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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盯着电话，抿着伏特加。透明的玻璃瓶。灼口的酒液。

瓶盖在廉价地毯上越滚越远。

我想象着自己打电话给玛丽，想象着自己拨号的样子。我的姐姐，她和我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她更优秀，更正常。我想象着她的嗓音在电话那头响起。

喂？喂？

脑中的麻木感，陌生的重力，本可以说出的那些话堆积在心头：不用担心，一切都好。但我什么都没说，就这么让电话从我手中滑落。几个钟头以后，我发现自己坐在玻璃窗外，酒醒了，穿着湿透的衣服，看着雨幕。雨一刻不停地下着，蒙蒙细雨打湿了我的衣服。

雷声在东方响起，越来越近。我站在夜色里，等待自身状况好转起来。

我看到旅馆停车场里有个人影。那个不该出现的身影站在雨中，灰色的雨衣闪闪发亮，朝旅馆的方向昂起头。那个人影看着我，面孔仿佛一座黑色的池塘。随后车灯的亮光突然出现。等我再次定睛看去，那件雨衣已经消失了，又或者从来没出现过。

最后一口伏特加灌入我的喉咙。

这时我想起了母亲，想起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情景。与此同时，我的意识开始缓慢溶解。我失去了和身体的联系，脱离了钠光灯照耀下的那具棱角分明的身体——那双眼眸的灰色就像雷雨云，就像制造火炮的炮铜。

“它不适合你。”许多年前的那个秋天，我母亲说。

我的手臂甩出，伏特加酒瓶旋转着飞入黑暗。闪烁，粉碎，玻璃、沥青和雨滴。一切起于虚无，最后又归于虚无。

那是我有时会做的梦。我们上次说话的那年，我十五岁。

她有很多名字，大部分都是编造的。

我母亲在桌子那边看着我。她没有笑，但我看得出她很开心。我知道她心情不错，因为我来看她了。

那是在一切都无可救药地恶化之前，她最后一次回到家里。她喝着茶。一如既往的冷茶，加了两块冰。我喝着热可可，双手捧着温暖的马克杯。

“我在哀悼。”她说。

“为什么哀悼？”

“为人类。”

我注意到了话题的变化，思绪也随之换挡：这又是她常说的那种话。就像她的思绪不断陷入的车辙——无论如何前进，终究都会偏离道路，返回荒野。

“我们种族的Y染色体正在退化，”她说，“几十万年之内，它就会彻底消失。”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梭巡，在每件东西上停留片刻，然后便转向下一件。

我配合地回答：“那自然选择呢？它不是能剔除不良个体吗？”

“那还不够，”她说，“结果是无可避免的。”

也许是吧，我心想。也许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这个房间，这一天。我母亲坐在我对面，眼神焦躁不安，衬衫扣错了纽扣。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这间休息室。在屋外，风吹起了玫瑰园里的落叶，堆积在波特砌起的那道用来阻挡邻居家柯基犬的石墙边。

波特是她的男友，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他叫她“我的吉莉安”，就像上辈子欠她那样爱着她。但我觉得，他跟我父亲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这既是他能够陪伴她的理由，也是他没法和她更进一步的原因。

“你姐姐要嫁人了。”她说。

我们早先的对话突然有了意义。我当然知道姐姐的订婚对象，我只是不知道母亲也知道。她活跃的目光定格在我身上，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母亲的驾照把她那双眸子称作“淡褐色”。但淡褐色是种笼统的说法。凡是蓝色、绿色或者棕色以外的眸色，都可以称作“淡褐色”。就连黑色的眸子都可以说是“褐色”，但你却不能说别人的眼睛是黑色的。我曾经这么做过，有时人们会觉得自己受了冒犯，虽然这是绝大多数智人的眸色。对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同胞来说，这是正常的眸色。墨黑色，就像黑曜石的碎片。但我母亲的眸色很不寻常，不是蓝色或者绿色，更不是车辆管理局写在驾照上的淡褐色。我母亲的双眸带着名副其实的疯狂之色。我清楚这一点，因为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那种眸色，在她的眸子里。

“地球的磁场在不断波动。”她告诉我，“此时此刻，磁场的热点在南美洲。那些漂亮的极光只是进入可见光谱的带电粒子。我坐你父亲的船去海角北面的时候见过一次极光。”

我笑着点头，这种对话向来如此。她太过沉浸于这些不为人知的事，从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凡俗的话题上。她脑子的内部路线始终伸向那些隐匿的真相与深邃的秘密。“磁场正在弱化，但我们在这儿很安全。”她又呷了口茶。她很高兴。

这是她特有的技巧。她能只用眼神就表现出喜悦、悲伤或者愤怒。她把那项天赋传给了我，这种交流方式，就像一种只有我们才知道、不需要言辞的秘密语言。

就在那一年，有位老师说我应该试着多笑笑。我心想，我难道没笑过吗？一次也没有过吗？

即便在那时，我也像极了母亲。

在化学、天文学和遗传学专业都半途而废以后，她最终拿到了免疫学的学位。她拥有热忱，但同时也不切实际。她毕业那年，我九岁。回想起来，征兆早就存在。奇怪的信念，以及后来变得如此明显的那些事。

她的爱既激烈又不现实。也正是这种激烈与不现实，让她的孩子们对她无比信任。因为虽然她的心智显然全无复原的希望，但她身上仍然有着伟大之处。那份伟大隐藏在深处，仿佛潮汐力。

她会推迟自己入睡的时间，给我们讲述睡前故事。在她的故事里，现实和幻想的分界线总在变动。她会给我们讲述科学故事，以及在不同的世界也许能算是科学的故事。

我姐姐和我都太爱她了，爱得不知该拿这份爱怎么办。

父亲没能回来的那天，她最先醒来。她瘫倒在我的卧室里，费力地吐出那些字眼。我对那天晚上的记忆少得可怜，就好像那是别人的故事。但我记得她深吸一口气，打开电灯开关，也惊醒了我——然后无数的岁月化作字句倾泻而出，巨细靡遗。许多次人生化作言语的瀑布。缓慢却无法停止的尖叫。从未真正止息的尖叫。

我记得那个房间，记得墙壁的颜色。近乎照片般的细节，再加上古怪的记忆断层——我本该记得，却不知为何无法看到的事物。我能清楚地看到墙上的旧裂纹。我能感觉到楼梯光滑的木制扶手，还有擦过肩头的相框的触感。我能看到门厅的枝形吊灯上那层薄薄的灰，但我姐姐却不见人影。那些记忆中没有她的存在，虽然当时她肯定在场；又或许她就在那里，站在后方的阴影里。

然后碎石开始刮擦我的光脚，而立足不稳的母亲倒在屋外的人行道上。我站在车道上，身旁是无声打转的红色灯光。我看到了警察，但他们都没有脸，只有手电筒、徽章和仿佛从水下传来的字眼。

你父亲……

她没能说完。没能说出那几个字。

从那以后，一切都不复以往了。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是，但尤其是对我母亲。

现在她又呷了口茶，我看到她眼里的快乐换成了担忧。那双名不副实的，不怎么像淡褐色的双眸。

“埃里克，你还好吧？”

我只是点点头，喝了口热可可。

“你确定吗？”她问。

她父亲有四分之一的切诺基人血统，长相也颇为相似。这是她和我的共同点：我们都像自己的父亲。

“一切都好。”我说。

她个子很高，四肢修长，曾经棕色的头发如今掺杂着白色。她永远都是这么美丽。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眼睛了。但不是指颜色——因为我的眸色是蓝灰——而是指形状。我们的表情隐匿真心。我们的双眼保守秘密。

她从不喝酒。一次都没喝过。跟我父亲不同。

她会告诉你理由。

在她的家族中，酒鬼的历史相当悠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坏酒鬼”。那种会跟人打架，然后进班房的酒鬼。包括她的祖父、父亲和兄弟，她的一部分表亲或是堂亲。所以她明白。就像亨廷顿氏病1或者血友病，受污染的血脉会代代流传下去。我不禁怀疑这也是原因之一：对酒精的莫名熟悉感让那两人——她和我父亲——走到了一起。

有时候，就只是因为“笑起来的样子”这种单纯的理由。或者是家族传承的发色。又或者是你拿着威士忌酒杯的方式：展开的手指不经意地抓住杯口杯缘，让手掌悬停在冰凉的棕色液体上方。是当你与别人初次相见，却觉得彼此……莫名熟悉的那种感觉。觉得彼此从出生就已相识。也许他吸引她的正是那一点。又或许她只是觉得自己能纠正他的缺点。

因此母亲从不喝酒，一次也没有。她觉得这样就足以拯救自己了。

在我长大成人的期间，她曾多次告诫我不要喝酒。家族中父母两系都有酒鬼，她是这么说的，又告诉我碰都不该去碰，连一小口都不该喝。

“它不适合你。”她说。

不用说，我最后还是喝了。

不适合你。

再没有比这句话错得更厉害的了。

1 译注：又称亨廷顿舞蹈症，一种遗传疾病，患者会不由自主地做出舞蹈似的抽搐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