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历史写作的草根精神

一

据说乾隆年间，翰林学士王尔烈主持三江（浙江、江苏和江西）会试，曾作过一首打油诗：“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

人们都知道，陕西虽然人口不多，却以出作家而闻名，而在我们陕西人来看，以岐山出来的作家最多。岐山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虽然明清以来，岐山斯文衰微，但在农业合作社时代，像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能写字作文是跳出农村进体制的终南捷径，因此岐山就出了不少诗人和小说家。古人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但在岐山乃至陕西，写作的人比读书的人多。

我和王帆都是岐山人，准确地说是蔡家坡人。

蔡家坡原名田家坡，与五丈原隔河而望，南山北原，中间是渭河，属于典型的关中地貌。北宋时任凤翔知府的蔡钦死后葬于此，因蔡家势大，田家坡被改为蔡家坡。

虽然蔡家坡只是岐山南方的一个小村镇，但因为西迁运动和三线建设，在20世纪一跃成为中国西北的工业重镇，再加上铁路公路之利，其繁华鼎盛反倒在县城之上。正如有了陇海铁路，渭河从此便默默无闻。

我和王帆经历也颇为相似，自幼耕牧于渭河之阳，成年后命如飘蓬，对故乡只能在心里念兹在兹，从精神上总以最后一代农民自诩，犹如最后的印第安人。我们目睹方言的消逝和乡土的崩塌。在时代洪流面前，那种身为草根的无力感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打捞关于乡土一鳞半爪的记忆，尽管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农业合作社时期，甚至都没有上过什么重点大学。

虽是同乡，但我和王帆其实是在网上认识的，应该是我主动结识他的，因为我看到他爱读书。后来网聊了好几年，我才知道他是岐山人，还是蔡家坡人，我们俩的村子相距只有三五里。跟王帆聊得久了，我知道他对岐山县志研究颇多，他甚至跑遍全县的荒村古庙，抄录了许多古碑文。他经常跟我分享一些有趣的历史掌故，比如蔡家坡东堡子的名称来历，比如左宗棠平陕期间的罗局战役。

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王帆有时难免对自己的处境流露出几分忧虑。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王帆热衷的事情在别人看来都是不务正业，既带不来名，也带不来利，连生存都成问题。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小我一辈，可以想见，过了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一文不名，父亲的脸色自然不会太好看。

当时，我正好在看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便建议王帆写写书——既然这么喜欢县志，不妨利用县志资料写一本通俗历史书。我觉得，读书写作是一种天赋，有这样的天赋就不要浪费；既然做什么都发不了财，那就让时间过得有意义一点，写写书也好。罗新可资参考的只是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相对而言，皇皇巨著的县志作为史料来源，可以挖掘的内容就丰富多了。

实际上，从县志中挖掘史料写成的书相当多，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从《蓝田县志》中找到写作灵感的。在历史类写作中，像《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两部名著和马伯庸的畅销书《显微镜下的大明》，也都是利用县志史料写就的；最近两年出版的《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更是如此。除了官修县志，还有很多官吏撰写的笔记日记传世，如《宛署杂记》之类，这让相关历史写作拥有很大的创作空间。

我担心王帆对写书没信心，鼓励他只管随心所欲地放开写，有啥说啥，不用考虑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最后由我来做统一修订和统筹，算是两人合著。按我的想法，第一年他完成初稿，然后由我再补充修订两年时间，应该能成为一部比较完善好看的历史书。

虽然中国传统各种县志汗牛充栋，但这些县志从来都不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虽然岐山不乏文学家，也有很多县志专家，但没有谁像我们这样喜欢钻研故乡的历史。中国从来不缺农民作家和乡土小说，缺的是对乡土文化和地方小民历史的思考与叙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官样文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因而也应当有一部平民化的乡土史。

历史从来都是势利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多如牛毛，但能从平民角度书写传统时代劳动生活的好书并不多见，正是“文章写尽天下事，不肯俯首看苍生”。虽然人人皆知秦始皇，但我们对自己祖先的生活其实所知不多。若能为普通大众写一部关于祖先和乡土的通识读本，在当下也可称得上是空谷足音了。

我成长于传统乡村时代，也亲身经历了乡土社会的末日时光。我很喜欢萧公权的《中国乡村》和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这两部学术名著都比较专业，略显深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又过于简略。当下市场上虽有不少名为“古人日常生活”之类的书，多陷于琐碎庸俗。著书十余年，我认为对历史应该有端庄严肃的写作态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写作者首先要自重，不应为迎合媚俗而入于匪辞，溺于流俗。

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县志选题，王帆极其兴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两三个月便写出了《州县之民》的初稿。人说后生可畏，年轻时的激情真是不可思议，这让我想起自己当年写《历史的细节》时也是这般如有神助。王帆觉得我的三年计划太漫长了。这我也能理解，对他这年纪来说，三年可能会影响一生，对我而言，三年只是马齿徒增尔。我只好放弃了原先的合著计划，帮他联系《州县之民》的出版事宜。

如今的图书市场竞争得厉害，已非我当年刚开始写作时可比。图书出版成本增加了不是一点半点，完全变成一项风险投资；要出版一个没有名气的年轻人的处女作，出版方面临很大的压力。王帆的运气不错，几经辗转，浙江人民出版社最终看中了这部书稿。本书的编辑为此做了很大努力。

写作是当下这个社会不多的可以一个人做的事情，但要出版成书，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对读者来说，一本书背后，除了作者，还有很多人的默默付出，也有很多不经意的故事发生。

二

《诗经》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岐山因周王朝的肇兴而闻名，“岐山为周室开基之地，关中数千余年声名文物，胥于此肇端”。王帆的这本书写的主要是岐山的历史，所依据主要蓝本是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岐山县志》。

《岐山县志》序文中说：“今之郡邑志，古之国史也。”中国古代重视历史，不仅历朝历代都要为前朝撰写国史，而且地方也有官方或乡绅撰写本地的历史。论数量，这些地方史志远比二十四史大得多。

方志的编撰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职方氏”，只不过当时以地理地图为主，到唐宋时开始重视文本内容，方志由图志转向史志，着眼于基层行政治理。方志的正式出现大约是在南宋，而盛行于明清，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有关。因为战乱，宋元时期的方志大多佚失；就流传至今的七千多部方志而言，基本都出自明清以后，而清代和民国时期编撰了六千多部。就《岐山县志》而言，主要也是在晚清和民国编撰。

明代嘉靖《宁海州志》云：“国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谱，其义一也。昔人有言子孙不修谱，比之于不孝，然则居官不修志，其得为忠乎！”从这句话便知方志与国史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处。若加以类比，地方志介于国史和家谱之间，或者说有点类似于国史与家谱的混合，其核心还是传统的忠孝文化，只不过多了一点平民色彩。需要注意的是，官修县志的信史成分并不高，对于饥荒、战乱、民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一般鲜有记载，总体上还是为地方士绅树碑立传。

人常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历史作为中国人的信仰，人们对生命最高的追求就是“青史留名”，然而真正能在国史中留名的毕竟只有极少数帝王将相，相比之下，方志中则记录了许多基层官吏、地方乡贤和普通孝子节女的事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四民”结构，即士、农、工、商，而主要的士和农，也就是读书人和农民。传统文化以农为本，耕读传家，士和农的身份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只不过士带有精英色彩而已。

在历史上，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重心北移，西北的关中不断被边缘化。到明清时期，关中西府的岐山已经沦落为中国西部一个偏远小县。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偏僻闭塞之地，却在交通困难的时代，迎来送往了一波又一波来自中国南北的知识精英，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岐山，带来新的思想和文化，也影响着岐山本地的风土人情。

明代万历年间，来自河北的傅铤担任岐山知县二十余年，他为民众减免了很多税赋，自己到退休却没有一点积蓄。傅铤说：“我这衙门里的子孙、仆人、奴婢一共有二十几人，都是靠岐山养活，可有一根丝线、一粒粟米是从灵寿老家拿过来的？如果还要再谋划私人积蓄，民众将怎么受得了？而且子孙辈能不能自立，也不在于父辈们留给钱财的多少。”

来自江南的王毂于顺治十二年（1655）任岐山知县，他以《岐山怀古赋》记录了当时的岐山大饥荒：“膴膴周原，想见当年富庶。萧萧遗孑，半成今日逃亡。白骨山高，仅保离群鸿雁；青磷夜遍，空嗟羵首牂羊。”

来自广东的林华封于乾隆十一年（1746）任岐山知县，《岐山县志》中对其一笔带过，《东莞县志》中则称其在岐山时“布衣蔬食，日事吟咏，恬淡以终”，而官方文件记录中对林华封的评价却是“贪鄙累民，驿马疲瘦”。

古人重史，因而重名，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陈胜吴广的起义宣言便是“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不能理解：人都死了，还要名有什么用？顾炎武说：“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唯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日知录》卷七）

本书虽然主要基于《岐山县志》，但也不是完全拘泥于岐山一地。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描绘一个明清时代的传统社会，王帆从同时期的县志府志和奏章中挖掘了更多有可读性和代表性的故事。如发生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凤翔知县李庄打死布商案，在乾隆三十二年重修的《凤翔县志》中，对李庄一笔带过，对李庄打死布商案则只字未提，经过王帆的精心打捞，这段被隐藏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

明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写下了《山坡羊·潼关怀古》：“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州县之民》写的是“治乱之间的小民”，对很多读惯了秦皇汉武雄才大略的读者来说，读这样的平民历史或许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其实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如果说每个人都活在历史里，那么这样的历史写的就是你我。

一本书，不同的人总能读出不同的东西来，我对书中两句话印象深刻：雍正《扶风县志》载：“男惟耕，女惟织，而两税不逋也。”乾隆《岐山县志》载：岐山百姓“风俗淳良，不鞭笞而赋早输，一招呼而役即赴”。

细读《州县之民》，我能感到王帆对县志的研究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尤其对《岐山县志》更是熟稔，对历史也有不少深层思考。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他能举一反三，反复比较，从各种史料中甄别出真伪，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带有尝试性的第一部历史作品，王帆在本书中展现了较好的历史素养和文字功夫，这可能也是他反复修改打磨的结果。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我经常劝人读书写作，却从不劝人藏书当作家，除非能有颜回那种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志的精神和毅力。有人为了情怀而写作，有人为名利而写作，王帆无疑属于前者。我也希望他的写作道路能像他的名字一样“一帆风顺”。万事开头难，对王帆来说，有了这一本书，不仅意味着他走出了历史写作的第一步，或许也能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方新天地，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谨以这篇小序祝福我的乡党王帆！

杜君立(1)

甲辰正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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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君立，关中人，通识历史写作者，著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历史的慰藉》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