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后临时居住在旅馆的那些日子，既有和伙伴们无忧无虑玩耍时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有沉浸于学艺时那种收获与喜悦。
彼时的我，内心满是对世界的好奇，求知的渴望如同春日破土的新芽，蓬勃而热烈。对于仅仅局限于读书写字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方式，已悄然无法满足我愈发强烈的探索欲。大约在小学四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爱读书写字的我，又有了新的爱好，用来释放那旺盛的学习精力。
我在旅馆的三楼偶然结识了一位饮食公司职工的子弟，他是个热爱无线电的高中生。高中生个子不高，非常文静，也不爱乱跑，成天关在屋子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若按照当下的评判标准，他无疑是大家眼中的“学霸”。
在那个时候，广播网络极为发达，单位企业的大喇叭随处可见，每天早晨6点半和晚上8点，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所以，收听广播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一些人甚至根据广播响的时间起床，一些人每天跟随广播播放的乐曲做广播体操。可以说，广播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不过，拥有一台收音机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并非易事，收音机基本算得上是奢侈品。那位大哥哥凭借课堂上学到的物理知识，在家里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在旁人眼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能人。
他的这一技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闲暇，我便常常往楼上跑。当他手持电烙铁，专注地摆弄那些电器元件时，我总会站在桌旁，一看就是老半天，不知不觉就成了他的忠实粉丝。
或许是因为他的父母与我的父母在单位里是彼此相熟的同事，他出于这个关系，实在不好意思赶我走；又或许是他对热爱学习之人怀有一份难得的惺惺相惜之感。日子久了，这位大哥哥偶尔也会给我这个小弟弟讲解一些无线电基础知识。就这样，我渐渐认识了线路图、线圈、电阻、电容等电器元件，了解到晶体管的基极、射极、集电极以及 E、B、C等相关知识，还知晓了用三用表测量线圈多股线、用电烙铁焊接三极管管脚之类的常识。
父母察觉到我对这方面有着浓厚的学习热情，十分支持我。在征得那位高中生同意收我为徒后，他们便给了我一些钱。高中生很细心，在纸条上帮我写下组装简易收音机所需的元件名称，随后我便独自乘车前往解放碑的电器商店，购置了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元件以及胶木板印刷电路。这一趟下来，着实花了父母不少钱。
除了购买现成的元件，为了节省费用，同时也是想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但凡能够自制的部件，我都尽可能尝试自己制作。比如说，线圈是我买来多股铜线，在高中生的耐心指导下亲手绕制的；而机壳则是父亲用三层板精心为我打造的。
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妥善完成后，热情的高中生手持检测仪器的操作工具，耐心地一步步指导我使用仪器，手把手教我操作工具，历经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共同组装了一架简易的晶体管收音机。
在这段学习组装的日子里，起初由于我经验匮乏，操作中难免出现各种失误，时常需要推翻重来。但我明白，每个人在接触新事物时，都需要这样一段熟悉的过程。其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当属焊接元器件，我常常需要反复拆卸与安装，期间还不慎烧坏了几只高频管子。那时，一只高频管子的价格是六块多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每当碰到这种失误，心里总是心疼不已。
捣鼓来捣鼓去，经过反复调试，收音机终于传出了声音。只是灵敏度欠佳，音质也不够理想。接收信号较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时，收听效果尚可；可一旦尝试接收远地相邻频率的电台信号，便容易出现串台现象，噪音较大，收听体验不太好。尽管如此，毕竟是自己亲手组装完成的，这份成就感还是在心底油然而生。
此后，每天清晨，我都会借助这台亲手组装的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纸摘要》，了解到许多国内外的大事。放学后，闲暇之时，我也会打开收音机，沉浸在评书、歌曲、相声等节目里，还曾收听过文学知识讲座广播，每一次聆听都让我格外着迷。
没过多久，饮食公司为在旅馆受灾的职工重新分配了住房，我和“师傅”就此分别，原本的学习也无奈中断。遗憾的是，最终我没能成为一名无线电技师。
那台收音机，虽然构造极为简单，后来还频繁出现故障，购买元件更换修理的成本过高，在几次修理无果后，只能将它搁置一旁，宣告报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组装它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少物理知识，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对于当时那个求知欲旺盛的小学读书郎来说，这台收音机可谓是知识学习与技能学习相互融合的成果。
到了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又一段在父亲的带领下，被我长期坚持的课外学习经历，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成为了我小学期间知识与技能相互融合的经典。
无线电师傅搬走之后，因缺少仪器和工具，自学之路难以为继，我的心中难免泛起一丝惆怅与失落。父亲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他便抽出专门的时间，传授给我了摄影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求知的大门。
父亲自幼便踏入摄影行业，在照相馆里开启了学徒生涯。寒来暑往，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春秋，也逐渐精通了室内外大小相机的拍摄技巧，无论是暗室操作，还是修版上色等一系列技术，他都能信手拈来。
从那以后，每逢节假日或是星期天，父亲总会自掏腰包购买胶卷，再从照相馆借回相机，带着我和弟弟前往动物园、鹅岭公园，亦或是长江边，让我们在这些具有重庆地形特色，风光优美的地方，开启摄影学习之旅。
杨家坪照相馆承接外出摄影的业务，馆内不仅有德国名牌的“莱卡”相机，还有多部国产相机。而父亲教我们照相时，常常会借来上海生产的海鸥牌120双镜头国产相机。他总是耐心地选好景物，然后轻声细语地给我们讲解构图的巧妙之处，比如如何利用逆光、侧逆光来营造独特的氛围，还有对焦点、定光圈和速度等相机使用的基础知识。
拍完胶卷后，父亲便前往商店，挑选并购置了相纸、显影粉、定影粉等物品。随后，又不辞辛劳地亲自动手制作起简陋的暗室设备。那个灯箱，是他用废旧木料一点点拼凑而成的，在灯箱内部，装上了一个电灯泡，侧面还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按钮开关，用来控制灯光。灯箱顶上，平整地镶嵌着一块玻璃，他还细心地用黑纸剪出一寸、两寸、五寸……各种各样不同规格的框。接着，他用脸盆兑好定影液，再用温开水把显影粉缓缓地兑在一个饭碗里。待夜幕完全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后，他轻轻地关上房门，找来一块红布，仔细地蒙在手电筒上，以此来照明。在那昏暗的光线下，他耐心地教我们如何冲胶卷和洗相。也就是在那时，我在年纪尚小的时候，便开始逐步接触并掌握了黑白照相、冲洗、放印这些技术。当时，内心满是新奇与兴奋，每一个步骤都让我觉得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
我从此喜欢上了摄影，并把这一爱好待续了下去。上世纪 80年代，135彩色照相逐渐普及开来，此后，每一次外出郊游，都成了我与摄影相伴的美好时光。我常常从照相馆借来重庆生产的珠江S201相机，偶尔借一次高档的日本理光单反相机。考虑到成本，我一般会购买价格较为便宜的乐凯胶卷。拍摄结束后，我按父亲教我的方法，自己动手洗相、放大。这些照片承载着不同年代的美好记忆，成了我珍贵的宝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胶片照相机逐步被数码照相机所取代，电脑化、数字化自然被淘汰了干板老技术，我又开始玩数码照相机。父亲教给我的拍摄技法和暗房技艺，为我工作后把摄影技术运用到工作之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后话。
升入小学五年级后，随着我的自律能力逐渐增强，课余玩耍的时间变少了，而对书籍的渴望愈发强烈，就像干涸的土地渴望甘霖。幸运的是，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这份热忱，他不仅对我的读书愿望颇为支持，还留意到我性格里内敛沉稳的一面。或许正是这份信任，让他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将自己珍藏的书籍悄悄借给我。老师在交付这些珍贵的书籍时，眼中满是关切与谨慎，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小心保管，只能自己阅读，千万不能借给外人。
在老师的叮嘱下，我开启了一段隐秘而充实的阅读之旅。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手不释卷，像是与书中的世界紧紧相拥。尽管还远远达不到博览群书的境界，但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从古典文学的《唐诗三百首》《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到现代文学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还有苏联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诸多佳作。在这些文字的海洋里，我虽只是囫囵吞枣般地汲取着养分，却也真切地享受了一场难得的思想盛宴，让我的心灵在书籍的滋养下慢慢成长。
一本又一本的书籍，宛如时光的使者，静静诉说着历史的厚重，默默传递着丰富的知识，还在不知不觉间，培育着我们的审美情趣。在阅读的过程中，它们如同春雨润物般，悄然滋养着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在与老师、同学们交流时，那些书中汲取的知识与感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闪现。有时会提出一个稍显独特的问题，或是说出几句自认为略有见地的话语，未曾想竟会有人感慨“勒个崽儿真用功吔”。就这样，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书生”这个称呼在学校里渐渐传开，不知不觉成了我的绰号。
有句话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确实如此。那时自己年纪尚小，心智未全，说话做事难免欠缺考虑。总是习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向他人讲述事情，却未曾顾及他人的感受。《韩非子・说难》有云：“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而我当时竟连“满瓶不动半瓶摇”这般简单的道理都参不透。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半瓶子醋，却总是急于表现自己。
身为一个小学生，本应踏实积累知识，可我却被“书生”这个虚名所累。读的书并不多，却不懂得收敛，一不留意就暴露出“恃宠而骄”的人性弱点：常常受点夸奖就飘，一飘就作秀，就图口舌之快，能说的不能说的，往往不分场合冲口而出。招惹是非不说，还不时闹出哗众取宠的笑话，不免引起一些知书达礼的同学吹毛求疵地来抬杠甚至争论，个别辩不过又不服气的同学便找茬跟我闹起了别扭，故意以“书呆子”来揶揄我。
仔细想想，那位同学说的没错，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小娃儿，被叫做“书呆子”也不为过。不过，绝大多数同学仍以“书生”相称，算是对我热爱读书的一点小小的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了更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