没给好脸色看，我没跟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休学，只说需要回来待一段时间，说了他们也不会明白。我妈开始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情，要抓紧我在家的时间说一门亲事，这事儿在他们眼中比天还大，镇上和我同龄的女孩早已结婚生子。我爸的铁匠铺子开不下去，铺子关了一段时间，他吃不了外出务工的苦，与人合伙开了一个五金店，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和耐性，生意很差，入不敷出。他仍然是个酒鬼，又穷怕了，喝醉酒后，四处与人说，自己的大学生女儿彩礼要价二十万。我受不了他胡言乱语，和他相骂，我爸扇我巴掌，我也扇他，两个人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我那个不成器的哥哥也跑来掺一脚，他说他有个开煤矿的朋友，很有财力，离婚已两年，正在寻觅二婚对象，想找个知书达理的女人，生个聪明点的孩子，我哥觉得我合适。这一家子，满脑子想的都是拿女人换点钱。”

“回到歧流镇不到一个月，过得风起云涌，根本无暇回想自己为什么想回到歧流镇，想找什么。我曾想过要和父母好好谈一谈，但马上发现自己异想天开，我们根本说不上话。每当我想表达一点方言里没有的东西，我得切换成普通话，一说普通话，我爸妈嘲笑我开洋腔，不讲人话，忘了根本，然后快步走开。他们的世界只有歧流镇的方圆，对于生活的理解不过男女结合，辛苦糊口，生孩子，养孩子，维系邻里亲朋，孔隙里喝酒、打麻将，嚼别人家的家长里短。他们固执，充满偏见，打肿脸充胖子，对外人唯唯诺诺，对家人独断蛮横，不会做超过这些之外的事情，不会说除此之外的话，也无从想象除此之外的生活。回来之后，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俯瞰他们，看他们机械地重复在一条破破烂烂的轨迹上，直至病死老死。身处其中或许不觉得有什么，一旦抽离来看，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只想要逃走。”

“待到第二个月，我已倍感煎熬和厌烦，但跟他们待在一起，我并不感到焦虑，失眠缓解了，精神也恢复许多。镇中的校长找到我，让我给你们代课，我答应下来，想着这段时间能有点事儿做。我当家教的那些本事用在你们身上绰绰有余，我自信一定能把你们教好，原本计划教完一个学期，仅仅上了两个星期的课我已丧失全部热情。学生的基础太差了，比我在北京教过的最差的学生还要差，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向上的欲望。在镇中做老师需要长期和失望做斗争，糟糕的教学环境，平庸的学生，以及可预见的伤感结局：镇中的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在初中毕业之后离开学校，他们一生的学校教育到此为止，他们比我还要更早接受这一点——这就是现实，所以，当你们的老师是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我问自己，究竟要教会一些你们什么呢，xyz坐标轴，sin、tan、cos，不规则立方体？这些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等你们离开学校，转头就把这些无用的知识丢进垃圾桶，一辈子也不会想起。从小到大，我心高气傲，力争上游，想赢，喜欢赢，一直赢，享受赢，我不能像其他老师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失败，包括他人的失败和自己的失败。但我既然答应下来，就不能抛下你们一走了之，现下，只能和你们共沉沦，直到有其他老师顶上来，我才能离开。”

“在失败和失望中，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比中彩票头奖还要幸运，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还算好用的脑子，让我能够顺着窄道一路上升，体面地从歧流镇走出去，免于一种我已经无法忍受的生活。‘去看看世界’的愿景是很模糊和虚无，好在它足够强烈，带领我穿过了屏障，见识到了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我和家人已经分道扬镳，仅靠着血缘和淡薄的亲情维持联系，当然，我和薛也不是一路人，某种意义上来说，薛也走在一条不会分岔的道路上，不会跌落，不会沉降，而我的道路有无数分岔，我不知道哪条分岔上升，哪条分岔跌落，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行差踏错，也不知道自己最终能走到哪里，但我决定走走看看，直至厌倦。”

说完这些话之后一个月，月龙老师便从学校消失，她不是离开会打招呼的人，但大家都知道她回北京了。再三天，之前的数学老师返回学校，中风之后他的嘴无法完全张开，口齿含混，语速迟缓，我们坐在讲台下，竖起耳朵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课堂变得更加敷衍，所幸初中的课程不难，我找另一个老师要了一些试卷，边做边学，总算没有落下学业。

我知道月龙老师家的地址，镇子东北角的铁匠铺——后来改做五金店。她消失之后，我去那儿找过她几次，每次站得很远，以免被人发现，但从来只见她父母的身影，不见月龙老师，她走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怀着强烈的失落感，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她偷偷带走了。

我仍然每日往返于燕子窠和歧流镇，在山隘短暂停留，注视着平静无澜的燕子窠。在学校里，我总是一个人，无法伪装合群，头脑时而清醒，时而一团糨糊，事物的面貌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不能明确。身边陆续有同学辍学，他们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要怎么过，但不想浪费时间在学校，辍学之后他们像露水一样从我的视线里蒸发。

月龙老师对我说的那些话，粗暴地打开了一道阀门，让我知晓了自己的处境，成人的烦恼找上我，我担心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窘境，总是心慌，焦虑，并开始觉得日子难熬。

直至秦导找到我，问我想不想上电视。

4

当那个中年男人向我走过来，之前如影随形的焦灼暂时平复，取而代之的是盲目而巨大的希望，我甚至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鼓动着擂鼓般的巨声。多年之后，后见之明地回看那个奇怪的节目，我仍然确信，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机，如果没有那个转机，我人生的走势必然更为艰难。

节目的名字叫《遥远的生活》，节目组让一个大城市的问题少年，和一个从未离开过乡村的贫苦少年互换一个月的人生。城市少年报名的人数过千，乡村少年人选却全部靠节目组摸排和筛选。导演希望制造极致的反差，要找出真正赤贫出身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才是一张白纸。他们要拍摄城市问题少年突然被扔到赤贫境地的反思与成长，也要拍摄贫苦少年突然跨越不可能的界限，开眼见识自己无法企及的生活时的震撼与失落，然后再让少年们各自回归从前的生活。

“这是一档成长类节目，无论对城市少年，还是这些乡下孩子，都会收获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东西。”在开机仪式上，秦导很官方地解释，“我相信节目拍摄和播出之后，你们的人生会有一些改变。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我们也希望它能为整个社会带来一些反思。”

答应拍摄之后，我还要征得国胜的同意。我跟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节目拍摄的形式。他正在院子里切猪草，用铡刀将红薯藤铡成小段，再拌入米糠中，这活儿每天要做，有时他来，有时我来，我做得少。他皱着眉头，一声不吭，也没有看我，等做完手里的活儿，他说：“所以，他们会送个城市小孩来燕子窠，待两个月？”

“一个月。”我说。

“会给钱吗？”

“会给一些。”

他似乎满意，说：“那必须，不能白吃白喝。”当时菊妹怀上我妹妹，国胜急需一笔钱交计生的罚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

拍摄定于半个月之后，有近十天的时间，我根本没有见过节目组的人，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们联系，只能惴惴不安地原地等待。越近开拍的时间，越感到恐慌，夜里睡不好觉。担心节目组临时改主意，换掉主角，也担心摄像机拍下太多难堪的画面——我那痴傻的母亲，寡言的父亲，停滞破败的燕子窠，一个人全部的无助和虚弱，一切都暴露在人前，排列整齐，供人参观。贫困是一种残疾，会招来同情，赚来眼泪，节目播出之后，身上便满是别人泼下的泪污，我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可怜人。一想到这些，又忍不住后悔答应。

拍摄前三天，秦导一行人终于回到歧流镇，他们要我提前适应镜头，两个摄影师一天到晚跟在我的身边，将摄像头对准我，早上天不亮我从燕子窠骑车出来，到学校开始晨读，上课，吃饭，中午去天台待着，傍晚骑车回家。他们让我把他们和摄像头当成空气，我以为不难，后来发现几乎做不到，我总是忍不住偷偷看镜头。想到有许多人会通过电视看见我，下意识就想表现得更好一点，走路和神情都与寻常不同，动不动满脸通红，乃至语无伦次，身体僵硬，两天的时间，那种被人紧紧盯着的感觉就焊在我心里，无法摆脱。老师和同学们配合拍摄，想到可能会上电视，他们一样紧张兴奋，生怕丢丑，穿着比平常整洁，举止也拘束了，校长甚至动员了一场大扫除，擦亮玻璃，抹去天花板的蛛网，角角落落的垃圾和灰尘一夜之间被清走，操场上的杂草也被推平，大家忙忙碌碌的，又不知为何忙忙碌碌。回到燕子窠，国胜一向佝偻拘谨，看见摄影师过来他会躲开，钻到别的地方去，而菊妹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放开一些。”摄影师不耐烦，对我吼起来，“这些镜头没法用！”

“怎么放开？”我根本不理解镜头是什么东西。

“别想后面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说了等于没说。

我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还是难做到自如，情况没有改观。秦导也发现了我面对镜头的难处，跑到学校和我长谈了一次。很多年后，我已经完全忘却了他具体的样貌，却始终能回想起他浑厚的声音，满身的烟臭和汗咸。他在我面前连续不断地抽烟，一根刚刚燃完马上点燃另一根，手指牙齿熏得黑黄，烟雾弥漫整个房间。他语速不疾不徐，声音低沉，没有废话，遣词造句很文气，却没有任何柔和的语气词，同样一句话不会说第二遍。大家都把他当回事儿，认真听他说话。他对我的态度和对别人不一样，他特别关注我，这应该不是我的错觉。

秦导问我：“你平常看电视吗？”

我说：“很少看。”

“你相信电视里的东西吗？”

我点点头。他意味深长地轻笑了一下。

“电视里的东西不是真实，最多只是接近真实，有时完全和真实相反。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别人相信最荒诞的事情，相信母猪上树，公鸡下蛋，月球上有外星人，我也可以颠倒黑白，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掌握电视的人掌握话语权，拥有摆布别人想法的权力，他们决定你看见什么，决定你怎么想一件事，还会让你以为那是自己冒出的想法，其实很可能是他们提前设定好的答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还是不明白。他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在纸上比画。

“简单给你讲解一下做节目的步骤。第一步，我们拍摄大量素材，从素材中选择自己想要的画面，拼接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素材都是真的，但因为拼接方式不一样，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故事，比如我们拍一个傻子，可以让他看起来又蠢又坏，也可以让他看起来大智若愚。电视里不存在真正的真实，只有你想呈现的真实，以及别人以为的真实，你要为后者做准备。”

我明白了，但他举例提到的“傻子”挫伤了我的自尊。他知道我母亲的情况，还是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

他又继续说：“你对舆论没有概念，观众如果爱你，就要把你碰到天上，如果讨厌你，就要把你踩在泥巴里。节目播出之后，后面的事情便不受你我的控制，赞美和诋毁都会到来，你想听到更多的赞美，还是想听到更多的诋毁？肯定是赞美吧。你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也是节目的参与者，你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不是被动的，不要以为自己往镜头里一站，露出懵懂无知的表情，别人就会理解你。我选中你，是因为我知道你能明白我说的一切，你有编织故事的能力。我直白地说，没人想看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哪怕他再可怜再贫困，也无济于事，大家想看的是一个人身处逆境却不屈服，励志、成长、百折不挠，但同时，你还不能显得太好强，不能暴露野心，好安放观众的同情和怜悯。很俗套，但这就是大家想听的，也是我们必须迎合的。”

我心里明朗了一些，说：“我要怎么做？”

“镜头很古怪，它像镜子，但会夸张和变形。镜头会暴露一个人真实的想法，越是尽力掩藏，越容易暴露；越想表现得大方得体，镜头里看起来越局促拘谨；越希望大家不要可怜你，镜头里看起来只会更可怜。你要牢牢记住镜头的特点，记住大家想听到的故事，然后利用这两点。我没有什么可教你的，你自己领悟吧。”

一席话未能让我克服对镜头的不适，好在秦导后来决定在拍摄过程中加入一些采访，问一些问题，把摄影师变成一个采访者。我尽力忘却摄像机的存在，只想象自己和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同行，稍微自如。

正式开拍前，我才知道和我交换的那个人是谁。电视台一共选了四个对照组，城市组的问题少年来自各个城市，各有各的问题，有沉迷游戏重度网瘾的男孩，有随意打人骂人的躁郁症女孩，有购物成瘾花钱不知节制的富二代男孩。而乡村组的少年则大差不差，清一色的穷困早熟，有人境况稍好，有人双亲去世，伶仃地活在世上。和我对照拍摄的男孩来自斯城，父母是大学教授，他的问题是太过沉迷做化学实验，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不肯出门，也不交朋友，他的父母觉得他太过耽溺闭塞，为他报名参加了这个节目。为了丰富拍摄对象的类型——不能全是坏孩子——节目组选了他。在给我讲解拍摄对象时，秦导尽力抹平差异，他说：“每个人面临的困境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困境，你们有你们的困境，乡村组的困境更多源于现实，城市组的困境源于心灵，困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听完之后只觉得困惑，还有强烈而无法说出口的不满，为什么要将我们和他们的困难相提并论，明明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根本是两个世界，但他们非要把我们拉到同一条线上。

开拍当日，下了好一场雨，前一秒烈阳当空，下一秒电闪雷鸣，雨水瓢泼下来，一两个小时之后，街道变为浑浊乌黑的小河，河面上漂浮着星点般的塑料垃圾，水位很快没过了小腿肚，淹入低洼处人家的一楼。每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暴雨都会来上两次，大家习以为常，雨停之后，不消半天大水就会退去，一楼一般不会放什么值钱物件儿，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和秦导撑着伞，在校门口等待那个即将和我短暂交换人生的少年，因为暴雨，汽车迟迟不来，我们多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少年蹚水向我们缓缓走来，大约是他，等他走到跟前，暴雨正好停下，太阳玩笑般从深灰色的云层后钻出来，山脚处扬起一道彩虹。

那个少年对秦导说：“雨太大了，汽车半路抛锚，陷在坑里等人去救援呢，摄影师担心摄像机进水，待在车上等雨停，我怕你们久等，先走过来了。”他一边说，一边剥去粘在身上湿皮一样的雨衣，露出穿着和相貌，起初我只是觉得他过分白皙和瘦弱，而后又感到一些别的异样。我们一同往学校里走，校长借了两间办公室给节目组用，他在其中一间换掉了脏衣服，又要了条干毛巾擦头发。我坐在一旁看他，他也打量我，秦导给我们互相介绍，只讲了名字，年纪、背景之类的信息之前已经交代过，我们打过招呼，并排坐着，一句话也没说。他叫杨克森，与我同年，比我大两个月，并不如传闻中那样羞涩，相反，他是我俩中更开朗健谈的那个，他直接开口问节目组的人要了一瓶可乐，一口气喝完，打出一个响嗝，惹得众人大笑。他得了众人的偏爱和关注，节目组的人几乎立刻和他亲近起来，却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按照拍摄计划，那天晚上他要跟我回燕子窠，我们同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再独自乘火车去往斯城，他的父母会在车站接我。距离放学还有两节课，课间半个学校的师生都来看他，挤在办公室门口，往里探头，乌泱泱都是人，新鲜的人和事并不是天天都有，他们看着笑着，发出莫名其妙的嘘声和哄声，仿佛我和杨克森是两只鸡，女孩们也来了很多，低着头窃窃私语。上课铃响，杨克森跟着我去教室，身后拥了一大群人，我们坐在同一桌，老师特地点了杨克森上台自我介绍。

“我叫杨克森，很高兴认识大家。”他点了点头，没有看向任何一个人，快步跑下台。

当杨克森站在台上，和众人拉开距离，我才得以分辨出之前感受到的异样。他太干净了，从头发丝到鞋底板，没有一点脏污，不过即便他刚刚才从大雨中走来，蹚过污浊的河，一身泥点子，也仍然干净，灰尘于他，像滚落在荷叶上的水珠，不会沁入。苦就是脏，脏也是苦，他身上没有一点脏，也没有受过一点苦。而我们穿着洗过太多遍的旧衣，领口袖口油腻斑驳，脚上是胶鞋布鞋，总是灰扑扑，总是不合身，几乎没有浅色衣服，衣着把他和我们区隔开来，在灰色的人群里，他在发光。我认为，杨克森自我介绍时的态度有些轻慢，他知晓自己的真实处境，明白自己只是短暂地在这儿蘸一下，很快会回到那个整洁簇新的地方。这份轻慢刺痛了我，除了歧流镇和燕子窠，我无处可去。

放学之后，节目组要求我骑自行车带着杨克森回燕子窠，拍摄正式开始，之后他们会全程袖手旁观，一点力也不出。杨克森比我高大半个头，带着他骑十几里路可不是容易的事，我想我们轮流着骑，他说自己不会骑自行车，我很讶异，他解释道，因为小时候学着骑自行车跌过跤，膝盖上留了疤，所以他妈妈不让他再骑，他妈妈把他看得很重。他坐在后座，我卖力蹬车，节目组的汽车跟在后面，和我们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天气还有点热，没骑出多远，脸上和背上汗珠滚落。杨克森哼了几句歌，路过稻田时，晚风吹动稻花香，雨后的天空水汽翻腾，一大片紫红灿烂的晚霞盖在头顶，从地平线延伸到山尖，一天中的好时候弹指即逝，他忽然伸开手臂向着夕阳大叫了一嗓子。我想他是开心的，对长居城市的人而言，这画面不算常见。骑上山隘，山间的蓝烟冒出来，缓缓连住岙里的炊烟，弥散成柔软轻薄的绒毯，轻轻流向岙里，溪水流动反照的金光无比清晰，映照满山青翠，杨克森看得入迷，忍不住赞叹：“太美了。”

我对此感到厌烦，催促他：“走吧，回家吃饭，饿了。”

他又坐上后座，我捏着自行车的刹车，一路溜到了家。

国胜已经收工到家，为了招待客人，特意杀了一只鸡，除此之外，晚饭仍然简陋。我开始干活，借着最后的天光，切草、喂猪、清理猪圈，做完这些天才完全黑下，正好吃饭。杨克森没见过这些，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新鲜，问这问那，又赞叹我切草时的利落和迅捷，他看见猪的时候那个兴奋，我甚至怀疑他只吃过猪肉，没有见过活猪。母猪前不久刚下六个崽，全拱到跟前，他看了高兴，也不顾脏，往怀里抱了一只泥乎乎的猪崽子不肯撒手。他一直蹲着，大猪猛地从地上弹起来，用鼻子拱他的手，把他吓得摔了一跤，往后爬了好几步，满手都是粪水。他感慨猪崽圆润粉嫩，大猪看起来却又痴又肥，只知道吃和睡，在圈里打圈，直至国胜喊我们吃饭，才把猪崽子放了回去。

国胜把桌椅搬到院子里，拿来碗筷，就着月光吃饭，饭菜冒着热气，风微微凉，山间凉意也来得早。菊妹吃饭时还梦笃笃地发痴，杨克森的目光在菊妹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又安然地吃起饭来。来燕子窠之前，秦导应该已经跟他详细说明过我家的情况，尤其是菊妹的问题。

国胜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问杨克森来这儿远不远，父母做什么，想要表现客气，却拿不好分寸，杨克森也很有礼貌地回应，但明显他并不想多说什么，两个人搭不上话。国胜吃完饭就上床睡觉了，干了一天活儿，他总是睡很早。院子外陆陆续续来了几个看热闹的村民，月光之下，只是几个苍白虚浮的人影，分辨不出是谁，可能是忌惮摄影师，他们并没有走进来，只在外面望了几眼便离开了。

在我洗碗的空当，菊妹和杨克森坐在前廊台阶上说话，不知道说到什么，两个人大笑起来。我转过头，看见菊妹拉着杨克森的手，贴在她肚皮上。彼时，菊妹怀着我妹妹，肚子微微凸出。杨克森像被蜇了一下，蓦地把手抽回来，又从地上弹起来，向我跑过来，十分兴奋，说：“刚才肚子里动了一下，像条鱼一样。”

我甩干净手上的水，也把手掌贴到菊妹的肚皮上，忽然一条看不见的游鱼从我的掌心溜过去，引得我浑身发麻。从国胜跟我说菊妹怀孕，我每天见她，对她的变化并没有什么明显感受，直到今天才确乎感觉到她的肚子里有一个活的东西。我也把手缩回来，见我错愕，菊妹又笑得满口牙花，像个三岁孩子。这事儿让我对杨克森心生亲近，不似刚开始那么隔阂。

晚上睡觉前，杨克森嚷着一定要洗澡，我说：“洗澡在我们这儿是大事儿，夏天我们洗澡比较勤，不过就是站在院子里，用大瓢舀水从头浇下，不是太热的天儿我们一般用毛巾蘸水搓一搓，入冬了三个月不洗澡，熬到春天再洗。”他咕哝着：“不洗澡身上痒，睡不着。”我站起来，给他烧了一点热水，叫他到院子里拿毛巾擦擦身体，他擦完回来，说听到山里有什么在叫，学给我听。

“猫头鹰，会抓兔子，也会啄人眼珠子吃。”我说，“除了猫头鹰，半夜还有野猪下山来吃庄稼，它们特别喜欢吃西红柿和西瓜，吃相难看，每次弄得乱七八糟。”

他没有被吓到，反倒激动，他说自己还没有见过猫头鹰和野猪。我说：“会见到的，如果在燕子窠待的时间够久，一定能见到。”

床褥被单是国胜给换的，提前洗好晒好，干燥而温暖，散发着太阳的焦香，那些藏在床底下叮人的小虫，要过一会儿才冒头，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床上，照出一片白霜，风吹到脸上，冰冰凉凉，却一点也不冷。杨克森和我睡在一头，换了陌生的环境，他兴奋得睡不着觉，黑夜里，眼睛熠熠发亮。

我问他：“你喜欢燕子窠吗？”

他说：“喜欢，这儿挺漂亮的。”

“会想家吗？”

“暂时还没有。”他说，“但不知道几天之后会不会想。”

我心想，等过了这个新鲜劲儿，多尝一尝上学路的长途跋涉，繁重而重复的农活，如同眼瞎耳聋一般的闭塞，还有更具体的，比如风吹日晒、臭烘烘的旱厕、洗澡、学校，和国胜、菊妹的日日平淡相处，他才能知道自己想不想家。

“如果这会儿在斯城的家里，你一般做什么呢？”

说起这个他可来劲，干脆从床上坐起来，说：“躲在自己实验室里。我家有一间空房，一直做储存间，我往里面堆了很多化学实验的仪器、试剂和材料，还有一台电脑，我的飞机模型，后来那个房间就变成我的地盘了。我待在里面上网、玩儿，做化学实验就是玩儿，变魔术，这个加那个，加热冷却或者催化，变出另外一个。”他语气飞扬，“我会自己做炸药，很简单的原材料就能做出来，只要不管它，一般不会爆炸，两个月前我不小心把装着硝酸甘油的瓶子摔碎，差点把家掀了。我妈生了很久的气，她觉得我这么玩下去迟早要出事情，竟然弄出这么危险的东西，还不知不觉放在家里，幸好没人受伤，所以她把我送过来，要我吃吃苦头。”

我说：“你是来吃苦头的吗？”

他说：“算是吧。我妈热衷于让我吃苦，去年暑假，她帮我报了一个天文夏令营，把我扔到新疆的沙漠营地里，那里才叫什么都没有，白天只能待在屋子里，屋子里十几个人挤在一块儿，晚上跟着天文老师观星，辨认星座。夜里刮大风，沙子互相摩擦，声音像吹哨，鬼哭狼嚎的。我们在那待了一个月，同行一个女孩待到后来，眼神都木了，天天哭嚷着回家。说起来，燕子窠比起沙漠天文台条件好多了。我妈把我送去这些地方，都是为了吃苦，为了磨砺我的意志，我妈还以为，苦也分种类，有些苦吃得，有些苦不能吃，那种换不来什么的苦是不能吃的。”

“你去过很多地方吗？”我问他。

“去过一些，我爸妈喜欢旅游，他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要是出远门，他们都会带上我。我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去英国访学，我跟着她在英国住了一年，临走之前，她带着我在欧洲玩了一趟，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都去了，不过那时我还小，记不起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记得临走之前的几天，天气特别阴冷，断断续续下雪，我妈带着我不停赶路，不停换乘火车、汽车和飞机，我因此得了感冒，从酒店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海和一座黑色尖塔，一群海鸟飞到我的窗沿，我喂了它们一整个面包，之后它们一直在窗前踱步，不肯飞走。”

他说了许多地名，这些地名于我而言只如神话，在书中它们有时出现，像是快速掠过的风，从未在我脑中形成面貌，与我没有任何关联。杨克森却抵达过那里，见过那里的人，闻过那里的空气，喝过那里的水，甚至喂过那里的鸽子。我们的差别不止这些，但让我在他面前几乎无话可说是这些，当他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物时，我心里立刻涌起嫉妒，即便他没有显示出任何轻视，我也会感到恼怒。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坐过飞机，我甚至没见过它们，我只去过一次县城。”我满以为他会出言讥讽，没想到他贴过来，轻声安慰：“不要紧的，你以后一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说完杨克森就睡着了，吐着轻微的鼾，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眼睛上。我们正对着彼此的面孔，相距只有半尺，在月光下，我能看清他的眉眼和嘴唇的张合，略带招风的耳朵微微颤动。我从来没有在晚上和谁说过这么多话，忍不住多想，如果我们的位置对调，我是他，他是我，那见面会是什么情形。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浓白大雾，鸡鸣不止，国胜和菊妹已经起了，昨天晚上刚提到野猪，野猪真就下山了，祸祸许多蔬菜，他们收拾残局去了。摄影师起得更早，架着机器在院子里等待，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想到要出远门，我也有些兴奋，睡得不安稳，半夜惊醒，听见隔壁人家的钟响了三下，才三点钟，睁着眼等到天色发亮，起身收拾行李，又发现没有什么可收拾，找了半天才找出一件领口磨坏的旧T恤，两条显短的裤子，一套校服，衣服叠好放入书包，又把那本《德伯家的苔丝》郑重其事放进包里，实在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这些就是全部家当。

刷牙洗脸，又把该干的活儿干完，看一眼钟，七点钟。杨克森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冲到猪圈里看猪，看了好一会儿才心满意足跑出来。他说要上厕所，我带他去茅司，他没见过旱厕，不敢相信，问我，难道这就是厕所，我点头称是。他面露难色，捏着鼻子进去，又捏着鼻子急吼吼出来。

距离我离开还有几个小时，又正好周末，不用去学校，摄影师让我带着杨克森熟悉一下燕子窠。我领着他们，穿过村庄，从一条小道向山上爬，路过乱石溪涧，鹅塘，几棵三四十米高的野栗子树，野桃林，野梨林，猕猴桃藤丛，几近荒废的茶园。尽心尽力当好向导，给杨克森讲述了燕子窠的短暂历史，带他去看山南面的土地庙——说是庙，其实面积不过半平米，里面供着一个面目都没有的泥人，村里人其实也很少来拜，也不知道灵不灵验；燕子窠地名的由来，指给他们看燕子们筑在山峭的窝儿——燕子们都出去了；钻过一片茂密阴凉的林下，发现许多未被采摘的红菇，莹莹发光，我们采下来，用草帽兜着，带回家烧汤。不消四十分钟爬上山顶，山顶没有树，只有一大片裸露的石头，石头之间是一条不太清晰的路，被青草淹没，走起来需要当心崴脚。我们找了一块平坦的巨石坐下，俯瞰着燕子窠，真正的弹丸之地，小到只有指甲盖儿那么大，房子发绿发旧，染霉一样，转过身，另一边开阔平坦，田野间杂村庄，目光延伸，最终被一片山脉阻挡。

山顶大风呼呼吹过，高处使人平静，又激动。杨克森的脸已经晒得发红，耳根下的红血丝根根分明，太阳一照，耳朵竟是半透明的，在乡下，男孩子太白会被人笑话，所以我们把自己晒得黝黑，越黑代表这人越健康越能干，但我发现自己错了，那是看牛马的标准，人应该白皙，白皙证明人生活过得优越，没吃过苦头。杨克森很兴奋，站在石头上对着远处大喊，回声传回来，他在石头上蹦起来，打了个踉跄，差点滚下山，把摄影师和我都吓了一跳。

我想了一下，没有什么可以再带他们看的了，我玩耍、劳作、发呆的地方已经全部交付，这么看来，燕子窠虽然美丽，但实在小而贫，没有什么余味。

回到村子里，我又带杨克森去邻居家一一拜访，他们大部分称得上是我长辈，我叫他们爷奶伯叔婶姨姑。他们给过我饴糖、枣儿梨儿或苹果，也日复一日地讥讽我的母亲和我。我好像和他们很亲昵，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又与他们相隔阂，觉得他们相貌性格都很相似，甚至模糊得无法区分。窠中人与人太近，撞见一定会打招呼，村子这么小，哪一日不撞个三四五回，打上七八次招呼，他们乐此不疲，似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们优待城里来的孩子，显得格外热情，第一次见面，交谈两三句，马上把他当成自己家的孩子，叫他明天来家里吃饭，要为他杀鸡宰羊，或是要带他上山挖草药，或是带他下塘捉鱼去，乡下人的热肠，杨克森也受不住。不过，我特别给杨克森介绍了一个和我差不了几岁的堂叔，为了能让他看上电视。我家没有电视，看电视都是去堂叔家看，其他人家都用的天线，信号断断续续，时常只有雪花点儿和嘈杂声，这个堂叔家花钱装的有线电视，能看七八个频道，还可以挑台。烦闷时，或是感到无处可去、无人可诉，我就躲去他家里看电视，哪怕是看电视广告或气象预报，似乎都把我和远处的世界紧紧联系起来，我猜想杨克森也会有这个需求。

到了时间，接我的汽车已经在门口等候，我告别了国胜和菊妹——他们已经忍不住哭出来，我们从来没有分别过那么长时间，杨克森挥手和我道别。我也有不舍，牙齿因苦涩而紧闭，心里忽然沉重，忍不住红了眼睛，但等到车门合上，汽车驶动，我又如释重负，车开出去越远，心情越明亮，也不是喜悦，也不是激动，也不是忧愁，而是空空如也，好像一具沉重的躯壳被扔在了后面。

5

火车启动时，坐在我对面的摄影师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摇摇头，把手伸出窗外，感受风拍打手掌的清凉和流速。摄影师累了，他放下机器，靠着桌子小睡，他总是用大檐帽遮脸，或者是藏在机器背后，我一直看不清他的模样。我们搭乘的列车七个小时才能抵达斯城。第一次坐火车，悉心听着火车与铁轨的摩擦声，感受它经行不稳的轻微震动，观察旅客，留心广播播报，窗外的风景飞流而过，拉出绿色的长影，在火车扎入隧道时，耳膜发痒，在火车冲出隧道时，又豁然开朗，燕子窠和歧流镇是顽固的整体，而新见的一切都是纷纷的碎片和雪花，在我还没能认清楚它们之前，它们先行融化。这些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在去往他乡的路途中，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时间稠浓的质地变得稀薄，像是冲破一道无形的屏障，眼睛终于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抵达斯城已是傍晚，踏出火车的那一步不知道该走哪个方向，摄影师提醒我，紧跟人群。我骤然感到身边的人脚步飞快，争先恐后，攒着微末的我，向一个方向去。出站口人流分散，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刚刚下过一场雨，城市被一团暧昧的光裹住，但不像清透的月光，而是四方而来的光线漫射，直至融合，很多人，很多车，通达的道路以及无数的楼宇，这么多细枝末节，丰富和多余的事物，在我的眼眶里互相冲撞，我差点看不过来了，与之相比，燕子窠和歧流镇那么潦草，似乎仅有轮廓，我一路携带的乡野青苔味，被一阵风刮走了。在车站出口，我见到了杨克森的父母，只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杨克森曾形容他的父母长得像羊，妈妈像绵羊，爸爸像山羊，真是准确，他们确实生得颀长精干，又有着湿润的眼睛。他们也认出了我，殷殷地向我挥手。

我走上前去，杨爸爸立刻将我的书包接过去，背在自己肩上。杜妈妈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似乎相识已久，口气亲昵地说：“饿了吧？我们去吃饭。”在家时，国胜和菊妹很少和我有肢体接触，我们不太习惯互相触碰，好像其中有什么禁忌，因而杜妈妈一碰到我，我浑身立即像触电一样，头皮发麻，不能动弹，大约过了一两秒钟，才回过神来，继而一股细细的寒意从脚上升起。我瞥见黑洞洞的摄像机对准了我，刚才那一瞬间的呆滞和无助一定被捕捉到了，我低下头，以免再被看到。

我小声回答：“饿了。”

杜妈妈说：“那我们去吃饭吧。你喜欢吃什么？”

我摇摇头，不知如何作答，不想提要求。

他们开车带我去了湖边的一家老牌饭店，点了一大桌子的菜，杜妈妈一直给我夹菜，我忙不迭地吃尽盘子里和碗里的食物，直至一口也塞不下，我并不觉得食物美味，甚至不记得自己在吃什么，只感到饥饿，急于填饱肚子，饱腹之后，我抬起头，发现其他人早已放下筷子，正用和善怜悯的眼神看向我。

吃完饭，我们回到了“家”，准确来说，是杨爸爸杜妈妈和杨克森的家，他们住在距离大学不远的旧楼，小区里种满枫树和银杏，树冠经过精心修剪，长到一定高度，便不再向上生长，四周散开，像把大伞，覆盖街道，形成林荫。楼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外墙砌着红砖，里面铺设木地板，人走在上面，地板发出嘎吱的响声，只能放慢放缓脚步。房子虽然有年份，相比燕子窠的土房子，它可一点也不老旧。一栋房子里三户人家，杨克森家在顶层，再加一个阁楼。上楼之后，放下东西，杜妈妈把我带进杨克森的房间，他的房间在顶层阁楼，房间是一个三角形，窗户也是三角形，房间很宽敞，天花板高挑，没有碰墙之虞，之后一个月，这里是我的房间。

放好东西后，我从阁楼里出来，细细端详着这个家，四壁雪白，墙上挂满了画作、照片和装饰物，客厅一架水晶吊灯垂挂下来，不过吊灯没开，另外开了几处落地灯和台灯，光线朦胧，墙上挂着一幅画，只有一些颜色和线条，我看不懂，只觉得一大团颜色而已。地上铺着一张红色地毯，台面上放着各种小雕塑，最豪华且抓人眼球的是一整面的书架，密不透风地塞着几千本书，与之相比，镇上书店寒酸至极，不过略有几片纸张。屋子不大，陈列很满，放满五颜六色不知名字的东西，不整洁，也不凌乱，叫人目不暇接，眼神无处留驻。见我看得出神，杨爸爸开始讲解屋子里的摆设，水晶吊灯是他的祖父留下来的，民国时期的奥地利进口货，不过因为灯泡停产，已经不亮了，只能看看，地毯是他去土耳其出差时大使送的，是贝都因人铺在帐篷里的软毯，而那些小雕塑，则是他和太太出国买回来的小玩意儿，纯粹为了好玩儿，那张画是康定斯基的原版版画，版数是3/20，他说到这些，口气里没有丝毫炫耀之意，似乎一切都是寻常，并不值什么。我听得云里雾里，惊奇得嘴巴无法合上，也不敢伸手碰任何东西，怕碰坏了。与燕子窠那摇摇欲坠的木房子相比，这家里的大部分事物不能用来吃饭和干活，只是趣味和爱好，没有什么具体的用处，但高雅、昂贵、稀缺。

窗边放着一个玻璃鱼缸，三尾银白色长尾巴的鱼在里面游来荡去。

杨爸爸说：“那是杨克森的宠物，现在交付你了。”

屋子里架着四台摄影机，摄影师不在场，机器上红色信号灯长亮，表明正在运行。杨爸爸解释说，毕竟是家里，外人如果在场，大家不自在，而且房子不大，人多拥挤。不过摄影师们虽然不在现场，却并未离开，此刻我们就像是鱼缸里的鱼，镜头后有人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杜妈妈给我准备了新的毛巾、牙刷，手把手地教我使用马桶、淋浴和吹风机。我第一次见到马桶——第一次，淋浴头、吹风机都是第一次。我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研究半天，按下马桶按钮，水突然上溢，卷成一个漩涡，涌回黑色管道。我又摁了好几次按钮，就为了再看一遍马桶里的漩涡，哗哗水流收拢，蠕动，声音出奇抚慰人心。从头到尾，一个人不必和污秽有任何接触，污水流入人看不见的地方，继而消失于一片未知与虚空。我在一本旧杂志上读到过一个美国人写的关于抽水马桶的文章，那位作家觉得人类文明跨入新阶段的象征不是什么新型发动机，而是抽水马桶，抽水马桶出现说明城市已经形成完整的地下水系统，建立起一整套如同肠胃的消化和排泄系统。来到斯城，一路高楼广厦，映入眼帘的冲击只有一时，抽水马桶才让我产生了真正的距离感。在歧流镇和燕子窠，一切都简易和扁平，想去的地方都能去到，想了解的东西都能了解，但斯城这样的大城市，精雕细琢，构成精密到几乎不能真正深入其中，下水道就是其一，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而那套系统又运转于何处。

这里的生活与燕子窠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方面它看起来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它也更复杂。厕所没有一丝臭味，洗澡洗头，更换衣物，一天照镜子的次数赶上在燕子窠一年的次数，我被迫反复面对自己的稍显愚钝的面孔，这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洗完澡之后，我向杨爸爸和杜妈妈打了招呼，回房间一个人待着。房间角落里也有一台摄像机，忽闪的红灯表明它正在工作，我关上灯，在黑暗中躲避镜头的注视，躺在杨克森松软的床上，闭着眼睛，听见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白日所见忽然全部涌进脑子里，乱冲乱撞，揉成一团混乱图景，我想念燕子窠和家人的温馨，有些没由来的不安和委屈，眼泪不自觉地从眼角溢出，又不敢发出声音，也理不清忽然到来的复杂情绪。

第二天天蒙蒙亮，醒过来，打开窗帘，天色还只是蓝青色，楼下已有零星晨练的人，屋子里还没有动静。我起身观察杨克森的房间，这里充斥他的气味，每一处都是他的痕迹，就像他根本没有离开，我只是偶然步入其中的幽灵。他有一个小书架，里面码着他的书，大部分是工具书，他似乎很喜欢天文和地理，这两类的书占据了两层，其他是应用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键的本质》等，翻开全是公式和实验步骤，数字和符号组成森然长城，我看不懂，也不耐烦读，又放回去。小说只有一套，我抽出其中一本，封面是一个戴眼镜的外国小孩，书名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书已经翻得很旧了，书角卷了边，他或许很喜欢这套书，所以允许它们留在房间里。书架的顶层放了五座奖杯，是他从小学到现在所得的全国级和省级的化学竞赛奖杯，每一座奖杯我都拿下来端详过，杨克森的名字被郑重地刻在上面。床头和墙壁上贴满了乱七八糟的画片和球星海报，上面的人我全不认识。节目组要求，除去必需品，不能带走其他东西，所以杨可森的小玩意儿全留了下来，玩具士兵，各种棋类游戏，窗边还有一大盒子的磁带和CD。书桌上立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与父母的合影，另一张是他手握一个奖杯的独照。床底下滚着两个足球，窗户碎了一块，他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一张床一张桌一张椅。电脑不在卧室，在楼下他专属的“实验室”。他的房间没有为节目特别整理过，不过也不是全无防备，抽屉还是锁上了。

房间里的一切是线索，指引我去想象杨克森的生活，我能想象他躺在床上翻书，也能想象他躺在床上听音乐，四面遍布他喜爱的事物，游戏、书、音乐和科学，他懒懒散散地待在自己搭起的岛屿上，视一切为理所当然，肯定没有想象过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日子该怎么过。

书桌上有一张他留给我的字条，字条上写：“我把CD机留下了，我最喜欢的乐队是皇后乐队和U2乐队，CD在床头，希望你也喜欢。”字条上压着一个扁圆形的小机器，即他所说的CD机。我按照他所说，打开机器放入CD，把耳机塞入耳朵，按下播放键，巨大的噪音和轰鸣钻入耳朵，震得我耳朵发麻，我立刻把耳机摘了下来。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

我洗漱好，坐在床沿对着摄像头发了一会儿呆，又乱翻了一会儿书，刚刚读到猫头鹰给哈利·波特送来魔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杜妈妈来敲我门，要带我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去商场里买新衣服和鞋。昨天见面时，她的目光在我的鞋子上停留了一会儿，但她当时没有说一句话。我的鞋是国胜五元钱在集市上买的劳保胶鞋，穿了半年多，鞋底已经磨得只剩薄薄一层，鞋面发灰，还能穿，但陈旧和寒酸已经引人注目。我没有逛过商场，毋宁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歧流镇小卖部也把自己叫做“商场”，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真正意义，听来了，觉得大抵是卖东西的场合，就那么用了。

商场离住处不远，走二十分钟就到，比我想象中还要巨大，是一栋宫殿般恢宏巨大的五层白色建筑，二层之上擦拭得干净明亮的玻璃，玻璃上附着巨幅广告海报，店铺的招贴几乎要叠起来。阳光从玻璃穹顶照射进来，建筑内的小广场里竖着几棵发光的玻璃树，白色的大理石地砖又将灯光反射向每一处，白天里面已经很明亮了，所有的灯光还是亮着，亮得晃眼睛，没有一处灰败和腌臜，闯入的我最灰败腌臜，我自惭形秽，跟拍的摄影师用镜头从上至下地打量我，路过的人也用同样的眼神扫视，毫不遮掩，不用他们说，我也知道自己有多么不合时宜。

“这地方真像个样子。”我仰着头，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

如果我一个人，是绝不会走进这样的地方的。我停住脚步，想退到外面。杜妈妈拉着我的手，一路上她都这样拉着我，哪怕我紧张得手心出汗，她也没有松开。于是我们磨磨蹭蹭地在商场里走了一圈。这地方真大，像是竖着的一个城镇，不小心就在里面迷路。

我们先进了一家店，理发师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衣服和鞋子紧巴巴地贴在身上，他把玩着我的脑袋，左扭右扭地端详，问我：“你想理成什么样？”这就和镇上的剃头匠不一样，剃头匠从来不多问，都是利落地拿起剪刀和推刀，几分钟料理一个头。我说：“我不知道。”理发师胸有成竹地说：“知道了。”他精细地剪了半个小时，又用吹风机吹干，最后用干海绵和毛巾轻轻拭去我颈间的碎发。我受宠若惊，吃不起别人这么对我。

之后又去逛了服装店和鞋店，杜妈妈三五下给我选好了衣物，白色的外套和浅蓝色的T恤，一条运动裤、一双运动鞋，全都合身合适，结账的时候竟然要一千多，我听了价格咋舌，杜妈妈爽快地付了钱。我对她说：“这钱够我们一家人过半年。”她笑了，说：“说得太夸张了，现在哪有那样的人家。”我也笑了。

换完衣服，杜妈妈拉着我到镜子前，镜子里是一个崭新的人，一个被新衣服衬托着，被柔和灯光笼罩着的男孩，脸上的表情是疑惑和不安。在燕子窠，我们共用一面小小的圆镜子，镜子里甚至照不出一张完整的面孔，只有被切割成几片的鼻子眼睛嘴巴，要靠想象力才能把自己的样子拼起来。现在从头到脚，我完全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比自己以为的还要难看，瘦弱黝黑，轻微驼背，羞赧又倔强，和国胜多么相似，我还完全遗传了他黑沉的眼睛，以及菊妹窄小的下巴，一个人脸上有另外两个人的影子，也负着两个人的运命。不过，这个我，和燕子窠的我又截然不同。我微微转了一下身体，端详这个新的自己，似乎一块刚刚被洗干净的石头，还滴着水，和商场中的明亮光鲜的一切，并不那么格格不入。一旁的沙发上，我的旧衣服纠结成一团，就像蛇刚刚蜕下的皮。

我们最后去了商场的超市，在入口处，见到排开如绵延山脉的货架，我竟然感到了一阵眩晕，耳内轰鸣。无论什么东西，牙刷也好，毛巾也好，饮料也好，都有那么多种选择，选择多到多余，人们推着小车悠闲地拣选，拿起又放下，简直是在流连。杜妈妈带着我去了零食区，她让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走入其中，都是没有见过的东西，随手拣了几个，扔进推车里。我又想起歧流镇上那两个叫“商场”和“超市”的小卖部，多少有些觍着脸，且不知好歹了。回来的路上十分疲惫，倒不是走了多远的路，消耗了多少精神，而是因为冲击，整个上午，我都在反复确认同一件事，即我出生于匮乏，相比斯城，歧流镇是多么简单，乃至简陋。原本这也是一桩不必大张旗鼓的事实，但究竟有多简单，却一定要跳出来才能看清楚。

回到家，杨爸爸已经回来了，正在厨房烧饭。他探出头来看我一眼，说：“果然是人靠衣装，这样一收拾和城里孩子也没差。”杜妈妈给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汽水，我大口啜饮，扫视着书架上的书，似乎看出我的兴致，她走上前来，抽出一大摞书，放在我面前，说：“这几本是我翻的，这几本书杨克森爸爸翻译的。”我没有伸手去碰那几本书，也没有表示惊奇和赞叹，因为我根本不明白她所谓“翻译”是什么意思。那么多的书，没有一本是我读过的，耳闻过的，如果不是偶然来到这里，我大概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这么无知。对无知的惊觉，又使我心脏突然挛缩，像被人伸手捏了一下。

我说：“要读完这么多的书，要花多少时间啊？”

杜妈妈说：“书是读不完的。”

饭后，杨爸爸又去学校，杜妈妈也把自己锁进书房，他们让我自己打发下午的时间，一时之间，屋子里又空寂又逼仄，杨克森如果在家，肯定也会躲进自己的小实验室去。此刻我孤身一人，无处可去，无事可做，这时候才感觉到燕子窠的好来——忙不完的活计，不暇有多余的念头，发呆也不会心慌，只是与万物同寂。必须让自己有事可做，否则就会在陌生的环境陷入无助，我钻回卧室继续读《哈利·波特》。我完全能理解杨克森对它的喜爱，那书把我也带走了，我完全忘了时间，一直读到天色发暗，暮色悄悄爬上窗户。我打开灯，靠在窗边，傍晚最后的斜照穿过法国梧桐的树梢，在地上拉出一缕绵长的金色细线，下班归来的人影梭梭，突然间，路灯“啪”地照亮，截断暮色，人影也一下子收入黑暗中，然后我长舒一口气。

杜妈妈喊我出来吃饭，晚上没有开伙，吃的是外面打包回来的酱肉和蔬菜，但用漂亮的碗碟盛好，摆好碗筷，在这个家里，且不论吃的是什么，晚饭是重要的事情。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的是美国刚刚发生的枪击案和法国的大罢工，他们说美国如果再不好好管制枪支，只会酿成更多悲剧，欧洲已经衰落，衰落导致失控，频繁的罢工就是失控的明证，整个社会已陷入狂热和自恋，对外部危机没有反应。杜妈妈说起他们之前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街上的小偷和摩托车一样多，一个发达国家的旅游城市，居然有这么多小偷，当然意大利还是很美的，还有南法，也是很美的。他们随意指点着遥远之地、遥远的人，斯城市中心老房子里的这张餐桌也变成了世界中心的浮木。我闷着头吃饭，偶尔点点头，对他们所言之物感到太陌生，我害怕他们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你怎么想？”我是一句也说不上来的，杨克森在家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些吗，还是专说给我听的？

晚饭后，杜妈妈开始给我收拾明天上学的东西，他们给我准备了新书包新文具，课本也买了新的。他们很瞧不上我带来的东西，衣服、鞋、书包，又破旧，又满是土和尘，将它们封在一个纸箱中，放在楼道角落。杜妈妈考虑周全，担心我会被其他孩子欺负，又怕我路上走丢，叮嘱了很多事情，怎么坐公交车，午饭去哪里吃，和哪些人来往。她说：“已经和班主任打过招呼了，老师们会照顾你。”我让她放心，我不是小孩子。而且我心知肚明，镜头一直对准我，对准也是一种关照，只要镜头还对准我，就有一层薄膜把我和真实世界隔绝开来，不会有人对我张牙舞爪。

在学校里，我果然受到了特殊照顾，才到学校，校长特意把我叫去了办公室，让我有任何困难尽管提，校方会尽力帮助我，在班上，他们给我配了一个“伙伴”，“伙伴”会带着我熟悉环境。校长忽然面带微笑，说：“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实验，能参与到这场社会实验是这所学校的荣幸，学校的全体教职员会尽力配合节目需求，城乡差异和教育公平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社会话题，做教育最忌讳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必须打开视野、拓开思路、放开姿态，回报社会。”她虽然注视着我，但这段话并不像是对我说的，我毛骨悚然，转过头，果然看见摄影师在我的身后举着摄像机。几天下来，我已经适应了摄影机的跟随，有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摄影师的存在。

之后我到教室，老师和同学已经列好阵势，鼓掌欢迎。我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同时注视，一股子热气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舌尖，垂着头走向自己的位置。我不仅获得他们的关注，也收获了他们的好奇，一下课，七八个人围在我的桌旁，七嘴八舌地问，问我从哪里来，要交换多久，杨克森人在哪里，节目还招人吗，上电视什么感觉。我胡乱应答着，或干脆不答。

一个女孩凑到我的跟前，凑得很近，近到我能看见她唇边的绒毛。这就是学校给我选的“伙伴”，其他同学穿着清一色宽松蓝白色校服，只有她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一下子显出特殊。她很白，白得像个雪球，眉毛很淡，瞳仁只是浅棕色，咧着嘴，夸张地笑了笑，表情不大自然。“伙伴”陪着我逛学校，摄影机跟在后面，她很紧张，身体板正僵硬，头高高昂着，声音也变得尖细。她带着我参观学校的教学楼、实验楼、多媒体厅、会议厅、室内体育中心，每栋建筑都有个响亮古奥的名字，什么慎独楼、思惟楼、书琪楼，最后我们去田径场遛了一圈，回到了教室。

音响里响起广播，播报员也是一个女孩，抑扬顿挫地播报校内新闻，其中一条新闻就是学校新来了一个交换生——就是我，紧接着她又用英语复述了一遍刚才的新闻，美妙的标准的英语，就像外国人说的。

一路上，“伙伴”向我背诵她已经记得滚瓜烂熟的校史，偶尔会卡壳，卡壳后她把已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斯城五中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中学之一，距今已经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第一任校长谁谁谁，第二任校长谁谁谁，战争年代经历了什么挫折，出过谁谁谁、谁谁谁和谁谁谁等社会各界名人。斯城五中的校训是“维新惟德，志存高远”，注意，第二个“惟”是竖心旁，不是绞丝旁。校名是前领导人题的字，校歌是李叔同填词作曲。每一年各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拿很多奖，院士已出了十多个，所以也被誉为“院士摇篮”。学校鼓励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积极展开校内校外的实践活动，和国内多所顶尖大学结成教研合作关系。至于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学录取率，只是这个学校最微不足道的成就。

她讲这些话时，口气并不夸耀，或许她是真心不觉得这些有什么，陪同我参观也只是完成任务，但仔细想去，还是夸耀，不是她在夸耀，而是那些大人，要叫我这个乡下来的小人开开眼。跟这个学校比，歧流镇中怎么也好意思叫自己学校，不过是一堵墙围起一栋二层小楼、几栋漏风平房，圈了一些人在里面，蹉跎几年时间。

回到教室，“伙伴”低下头来小声问我：“悄悄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上电视？”

“你想上电视吗？”

“哈，谁不想上电视啊！”

我笑了笑，说：“我不知道，他们选的我。”

“那你运气真好。”

“是的，我的运气太好了，杨克森的运气也很好。”

一天的课上完，我脑汁绞尽，感觉到未来一个月的艰难。杨克森所在的班级是火箭班，初二已经开始学习高二的内容，还有竞赛的部分，进度和难度都和我在歧流镇中所学有着天壤之别，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内容我根本听不懂，忍不住走神，又如坐针毡，周围的人却一副轻松的模样。之前杨克森说过，他们这个班的人里都不是普通人，每一届大概有三四个学生会被大学的少年班提前录走，其他人进高中，或通过竞赛获得保送，或出国留学，再不济的也有三次高考机会，总能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大家争分夺秒，只争朝夕，都有光明的未来。

所有课程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英语课，其他的还能装傻发呆，但英语需要开口，简直令人惊恐。英语老师对我好奇，点名让我读一段英文课文，我用手指点着那段课文，字母开始蠕动，像池塘里的红线虫拼命招摇，我竟然一个单词也不认识了。我又想起广播里那个女孩的英语，自如得就像天然会那门语言，她是外国人吗？犹豫间，我还是开了口，尚未被驯服的唇舌发出蹩脚的腔调，磕磕巴巴断断续续，所有人哄笑起来，连老师也无法掩盖笑意，我讪讪坐下来，接下来一整堂课脑子嗡嗡的，好像几百只苍蝇在脑内嗡鸣，随后嗡鸣了一整天。课间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除了上洗手间，哪也不去，也不与人说话，同学们聊的那些话题我不了解，什么流行音乐，这个明星那个明星，什么唱歌比赛、漫画、青春小说。一个下午过去，没有人再过来找我搭话，他们对我的兴趣仅仅持续了半天，我想他们已经发现我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

傍晚，“伙伴”和我一起放学，陪我一起去搭公交车——然后她持续一天的任务便结束了。下课铃一响，学生们鱼群一般向门口冲去，教师里立刻只剩下我和“伙伴”两个人。她走在前面，耳朵里塞着耳机，并不同我说话。

教学楼前的小广场上种着两棵对称的酸枣树，树围已经两人合抱，树冠遮天蔽日，一些早熟的果实散落在地，果汁四溅，芬芳的甜味引来苍蝇和蜜蜂。我叫住“伙伴”，从地上捡起一颗酸枣，问她知道这是什么吗。她撇撇嘴，指着钉在树上的一块铁牌，铁牌上写着“南酸枣，树龄130年，古树名木”。我又问她知不知道这个能吃。她说：“不知道。”我捡起一颗酸枣，放入“伙伴”的手中，她接过去，皱着眉头说：“真能吃吗，你吃一个给我看看。”我说：“能吃，在我们那里，人们会把果实做成黑色的枣饼，冬天当零食。”我又捡起一颗果实，用衣角擦了擦，咬了一口，酸味从舌尖一直麻到舌根。“伙伴”大笑，把果实扔到地上，说：“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她用了“我们”这个词，一个词就筑起一座墙，把我隔在外面。我蹲下身，捡起她丢掉的酸枣果实，放进口袋里。到了车上，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酸枣，用手抹去上面的浮尘，就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仔细察看，果实青绿，表皮失水发皱，布满褐色糖斑。我非常懊悔，为什么一定要捡起它，让别人笑话我，我伸出手，把它扔到了外面。

回到家之后，杜妈妈问我在学校的感觉如何，我不想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她，免得叫她看不起，我只想说一些场面话：什么都新鲜，学校真漂亮，同学很友善，老师很关照我，一切都好，比想象中还要好千倍万倍。我尽力控制表情，压抑起伏的心情，但喉咙还是开始哽咽，无法控制。

“是有人欺负你吗？”

“没有。”

“那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杜妈妈轻轻拍打着我的肩膀说：“转换太快，刚开始都会不适应，不过没关系，过几天就好了。”

一个星期过去，那股子热闹又无所适从的劲儿过去，我带着惴惴不安又理所当然的矛盾心情习惯了斯城的生活，像是从来如此。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吃杜妈妈准备好的早餐——一般是鸡蛋、温牛奶和面包片，偶尔也会吃点杨爸爸早起买来的大饼油条，吃完饭搭乘公交车去上学；听自己几乎听不懂的课——我完全跟不上火箭班的速度，听不懂课上的内容，干脆放弃，每天充样子，在镜头前假装努力，老师们也知道我的斤两，不再单独点我的名字；我没有交上新朋友，“伙伴”时不时过来和我瞎掰几句，大家很明白我的出现只是偶然和错置，最终选择视而不见。撇去这些，这一个月其他部分还算不错。放学后搭乘公交车回家，吃完饭坐在杨克森的房间里，摊开书本和作业，胡乱写一通，熬到九点钟，抽出杨克森的《哈利·波特》，读上十几页，少年的冒险他喜欢我也喜欢，读完洗澡睡觉；我学会了用电脑，一台机器把四面八方的人串联起来，又不同于现实世界，我每天都玩到流连忘返。这种生活规律得令人安心，就像一场缓慢的步行，每天向前挪动一步，前面总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自己。杨克森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我一度有过错觉，觉得这本来就是我的生活。

每个周末，杨爸爸和杜妈妈都会安排一场出游，这是节目组下发的任务，带着我感受城市的丰裕。第一周的周末，他们带着我去参观了斯城博物馆。博物馆正在展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遗物，金筷子金汤匙金杯金碗，乃至金马桶，亮澄澄的黄金像批发一样不值钱。展柜前站满了眼睛发亮的观众。如果身边都是黄金，苏丹会知道黄金贵重吗，还是会以为黄金和石头是差不多的东西？我心里涌起这个疑问。

第二周的周末，杨爸爸带我参观了斯城大学，我们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从办公室向外看去，是一片五颜六色的小花园，打理精细，植物生长旺盛，层叠错落，藤蔓从爬架上垂落，迎风开满紫色小花。我们在学校里悠闲踱步，杨爸爸自小在斯大长大，对每栋老房子每棵树的历史熟稔又自矜，他负着手，边走边讲，丝毫没有炫耀和卖弄，最后淡淡地说：“你以后可以来这里读书。”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有多难。

第三周的周末，我们一起去了一家法国餐厅，店主是法国人，杨爸爸和杜妈妈的朋友，已经在斯城住了十年之久。杜妈妈说，这个城市住着四十万外国人，他们要带我感受一下斯城国际化的一面。在那家餐厅我出了丑，我不会用刀叉吃饭——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刀叉，这两样东西在我手里打架，刀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最后不小心将一整块肉甩到地上。我慌慌张张地钻到桌子底下，用手捡起那块肉放回盘子里，却听见杜妈妈急促地低声说：“你不要捡，会有人捡。”我又连忙把那块肉丢回到地上，已满手油污。旁边几桌的客人朝我们看来，杜妈妈脸上不耐烦，但转瞬即逝，马上恢复了平静的表情。服务员过来拾走了肉，我去洗手间洗手，回来的时候，听见杜妈妈抱怨：“太丢人了，一个乡下小孩，什么都不懂，带他来这里干吗？！”杨爸爸看见我走过来，轻轻咳嗽了一下。我坐回自己的位置，想到摄影机就在一旁开着，便什么表情也做不出来，只装作无事发生。

比之于他们带我见识的这些，我更期待能够和谁好好地聊一次天。至于聊什么，我没有具体的想法，反正不要一直把我一个人抛在玻璃罩子里，被围观，被保护，被隔离。

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到了日子，我和杨克森要换回彼此的人生。他先回斯城，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周末，节目组再送我回燕子窠。最后一周，我过得焦躁不宁，学校没有什么变化，家里也没有变化，一如寻常，只是一想到自己即将离开，回燕子窠去，竟生出被抛弃的感觉。我差一点忘了自己并不真正拥有斯城的生活，只是窃据和短栖，在这里我是配角、不相干的人，“冒牌货”，没有人真正把我当回事儿，长达一个月的美梦即将结束。

到了杨克森回家的那天，杨爸爸、杜妈妈和我一齐到火车站接他，深夜列车的旅人带着困意和疲倦不断从车站涌出，杨克森最后才出现，身后也拖着一个影子般的摄影师。杜妈妈小跑上前，一下子拥抱住了他。我也走上前，也伸出手，却不知道要做什么动作才好。他晒黑了许多，体格比之前精瘦，甚至肉眼可见地长高了一些，看起来也开始像一只羊。杨爸爸口中一直念念有词，像念经一样，说的是“瘦了”“长高了”“晒黑了”，而杜妈妈不断揉搓着他的脸和头发，久别重逢，我作为观众站在一旁，此刻多余。杨克森注意到我，主动拉了我的手，对我笑了一下。为了回应他的善意，我也挤出笑容，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掌上已经有了薄薄的一层茧，像砂纸一样，但这层茧只需要半个月就会消退得无影无踪，他的手重新变得细嫩。

回到家，四个人的屋子立刻显得有些拥挤，杜妈妈想要拉着儿子说话，杨克森连打四五个哈欠，露出疲惫神色。他托词累了，回到卧室。他一回来，卧室物归原主，又全是他的线索和气味。这些天，除了在那张床上睡觉，我小心翼翼，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杨克森在床沿上摸了一下，打开一个开关，天花板上立刻投影出星空，蓝紫色的微光可使我们看清彼此。我在这儿住了一个月，一直没发现这个开关和这个灯。杨克森说，这是星座灯，准确模拟了天上群星的位置，猎户座、人马座、水瓶座等等，一比一还原，他去天文馆的时候买的。斯城的光污染太严重，不太容易看到这么多星星，在燕子窠的时候，抬起头来就能见到繁星，无数光点，四面八方落在眼中，银河像一条银色的河流，在夜空中无声流淌，真的，美极了。

我们躺在床上，面对面，和我们在燕子窠共度的夜晚一样。虽然没有接触，亲昵感却在这一个月内与日俱增，我们完全交付了自己，共享了家人，分享了秘密，这是他人无法理解的融合和交流，我过他过的生活，听了他听的音乐，看了他看的书，甚至猜想得到他对哪个女孩有好感，他也过我过的生活，忍受我的艰辛，我拥有了他的一部分，他也拥有了我的，他仿佛是我的兄弟，又仿佛是另一个我，但是我比上次见面对杨克森的感情更加复杂，我喜欢他也嫉妒他，又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恨，我痛恨他拥有的一切。

“这些天，你过得怎么样？”我问。

“那一开始不太适应，觉得太累了，每天要走十几里路去上学，到学校已经累趴下了，腿又酸又痛，后来，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学会骑自行车，虽然骑得不好，但是省力多了。”他快活地给我看膝盖上一块钱币大小的伤疤，说，“不小心摔到沟里了，还没落痂，我妈看见肯定要大声叫唤了。对了，你妈妈很想你，一直问你在哪里，你爸爸一直很忙……”

他马上要滔滔讲起我父母的事情来，我立刻制止了他，请他不要继续说下去，让我把美梦延长两天，反正我很快就要回去了，况且他要说的，我全部已经知道。

周末我和杨克森一道出门，有他在旁边，我心情十分放松，没见过的或者是没玩过的他会讲给我听，我只需要跟在他后面。我们去游乐场玩一整天，过山车坐了七八遍，直至冷汗津津，又去逛了音像市场，试了各种型号的耳机，吃肯德基，晚上我们去了市区最大的夜市，在每个摊位前驻足，为那些闪亮的皮饰、不知道所谓的小人偶、金属小玩意儿神魂颠倒，又去逛了东湖，夜色阑珊，游人依然如织，天幕满怀凉意，我们坐在湖边，悠闲地看着对面彩灯招摇的湖光山色——灯光要到午夜才会熄灭，啃食夜市上买的糖藕，藕非常糯，在舌齿间化开，甜度也正好，身上的疲倦感和困意也恰到好处。

彼时彼刻，就像是梦醒前的缱绻，我头脑极为清醒，五感又放得很大，周遭的一切色彩浓烈，又饱含氤氲雾气，似乎正在向上飘浮，连同杨克森一起，离我又遥远又亲近。此时，两个年轻的建筑工人从旁走过，他们看起来只比我们俩年长两三岁，身体尚未长结实，满身泥土，他们走得很急，像是在追赶什么，很快消失在视野中，世界的参差在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轻易显现，杨克森没有发觉，他看着远处几只白鹭，好像那几只呆鸟比人更重要。本质上东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杨克森拥有它，比任何人拥有的都多。我并不知道自己下一次来斯城，再看东湖，是以怎样的身份，又怀着怎样的心情。

杨克森问我：“昨天晚上不小心睡过去了，咱俩都没有怎么说话。你这些天过得怎么样？没来得及问你。”

“还可以吧，不过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实在太难，一个字也听不懂，去学校变成煎熬。”我说，“我的疑问是，如果你们在这个年纪就去读了大学，到二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

杨克森说：“时间很宝贵。这个观念从小就被父母老师灌输进了脑子里面，因为时间宝贵，所以不能浪费。你肯定很难想象我们这样的人承受了怎样的期待，期待来自父母、学校、社会，每天醒过来，期待转化成的压力立刻涌上心头，必须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值得被人期待，证明自己异于常人，足够优秀。我也不能对别人说，嘿，能不能放低一点期待啊。没人会听你说话，我也根本无法想象不被期待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会过一种压缩的人生，二十岁，把三十岁要做的事情做完了，三十岁，又把四十岁五十岁该做的事情做完。物理和化学教会我们，一个东西的质量和密度直接相关，密度越大，质量越高。”

“燕子窠和歧流镇，没有人这么活。”

“对啊，太不适应了。第一个星期，还觉得挺新鲜的，我特别想家，倒也不完全是想什么具体的东西，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太空，经常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发生，什么也学不着，和以前去塔里木参加天文夏令营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和节目组闹着要回家。节目组的人劝了我两天，他们说，我父母和节目组签过合同，不管怎么样都要待满一个月。他们让我把自己当成你，你在这儿怎么过，我就得怎么过，要不怎么叫体验人生。我尽力帮着你爸妈做点杂活，照顾你妈妈，黄昏时候爬到山顶去吹风，在山上闲逛，我碰到过野猪，也见到过猫头鹰，还认识了村里一个跛子，他带我去钓鱼，我跟着他去荷塘里钓虎皮鲇，去山溪里钓冷水鳜，钓到的鱼给你爸烧一烧，下一顿饭。周围的人不会给什么压力，大家都过得挺散漫无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但换句话说，也过得真悠闲。在斯城的时候，我们总是很着急，每分每秒都要用起来，如果我妈看见我一整天什么也不干，只是跷着脚钓鱼，她肯定会气坏了。”

他说这些话时，眼睛仍是晶亮的，我被他戳到了痛处，我说：“如果让你真的跟我交换人生，你愿意吗？”

“不愿意。”他斩截地回答，“我庆幸自己不用过那种生活，因为我不知道那种生活的终点通向哪里。我想人最好还是有个明确的目标，哪怕是去争一个竞赛的奖呢，去考一次试呢。我已经习惯有人把目标放在我的眼前，看得见，就花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尽量不出错。但在歧流镇和燕子窠里的目标是不明确的，心里很难绷紧一根弦，一旦松掉，就错失了，至于错失了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想你比我清楚。”

我不说话，答案毋庸置疑。

他说：“其实我明白，这样的交换人生，对你我而言，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在斯城，也没有机会进入我的生活，我是说，真正的生活。同样的道理，我也没有真正进入你的生活。我们都被隔开了，绕过了真相。你觉得我可以从燕子窠抽身离开，可你也是啊，我们都只是‘轻轻地招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你说得不对。”我说，“我来这里，和你到那里，意义并不一样。你回来，你还是你，我回去，却不是从前的我。”

“我们是一样的。”他以戏谑的口吻说，朝着我眨眨眼睛。

我们说这些话时，摄影师扛着摄像机一直在我们身后，拍摄始终在进行。我不知道，杨克森说这些话时，有没有意识到摄影师的存在。还是说，正是他意识到这一点，才说的这些话。

起风了，我身上发冷，对杨克森说：“回去吧，我还要收拾行李。”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眼圈一直发红发痒，却没有流泪，摄影师对我说，杨克森离开燕子窠的时候，可是哭得好大声呢，我听了哈哈大笑，我知道他会哭，他可以任性地表达感情。来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书包，里面瘪瘪的几件换洗旧衣，去的时候，多了一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塞满杜妈妈和杨爸爸给我准备的礼物，衣服、鞋子、书本、零食，杨克森把他的CD机送给了我，杜妈妈还准备一个装了钱的信封，我假装没有看见，任由她偷偷塞入我的书包。车站临别时，杜妈妈许下承诺：如果遇到困难，一定要找他们，他们会尽全力支持我。我低下头去，以遮掩湿润的眼角。

很多年后，再度回想在杨家的一个月，也会忍不住揣度，他们对我的善意，究竟多少是由衷，多少是表演，恐怕连他们自己也难以区分，正如我也难以区分自己在斯城度过的那一个月间，说了多少场面话，吐露了几分真实的想法。

杜妈妈有些怪癖，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必须保持在特定的位置，弄乱了她会发脾气，她喜好安静，长时间伏案工作，不喜欢被人打搅，我不能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她也不喜欢看到人无所事事。“去，找点事情做。”这是她的口头禅，所以在家里，神经时时绷紧，我尽量听从她的命令，满足她的需求，不过她对我也没有对杨克森要求那么高，我们关系维持得不错，她的怜惜疼爱和照拂无微不至，极致周到和耐心，这些都是真的，我妥帖地收纳进了心里。

而杨爸爸总是不在家，和很多父亲一样，他不怎么着家，更喜欢待在办公室，却是给我留下更鲜明印象的人。有一日，大雨如瀑，三两下把路面淹了，杜妈妈不在家，他本来也要出门，走到大门口又折回来，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听音乐，大雨天适合听些激烈的东西，一个人听又嫌苦闷。他说自己家的音响是一个日本朋友留下来的，虽然是二手的，但音效特别好，只不过家人并无听音乐的闲心，一年也响不了几次。他将一张碟推进机器，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教我，不要拘谨，要瘫着，手脚松开，好像全身只剩一双耳朵。音乐响起，鼓动不安的雨声汇入其中，时而舒缓时而轰鸣，我不知道有多少种乐器在发声，只觉得身入波涛，随之起伏，一会音乐收束，血液凝结，过一会儿又翻沸。一个半小时后终章结束，我仍在错愕中，闭着眼睛的时候，隐约看见一团火球飘向半空，散做烟花，消弭暗翳。

杨爸爸说：“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一年只能听一次，听多了心脏受不了。”

我问：“这讲了个什么。”

杨爸爸说：“你觉得讲了什么？”

后来很多事情的细节我记不清了，但是这半个下午的一切我记得很分明，杨爸爸穿着灰色的羊毛马甲毛衣，里面蓝色衬衫，头发夹白的，听音乐时闭着眼睛，手指敲弹，整个人窝在窗下的沙发里，声音是主角，这声音不是旷野的风声，也不是远处稀松的人声，不是鸟鸣声、流水声，而是经过缜密计算精心排布的所有声音的集合，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声音里有白光和火种，听过那种声音的人注定不会堕入幽魅。

这样的声音，我想一次又一次听到。

6

《遥远的生活》播出时，季节已经转拨到深冬，那一年天气冷得惊人，屋檐下的冰凌有手臂那么粗，湖面结冰可以站人，地里的白菜从早到晚覆着一层不化的白霜。自我有记忆以来，歧流镇还没有这么冻过。

被节目组送回歧流镇，经过六个小时的火车，又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灰暗而不修边幅的小镇，拓开视野之后，再看镇子，更觉得它平凡、滞后，像跟不上趟的可怜侏儒。同学和老师正在校门口迎接我，他们似乎等待已久，我知道他们想看什么，他们想看一个月优渥的城市生活有没有让我脱胎换骨，但他们一定会失望，在火车上，我已经把衣服和鞋子换了回来，新衣服和新鞋子塞回了行李箱。蜕掉的皮又被我重新穿上，一个月间我长高长胖了一些，这层旧皮已鼓鼓囊囊有点不合身。他们见到我时，我贫寒如初，陈旧不起眼。美梦已经结束，不能活在对美梦的眷恋中，我有惨淡的现实需要面对。

录制结束后，整个节目组的人骤然从歧流镇消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也再没有见过秦导，他走之前说，录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是剪辑和制作，节目播出至少要两个月后，如果慢的话，四五个月也有可能。大家一开始还翘首以盼，等着上电视，巴望着能在画面里找到自己的身影。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电视，对乡下人来说真能吹一辈子。但左等右等没有一丝消息，耐心和信心耗尽，滚滚而过的日子本身也让“上电视”这个事儿变得越发不重要。回过神来，又有些怀疑，莫不是碰到了骗子，又或者是一场集体梦魇。

不过，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和杨爸爸和杜妈妈保持联系，时不时会给他们打个电话——借用学校的电话，向他们问好，报告自己在学校里微不足道的成就。从斯城回来之后，我在学校比以前有干劲多了，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并不是在跟学校里的人比较，而是在和自己未曾谋面的对手比较，他们不在我的视野中，却和我身处同一个拥挤的赛道，我那时候傲慢得很，觉得歧流镇上已经没有可以交谈的人了。我想要延续自己和大城市之间隐约的联系，想要不断引起他们的注意，维系那一个月建立起来的薄弱感情，一旦和他们失联，我和斯城便没有关系了。

一开始我们还能够不咸不淡地说几句，不过几次通话之后，话就说尽了，只能没话找话，感情消退，我能听出电话里徒劳维持的亲昵，故作轻松的紧绷。歧流镇和燕子窠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那我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待我很不错了，隔三岔五寄来一些旧书，还有杨克森的旧衣服，书我会留下来，衣服和鞋子则分给其他人。虽然那些衣物都比我身上的新，但我心里还是很不痛快，我觉得他们在施舍我，在打发我，这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你最近还好吗？要好好学习。放暑假再来玩吧，我们给你寄了一些东西。”杜妈妈总是这样说，口吻亲善温和，但翻来覆去就这几句。我也会跟杨克森聊几句，他跟我分享秘密，他说最近瞒着爸妈偷偷在做一些厉害的东西。我说，别搞不好把自己家给炸了，他说不会的，他能控制。我对此毫不怀疑。他给我寄过两张CD，不过我已经把CD机卖给一个同学，换了一百块钱。

喧嚣平复下去，日子复归平淡，直至秦导打电话过来，让我准备一下，节目马上要播了，每周三下午三点钟首播，周六下午三点重播，每集时长一个半小时。

“你们那一集，特别好，”秦导说，“我预感，反响会特别热烈。”

“好在哪里？”

“你和杨克森，都是特别好的孩子。你们像彼此的一面镜子，尤其是你，你会让很多人想起自己，会激起许多复杂的情绪，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你会出名的，改变命运。”他又说了那句话，改变命运。

播出那一天的下午，学校放假，全体师生拥到摇摇欲坠的旧礼堂，校长搬来一台电视放在讲台上，提前调好频道，比此前任何一次讲话和会议都更加正式。屏幕小，音量低，而人数多，大家伸长脖子也只能看到画面上并不清晰的轮廓，我坐在第一排，紧盯着电视，却心不在焉，如同在等待审判。直至有人提出，这一期播的好像不是歧流镇，大家才反应过来，电视里面的主人公是两个女孩儿。看节目预告，我和杨克森的那一集还要两个星期才播出，人群发出失望的咿呀声，鱼贯而出。经过等待的磋磨，再加上这么一场闹剧，大家又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跟他们本质没什么关系，上电视的热情忽然消退下去。两个星期后，我在镇上小卖部的电视机前，独自一人观看了那一期《遥远的生活》。九十分钟的节目时长，我如坐针毡，节目采用平行剪辑的方式，基本上我的部分占二十分钟，杨克森的占二十分钟，就这么来来回回地交叉。

电视里的那个少年，明明长了和我一样的面孔，举止和言谈却和我不太一样，一切都放大到乖张的程度，羞涩、局促、愤怒，乃至我自以为掩藏得很好的嫉妒，全都暴露出来了。镜头是放大镜，照得人无处遁形，也是变形镜，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我看着屏幕里的自己，怀着强烈的陌生感，就像看着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有那么几分钟，我甚至意识不到，电视里的人是自己。杨克森也是，和现实里的他也有很大偏差，和我相反的是，他被美化了。

那期节目起于一片静谧的乡村风光，朝日升起，驱走山谷中的薄雾，照出几栋陈旧的屋舍，一个低沉严肃的男声旁白说：“两个早慧少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镜头切到我燕子窠的家，四壁如洗，破败不堪，而后又切到国胜的脸上，对准他那双含愁的眼睛，他在田间忙碌，拔除垄间的杂草，杂草密集，淹没他的脚，他低着头自顾自拔着，显得那么徒劳，而后，镜头又切到我的妈妈菊妹身上，主要是特写，特写她一直颤抖的手、滴落的口涎、膨起的小腹，最后落到主角——我，我骑着车从山隘处俯冲下来，脸晒得焦黑，身体单薄，面孔又薄又紧，不看镜头时面无表情，看向镜头时则永远带着警戒和怀疑，像一只阴郁的狐狸。仅仅两三分钟的时间，电视勾描出我的“苦贫”，可怜得不能再可怜，连我都差点对自己心生怜悯，画面中的一切并非虚假，又并非真实。贫苦并不是燕子窠的全貌，也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但节目组似乎只想让人看到这一点。

接下来是节目组对歧流镇中学的展现，他们采访了校长、班主任，请问他们对我的评价。大人们带着笨拙的乡音，异口同声地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最勤奋的学生。他们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在偏远的乡村中学，进阶渠道实在太窄，整个学校的升学率，只有低得吓人的百分之六，一百个毕业生，只有六个会继续上高中。校长略带悲愤地说，一块璞玉如果不被雕琢，也许会被永远错认为石头，而它以后再也不能自证自己不是一块石头。

我的老师们不会这么说话，很明显，这是电视台塞给他们的台词。

镜头又切到了杨克森家，先是房屋的全貌，是熟悉的杂乱和拥挤，四处塞满小玩意儿，我看见了熟悉的杨爸爸和杜妈妈，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相觑无言。旁白告知观众，这对体面夫妇的困扰来自他们足不出户的儿子。而后杨克森从卧室走出来，径自钻入他黑洞般的小实验室。摄像机跟随杨克森进了他的实验室，他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头说，自己没有什么朋友，也不喜欢出门，只喜欢待在实验室里捣鼓自己的玩意儿，然后他开始给节目组展示他收集的矿石标本，这是铜蓝，那是钛铁，那是石墨。他说话时，带着坦然大方的笑意，口气又有些玩世不恭，电视中他看起来比本人气息鲜润，唇红齿白。

而后就是杨克森蹚着大水来到歧流镇的经过，又跟着我去了燕子窠，与我同住，那一晚温情脉脉，实际上他一出现，画面就会呈现出某种温暖的色调，冲淡节目前面渲染的苦寒，他伸手去抱猪的画面，被母猪吓得后撤摔跤的情节，甚至有些滑稽可爱。他和菊妹的互动，和我的交谈，以及他那既来之则安之的神态，多讨人喜欢。舒展真是天赋，我就没有，作为观众，我差点被杨克森迷住了。

我并不记得自己流过眼泪，但在电视里，我反复用袖子擦拭眼角，避免眼泪落下。在我下火车坐上出租车看着窗外高楼大厦时，当我环视杨克森的家时，当我走在商场时，与人交谈时，很容易红眼眶，眼泪打转，真是个爱哭鬼啊——叫人难堪。旁白解释说，我因看到和感受到的巨大落差而流泪。这话没错，但自尊告诉我，不能轻易在人前展露脆弱，那样得不来尊重，所以我又强忍着。“我”紧绷又老成，怀疑又警惕，头顶始终笼罩着一片乌云，没人喜欢这样的少年，大家都喜欢漂亮聪敏天真、热情满溢的人，像杨克森，青春应当是他的样貌，而不是我的样貌。

与此同时，杨克森在燕子窠的生活也刚刚开始，他找不对节奏，被日升月落牵着走，过得浑浑噩噩。每天早上天不亮起床，走路去学校，累得蹲在路边嘤嘤大哭，节目组的人不断给他打气加油，他才能站起来继续走，累到在教室呼呼大睡。老师和同学对他充满好奇，总是一群人围着他，他也露出不胜其烦的样子，傍晚走路回家，脚又肿一回，这么折腾两天，他耍赖，一定要节目组开车送他，不然就不去学校。国胜怕他累着伤着，什么也不让他干，他在燕子窠找不出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那地方没有一样他能玩的消遣，回到家不是在廊前呆坐，就是在床上躺着，或去溪边蹲着。他对着镜头诉苦，说自己被流放了，说无聊是一项酷刑。即便是他耍无赖的样子，也并不令人生厌，反而招致同情。

镜头又切回到斯城，一个星期之后，我已经熟悉了斯城的生活，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适应城市生活。至少在镜头中，无论我身处学校，还是待在家中，还是出街，都比刚来时从容。但我并没有放下戒备，警惕又怀疑，再加上举止拘谨，始终有沐猴而冠的感觉，而且镜头也不惮于甚至乐于暴露我的种种窘态。

镜头切回燕子窠，杨克森和节目组闹了好大的别扭，甚至扬言要步行回家，被劝阻之后，歧流镇中的校长把他叫去办公室呵斥：“这里人人过这种生活，你就过不得？！”他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飞快进入状态，几乎变成另一个人，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他和国胜相处得很好，每日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国胜甚至跟他讲了许多没有对我说起过的往事，他也帮菊妹洗衣晾衣，收拾庭院，养护蔬菜；和学校的老师同学也很亲厚，甚至和燕子窠的乡邻们也谈得来——他学会了钓鱼、兜虾、打板栗、采木耳、上山劈竹子，这些事儿我也经常做，可视角转到他这儿，这些事儿怎么就变得那么有意思？他动作笨拙，做事蛮手蛮脚，但是不避苦辛，全情投入。镜头还记录了他学自行车的过程，笔直平坦的水泥路，摔了十几次，摔得灰头土脸，手上脚上全擦破了皮，摔完一声不吭地爬起来继续骑，直至稳稳当当，他一口气骑上山隘，兴奋地对着夕阳大叫，金色的光照耀他的每一根头发，连电视机前的我都忍不住喜悦。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爱上他了，他走的时候，我的家人、老师同学、乡里乡亲对他依依不舍。“多好的孩子啊”，好到我回去时，他们甚至感到有一些落差。

后半部分我是主角，我发现自己在镜头里干什么都像是僭越，必须接受更严苛的检验和批判；我不吃胡萝卜，把饭菜中的胡萝卜挑拣出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但镜头追着我的筷子，就显得我骄纵；我打开了电脑，玩了半个钟电脑游戏，旁白那低沉的男声已经开始担心我沾上网瘾；杜妈妈给我一笔零花钱，我用来买可乐，就成了花钱大手大脚；我上课走神，不珍惜得之不易的教育机会；我说话太大声，和杨爸爸杜妈妈相处得太随意，我怎么那么把杨家当成自己家呢，我是不是乐不思蜀了，我是不是被城市生活腐化了，我是不是马上要变成一个坏孩子了？但最后，这个即将被城市生活腐朽的男孩，心甘情愿地脱下新衣服，换回了旧衣服，告别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美梦消散，附着在镜头上的道德指控也一下子消失了。

节目举重若轻地结束于杨克森在湖边说的那一句：“我们是一样的。”

看完节目，我坐在椅子上蒙了好一会儿，心中满是不解。我不理解为什么里面每一个画面都是真实的，却并不真的真实。有些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被颠倒了，有些对话截掉前后文，意味完全变化了，虽说两个人分配到的镜头和时间几乎等分，但从始至终，我都像个用以衬托杨克森的小丑。

秦导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完节目的感受。

我说：“说不上来，很别扭。”

秦导说：“我们做了一点艺术加工。你想想，拍了整整一个月，要是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都拿出来，节目会变成无聊冗长的流水账。必须放大冲突感，必须安排两条完整的故事线来，你一条，杨克森一条，这样大家才会看下去。你看，它现在真的火了。”

有那么一两个星期，小报纸和大报纸都在讨论这个节目，我在好几种报纸上看到有关《遥远的生活》的文章。

“头版次条，你的名字也在上面。”小卖部老板用圆珠笔在我的名字下面画了线，他羡慕地说，“小小年纪就出名了。”

我向他借来那几份报纸，把提及《遥远的生活》的文章都看了，看完一遍又翻回去重读。有一篇文章讨论的是城乡二元，农村的贫困问题和教育问题亟须得到关注，节目本身并不是作者的主题，只是作为讨论的背景，这篇文章写得聱牙戟口，语气又一惊一乍，我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懂他要说什么。我看着报纸上自己偌大的照片，只觉得文章里写的事情和自己并没关系，他们评论我，好像我只是个摆在这儿的物件，至于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们并不关心。我想，出名大概就是名字和照片出现在和自己无关的地方，被无关的人看见，被无关的人说嘴，承受多余的重量。

下午我回学校，班主任冲过来说，学校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是要找我聊聊的陌生人，眼下有个老先生一直不肯挂电话，一定要同我说几句。我接过电话，那头的人先自我介绍，操着浓郁的口音，他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的语文教师，在湖南怀化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十几年前他曾有一个学生和我有些像，有个顶好脑瓜，但父母早亡，跟着奶奶过活，穷到不得了，“什么东西一点就通，是看见就叫人眼睛发亮的人，就是家里条件太差了”。那小孩奶奶生病死了，家里没有生计，学校组织募捐，他觉得伤自尊，不肯接受，一定跟着别人去外面打工，而且他自负，觉得自己脑子好用，做什么都能成，不念书也可以。老师们花了很多时间劝阻这个孩子，说他年纪还小，什么都不定，眼前的出路只有一条，他的脑瓜子适合念书，现在苦一点，再熬十年，一定能熬过去的，可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十年就是半辈子，太漫长了，那孩子在一个早晨突然从学校消失，再也没有消息，就像一块真金被投进了江水中。老先生虽然语气急切，但口齿黏滞，说一句顿一句，我一直在等待，没有打断他，那通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段话——

“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一丝了不起，要把自己当成一群蚂蚁中的一只，要下大雨了，水马上就要淹起来，你无处可去，这时候天上飘下来一根细线，要想不被淹死，你就要顺着这根线往上爬，最底下是蚂蚁最聚集的地方，互相踩着踏着，谁也不让谁，谁都想把别人挤下去，你要是恍惚了神，一脚踏空，就跌下去了，要么从头开始，要么就落到水里。你怎么知道水往哪里流，雨什么时候停，它万一把你卷到沟里，或者是把你冲到河里，你就沉下去了，唯一可见的生路，就是那根白白的细线，你只能顺着往上爬，细线之上或许有别的岔道，到时候你才有的选。千万不能松劲了，千万不要恍了神。”

之后几天又来过许多通电话，有觉得境遇和我相似，来求安慰的，有专门打电话来骂的，有要教我为人处世道理的，有想给我捐款的，有报社媒体要采访的，电话嘀嘟响个不停，接线的老师烦了，也知道打电话过来的人无非逞逞口舌，干脆把电话线拔了，不再喊我接电话。骂我的我都听了，他们骂我不知好歹，不懂感恩，没有教养。媒体采访我也没有接受，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说了也会被曲解和放大。各地发来的信件也像雪花一样飞过来，根本来不及拆。好话和歹话一起受了好几天，每天早上醒来浑浑噩噩，身体像蒙了一层油布，想到那么多人注视我、讨论我、鄙视我，周遭似乎凭空多出无数双眼睛，冷冷看向我，很难忽略这些目光。学校里，有些人和我套起莫名其妙的近乎，或又怀有莫名其妙的嫉恨，我原本就没有什么朋友，忽然被放逐得更远。而后又有传言，过不了几天，我会离开歧流镇，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杨克森从这个节目里得到了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关注他的人远比关注我的人多。他琳琅的奖杯和奖牌，他在电视中所呈现出的活力，就像美丽的模范，引人向往，我听说甚至有人想找他去演电影，不过杜妈妈替他一律回绝了。

节目播出五天后，一大早，县一中的人来了，还是那个白胖的老师，这么冷的天，鼻头上还一层薄汗，他一边揩汗一边说，这次几个县中都想抢我，开出的条件都会不错，免学杂费住宿费，甚至还会给我发点生活费，但他是来得最早的，诚意最足。果然，下午三个县中都找过来，让我转学到他们那儿去读书，条件给得都差不多，免学杂费住校费，发点生活费。因为那个节目，我忽然变得炙手可热，眼前有了选择。

我问他们一样的问题：“是看中我这个人，还是看中节目带来的名气？”

他们都给了一样的答案：“是看中你这个人，现在县里的领导对你很重视，要把你当典型树起来。”

这不算实话。虽然不知道他们会拿着这份名气去换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冲着我来的。我不算愚笨，但也说不上聪明，远不到引人注意的程度，在斯城时我见识过精挑细选拔尖的人，他们被归拢在一起，以无限的耐心和用意培育长大，小心安置在高处，与普通人隔绝，我已经明白，人和人之间有许多屏障和高墙，天赋也是其中之一。

两天后，又有省中的人摸过来，两位老师，一个是和颜悦色的中年女人，另一个是花白头发面无表情的男人。女人和我聊了半个小时，只问了几个家长里短的问题，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那个男人坐在她身后，悠然喝着绿茶，时不时瞟来一眼，眼神直而锐，似乎要从我面孔上挖一块肉走。和我扯完絮，他们又和校长、班主任聊了一会儿，而后驱车离开。放学后，班主任将我叫去办公室，告诉我，那个男人专门“相人”，帮学校挑资质卓群的学生，类似以前牲口档上专门帮着相看牛马的师傅，看马踱两步，就能知道马儿能跑多快多远，看母牛吃草，就知道牛能下几个牛崽。他在电视上看见我了，有点拿不准我是良还是劣，特意过来见一面，才下定论，见完之后，他说，是个心思深的孩子，却不是他们要找的那种人。

不过那位同行的女老师还是给了我一个去省城读书的机会，她说，虽然进不了他们尖子班，但是可以进平行班，努力一下，也能读个好大学，重要的是可以离开镇子，离开县城，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机会。我满口回绝。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待着如文火炙烤，这滋味我已经饱尝，不必一直把自己放入错位中，看得见，够不着。

我选择去县一中，他们给的条件不算最丰厚，却没有提任何多余要求。这一次，我没有犹豫，直接做了选择。

这学校以每年清北录取人数闻名，也以苦读闻名，老师和学生从早到晚都像行军打仗，天不亮开始跑操，对日出晨读，夜里晚自习，一周只休一天，平常不能出校门，学生们大多来自周围乡镇，命都扎在学校这巴掌大小的地方，学校围墙上用红漆赫然刷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未来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有的只是要将别人踩在脚下的野蛮热望。歧流镇中松松垮垮，老师和学生没有野心，读书上进全看个人。我早晚要回燕子窠的家，路途遥远，虽然对学业上心，但也没有尽过全力，哪里见过像县一中里的人这样用功的，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向上攀，到处贴满口号：“奋起直追，永不言败”“百炼成钢，百忍成金”。学校里所有人都步履匆匆，甚至没人大笑，人人绷着一张脸，快乐是松懈，松懈是罪，忍耐和坚韧才是值得赞颂的品质。

学校通过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三个等级，成绩最好的进入一等班，次等的进二等班，最次的进普通班。每半个季度一次能力测试，按照学生成绩，再次分班，一等班吊车尾的人滑入二等班，二等班吊车尾的人归入普通班。每个等级的老师也不一样，最出色的学生配最出色的老师，一个人如果一直读普通班，那几乎没机会读大学。滑落是耻辱，上升者却没有时间来庆贺和沾沾自喜，马上就得进入下一轮竞争中。

从初一到高三，这套规则会运行六年。第一个想出这个办法的人真是个天才，把每个人都编入不停转动的铰链，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互为动力，拧得紧绷绷的，催动向前，除非你主动掉到最后，否则永远要拼尽全力向前。如果六年都在不进则退的残酷竞争中度过，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会变忍耐而麻木，还是会一松手，掉落到泥淖之中。

此外每个年级还有由三十个特别优异的学生组成的清北班，清北班教室和其他班级并不在一处，配置有点像斯城五中的火箭班。学校有意把他们隔绝，免得受了其他人的污染，这些人是学校传说，只有做早操的时候才能撞见。

来的第一天，安排好宿舍，老师叫我去谈话，把规则给我讲明，他说：“你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赛道，这个赛道要拼命，不拼命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随后他给我单独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考试不算难，大部分题目是基础知识，考试时我冷汗淋漓，异常紧张，生恐被划入普通班。我是上过电视的人，全校都知道我这么一号人物，都想看看我的斤两，如果费尽周章来到县中只是来读个普通班，我还不如滚回歧流镇，在燕子窠里好好窝着，免去丢人现眼。

这学校干什么都很效率，不到两个小时，老师批出成绩，将将可以进一等班，得知结果时我松一口气，在楼道里坐了很久，等待心脏从疯跳中恢复平静，随后跟着一个年轻老师去了教室，正好是课间，学生们都挤在过道上，过道异常狭窄，我必须从人群中擦过去，其他人漠然看过来，互相交头接耳，我低下头，不看任何人。

我突然想象起沿白线攀缘向上的群蚁，像一团黑云，乌乌泱泱挤在一起，近看去那些蚂蚁都长着人的面孔，如果我们正在互相踩踏，那歧流镇中的人们其实已经掉落下白线，不在视野中了，我不禁心慌，浑身紧迫，为自己之前浪费的时间和精力而深深懊悔。

7

在学校的日子像坐牢。那种生活只要短暂经历，心灵的形状便被永远塑造。

呵气成冰的天气也要天不亮起床跑操，早上五点半铃声准时响起，五分钟穿衣洗漱下楼，老师一样哈欠连天，带着我们边跑边喊口号，在教室里坐到夜深才能回宿舍睡觉，其中的辛苦和疲惫并不比之前在镇中读书每日赶路来得少。

中午吃饭只给了二十分钟，下课铃一响，三千多个学生涌入食堂，排着队打饭，囫囵吃完，赶紧回教室。每天第一堂课之前，老师都会在课堂上念一遍去年全省高考人数和211、985的录取率，“五十万人参加高考，985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四六，也就是说两百个人里只有不到三个人考上了重点。”这组数字我听过很多遍，还是觉得骇人，正因为它的骇人，所以必须去争，不争就没有。实际上，老师还忽略了一个关键的步骤——中考，初中毕业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人就会被筛下去，但他们有意只给一个更遥远的目标，似乎这样就可以减少过程的残酷性。其实力气并不主要用在学习上，而是花在跟从其他人上，别人向前，我也必向前，别人拼命，我也必须装出拼命的样子，无暇多顾，大家自觉地压缩掉了所有休息时间，课间走廊上也几乎没有人。一天之中，几乎没有一分钟属于自己，让人心力耗竭，既无法出逃又无法叫喊。在这儿最好放弃多余的念想，不做多余的动作，省些力气，削尖脑袋向上。向上，是唯一被赞许的动作，也是唯一的目标。我在斯城生活过一个月，在杨克森的家住过，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模样，其他人呢，其他人又是被什么鼓舞着，是被什么幻象蛊惑。歧流镇中和县一中是两种不一样的囚笼，歧流镇没有什么出路，县一中却是一个更加沉闷的铁笼。

但人的适应能力真是强，两周之后，我已经完全适应县一中的节奏，夜里躺在床上会想家，想燕子窠的点点滴滴，这种想念又和在斯城时的不太一样。到县中后，才发觉自己和燕子窠远隔天际，真正脱开关系，像一只小船启航离岸，远游而去。我也会想到杨克森，他在做什么，我是否已经进入到他所谓的“真正的竞争”。

马上期末考试，考完之后，又要重新排序分班，学校会公示每个人的成绩，周围同学更铆足了劲儿。我也跟从大流，放弃了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待在学校上自习。来回燕子窠花费的时间太多，只够赶回家吃顿饭，吃完马上折返，怎么算都不划算。

自从我来到县中读书，国胜也在县城找了一份工。菊妹快生了，有一笔天价计生罚款在等着我们，之前节目组给的那点钱不足够，他到处找钱，什么都干。有个远亲邀他去县城打工，县政府盖新大楼，招泥瓦工，五十块钱一天，十天结算一次，包吃住，正好农闲，干一个月就要过年了，还可以时不时来探望我。菊妹一个人待在燕子窠，邻居帮忙照看。

那个活儿赶工期，要在次年的五月份完工，所以还加夜班，干到晚上八九点钟。周末，国胜带着一斤清水蛋糕来找我，清水蛋糕里只有水、鸡蛋、面粉和糖，蒸出来又香又软，虽然不是什么金贵东西，但是我很爱吃，每次他来县城都会给我带。不过十几天没见面，国胜黑瘦了很多，背微驼着，站在门卫室门口等我。为了来见我，他洗头修面，换了干净衣服，鞋子也是新的。国胜年纪只四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仍然十分强壮精干，一过四十，人突然像泄掉了气，变得干瘪枯槁。

我们去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奢侈地点了三个炒菜，他又要了一瓶啤酒，他很少喝酒，一口下肚，痛快呼出一口酒气，只说，工作累得很，特别想这一口。吃完饭后，我们一起走到附近小公园临水的长椅上坐着休息，吃清水蛋糕。一群麻雀落在附近，我捏碎了一小块蛋糕，扔给它们，更多麻雀聚拢过来，啄食空无一物的水泥地。国胜见我这样浪费也没有制止，反倒颇有兴致地观看。

他也没有特别的话对我说，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习不习惯？过得好不好？最后再来一句劝诫——学习要努力，人在外面终究要靠自己。这些话其实没有多余的含意，只是表达关爱，他也不会说别的。我让他在工地上也别吃太差，别太省着钱，也别太拼命，人也不能一直像柴火那么热腾腾烧着，累久了会生病。

他笑一笑说：“我这个牛马命，想病都难。”

我们聊到了即将出生的婴儿，他说：“一准是个女孩。老人们帮忙看过了，百分之百是女孩。女孩好，我一直想要个女孩。”

之后我们又一起闲逛了半个下午，县城小，商业街就一百米不到，几分钟能逛完，有些新开的服装店和饮食店，装修雪白，白日灯炽，连阳光也显得黯淡，我们连门也不进，只在外面流连。我跟国胜描述斯城像宫殿一样金碧辉煌的商场，几十米高的穹顶，地上铺满白色大理石，人走在里面立刻就被淹没，与那些相比，县城这些是小巫见大巫，这些见闻此前我从未跟他提起，我以为他不想听。国胜说他看了那个电视节目，知道我见识了什么，也知道我在想什么，甚至知道我不是很看得起他。

我突然想起，国胜是见过外面世界的人，他并非一无所知。

我问他：“那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广州呢？在那边再待一段时间，说不定真就发财了，当时和你一起去的那个人，后来就做了很大的生意吧。”

他摇摇头说：“我不喜欢那里，在那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一直不适应。”

停顿片刻，他又说：“每个人都说要向前看，为什么不能向后看？大家都闹哄哄地往前，我不想走远，我想留在原地。但是我觉得你会走得很远，你会离开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不要忘了我们。”我很奇怪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像是书本中智者才会脱口的箴言。我看向我的父亲，大部分时候他的样子都显得木讷腼腆，唯有此时，我从他操劳过度的面孔上看出些许不凡的平静。

国胜指点着街道，说他小时候来县城，只觉得不过大一点的镇子，人口多些，热闹些。这几年县城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城市的边界向外急遽蔓延，旧屋成片推倒，尤其是沿河的那条老街，他小时候坐船来过，渡口出来就是集市，什么都能买到，往北走一里多地是牲口市集，每个月大集还有耍杂的呢，往南是人民大道，走到工人文化宫门口，可以买到甘蔗汁和五香牛肉，再走半里路就出城了——就这么大。只不过他说的沿河老街早已经消失，消失也许是持续的过程，也许是骤然的发生，但变化中的人很少注意到变化的发生，我们每一代人都在经历剧变。

之后连续两个周末下午国胜都来找我，也没其他事情，就带着我出去吃顿饭，逛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于我们都是喘息，自小到大，我们极少有这样的同行时刻。我去了他的宿舍，铁皮和石棉瓦临时搭起的棚子，棚子里放满上下铺的床，十几人一间，屋檐延伸出去半米，檐下架着一个临时煤气灶，算是厨房，唯一一张桌子，用水泥板和砖头混搭起来，上面摞着十几个不锈钢大碗，什么都是临时和将就，一阵风就可以卷走。住的都是男人，棚内的味道闷咸膻，熏眼睛，国胜的床在角落，被褥又灰又潮又油，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觉得地上满是弹跳的跳蚤，不时弹在我的腿上，发出极其轻微的“啪嗒”声。国胜平常爱整洁，大概实在没法顾及，也没人把这里当家，都是凑合。

他向工友们介绍我，满心骄傲，说：“小子正在县一中读书，上过电视。”其他人拥上来，像打量瓷器一样看着我，或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衣角和耳朵，掏出一些糖果花生之类的放在水泥桌上，招呼我吃，把我当小孩。工友中大部分人年纪和国胜差不多大，算是我的父辈，也有十几二十岁的少年人，脸上稚气未消，却又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他们看我的表情比其他人紧绷，似乎对我毫无兴趣。我想，进入社会的人和在校学生真是界限分明的两种人，他们品尝过我难以想象的艰辛，在他们面前，无论我什么年纪，都会被视作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在众人的目光中闷闷地坐了一会儿，借口回学校上课，起身离开。国胜一直送我到学校门口，叮嘱我好好学习好好吃饭。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钱来，想要塞给我，我挡了回去，我说在学校里没有用钱的地方。看过他住的地方，我心疼他，实在没有必要为他增加负担。

那段和国胜一道走在县城大街上的回忆极其鲜明，多年之后，我脑中仍然能浮现当时冷冽的阳光，柏油路新铺沥青的银色反光，身边走过的半土半洋的年轻男孩和女孩，县城欣欣向荣又似凋敝的街景。周围的一切像流动的水，我和国胜像两条鲫鱼从中悠然地穿游过去，没留下一点痕迹。

从斯城回来之后，表面上我并没有什么异样，内心却始终无法真正地接受落差，直至进入县中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把它看作一个事实，即我和杨克森天然是两种人，我自有一条向上的途径，自打进入县中，便已经走到了这条路上。从燕子窠，到歧流镇，再到县中，我已经迈出了属于我的一大步。接受事实，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被幻象迷惑住眼睛。

很快迎来期末考试，与平日紧张的学习节奏相比，考试轻松得像放假，第二天上午考完所有科目，下午放假，我去工地找国胜。那天风大，疾雨要来，天地阴沉，远远看见那栋醒目孤耸的楼，水泥色骨骼结构已经基本做完，只等着贴肉敷皮，之前来看，房子还只盖到一半，如今即将封顶，进程果然迅速，即便国胜为这栋楼工作了好几个星期，讲过不少关于它的事情——它会有两台电梯，每层配厕所，大厅地上铺非洲进口的石板，我仍然觉得它和我没有一丁点关系，它属于谁呢，我不禁想。但整个县城的人都关注着它的进展，好像它属于每一个人。

顶楼几个工人正在忙活，大概在清理多余的建材，戴着红色和黄色的安全帽，远看像是玩具小人。我朝着那栋楼走过去，眼睛不眨地盯着那几个小人看，想要认出哪一个是国胜。走到离楼还有两三百米远的巷口，几声惊雷炸响，冷雨登时落下，我在附近小卖部的屋檐下避雨，朝着工地看去，恍惚看见一个戴着红帽子的人从高楼坠落，然而速度极慢，像一片树叶缓慢地忽左忽右地飘落，情境似真的又似假的，声响被落雨声盖住了。我不可置信地大喊一声：“啊”！揉一揉眼，眼前又什么也没有发生。

雨下得着实太大，天都下白了，也不知道会下到什么时候，今天是不好再去找国胜了，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未完工的楼，楼顶工人全都不见了，又只剩大楼灰白色的骨骼悚然而立。我冒着雨快步跑回学校，宿舍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难得的假期大家都出去了，我剥掉湿衣服，躺进被窝里，胸口上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只觉得手脚和腹内冷得像冰，到傍晚已经烧得神志不清，同学帮忙找了校医过来，开了两粒退烧的药，吃下后熟睡了几个小时，做了一大团乌黑浑浊的梦，好像在泥浆里游泳。

醒过来时，班主任坐在我身边，神情忧虑地看着我，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他告诉我，下午，我的父亲从高楼跌落，人是当场没的。

我当时想，这一大团乌黑的梦还没醒，甚至越做越黑，黑到离谱，干脆又闭上眼睛，拿左手掐右手，直至疼痛难忍，睁开眼班主任还坐在我旁边。

他说：“你想一下后面的事情吧，接下来我们能帮的都会帮你。”

我想找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感谢，也应该表现出惊骇和痛苦，但内心平静得像一面镜子，甚至，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所有的感官都暂停了，只剩下一片空白，事发突然，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防备，似乎还不知道该抽调什么表情来回应眼下的一切，只能卡在那里，等待死结自解。我什么也没有说，目视着班主任离开。

空白的感觉延续到了第二天，我在一位国胜工友的陪同下去认领了尸体，就是他把国胜从燕子窠里哄了出来。国胜从十五层高楼失足坠落，头骨瞬间摔得稀巴烂，面孔像抹布一样揉皱，一时难以辨认，但衣服和鞋子，以及一只随身揣着却极少吹响的骨笛是他的。不会错。我感到极其强烈的不真实感，几天前，我还和他一起在街道上闲逛，如今他冷冰冰地平躺着，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冷冻尸体的费用不知道谁垫付了，同来的那个男人让我不要担心，这个钱没有人会找我要。他又对我说，国胜是自己跌下来的，他自己没系保险绳，所以不能算工伤，责任不能算在工程队的头上，不过他们人还怪好的，会把国胜这些天的工钱结给我，之后的遗体火化也不需要我来管。我怔怔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些被温言软语包裹着的欺哄和敌意，想自己应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应该用最大的声调怒骂，但我身体僵直，口舌发硬。我什么也没做，顺从极了，被他们带去了一个办公室，在众人的簇拥下稀里糊涂地签了一份文书，大概是放弃追索工程方的责任，可得五千元的赔款。我签了那份文件，他们拿走文件，之后再没有来过人，我也不知道该跟谁去要钱，到最后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两天后，我带着国胜骨灰回到燕子窠，埋进院子里，又向菊妹说明事情的始末，她一句也没听进去，一个劲儿地问我：“他什么时候回来？”那时候我才感到无边的绝望，没有人帮得了我的忙，不过那时我已经没了一丝一毫的力气，裹着一身泥泞爬上床，睡了一个长达二十小时的长觉。

醒来之后，脑中无比清澈。我没有起身，看着天花板，思索我的父亲。我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把自己活得这么悄无声息，从生到死都这么微不足道，无人在意，也无人真正关心。人活一世，一声响动也没有发出，就像燕子在空中划过，留下的只有一阵无形的扰流，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悲恸尚未抵达，先对他生出几分怨恨——怨恨他的无能和虚弱，带我们上了一条孤舟，随着他的死，这船破了碗大的洞，水汩汩涌进来。我有紧迫感，如果再不做点什么，自己终究要成一只落下白线的蚂蚁，失去向上攀爬的资格，只能随水漂流，不知被卷向何处。国胜是一个反例，我暗下决心，绝对不要变成他这样的人，绝对。这种急切的立场切割冲淡了失去他的遗憾，只让我陷入长达数月的感伤。

国胜死后，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已断，我把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积蓄几乎没有，不知道钱都到哪里去了，接下来或许要靠我来养活菊妹，还有即将出生的妹妹，我对此束手无策，我们既无人接济，又无人倚靠。我急需一笔钱，这笔钱能让我暂时找个人照顾菊妹，让我能安心地待在学校。

我先是寄希望于学校，不过班主任说，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慈善机构，不能兼顾所有困难学生，境况比我还差的大有人在，他们让我先自己想办法。

《遥远的生活》热度已经过去——也不算完全过去，还有人对杨克森跟踪报道，但已无人再谈论我。我从歧流镇中校长那里要来了秦导的电话，我想或许他也可以帮助我。电话拨通之后，我支支吾吾了一阵，感到难以启齿，连自报姓名也忘了，秦导并没有着急挂断电话，他等待片刻，并未显示出不耐烦，直至我平静下来。我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安慰了我几句，然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能帮到我，他已经在拍摄一个新的节目了，日夜颠倒地忙碌。电视台觉得他之前跟踪一个月的拍摄方法成本太高，所以把《遥远的生活》的续集交到了另一个导演手中，他现在在台里没有什么话语权。不过他可以给我介绍几个媒体的朋友，兴许其中有人会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只要有人关注，就有机会，如果没有人搭理，那就糟了，“在中国就这样。”

“对不起。”他清了清嗓，以此作为聊天结语，但我不知道他在为哪一桩道歉，是曾经“改变命运”的允诺，还是此刻对我呼救的无能为力。

之后数日，没有人联系我。或许这个故事太过平淡，平庸的不幸没有被关注的价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发生无数好的坏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千奇百怪的死法，各种各样的奇遇和冒险，大到战争小到邻里口角，一个人的失败或一个家庭的毁灭都不值一提。

我还可以联系杨克森一家人，但那太像乞丐，我不想变成摇尾乞怜的人。我已经接连被学校和秦导拒绝两次，如果他们也拒绝我呢？

没有时间失望，眼前有件大事要解决——菊妹产期将至，我把家里的猪都贱卖给了窠里的邻居，凑了一笔钱，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卫生所。几天之后，我的妹妹出生了。初生的婴儿皱皱巴巴，满身通红，散发着酸味和腥味，眼睛紧闭，被一条旧毯子裹得严严实实。我坐在床边，注视着这个孩子，没有丝毫欣喜和爱意。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我唯有这个感慨。

菊妹正在熟睡，婴儿窝在她的乳边，母亲和新生儿散发着甜腻的乳香，而我脑中盘旋不去的想法却是：如果她们都消失了该多好，我不想承担责任，我想要逃走。我心想，菊妹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活在世上只为给人增添烦恼，她这样的人，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心里难免生出同情或是嫌恶，但绝对不会希望这个女人和自己扯上什么关系。她脑子一团糨糊，不明事理，只能依赖别人的施舍活着，她对活着大约也没有概念，只晓得吃喝拉撒睡，可她也并不是一个单纯快乐的傻子，依然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从小到大，我一直试图拉开自己和她的距离，从来不叫她“妈妈”，绝少和她走在一起。如果有得选择，为什么要做她的孩子？正因为没有选择，所以和她捆绑在一起才格外痛苦。

领着她们蹚过湍急的河流，看起来身姿固然伟大，但不可能做到，我应该把她们丢了，否则大家会一起卷入洪流中溺死。

8

我试图继续自己的生活，回到了学校，把菊妹和妹妹留在家里，每一天都在心神不宁中煎熬，周末回家时，站在熟悉的隘口上眺望燕子窠。燕子回来了，但窠里还是没有什么生气，房屋也显得破落稀疏。我在岙口的石头上坐了许久，鼓起勇气往家走去。和预想中一样，家里乱得一塌糊涂。菊妹产后虚弱，没办法下床，大人小孩的粪便都拉在房间里，恶臭逼人，她靠村里人的接济度过了一周，有人来送点吃的给她，她就吃，没人送吃的她饿着。哺乳不及时，婴儿又黑又瘪，背部和屁股上发满红疹，体重甚至轻过刚出生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可能会夭折。我把屋子里的粪便清掉，又洗了一大堆的衣服，把衣服摊在炉子上烘得又干又暖，我烧了热水，给婴儿洗了个澡，用暖烘烘的衣服和干爽的纸尿裤包裹住她，抱着她，她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把她抱到菊妹的身边，菊妹本能地接过孩子，眉头似皱非皱，嘴角向上，瞪着眼睛，这是她一贯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想传递什么，还是什么也不想传递。

周一早晨，我本该去学校，但我没去，因为没有电话，也无法向学校请假。除去照顾产妇和婴儿，我还得想方设法赚一点钱，除了卖力气，也没有别的路子。凌晨骑车去窠外帮人割白菜，一天能赚十块钱，一个星期就有五十块钱，这是个苦活儿，需要一直哈着腰，干上两个小时，腰间酸麻胀痛，来干的都是附近村庄的老弱，唯有我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四点钟开始，八点钟我们将收菜的卡车全部填满。酬劳按斤计费，收五十斤白菜给一块钱，手脚快能收八九百斤，手脚慢的只有二三百斤，我不快不慢，能收五百斤。收完白菜，回到家，还要做饭，疲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今天只能想明天的事，后天便顾不及。一个星期后，我整顿心情，再次准备离开，临走时，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地底生出，捆我的脚，叫我生出不舍和怜悯，我在燕子窠又待了一个星期。

学校终于来了人，年级主任和班主任驾车过来，他们出现时，我正在地里拔草，准备清理出一块地方种些土豆，满身满手泥，抬起头来看见两个人影向我靠近。才十几天过去，他们看起来已有些陌生，或者说，校园生活已经变得陌生，与之相连的一切正离我而去。我木然地看向他们，有所怨恨，又有所期待，怨恨他们到现在才来找我，又期待他们能够再一次给我选择。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选择。

班主任说：“你应该回去上课了，开学一个月，除了第一个星期你来了，后面不见你人影，我们联系不上你的家人，同学们不知道你的去向，你凭空消失，在学校里影响很坏，我们只好来家里找你。你拿着学校的资助金，不能不说一句话就走，要互相给交代的，如果你决定辍学，我们也不会说什么，但你最好别这么做，太可惜了。”

我说：“我有母亲和妹妹需要照顾，如果我去上学，她们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你家里的情况，知道你不容易，你多想想自己吧。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学校出的，对学校来说，你的离开算不上什么损失，但是对你来说，这一次离开学校，或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这里的人没有试错的机会，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我知道。”我说。

“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他们并没有说什么意料之外的话，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提醒，提醒我一些急欲回避的真相。两位老师走后的第二天，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搭乘汽车返回学校。我给菊妹做了够几天吃的饭，又叮嘱邻居们多多照看，但我明白这些都非长久之计，我在放任她们自生自灭。

燕子们回来了，在田野中盛开的成片紫云英之间低回穿梭，虫鸣断断续续，道路上飞出早生的白蝶，春寒中瑟瑟发抖，但已经开始变得温暖，草木飞快生长，提醒时不我待，催动人向前的脚步。我决定将燕子窠的一切抛诸脑后，我幻想这一切和我没有关联。

每个周末我回去一趟，照料菊妹和我妹妹。

有好几次，我发现窠里的老光棍跛子出现在我家门口，闲晃却不进门，看见我转身就跑。一个村里一般只有一个跛子，不管多大多小的村庄，总得有个跛子。跛子和国胜差不多年纪，或许更大几岁，以前不跛，十五六岁时在镇上被摩托车撞断了腿，之后吓破了胆子，说话不利索，也不怎么出门，在窠里守着父母过日子，杨克森在燕子窠里最好的朋友就是他。他的父母一直都想给他寻觅一个女人，但根本没有人愿意嫁进来，退而求其次，他们又想找一个脑子有问题的，或是手脚不全的，或是聋的哑的，老的丑的，总之是个女人就行，哪知这样的女人也很抢手，轮不到跛子。国胜死后，有人对我提过，跛子家想要讨走菊妹，反正国胜已经没了，菊妹总得有人接手，与其放到窠外去，不如留在窠里，我当场拒绝了。

因为考试，有一个周末我没有回燕子窠，再度回家时，我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家里太整洁了，菊妹的衣服和鞋子都被人洗刷得干干净净，院子也被人打扫过，菊妹甚至吃胖了一些，婴儿也没有继续消瘦下去，有人在精心照料她们。我想不到其他人会这么干，只有跛子一家人，但他们不完全出自好心，更像是在照看自己的东西——他们一家人向来以耐心和细致出名，房子、院子拾掇得齐整明亮，连田垄都是最规矩的，一棵多余的杂草也没有。

随着时间推移，跛子要讨菊妹的事情似乎已板上钉钉，窠里的人谈论这件事情时开始不避讳我，甚至直接来问我。住在我屋后的一个婶婶充当了说人的角色，她当然不是坏人，在我小时候照拂过我，国胜刚没的时候照顾过我们一家。她觉得这是对的，一个家不能没有男人，一个女人不能没有丈夫，更何况痴子对跛子，多么门当户对。

她说的时候，脸上还堆着笑，是那种柔善又憨愚的笑容。她说：“跛子人不错！菊妹和小孩在家，你一个人在外面读书，也管不过来，不如让他们讨去，他们来帮你照顾你妈还有妹妹，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我不同意。”

我不喜欢她用谈论物件的口吻谈论菊妹，也不喜欢她满怀期待的神色。平淡无澜的生活让窠里的人有一种大惊小怪的特质，一旦出点什么例外，他们会一直谈论下去，直至无话可说，从国胜去世到现在，他们的视线从来没有从我家身上移开。我让她别说了，把她送至门外。傍晚，我在院子门口见到了跛子，这一次他没有转身离开，而是在路边与我对视，一两分钟之后才背过身去，那也不是猛兽的气息，更像一条老弱的狗，他在告诉我，他有的是时间和耐心。乡村生活的温情脉脉之下，有残忍荒蛮的一面。他需要一个女人，需要生个孩子，需要延续香火，继承如此往复的生活，这就是他能想象的生活的全部。这事儿还提醒了我，国胜也是这样占有的菊妹，我不是爱情的产物，我也是荒蛮的一部分，这让我恶心。

我走回房间，看着躺在摇篮里的婴儿，她睁着眼睛，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看向四周，独自吞吐着唾沫。她还没有名字，五官长开了一些，一双硕大下垂的眼，受气包的模样，让人忍不住怜爱。但我极少抱她，也极少抚摸她。菊妹在厨房灶前坐着——她最近很喜欢待在那里，守着灶膛里的余烬，家里安静得能听见老鼠啮齿的声音，我又走到屋外，万籁俱寂，四周山影重叠，好像要从我们身上碾压过去。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幻听到院子里细碎的脚步声，似乎有人闯了进来，推开房门，在我家进进出出，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又只有山风呼啸，以及山中禽兽寂寞的哭喊。

母亲、新生儿、老房子，我仅有的东西，如果被这些东西困在这里，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往后只能在下沉的漩涡里打转。必须舍弃，必须轻装上阵。绝望和急迫感像胸口的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几乎没有多余的挣扎，我就下定决心，缴械投降。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跛子家，他们家刚刚做好热腾腾的稀饭，就着烟熏豆腐和咸菜下饭。看见我来，他们给我也盛了一碗。吃过早饭，我才有了一些说话的力气。我拿出大人的样款、谈判的口吻，对他们说，他们可以讨走菊妹，甚至那栋老屋，屋里的一切，都可以给他们，但是不能白给，他们必须给我一笔钱，我只想离开这里，以后不会再回来。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会把菊妹送到窠外她的父母那里去，我不知道她的父母住在哪里，但总能打听得到，那样他们可就什么也落不着。他们并没有立刻同意，三个人背着我在屋外窃窃私语一番，没过多一会儿，他们走进来，开了一个价，一千块。我说，三千，不行就算了。我们讨价还价，最终以两千元成交，现付现结。我请求他们以后善待菊妹和我的妹妹——这是我唯一能为她们做的事。

当日下午，我拿着钱，简单收拾了一些行李。菊妹抱着孩子坐在前廊的石阶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不远处的鸡，我走过去，看着她，叮嘱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木然点着头，我很想伸出手去摸一摸她的脸，又怕真的摸到温热的皮肤，心里生出不忍，最后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丢开一切，走出了家门。

事情暂告一段落，我回到学校，学校密不透风的隔绝生活反倒令人安心，早起、读书、考试、自习、睡觉，时间被塞得没有空隙，精力也被消磨殆尽。学校的节奏没有变化，不断考试，成绩排名，按照排名重新分班，每个人每天都被这套秩序牢牢绑缚，不得脱身，也无暇多想。我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应这种生活，更加能专注于竞争本身，将之视为游戏，完全投身其中，认真地参与，热闹地玩，不像之前那样感到煎熬。那时候我又想起那位老人的比喻，我要牢牢攀附向上的细线，不能再向下滑落，落入流水之中。我认同他们建立起的不进则退的规则，认同人必须踩着别人的头顶，认同残酷烈性的竞争，并且从中拾取高度的专注和微薄的欣快，以及永远都无法消除的焦虑，这些情绪前所未有地充沛，让我充满干劲。在最近的一次考试中，我反倒表现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好，几个向来不是很瞧得起我的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他们找我聊天，说，得拿着这种劲头，一直跑到最后。

已经没有任何能够牵绊住我的绳索，也没有拉扯我下坠的石头，我孑然一身，虽然穷困，负重却已被抛下，我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轻快，没有家人，没有责任，没有枷锁，一个人，只需要挣出自己的命就好。夜深人静时，我也会感到好奇，为什么不伤心不羞愧，想要挖开自己的胸膛看一看，自己的这颗心是不是腐烂馊坏了；又或者已经不是血和肉，而是冰与铁，拿起来会不会冻手，会不会扎人；又或者打开了胸膛，里面其实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