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 人类与文明：它的起源与彼此联系

导言

葛兆光

从现在起，我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一季，将对全球的早期历史和彼此联系，做一个叙述。

1. 传统中国史书里的“世界”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家都习惯以我为中心，也就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来进行历史叙述。早在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之前，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史家大概就已经有这种习惯。在这方面，我们建议大家看三篇文献：第一篇是《尚书·禹贡》，根据它的记载，在中国之内有九州，在中国之外有岛夷、莱夷、淮夷、三苗等，周边以华夏为中心，他们都服从中国号令，都会给中国进贡土产；第二篇是《逸周书·王会篇》，它记载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传说当时四方来朝贺的属国包括东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的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

不过，这种关于世界的认识最终形成系统，成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大概还是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为什么呢？因为《史记》是第一部有意识地记载中国与世界的著作，它奠定了后来中国历史书写尤其是所谓“正史”的基本框架。在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中，除了汉朝，周边还有北方的匈奴，东方和南方的朝鲜、南越、东越以及西南夷，同时还通过《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方”即现在的中亚、西亚各国。《史记》的这个世界，大致已经涉及现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里面还没有说到当时已经很强盛的、与汉朝东西对峙的罗马帝国，但应当说大一统的汉代已经很有“世界眼光”，司马迁也真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卓越历史学家。

不过，在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也有问题。所谓诸夏及周边，都是黄帝、颛顼、帝喾的直系或者旁支，而太远的或者不文明的就和咱们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这种历史认识，给后世带来两个深远影响。第一，关于外面的世界，还没有被司马迁算成黄帝一家的，唯有不开化的西南夷和“西极远蛮”，也就是中亚、西亚、南亚一带，这些地区在他心目中是“蛮夷”。于是，这种历史记录使得传统中国越发强化对外胡汉、华夷之分。第二，关于内部的世界，这些诸多族群或地方都被他说成是黄帝、颛顼、帝喾之苗裔，这虽然有“四海一家”的好处，但从历史上来说，有可能淡化或遮蔽了他们不同的来源、文化的差异和彼此的对立，使得早期中国历史起源单一化、族群文化一元化。而这种观念，也恰恰无意识地强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意识和王权观念。

这当然不能怪司马迁。应当说，作为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他无法超越本国立场，他习惯从本国立场向外眺望，他笔下的世界仍然是以本国为圆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而且他在文化上总是有自我的优越感，华夏是文明的，周边蛮夷不够文明。这些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证明华夏的文明，他们朝觐中央王朝会给王朝带来荣耀和自信。

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很古老也很固执，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晚清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从西方传来各种各样新的世界史、万国史，这种观念才被打破。

2. 什么才是真的“四海一家”：早期人类的移动轨迹

晚清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写的各种世界史传到中国和日本，东方人才开始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民族、国家、文化，从此不得不走出自我想象的“天下”，开始面对林林总总的万国。有人说，“从天下到万国”就是中国从中世走向近代。所以，中国最早接受万国图像的先驱林则徐（1785—1850）就写了《四洲志》，魏源（1794—1857）就写了《海国图志》，徐继畬（1795—1873）就写了《瀛寰志略》。到了19、20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终于走出“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来写历史的时代，人们也开始关注埃及、印度、罗马的历史，原来世界上有好多个辉煌壮丽的历史；人们也开始承认，中国的历史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长的历史，就像承认长江不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比不了尼罗河、亚马孙河一样。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出于自尊和认同，历史学还是希望找到证据说明中国这个地方，族群是自古以来就自己形成的，文化主要是从远古以来逐渐形成的，有中国精神，有华夏色彩。从同情和理解的历史背景看，这没错。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以主权国家构成的新世界体系兴起，又是西方崛起主导和统治世界、东方各国要寻求独立自强的时候，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或出于自负，或出于自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书写以国家为构成单位的世界史，而写世界史的时候，眼睛又更多地关注政治、军事、经济。即使是在写世界的历史，关于早期人类，大家也还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各自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各个民族和各个文化的形成。大家记住，“追溯光荣历史，书写民族谱系，建立国家认同”乃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认定的书写历史的主要责任。

可是，地球上早期人类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互不相关的吗？或者他们是连枝同气的吗？大家都承认四大文明发源地，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国，但在文明形成过程中，它们之间有联系吗？到了全球史兴起之际，人们才开始将这些问题置于重心，更加关注。现在很多历史著作，都开始承认一种说法，也就是从十万年前开始，早期人类走出非洲，他们迁移到各地。在八九万年里，人类迁徙到世界各地，布满欧、亚、非大陆。据一种有争议的说法，大概在六万年前，有人渡海到达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而最后是美洲。据说在一万五千年或更早的时候，一些人类从东西伯利亚穿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此后仅仅一两千年，他们就从北美到了南美。

当然，历史很漫长，进程也复杂。从一万年之前开始，农业产生了，金属使用了，文字发明了，城市兴起了。正是因为人们在继续迁徙，把文明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真正在历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可以被较为清晰地描绘出来的人类早期迁移历史，是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那时候，全球到处有意义重大的人群移动，我们举一些例子吧。在亚洲，东进的印欧民族一波又一波地南下，进入印度，改变了印度当地的族群成分和文化风格；而外来人也覆盖了西亚，在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一带，先后有从亚美尼亚迁来的胡利安人（Hurrians），也有善于养马的米坦尼人（Mittani）；游牧族群亚摩利人（Amorites）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古巴比伦；在埃及，外来人希克索斯（Hyksos）王朝的建立，也把新的战争技术引入埃及；北方草原青铜之路，则推动中国也进入“青铜时代”。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历史，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四海一家”，并不是只有早期华人源自黄帝，其他世界上各色人等也并不是另外的蛮夷，其实可能都是彼此相关联的亲戚，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他们后来各自发展出不同的文明。

在第一季里，我们将会这样给大家来介绍早期人类的全球史。

3. 历史的坐标：早期全球的历史线索及文明要素

在讲述早期全球史之前，我们建议大家记住以下线索，毕竟历史要有“坐标”，横向有彼此文明的接触、联系和影响，纵向有沿着时间复线发展的若干轨迹。

距今六千五百年前，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苏美尔（Sumeru）文明。过去的世界史常常认为埃及文明最古老，但是20世纪的考古证明苏美尔才是更早的文明。六千多年前，这里就有定居农业，渐渐地城市也开始出现，人们能够冶炼青铜，可以制作轮制陶器，有带轮子的车辆和水上的船只，不仅有文字，逐渐还有王权，甚至还有纪念性建筑。

比苏美尔文明晚不了多少，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埃及受到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形成埃及文明。据说，国王美尼斯（Menes）约在五千年前统一上下埃及，这里不仅有依赖尼罗河的大型农业，有象形文字，还有权威的法老，以及王国巨大的宫廷和大型的金字塔。

稍稍晚于埃及的印度文明，也在差不多五千年前形成。有人认为，现在发现的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也和苏美尔文明有关。据说，原本这里也有城堡和圣殿，只是后来被外来的雅利安入侵者中断，由此印度文明发生巨大的转型。

大约再稍晚一些，以爱琴海南端入口处克里特岛（Crete）为主的米诺斯海上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也发展起来，虽然它不像前面两个文明那么巨大和明显，但是米诺斯船通过木材、橄榄油、铜矿的贸易，把今天非洲北部沿地中海一带、欧洲南部和亚洲西部的两河流域连成一片，成为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著名的米诺斯王宫也在四千年前建造起来。

同样，在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夏文明也开始兴起，渐渐地这里出现稠密的农业人口、大型的灌溉系统，也出现城市与王权以及青铜冶炼与铸造，还出现北方的黍、麦以及南方的水稻。

历史就是这样开始。因此在第一季里，我们除了要简单叙述考古学呈现的世界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我们还选择青铜冶炼与铸造、农业与各种食物的起源和传播、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这三个话题，简单勾勒一个彼此关联的全球史图景。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就选择青铜、食物和文字呢？道理很简单。首先，青铜冶炼非常重要。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公元前4000多年前，即距离现在六千多年前，在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一个地方，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炼铜熔炉和炼铜作坊。因为有了坚硬和锐利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人类有了一个加速度的发展，脱离了艰难的石器时代，对自然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些精美的器具逐渐成为礼器和乐器，成为神圣祭典的供奉物，成为审美的对象，于是人类文明达到新阶段。所以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说，当人类借助熊熊大火从矿石里提炼出金属，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其次，农业与食物也很重要。“民以食为天”，没有农业带来稳定的粮食收入，没有各种赖以生存的食物，一切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历史。有人统计，比起狩猎，移动的农业让能源的可用性增加十倍，定居农业又比移动农业增加十倍，可以养活更密集的人口，动物的驯化，稳定的肉食来源，相比仅仅依赖粮食作物，让人类的健康与体力又增加不少倍，这样才能有“过剩”。果腹的食品有了“过剩”，人们才有了“富足”；“富足”使得一部分人不必直接从事食品生产，才出现了分工的可能；剩余的物品用于囤积和交换，才出现商业贸易和贫富分化。恰恰是这种分工与分化，催生后来的文明社会。再次，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文字当然也很重要。有了文字，不仅可以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契约，而且知识、思想、情感可以记录和流传。与全球史更相关的是，有了文字也就有了历史。

当人类可以果腹，能够用金属，并且有了文字，这时城市出现了，差异出现了，文明也形成了。当然，随着人类社会加速度的发展，各个区域的文明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这些不同色彩的文明合起来，构成全球文明史的全景，就像我们在这一季里用“月印万川”那个比喻说的那样，千差万别的月影，映照的是同一个月亮，因此有了这样一个色彩缤纷的全球史。

4. 大航海之前：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

第一季里，我们不仅要追溯早期人类的历史，同样也要讲全球的相互联系。讲联系的时候，不免讲到一些时代较晚的事儿，比如西亚与中国的物质交流、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美洲，因为时代越晚，人类视野越大，彼此联系越明显，历史就越发纠缠。我们在这一季里想说的有两点：第一，说明这是一个“联系的全球历史”；第二，说明这也是一个“认识全球联系的历史”。所以，最后我们也专门设立了一讲，讨论人们如何一点一点逐渐认识世界的历史。

说实在话，虽然现在我们可能很惊讶于早期人类能够四处迁徙，觉得他们居然可以漂洋过海，可以越过千山；但一定要记住，那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若干代人持续的事情。当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穿越层层史料一下子追溯过去，忘记世界不同区域的这种联系其实是很艰难、很漫长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他们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没有轮船，到远处去要辛苦跋涉，对于他们来说，百里之外可能就是“远方”，所以《周易》里总是要占卜是否“利涉大川”。他们能够看到的“世界”往往并不大，从自己身处的地方向四周看去，从走过的、听闻的、记录的开始，经由战争、贸易、旅行、探险、开发以及传教或朝圣，人类越来越了解这个地球。人们一旦能够利用车船甚至机器动力，就不仅仅在物质流通、宗教传播、人口迁移、商业贸易上自觉地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同样也越来越自觉地在历史认识上把全球联系起来。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看到波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of Macedon）从马其顿、希腊，南下埃及、巴比伦，他的军队又东进到中亚；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到了大月氏等地，还知道安息和条支。那时候，人类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已经彼此交错。接下来，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徒，在1世纪就来到中国，而4至5世纪的法显，从陆路去了印度，又从海上回到中国，说明海陆两端已经成为僧侣和商人的往来途径。中世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TO形地图，三个叶子形状的亚洲、欧洲和非洲，更说明人类已经知道所谓“世界岛”即陆地相连的大陆。到了13世纪，马可·波罗来中国，加上拉班·扫马西去，伊本·白图泰东来，汪大渊跟随海商到达印度洋，其实这时候人类的地理视野已经大大开拓。随着回回人带来的世界新知识，以及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最终是哥伦布、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约1480—1521）海上航行的壮举，终于使得全球的地理轮廓渐渐浮现出来。人类对于异域空间的认知，就像雨点洒落池塘的水波纹，这一个个水波纹逐渐扩散，彼此交错，覆盖整个池塘。同样，这个时候经由海洋的联系，全球终于成了一个整体，人类终于有了全球的地理知识，也越来越感受到全球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这就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全球史。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