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全球格局重构下调整战略

导言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日渐动摇，全球格局正面临解体与重组的冲击，E7也在世界新的大变局中或被动或主动地调整各自的角色定位乃至战略方向，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从而面临着重大转型压力。我们将E7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中国与土耳其，俱在产业资本走向金融全球化的阶段中调整方向；第二组是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俱受制于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并驾的二元结构，其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组是巴西、委内瑞拉与南非，均始终陷入“单一”殖民地经济体系而无法自拔。

第一部分分析第一组——中国与土耳其，第二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

从1998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1929—1933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个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可是，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20年至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导致农村出现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环境灾害。鉴于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产过剩愈加凸显，以后很难再沿用国债投资来转移生产过剩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金融利益集团推动金融深化，更驱使资本析出异化于实体经济、进入投机部门。金融脱实向虚，对于并不具备全球货币金融霸权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终究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因为人民币不是全球结算和储备货币，中国无法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和利润回流，一旦资产泡沫膨胀越过明斯基时刻，必然发生金融内爆。

因此，中国正遭遇到旧路径产能过剩和往前发展金融化风险的两难困境，不得不探寻第三条道路。中国领导人明确宣告，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尤其乡村振兴作为国内大循环之压舱石，此乃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土耳其与中国一样，都曾经有过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时期。两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也较为相似，也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进制度转轨，此后外资大量流入与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一定的相关性。随着2014年美国退出QE和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陷于经济下滑，资本持续外逃，土耳其负债累累，货币贬值严重。只有把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占有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纳入分析之中，方能全面理解土耳其的特殊状况。土耳其尽管加入了北约，但始终游离于西方核心圈。土耳其所处的中东这个“四战之地”，地缘环境错综复杂，局势瞬息万变。近年来，随着美国的衰弱和对中东地区掌控力度的弱化，土耳其面临内外重重危机，开始铤而走险，主动出击。

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非正规部门）与城市“正规经济”并驾为二元结构，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规模竞争力，工业化的发展难以突破限制。也就是说，在原有的美元金融霸权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两国难以再有本质性的飞跃发展。

印度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却在新世纪出现对外服务业的超前发展。这个历史性机遇至少部分地源于美国IT泡沫崩溃危机，也由此使印度在新世纪与美国资本经济构成紧密的关系。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印度金融市场在众新兴经济体中一枝独秀，与美国同步上扬。但以IT服务业为代表的印度正规经济部门只占国民经济的小部分，也只吸纳了小部分人口就业。严重依赖外部资本流入的印度，试图转向发展制造业缓解内部矛盾，但在选择和美国合作还是中国上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当下，究竟是加入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还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前者意味着未来有希望也有困难，后者代表对过去的依赖，仍然有利益集团的惯性使然，所以印度徘徊不定。

作为同属西太平洋生产中心的另一个新兴国家印度尼西亚，一方面西方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不可能适用于这一由在数千个岛屿上高度分散的原住民组成的海洋国家，其地理条件和族群文化的多元化，客观上确实难以被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手段整合为“民族国家”，致使建国初期没有利用本土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的客观条件“在地化”地完成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跟从核心国地缘战略、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导致外国资本大进大出，显然利于外资通过“资源资本化”来占有本地资源经济的收益，却并不构成在本地发展产业必需的资本积累。延宕到当代，也就势必在全球资本化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因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爆发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中，印尼经济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新近印尼所在东盟与中、日、韩等达成RECP，中国和东盟彼此都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且看印尼在当前区域整合的机遇下能否形成工业积累。

总而言之，在全球格局面临大重组的情况下，E7各国都遭遇了原有发展路径的瓶颈，而各自调整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