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日子虽不算漫长，但这段经历却让我结识了不少朴实的老乡。在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时光里，我深深折服于他们面对困难时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那与生俱来的善良与淳朴。或许正因如此，大家觉得我没有一般城市人常有的娇气与傲气，给予了我不少的认可，这让我倍感温暖。生产队里的许多年轻人，也都自然而然地愿意与我亲近，一同分享生活的点滴，这份情谊，我格外珍惜。
在时常来我的知青屋做客的老乡里，有一位青年农民，在当地发展得十分出色。他身材较为瘦小，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左右，生得细皮嫩肉，小眼睛嘀溜溜转个不停，毫不掩饰精明强干。他拥有高中学历，在当地农村，这样的文化程度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尽管他生长在贫困且相对闭塞的农村，但家境还算殷实，他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江湖气质。平日里，他为人豪爽，出手阔绰，若是旁人有需要，他总是热心帮忙。在面对利益时，他懂得权衡与让步，这种处事方式极为巧妙，展现出的亲和力十分具有感染力。
约莫是在1976年暮秋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余晖轻柔地洒落在这片土地上。一位年轻小伙儿，手提一壶浓烈的红苕酒，还拎着一条活蹦乱跳、刚从水塘里抓获的大鲤鱼，来到了我的那间知青土屋。一进屋，他便熟稔地忙活起来，亲自下厨，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了诱人的香味，原来是他做出了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鲤鱼，还有清爽可口的素炒竹笋等几道家常小菜。
那个夜晚，屋内灯光昏黄，他十分热情，不住地劝我喝酒。我只当他这次登门，不过是一次寻常的相聚，便未多想，欣然与他对饮起来。
酒过三巡，我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有了些许醉意。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神情有些异样，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却又欲言又止，言辞闪烁，吞吞吐吐的。
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惑，暗自思忖：“他究竟要做什么呢？”看着这位略显神秘的不速之客，我猜测他或许是有话想对我说。于是，我苦笑着打断他断断续续的话语，语气尽量温和地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我可洗耳恭听呢。”他听闻，先是递上一支包装简陋的劣质香烟，随后才绕了好大一圈，小心翼翼地说出：“要不……我们合伙做生意吧？”
原来黄瓜山盛产仔姜，远近闻名。他的主意是：由他、他父母和他的弟弟与我组成一个经营体，把他家、他亲戚家的自留地和我的自留地全部种上仔姜，他承诺种植成本由他出，种植的过程也不要我操心，收获后悄悄运到重庆，在城市里的自由市场贩卖。并特别说明，整个操作过程绝对透明，凡是牵涉到我的任何决定，都会在征得我的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
我耐心倾听许久，才渐渐明晰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那时城乡对自由贩卖有所限制，而他邀我一同参与此事，主要是想借我在重庆的父母家作为据点，如此一来，长期进行贩卖活动便不用过于担忧货物被收缴。这个从乡村的小伙子，倒也有趣得很。他掰着手指头，认真地给我盘算着：“一年就做一季生意，差不多一个月就能卖完，到时候咱俩每人都能分好几百元呢，这可太划算了。”在那个时期，城市里单位职工平均每月工资也就几十元，相比之下，这几百元确实算得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对于他的想法，我可能难以完全认同。我们真的算得上是朋友吗？不过是偶然相遇，彼此之间并没有深厚的交情，我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这位年轻人的想法确实颇具创意，给出的条件也很有吸引力，要是放在后来改革开放的时期，无疑会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好点子。但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和我谈及私自贩运，总感觉有些不太符合时宜。
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暗自思量：我实在没有扎根农村的打算。别搞错了，与“挣表现”早点离开相比，“做生意”挣钱显然因小失大。虽说这桩买卖有利可图，但绝不是轻易就能成功的，其中的风险因人而异。在那个时候，但凡有单位的人涉足流通领域，就会被视为不务正业，也就是所谓的“投机倒把”，这是单位不允许的。我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越发觉得这件事并非仅仅是做成一桩买卖那么简单，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会给父母在工作单位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我迎着对面满怀期待目光，果断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找来搪塞的理由是“父母家房间太小了”。
小青年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自那之后，彼此间的关系也渐渐变得疏远。不得不说，这位仁兄的确有些经济头脑，假以时日或许能成大器。人生境遇犹如大运流年，风水总是轮流转。这个头脑灵活，只是当时还未有所建树的乡村青年，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浪潮里，也不知是否能够顺势而起，飞黄腾达，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冬日里，农活渐渐少了，日子也变得悠闲起来。人们常常聚在一起，有时几个人围坐烤火，谈天说地；有时则凑在一起打长牌，在轻松的氛围中消磨着时光。
腊月里的一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和年轻社员实在闲得无事，便相约着去拜访生产队里一位经历独特的独居老人。
傍晚时分，我们带着一大包炒得喷香的花生米和两盒低档的纸烟，由一位当地的年轻农民领着路。一行十来个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缓缓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块台地。那里，竹林旁有一座孤零零的小茅屋，看起来有些破败。柴扉半闭，我们一行鱼贯而入，穿过杂乱的灶屋，进入里面黑黢黢的房间。
小茅屋的主人已过花甲之年，面色蜡黄，身形消瘦。他头上缠着白色的包头布帕，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粗布棉袍，手肘处磨破的地方打着大大的补丁。棉袍下塞着一个外面罩着篾条、里面装着烧着木炭的瓦钵“烘笼”用来取暖。他腰间束着一条草绳，脚上穿着一双高帮解放鞋，正坐在一把破旧的竹椅上，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叶子烟杆，静静地抽着烟。
我们点上煤油灯，把花生米一一堆放在桌子上，又自己动手用木炭点燃了火盘，烤上了一些洋芋和红苕，还烧了水，泡上了一大壶黄瓜山绿茶。等一切都忙完了，大家便围着火盘坐了下来，点上香烟，烟雾缭绕间，陪着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那些有故事的人，通常不喜欢讲故事。就像这位老人，平日里深居简出，对自己的过往一直守口如瓶，长久以来都保持着沉默。当我们试图了解他的身世时，只见他磨磨叽叽有些犹豫，似乎实在不愿透露自己的一星半点信息。一群年轻人满怀好奇，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言辞都十分恭敬，再三诚恳地请求。老人实在推辞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了。
老人婉拒了我们递过去的纸烟，轻轻叭嗒着他那杆叶子烟，微微眯起浑浊的双眼，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一句话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知识的渊博，谈吐间尽显不凡，仿佛有一股淡淡的儒雅气息悄然萦绕。
听了老人的讲述，我们才惊觉，这位外表看起来木讷迟钝、满脸皱纹的寻常老人，竟有着如此丰富的阅历，见过无数的大世面。
老人出生于耕读世家，自幼饱读诗书，才情出众。回溯至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所高等学府中，他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天赋，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彼时，全国军民正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之中，年仅二十出头的他，虽身为一介书生，却怀揣着炽热的爱国之心，毅然决然地放下手中的笔，投身军旅。怀着对侵略者的深切痛恨，他加入了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担任翻译官一职。
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远征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初次作战的失利，让他们不得不退往印度，接受美军的整训。然而，他们从未放弃，抗战末期，驻印军再次挥师缅甸，以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大反攻的辉煌胜利。
讲到这里，老人不时将烟杆伸到椅子腿上，轻轻磕去枯烟灰，随后又将烟杆衔在口中，使劲叭嗒着深吸几口，吐出一团团袅袅烟雾。他的神情平静而温和，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冷峻。在他的讲述中，那段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岁月徐徐展开，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年轻的中国军人奋勇杀敌的场景一一浮现。
我们一群年轻人静静地围坐在老人身旁，怀着崇敬之心，聆听着这位学贯中西的抗战老兵，用苍老的声音，讲述着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历史的温度，让我们的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敬意。
立冬后的天气一天天寒冷，满山坡的青草已经枯黄，堰塘的水冷得浸骨。我随生产队的社员上坡点豌豆和撒麦种。冬耕是个需要技巧的力气活，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鬓角花白的牛队长，安排青壮年耕种老手，挽起裤腿牵牛下冬水田，犁出一道道的黑土，等待着春天的播种。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哪怕在偏僻落后的乡村，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社员之中，依然藏龙卧虎。
有一次在坡上做活路，休息时我与生产队曾副队长并肩坐在田埂上闲谈聊天。他是个40多岁、身强力壮的大汉，性格沉稳，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脸上总是挂着和气的微笑，显得温和厚道。
曾副队长在摆谈中，随意地回忆了他参加抗美援朝的往事。我听了大为惊奇，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居然是50年代初期跟随陆军第15军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退伍军人，是民族英雄黄继光的同营战友。那些耳熟能详的上甘岭的故事，从他嘴里讲出来，是那样的生动、真实，别有一番风趣。
曾副队长取下挂在脖子上的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告诉我：上甘岭战役那几十天打得天昏地暗，双方战死者的尸体堆积如山。小高地上铺天盖地的凝固汽油弹固然可怕，但最无法忍受的还是由于敌人的疯狂封锁，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没吃的，特别是没水喝，甚至只得喝尿。尤其是伤员，受伤流血后特别口渴，一时半会运不下阵地，又长时间没有水喝，渴死人的情况也发生过，他甚至感叹那时死了也许真的是个解脱。
常言道，狠人向来不说狠话，我对此深有感触。那位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志愿军老兵，在讲述令人惊叹的上甘岭战役时，语气平和却饱含激情，配合着惟妙惟肖的手势，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描述可谓是声情并茂。但他的言语之间，没有丝毫炫耀的意味，这与我在书本上读到的那些略显教条的故事相比，多了几分真实与生动，充满了戏剧性。我听得入神，一颗心随着他的讲述而起伏，内心被深深震撼，对那些抗美援朝的英雄们，敬意也在不知不觉间油然而生。
真正的强者，并非仅仅取决于财富的多寡或是权力的大小，更多的是内心充盈着光明、信念与力量的人。曾副队长在大跃进时期，告别了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以准尉军衔复员，回乡当了石匠，从此深藏不露，一切重归平庸。
经历让人眼界开阔，阅历使人思维敏捷，资历令人意志坚强。曾副队长的言谈举止有种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他说人贤固然受人尊敬，但贤而无能也不行。所以，人要有两把刷子，一是正气；一是一技之长。他的石匠手艺远近闻名，人缘也好，白天在采石场开山打石头，回家后一杯清茶、一壶老酒，还会吹笛子自娱自乐。后来当了生产队干部，是个头脑灵活，多才多艺的人。曾副队长从来不愿多提在异国他乡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清心寡欲，安贫乐道，对名与利嗤之以鼻。老军人的豁达大度，堪称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