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同样与国际时局、时代变局特别是战争威胁密不可分。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内忧外患。在帝制终结、民国初建之后，“启蒙”和“救亡”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学者们开始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也将新生的国际关系学引进了中国。

不过，那时的中国学者还不具备对国际政治进行理论性探讨的学术能力。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论著较多属于概论性质的入门读物。作为中国较早出现的国际政治教材，周鲠生所著的《国际政治概论》不仅叙述世界政局变化，而且从制度角度论述国际会议与组织、国际条约等方面内容，还探讨了国际裁军、秘密外交和民族主义等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个别大学出现了较为成形的国际关系教学。例如，1928年清华大学改制为国立大学后，最早设立的17个系中就有政治学系。在政治学系开设的课程中，国际科目有5门，分别是国际关系、国际公法、国际组织、国际公法判例、国际私法；外交科目也有5门，分别是近代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中国外交、外交程式和外交思想。¹北京大学的政治学系分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三个专业方向。其中，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可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讲述国际关系演进、分析国际局势和对外政策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课程，二是讲授外交实务技术的外交学课程，三是介绍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的课程。

与此同时，中国涌现出大量与国际关系和外交相关的著述，如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王化成教授在1932年出版了《现代国际公法》；还出现了大批聚焦于时局分析并探究应对之策的专业期刊论文，由此产生的社会舆论影响远远超出了象牙塔。1934年创刊的《世界知识》，几经战乱而不息，至今仍是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热点问题的重要期刊。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和动力依然主要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现实需要。20世纪5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1986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内少数高等院校也组织科研力量从事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时建立了国际政治系，这三个国际政治系成为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壮大及培养相关人才的基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它们先后升格为学院，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国际人才培养的重镇。

随着国门开放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关系逐渐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无论在研究领域、深度、方法还是在研究力量、研究成果及理论引进、国际交流等方面，均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取得了长足发展和突出进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很少有受过国际关系专业高等教育的，对海外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知之甚少；国内成熟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期刊和理论著作十分匮乏。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原有的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加强，一大批新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科研队伍逐步壮大；国内高校开始招收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引进、介绍和翻译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与著述逐渐增加，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等学科建设的研讨和人才培养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深化与拓展：从改革开放前主要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研究中心，到改革开放后重点研究西方世界并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到现在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和研究报告，到对国际体系和各类国际关系行为体及其关系的理论研究；从只关注和平、安全、主权等“高阶政治”议题过渡到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权等的“低阶政治”议题的关注。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政治、安全等关系日益密切，以及中国综合国力（参见表1.1）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崛起已成为21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中国崛起将如何改变世界？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吗？崛起中的中国能与世界霸权国美国和平相处吗？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吗？……世界迫切需要知道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于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都必须有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研讨会都设有中国议题，中国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研讨会上，中国学者的声音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

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学者更需要研究好世界关切的“中国问题”：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国？中国崛起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有何意义？中国如何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相处？中国需要用什么样的全球战略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中国将致力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其代表有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唐世平的“社会演化理论”等。这种“宏观层面的原创性理论”不仅对我国对外政策有所启发，也是丰富学科理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中国贡献。³

1 参见钱颖一、李强主编：《老清华的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5页。

2 参见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43—76页。

3 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