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名曰行政村，相当于政府部门的股级。每个行政村下辖几个小一些的村子，叫作自然村。自然村一般有十几个生产队（后来叫村民小组），这些村民小组三三两两地分布于自然村内。那么行政村、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就是中国最为微小、最为末梢的一个现实存在和组织形式。
其实农村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往来，除亲戚之外，大多是在自然村内甚至是本生产队。我们小的时候就很少跑到别的生产队去玩。
大周行政村，下辖四个自然村，从东到西依次为：西安庄、张尹、贾井、大周。这四个自然村又分为十三个生产队，西安庄东头是一队，大周西头是十三队。
在临颍县档案局地名办于20世纪80年代内部印制的《河南省临颍县地名志》上，我找到了大周村的相关介绍。
关于大周行政村，是这样说的：
在台陈乡西南部。因村委会驻大周，故名。辖大周、贾井、西安庄、张尹四个自然村。365户，1913人，均汉族，耕地2871亩。
清属南吕保；1921年属南区毛家村；1934年属第三区王曲联保；1941年属杜曲镇第十保；1949年属杜曲区；1958年属王曲公社；1962年属台陈区；1965年属台陈公社，为大周大队；1984年元月属台陈乡，为大周村委会。小学一所，中医诊所、卫生所共三处。
小小的一个行政村，随着时光流逝，归属也变来变去，好在六十多年来，再无变动，稳稳地属于台陈公社，现在叫台陈镇。
大周行政村四个自然村从东到西，简介如下：
西安庄，在县城西南9公里，滨颍河故道。清朝初期，安姓由本乡颍河故道东的安庄分居此处，亦以姓氏定村名，1986年更名为西安庄。聚落同张尹一体，为长方形，十字街纵横全村，多砖木结构脊坡式瓦房。以农为主，有建筑、运输等副业，种植苹果有名。
我们平常一直称为安庄，其正式名为西安庄。西安庄跟西安市没有关系，它是指颍河故道西岸的安庄，区别于东岸的老家安庄。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人是由几百年前英国迁去新大陆。当初一个姓安的因为兄弟矛盾，出走向西，过了颍河故道，寻找新家园。目前西安庄主要姓氏有安、崔、徐、赵。
张尹，在县城西南9公里，颍河故道西岸。明朝初年从荒张村迁此一户张姓，之后尹姓迁入，两姓以南北路为界建村，合称为张尹。
我记忆中穿过张尹和安庄的街里，一路向东，走过颍河故道，就能到达王曲北街，穿过北街，抵达王曲十字路口——我童年的繁华之地。无数次梦中我回大周，走到张尹西头，远远看到大周的样子。张尹还有两户姓牛的，我是写作这本书时才得知。
贾井，在县城西南9公里，颍河故道西岸。明朝初年，贾姓从城东南今陈庄乡贾太石迁来定居，始名贾庄；后很快富裕起来，嘉靖年间盖起八所楼，名声大振。贾阁老得知后，即让他们在村头打一眼砖井，并送一对石狮子置于井旁，人称贾井，并以村名。因距王曲集较近，生豆芽为主要副业，久有盛名。有一处诊所。
我们平常将其称作贾庄，主要有三个姓氏：贾、王、吴。
大周，在县城西南9.5公里，颍河东岸。明朝初期，周氏自山西省洪洞县迁此定居，名为周村；以后发展为大庄，遂称大周，属台陈乡，为大周村委会驻地。聚落呈长方形，面积76200平方米，一条东西街长600米。村委会、学校在村东端。以农为主，建筑、运输业较兴旺，新兴玉米皮草编发展迅猛。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六月二十九有古庙会。
这里的“颍河东岸”，指的是新颍河。20世纪50年代颍河改道，人工取直，大周由颍河西岸变为东岸。
我们大周的姓氏最多，有周、张、陈、朱、孙、师、梁七个。
从何处来
大周行政村十六个姓氏，代代相传，几百年来石榴籽一般居住在这一片土地上。他们从哪里来，因何而来，发生过什么故事？
除了安、张、贾、周有文字记录之外，其余十多个姓氏的来路，引起我的好奇，于是在七八十岁的老人中间做了一番调查。
安姓目前人口众多，有自己的家谱，每一代人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受访者安冠友的祖爷爷叫安选，爷爷叫安振西。
姓崔的来历非常明确。清朝时，祖先赌博发了一笔横财，由东乡来到安庄置地，盖了一院房，占住了路南的一片地方，从一户人家发展繁衍至今，现有131口人。崔学岭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崔皿。他充满自豪感地在纸上列出目前崔姓人家的每户人口数量。
姓徐的只有两户人家，是亲兄弟，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徐栓城和徐雪城。他们的父亲名叫徐春，在我童年时任大队支书。但是徐栓城的儿子徐洋说，爷爷大名叫徐春亭，他从爷爷的抗美援朝立功证书上看到的。却不知为何大家都称他为徐春。农村人之间，很少称呼姓氏，只是叫名儿，尤以喊一个字而显得亲近：涛、国、娜、茹、赖、枝、璞……人们称他徐春，莫非强调他在安庄是独一户？据徐雪城说，祖先从哪里来的也不清楚，几代以前，是有好几户的。他爷爷兄弟四个，但有两个没有娶妻，娶妻的那一个没有孩子，只有他爷爷奶奶生了一个他父亲，连姑姑也没有，于是徐春这一代人口传承比较惊险脆弱，好在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又各有两个儿子，眼看着又要发展壮大起来。徐雪城妻子说，当年计划生育抓得最紧时，村里领导考虑到徐姓人脉单薄，私下里对他们网开一面，默许二胎三胎，其实也就是让你生到儿子，于是徐栓城、徐雪城兄弟俩一共有七个小孩，四男三女，犹如河水从狭谷中冲了出来，河床宽展，奔涌向前。徐雪城记得童年时期，因村东头的颍河故道积水淹地，他父亲曾经带着他去给爷爷迁坟，挖开来是松木大板（棺材），几十年不腐不坏，证明祖上曾经富过。他说，人就是这样，穷一穷富一富，前面穷了几十年，现在该翻身壮大了。目前农村有两个儿子的非常发愁，但徐雪城没有这种情绪，他为自己和哥哥各有两个儿子而欣慰，辛勤劳作积攒家业为儿娶妻成家在所不辞。
在安庄东头，还住着两户姓赵的——赵学周和赵学民兄弟俩。他们的父亲赵孟杰已经去世，再往上爷爷的名字无从考据。据五十七岁的赵学民介绍，听他奶奶说，他们比安姓来得还早（这一点暂且存疑，如果他们来得早，为何不叫赵庄，为何没有更多人口？），曾经也是大户，人口较多，祖爷爷兄弟三个，爷爷兄弟七个，家有骡马和油坊。20世纪前中期，因抓壮丁和饥饿等原因，家族转眼衰败，人口迅速凋零，只剩下他爷爷一脉。他父亲有了他和哥哥两支香火，现在两人共有三个儿子，又有五个孙子孙女。他家正像徐家一样，有旺有衰，一度人脉弱薄，犹如风中蜡烛，忽闪几下，又顽强挺立，随着时局的稳定、时代的前进而重新燃烧，壮大队伍稳步前行。赵学民目前在乌鲁木齐打工，因身体原因动过手术，不能干重活儿了，打算今年（2023年）干完告老还乡。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儿子——三十二岁的赵凯涛从育红班开始一直是年级第一，一路领先，顺利考学出去，现在是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博士后，2022年评上了副教授。
张尹的张中保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叫张文亭。我问：爷爷名字不知道吗？家里其他人也都不知？没人告诉你？他说：不知。
姓尹的只知道自己祖先迁来张尹几百年了，至于从哪里来的，说不清楚。尹继忠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尹丙见。爷爷有四个儿子，父亲有四个儿子，自己有一儿一女，儿子有一儿一女。从祖先到他们也都没有什么传奇和出彩的故事，“都是一般人”（尹继忠语）。目前姓尹的大约有一百口人。
牛姓一百多年前穷困逃荒，先是去了曹庄，后又去了郭庄，都过不下去。后人自己调侃说，因为牛去了槽里会发起来，于是曹庄人不容，撵他们走；牛到了锅里命已休矣，于是自己出走，来到张尹，嗯，这里不错，安居下来。目前已经在张尹繁衍六代，人口五六十，大都在外地工作。牛春付不记得父亲和爷爷的名字，因他两三岁时没有了爹，只知道他爹有兄弟五个，他叔名叫牛书义。牛春付的五叔20世纪50年代去往武汉工作，现一家都在武汉，几个儿子都可“中”；哥哥一家在深圳；只他这一支和侄子共十三口人留在张尹。
贾氏目前有二百多口人。贾保安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祖爷爷贾九、爷爷贾文卷。贾氏目前的最高学历者，是一位同济大学的研究生贾新勇，目前在上海工作。
王姓在三四百年前由西乡田店迁来贾井。目前人口六七十。王彦峰记得自己的爷爷叫王根。当问到他们祖先有哪些故事、记忆和经历时，他只说了一个字：穷。他们姓氏中出名的人是王有志，民国时期任县委秘书，1949年后劳改，死在了辽宁。
吴德安只记得自己父亲名叫吴秉灿。他无法说清自己的祖先为何来到这里，怎么来的。目前他家十来口人生活在贾井。
大周也有几户张姓，与张尹的张不是同一个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只知清代家里开过当铺，后来打油，生活较为富足。曾有祖先牌位供在家中，“文革”“破四旧”时没了。目前在大周村街的中间地带生活，共有五六十口人。张国欣能记得自己爷爷名叫张海，爷爷有一个哥哥叫张贵。张贵的儿子有文化会下卦，有一个万年历，但他沉迷赌博不正干，变卖家产成为穷人。新中国成立后全家定为下中农。目前家族中最优秀的人，在北京交通运输部工作。
陈姓大约百年前逃荒来到大周，从哪里来的无从考证。陈天佑的爷爷叫陈建森，大个子，是个打油匠。陈天佑的奶奶也是逃荒要饭来的。那时她还年轻，带了两个孩子（即陈天佑的两个姑姑）来到大周，好几天没有饭吃，陈建森见她们实在可怜，便收留了娘儿仨，这女人便和陈建森一起生活，生下陈天佑的父亲陈全法，属大龙的。现在陈姓有二十多口人生活在大周。
朱姓老家在朱集，姓朱的本是大周的外甥，从小在大周长大，不想走了，便给他分了一块地，为他娶妻生子，就这样变成了大周的人，如今已在大周繁衍七八代。朱国营的爷爷名叫朱得食，朱国营的父亲有兄弟三个，两个迁到新疆，如今只有他这一脉十五口人生活在大周。
姓孙的来到大周数百年，具体时间他们说不清楚，也不知因何离了家乡来到大周，在村街中段住了下来。大周村街不知为何，不是笔直一路向西，而是在中间地带向南弯了一下，再向西去。弯道处向南向北都有小路，形成一个小小十字路口，称为孙拐，我们东头人说那里是“拐儿里”。姓孙的祖辈习武，曾建有武馆。传说一个姓孙的闺女，出嫁后在婆家屡受虐待，回娘家哭诉。娘家人问她，你的武艺哩，白练了吗？闺女回到婆家，丈夫再来打她时，她将丈夫抓起，从房梁这边扔到那边，从此家里安生，她再也不受欺负。姓孙的曾建有七星庙，有碑文记载他们迁来的经过。后来年馑吃不饱饭，他们也不再练武。孙学义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孙朝。
师姓于清代末年由本县固厢大师村迁来大周，有一百多年了。师梅英长大后嫁给孙拐的孙学仁（孙学仁于2023年8月18日清晨去世）。现今六十八岁的师梅英能记得最早祖先的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师仓。爷爷三兄弟民国时期在郾城县衙做事，家庭人口兴旺。目前师姓有三四十人。
梁姓祖籍鄢陵县，祖先在明清时为剿匪元帅。到南方剿匪之后，班师回朝，走到黄河边，遇河水大涨，无法渡河。前面先行官过河进京，而元帅不能按时回京，犯下杀头之罪。反正也是个死，便于黄河南岸自尽谢罪。家里人闻听，害怕受到株连，其高祖奶奶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临颍县的聂刘村。大约二百年前，又由聂刘迁来大周。目前已经在大周繁衍六七代，人口四十余。他们还都知道聂刘埋着自己祖先元帅的衣冠冢，聂刘那里只有高祖奶奶没有高祖爷爷。刚迁来时，还经常回到聂刘祖坟烧纸，后来时间长了，历经几代人，便不再去了，只将大周认作家乡。现今七十八岁的梁丙昌知道父亲名梁宽锁，大爷为梁金锁，爷爷梁园，祖爷爷梁长恩。
最后说说大周村人口最为众多的周姓。志书中已有交代，我们祖先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六百多年。
从教师岗位退休的周建民只知自己父亲叫周玉川，再往上便不知了。
周清贵只知自己父亲名字周林河，大伯的名字周长河。因为他的爷爷去世早，他没有见过，所以不知名字。周清贵出生于1938年，逝于2023年10月29日，和我同辈，我喊他哥。清贵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推翻了我在《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以下简称《回大周记》）里的一些描述，也部分否定了《河南省临颍县地名志》的记录。大周本是分为“东大周、西大周，中间隔个小孙拐”，目前东头、西头的都姓周，中间夹杂着别的姓氏。我们做个合理的推断与假设：明洪武年间，随着迁移大军，两个或两组姓周的人来到这里，两兄弟或叔侄、父子，总之两户人家，分别住在相距一里的地方，互不干扰，各过生活。时光流逝，繁衍壮大，再加上外来人口的进入，六百多年后将大周连接起来，密集成一个大庄，形成了今天其他姓氏都在村街中段、姓周的把守两头的局面。清贵哥最早的记忆，也就是七十多年前吧，他家西边不远，没有几户人家，路北姓陈的两家，路南有一户人家，还有一个沙梨园。园子属于贾井和周姓人家。这和孙学义讲述的孙拐七星庙西边曾有条大路相契合。可能后来人口增多，住房建得多，致使大路消失。
周宗信知道自己的祖爷爷叫周廷聚，爷爷叫周林政。关于自己祖爷爷的名字，他曾经专门找过一位年逾九旬的堂姑（即周树功的姑奶奶），询问名字是哪两个字，那位堂姑也不知道，只知是这两个发音。
生于1970年的周树功知道自己祖爷爷的名字叫周林冬（与周宗信的爷爷周林政是亲兄弟）。小时候他听爷爷周进财说，当年他家比较富足兴旺，埋周树功爷爷的爷爷（周林冬与周林政的父亲周廷聚）时，十分隆重，请的有道士，出殡队伍在街里向西，由孙拐向北去往后地，沿途不远就设一个祭桌，供响器班喝水歇息。
我为什么好奇于大家是否记得自己最早祖先的名字呢？是因为在时光长河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短暂而微茫。一个人死后几十年，人们就彻底忘记了你，跟你见过面的儿子孙子还记得你，偶尔会提及，而你那从未谋面的重孙重重孙，压根就不知你是谁。你的一切感天动地的奋斗挣扎、功过毁誉、爱恨情仇，都跟着你一起化为了泥土，即使是流淌着你的血液的后代也不再知道你，更不会想念你。而活着的人，却认真地为后代着想，尽其所能，要留下一些精神的、物质的东西，哪怕挖地埋藏，修于墙内，也要将自己的爱意和温度保留下来。比如一个人在修缮老屋时，院里挖树时，拿到祖先留下来的一个布包或者小罐，里面有一丁点钱财，那么他得到的远非是这点财物，而是一份浓浓的亲情和厚爱，仿佛立即听到先人那怦怦跳动的心，触摸到他们的肌肤与温暖宽大的怀抱。传宗接代，兹事体大，没有个儿子万万不可，哪怕他一无是处变成祸害，只带给自己痛苦和烦恼，也必得生个儿子才行。千百年来，乡村的人们凭着这一坚定信念在世间活着，于时光流逝中绵绵瓜瓞，使大地生机勃勃。而后人解决了温饱，有了丁点思索能力和梳理能力，便想探寻祖先的来历和故事。就像现在的我，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就很想知道自己出生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想要获取祖先的点滴故事以及模样。通过种种方式找寻想象，仿佛看到他们在这片大地上行走劳作，婚丧嫁娶，生生死死。我曾参观山西省洪洞县的移民博物馆，在大槐树下，在那些塑像面前，虽然知道这是人造景点，但看着那些沧桑悲愤的面孔，骨肉亲人不得已分别离散的场景，我想象着，假如能够穿越回去，有人确切给我指认一个哪怕是乞丐癞痢头，说这是你的祖先，我也会跪在他的脚下，喊他先祖爷爷，抚摸他身上的伤痛。我想象着雕塑群的这些人里，有我的周姓祖先，不知经历怎样的艰难屈辱和无尽伤痛，一路向南，走到颍河之畔，停留下来。那一刻，才知道血缘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没有任何道理地瞬间接通你的内心。
我家祖先的名字，往上追溯也只能是五代，祖爷爷叫周柏木，老祖爷爷名叫周墩。也就是说，我的父亲和叔叔，也只是记得自己祖爷爷的名字。我的爷爷周长安，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深眼窝，双眼皮，大白胡子，长得有点像马克思，行走如风，声音洪亮，享年八十四岁。我童年在大周对他有着清晰的记忆。他在世时留有两张照片，都是在西安照的。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让名叫长安的爷爷到长安城里来了两回，逛了几天。我的奶奶名叫李英，娘家是桥口的，个子矮小，性格急躁，要强能干，节俭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活了八十一岁。爷爷奶奶都是1990年去世的。奶奶说爷爷打过她，所以二人一辈子感情不和。父亲说，他小时候上学回家的路上，总是非常担忧，害怕一进院子又见到爹娘在吵架打架。也可能是奶奶生错了年代，在那个时候，男人打女人是正常现象，很多女人都不记仇，挨完打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该干啥干啥。但奶奶却耿耿于怀，到年老都不能原谅爷爷。我记忆中两人不在一个屋子睡觉（也可能是因为进入了老年），也很少好好说话，主要是奶奶对爷爷不满，总是指责外加嘲讽，随时会提起过去的事，火气很大，说起爷爷和姑奶奶（即爷爷的姐姐）的种种“坏处”，让我和眼前慈祥的爷爷总是对不上号。记得有一次，奶奶生病躺在床上，爷爷走过去弯下腰，额头贴在奶奶额上，试试她是否发烧。小小的我见到这一场景，万分惊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男女之间有肢体接触，我从未见到二人这么亲近，我以为他们一辈子都是分开睡觉，我以为天下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分开睡觉的，因为我看到戏台的官人和夫人，都是一人从戏台这边出来，另一人在那边出来。我1979年转学去了西安，离开了爷爷奶奶，回来探望也是短暂几天。据树功说，1989年下半年，爷爷身体开始不好，哥哥在家里张罗着打棺材，做好之后，奶奶给爷爷没好气地说：大棉袄做好了，板也做好了，去吧，侹进去试试。爷爷哼一声说：不定谁先使哩。一语成谶，果真奶奶走到了前面，先用了这个棺材。
据我父亲讲，我家祖上人寿命较长，都能活到八九十岁。他的爷爷周柏木，有一天早上家人做好饭端至床前，发现他已经在昨夜的睡梦中死去。我叔叔说，他对自己的奶奶还有印象，“娘家是北乡袁庄的，个子不太高，偏瘦，有支气管炎，冬天老咳喘，大概在1953年的腊月十二去世，寿到九旬”。至于我的老祖爷爷，留在这世上的，除了周墩这个名字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信息了。
我想再往上挖，但名字是没有了。据我叔叔介绍，我的爷爷、国珍哥的爷爷、明臣哥的爷爷，这三个老头儿的爷爷，是同一个祖爷爷。这个信息也不知是怎么保留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与国珍哥、明臣哥，是不出五服的兄妹。关于到底几代，我是扳着手指头也查不清了。
不知多少辈之前，在我家现在老屋的院子里，杰叔、雨叔、树功家的祖上，住着一对没有儿子的夫妻，农村人称为绝户头，我的某一个老祖爷爷过继给他当了儿子，继承了他的院落。所以我家既跟东边近门，也跟西边近门。和东边是血缘近，和西边是名分近。近门还分为亲近门、远近门，我家祖上一直都是单传，所以没有真正的近门，又不想过于孤单，就把国珍哥和杰叔、雨叔、树功他们都认作近门，也叫远近门。总比没有强。杰叔、雨叔大名叫宗杰、宗雨，跟树功他爸宗理叔，是同一个爷爷，所以他们是亲亲的近门。过继时他家有钱，住的是楼房，几代相传下来，据说到我祖爷爷周柏木这一代，出了浪荡子，他弟弟不成器，五毒俱全，败光家产，偷卖田地，死在外乡，没有后代，似乎名字也不值得记下。祖爷爷家里由此破落，穷得过不下去，楼房拆去卖了木头砖瓦，勉强搭了草房度日，于是我爷爷成为下中农。
可是据我父亲说，我家祖上跟焕章大爷家祖上近门。叔叔说，跟焕章大爷家也近，但没有跟国珍和明臣家近得很。哈哈，当然如果这样细究，一路刨到祖坟里去，其实全大周的人，尤其东大周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祖先。
祖传辈分
村里同姓人的辈分，自有一份严格的规矩和威严。有年轻人当爷的，也有老头儿当孙子的，这叫萝卜不大，在辈上长着。两个一同长大、一起玩耍的人，老家人称为“一般大的”，很有可能一个是爷一个是孙，或者一个把另一个喊叔叔。就有比我大的人喊我姑姑或者姑奶奶，而我也会喊那些比我年纪小的人叔叔婶婶甚至爷爷奶奶。不论时代怎样发展，辈分绝不能乱。春节回大周，我在街里见到家住西头的退休教师周建民，笑着说：哎呀，我也不知该喊你啥。他说：你不喊我，我还得喊你姑哩。我立即觉得自己的笑脸收拢了一些，在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面前，还得有点长辈的样子才好。一位副县级领导，喊我姑奶奶，在饭桌上，他端起酒杯说：来，孙子敬你一杯。
我周姓祖先，六百多年前远离了自己家乡，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几代之后，他乡变作故乡。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亲爹热娘，也会有命运、性情、智商差异巨大的孩子。头脑聪明、生活富足的结婚早，二十岁前当爹；生活差的，熬到二三十岁成家；也有的一生没娶，他那一支默默消亡。如此一代代繁衍至今，辈分相差很是惊人。据说目前辈分最高的是周麦林，已经去世，他夫人还健在，长我四辈，我喊她老老（为曾祖父母辈的统称）。村支书贾秋风的丈夫周孝堂又低我四辈，喊我姑老老，他们的孙子就低我六辈，也就是说，从周麦林到周孝堂的孙子周赫，相差十一辈之多，真真是没办法喊了，只能敷衍一句老老了事，否则那就得老老老老老老……扳着手指头查数。
想那周孝堂的祖辈，可能是日子富足殷实，每一代都能及时地娶妻生子，就这样注重效率，一路高歌猛进，传宗接代总是走在人前，直至将自己变成全大周最低的辈分。
那么高辈分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就是不能够及时娶妻生子，拖到三四十岁，好不容易续上香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境富足到能娶好几个妻子，将生育战线拉得很长，最大孩子和最小孩子之间都差着好几十岁。树功祖爷爷周林冬的亲弟弟周相甫（原名周林长），民国时期做过杜曲镇镇长。娶第一个妻子，先生下两个女儿，后生下一个儿子周惠民，惠民长到十来岁时因狗咬而夭折。妻子已经中年，过了最佳生育期，为了传宗接代，又娶一个年轻女子，小他二十四岁。我童年时小伙伴们都知道，那个老头儿竟然同时拥有两个老婆，这在我们眼里是很奇异的事情。人们称后来者为花老婆。我父亲喊她花奶奶，我喊她花老老。她刚娶过来不久，新中国成立，实行一夫一妻制，政府告诉花老老可以回娘家去。那时她还很年轻，刚生下第一个孩子，也想要走，但娘家妈为了让自己闺女在此过成一家人家，好对得起周家，亲自来大周住到周相甫家里，监督陪伴女儿。周相甫一家肯定也是极力挽留。女性的牺牲奉献和善良天性发挥作用，花老老留了下来，为他家先后生下三个儿子：周天才、周卫才、周同才。我童年记忆里，花老老是个完美的女人，容貌出众，洁净麻利，家里家外没明没黑地操劳，走路很快。据说最小的儿子同才出生当天，她还在地里干活，感觉要生，急忙往家里走，结果孩子生在裤裆里。这兄弟三人又都有两个儿子。天才爷的儿子叫周宗航、周宗远。听名字就知，和树功的父亲周宗理是一个辈分，如今周宗航四十来岁，然而比他大七八岁的树功也得喊他叔叔。而周宗远和树功的女儿同岁，但后者得管前者叫爷。百年之内，同一个支脉就有如此大的年龄差，那么不同支脉，因着这样那样的原因，就差得更远了。
有一次我在街里站着说话，旁边一位挺年轻的女人，披肩长发，穿重磅真丝旗袍，气质挺好，像是城里坐办公室的。她看我我看她，顾盼之间都好奇于对方。二人悄悄向树功打问，树功在中间给我们介绍，说她是十一队周麦林的儿媳妇。很快一个小姑娘骑儿童单车过来，喊她妈妈。搭上话后，小姑娘邀我去她家玩。于是向西走去，到她家里。女主人名叫亚军，属马，1978年生人，是周麦林的二儿媳妇。她还有一个儿子二十多岁。那么，我该喊这个比我小这么多的女人奶奶，问这个十二岁的周娇小姑娘喊姑姑。这真是有点小尴尬。母女俩洋洋气气地坐在装修到位的客厅沙发上，怎么看都应该像城里人那样，女人喊我姐，小姑娘叫我阿姨，可我们却笼罩在祖传的辈分下面，不得乱来。彼此笑笑，都避免称呼对方。周娇跟我当面说话，还有在之后的微信里，都是直接开口，前面没有称呼，估计小小年纪的她，面对村里一大群中老年晚辈，也很为难。我在微信里，有时候会觍着脸叫一声小姑姑。
不同姓氏的人，不需按辈分喊，或者因谁跟谁有亲戚，顺着亲戚那边喊，或者跟一个旁姓人拜了把子关系巨铁而归了人家那一辈，不定哪一根哪一梢搭上了筋脉，就按此生长。再也没有比乡村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了，是盘根错节、回环缠绕的一棵大树或一片树林，多挖几下，谁跟谁都有亲戚。同姓的和联姻的，又有所不同。比如周建亚按着周姓辈分，本该问周玉发喊叔，问玉发的父亲喊爷。可偏偏他母亲和玉发叔的母亲是亲姐妹，那么他又问玉发的父亲喊姨父问玉发喊哥，而玉发的父亲和建亚的父亲，本是叔侄辈，这一联姻，变成了连襟和担挑。
我平常回村，见着面孔稍生的人，不知辈分不敢乱喊，只等他们主动喊我。上年纪的人不知我是谁，我的名字也不重要，在他们眼里，我是长安的孙女、大卯的闺女，只有在五六十岁往下和本生产队人这里，我才有名字。
经济收入
农民没有工资，没有社保，更没有退休金。老年人六十岁以上每月发放一百多元，名曰养老金，真不知是谁制定的这个发放标准，也不知制定依据是什么，九十岁以上每月再加六十元。一百岁以上每月发放五百多元。可要知道，能活到一百的人，毕竟少之又少，想拿到这每月五百多，极不容易。其余他们的所有产出和收入，有赖于自己的操劳程度和幸运指数。
想摸清大周人的经济收入有一点难度，无工资卡工资条，没有切实数据，收入一般也无迹可寻，只能依赖于他们自己的讲述和我的估摸。对于收入他们愿意道来，但对于家庭存款，很少有人愿意说。只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家庭存款十万元，还有好几个人说，没有存款。
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老幼妇留在家里吃吃玩玩。那些在外面混得稍微好些的，把妻子孩子带出去，共同经营个小事业，有自己的一间屋子、一套房子，能够全家一起生活。能力差的，两口外出挣钱，把孩子放在家里，交给老人，爷爷奶奶年纪大，管孩子力不从心。周娇有一个同村女同学，上学放学无人接送，搭同学爸妈的电动车，周一早上家里没有早餐可吃，来喊周娇一起上学，亚军便让那女孩在自家吃了早饭一起走。大部分男人，一个人离家在外，一年回来几次，与亲人短暂团聚，平常时间，他们混迹于城市，家里人不知他们在外过着怎样的生活，只需他们按时打钱回来。
也有一些人，在县城有营生，每天开电三轮或骑电动车早上出去，晚上回家；还有一些人在附近村庄从事盖房粉刷装修，哪里有活儿去往哪里。这是最为理想的工作状态，既挣了钱，也不用远离家乡。
安冠友一家五口人，七十七岁的他在附近打工干活，每年能挣一万五六，儿子打工每年挣四五万，孙子在北京干活，每年八万多。全家年收入大约十五万元，平均到月收入，每人两千多元。
徐洋从记事起都是爷爷带着他，所以他对爷爷徐春感情很深。徐春在世时带着两个儿子做人工楼板。后来，父亲叔叔两兄弟分家，徐洋还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那时虽然年龄小，也能感觉到自家生活条件相对于周边来说比较好，他的童年无忧无虑。直到爷爷徐春去世，家里出现了大的变故，爸爸和叔叔之间产生矛盾，不再合作，兄弟两家生活条件也直线下降，那几年是家里最穷的时候，他父亲徐栓城迫于无奈，到徐洋舅舅那边重操旧业，做起楼板生意。随着时代发展，由原来的人工作业，改成了机器制造，徐栓城找到了门路，也正好赶上世纪之交农村泥瓦房改建平房楼房的时代，生意做得不错，目前在大周村后开办了楼板加工厂。叔叔徐雪城只在家种地，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便在临街的家里做起了超市，既能挣钱又能顾家，挺不错的。后来徐洋去部队服役，退役之后在南方发展。他说，爸爸叔叔都上了年纪，以后家里的事情我就要担起来了。全村人都知，栓城、雪城两兄弟不说话不来往。其实人的大多矛盾，都起源于经济。也不知当年怎样的经济纠葛，让亲兄弟成为路人。虽然后来日子都富裕了，但却没有解开心结。
牛春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嫁走，儿子在建筑队打工，儿媳干点零活，两人收入每年约十万元，勉强顾住自己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人均月收入不足两千，没有能力接济父母。牛春付和老伴靠地款和养老金生活。大周像他这样的老人很多，大部分子女打工挣钱险些不能自顾。身体好的老人凑合干点季节性轻活，比如剜蒜、摘秦椒、栽红薯苗，多少挣点，其余就是地款和每月一二百元的养老金。
周建民每月退休金三千四百元，老两口省吃俭用，花不完，贴给儿孙。他不等儿孙张口要，每次主动给。村里偶有当年的工人和干部，现在每月两三千的退休金按时打到卡上，就属于富裕老人，可以资助子女。“啃老”这词在农村不是贬义词，老人但凡有点钱，都愿意让儿女来啃。
秀叔秀婶全家现在七口人，女儿出嫁走了，儿子小良有三个小孩，大的十四五岁，小的五岁。小良前些年在上海送外卖，近几年回到家里，在县城送啤酒饮料，夏天旺季月收入五六千，秋冬淡季月收入两千多。儿媳小平在县城一个公司打工，每月收入一千八百元。秀叔平时在附近干点零活，遇到谁家盖房需要劳力，他去临时加入，每天挣一百元。当然这样的工作不是常年都有，只能偶尔为之，再加上他年纪大了，有时候还脚疼，干不了那么多重活，于是也加入吃吃转转玩玩的队伍。平时夫妻二人用地边地头种点农作物，够全家吃了，养几只鹅几只鸡，下了蛋给孩子们补充营养。小平因前些日子得了股骨头坏死，办了残疾证，现在和孩子吃着低保，每月有五百元，秀叔秀婶养老金每月三百多。全家月收入不足万元，七口人平均下来，差不多千元上下。他家用的还是旱厕（如今旱厕在大周很少见到），院子里盖了简易洗澡间，冬天最冷时用不成，还得到几里远的公共浴池洗澡。秀婶贤惠温柔，晚上做好饭必等儿子回来才吃。有时候儿子活儿多了，秀叔会去帮着他送饮料，啥时送完啥时回，晚上秀婶在家做饭，两个小孙女在黄昏的村头玩耍，等待爷爷爸爸归来。
小伟一家六口人，夫妻二人，儿子儿媳，两个孙辈。小伟之前曾在外打工，几年前干活受伤回家休养，再加上年过五十，不想再外出，便在附近干粉刷装修活，每月能挣七八千。儿子干跟他同样的活，每月收入六七千。儿媳在上海一个工厂干活，管吃管住每月四五千。全家月收入接近两万。听起来很不错，但他说，花销也大，孙子每月奶粉钱将近一千块，他父子俩的人身保险、车辆保险每年要两万。我说：那你每年也能存下至少十万元吧。他笑说存不了，但那喜滋滋的表情说明，能存得了。因为农村人吃穿方面花钱很少，主要是孩子成长上学的费用。只要全家人不生病，消费主动权都在自己手里。
我因为经常住在亚军家里，对她家情况较为了解。夫妻二人先是有一个儿子，不敢再生，怕再生住儿子。总想要个女儿，儿子十岁后，决定冒险一试，还算命好，如愿生下女儿，起名周娇。男主人周卫中，也就是我喊爷的那个人，在县里干装修和水电，每天清早五点多起床出门，在外劳作一天，晚上六七点回家，吃完晚饭早早睡觉，每月近万元的收入。妻子亚军在镇里超市上班，每月两千多元。儿子在郑州不知跑什么业务，每月有近万元的收入。他们家人均月收入大约五千元，在村里应该算中上，人口结构也是最为理想，家里房子盖得很好，又在县城按揭了单元房装修到位，用于儿子结婚。可这样的小康生活也得计划着过，不能放开了随便花销，要攒钱给儿子结婚，给女儿上学。亚军是个爱美的女人，注重自身形象，梳妆台上也是瓶瓶罐罐，出门上班也是脸上抹几层子。对我说，璞你穿得太朴素了，我要是有你这样收入和条件，就买好多衣裳，可着劲儿打扮。她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平日里精打细算，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用的手机是儿子用过给了丈夫，丈夫用完又淘汰给她的，时常死机，一天能死十来回，一直凑合着用，直到有一天死得再也打不开了，才彻底扔了，在手机店里花四百元买了一个二手机，说是小年轻们淘汰下来的，质量还很好，型号也挺新，可年轻人不喜欢了，她买了来，期待能用两年。
小美夫妻有两个女儿。丈夫在大城市开公交车，单位给交五险一金，只身在外，自己租房住，没有家务拖累，不用接送孩子，时间宽裕，有精力加班，时常替同事出工跑车，这样下来每月收入万元左右。小美也有工作，属于招聘性质，月收入两千元。婆婆每月有三四百元的补贴收入。全家五口人，再加上每年的地款，家庭月收入有一万二三。人均两三千，听起来不是很高，但看其家庭生活状况，在村里算是较好，也或者因为是两个女儿，不必像别人那样操心将来儿子结婚成家，非要攒钱买房，所以显得轻松。
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们虽然想要儿子，可也认识到闺女的必不可少。中国人几千年来多子多福的老思想，竟然被房价和彩礼给治住了，养儿防老也靠不住了，女儿也能给父母养老。现在供养出一个儿子，前面吃穿上学都不算，只给他结婚成家，没有五六十万根本不行。那些两个儿子的，更是哭笑不得，干死干活，总也弄不棱正。儿子一个就中，多了麻烦。眼见着日子过得轻松舒坦的，都是有闺女的，于是头胎儿子的人，都幻想着再要一个闺女。村西头一个年轻媳妇，为了要个女儿，先后做掉三四个男孩，直把自己做得黄皮寡瘦，终于得到一个宝贝小闺女。
名人逸事
从小在大周，常听到一句歇后语：师晨耩地——看好（方言，刚刚，正好）看了。说明事情刚好凑巧，十分完美，其实内里还有着讽刺意味。故事的起源是我村一个叫师晨的人，外出给人打短工，在人市上，被一户人家叫去耩芝麻。芝麻是很金贵的东西，多少土地用多少芝麻，主家早已称好，交给了他。他趁主家不备，偷偷吃了几把，致使芝麻不够，后面的地里没有播上种子。另有一个版本是他没有掌握好耧眼的大小，把眼放得太大，致使种子在前面下得很多，后面没有。总之师晨不管这些，只是跟在牲口后面，扶耧向前，直到地头，停了牲口，掀开耧口一看，里面没有一颗芝麻籽儿，他开心地说：咦看好看了。为自己的高超工作能力非常得意。直到多日之后，芝麻出苗，他的行迹才算暴露。师晨以一己之力，发明了一个歇后语，丰富了我大周人的语言艺术。
小小大周村，很是出过几位“名人”。西头有一位外号大喷的，可能是会喷空儿或者爱吹牛吧。我童年时对他有依稀印象，高高的个子，一张大圆脸，穿灰色中山装，总是面带微笑，阳光灿烂，亲切随和。去过我家，爱跟我爷在一起喷空儿。他本名叫周振兴，十三队的，现已去世多年。
我家对面过道，周大国的叔叔、周超的爸爸周保文，年轻时曾在哈尔滨钢铁厂工作，探亲回到大周，言必称哈尔滨，给自己妈不再说家乡土话，而是一口洋腔，吃饭时冲他妈要馒头稀饭而不说蒸馍糊涂，弄得老人不知所措，把他好一通骂。于是人送外号老哈。为了形容哈尔滨的冷，说他坐火车回来的路上，“走一站脱一件衣裳，走一站脱一件衣裳”。别人问：你到底穿了多少衣裳？老哈并不老，不但不老，而且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娶妻王蔗（音），是个出挑的美女。现已无法考证是哪个字，我从小就想象着是甘蔗的蔗，因为这个字能配得上她的美貌。老哈拿工资，家里条件好，王蔗穿戴说话，样样都很拿捏讲究，是大周人的关注对象。老哈还给别人吹嘘他在外找的相好：噫，就是狠对你好哩，叫你拿她一点法儿都没有。后来老哈调到安阳工作，在那里退休，安享晚年。妻子王蔗死后，他清明节前去烧纸，自己妈坟上烧完，再到王蔗坟上烧，嘴里念念叨叨：恁婆媳俩在那边要好好相处，可别吵架生气啊。
据说前几年他到西安来，不知是游玩还是要办什么事，找到我哥，晚上住在我哥家里。虽然步入老年，却仍热情依旧，对我哥一口一个弟弟、弟弟地喊，老哥儿俩拉话至半夜。
我生产队进忠爷，70年代为大儿子庚申叔娶了媳妇，到处夸耀自己儿媳是大周女人的一等品。还有一个版本是西头一个姓周的老头儿先夸自己儿媳长得漂亮，是一等品，进忠爷不服，说我家媳妇才是一等品，于是庚申婶人送外号一等品，或者是东头一等品。这个词借用当年的烟叶等级。那时临颍归属许昌地区，是产烟的地方，炕好的烟叶要分好等级出售，拣烟叶是个技术活，需经培训才能上岗。媳妇们坐在生产队的屋子里，把烟叶分为几级几等，于是有了一等品、二等品。庚申婶个子修长，皮肤白净，灵动清秀，是挺好看的，不过不像她公公吹嘘的那样，是大周的顶尖，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也能找出几个比她更好看的媳妇，比如王蔗，比如梁沛贞，比如我婶卢秀卿，都是一目了然的大美女。婚后的劳动与生活，一等品婶婶逐步失去少妇的鲜亮光泽，变得干瘦，脸上也生了皱纹。近年我回大周，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说夫妻俩跟着孩子住到了县里，现在也该有七十岁了吧，不知被生活打磨成什么样子，是否还记得初来大周的新媳妇岁月。
就在这本书定稿之后的2023年夏天，阴历六月二十九的会上，在唱戏散场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了庚申婶。她是专门从城里回来看戏的，手中小扇子，头上遮阳帽，脖里珍珠链，仍然灵秀清甜，显得年轻，还能看出当年的美貌。热情地让我去她家里，又到我家新房坐了一会儿，说起往事，笑声连连。我是晚辈，不敢提起“一等品”的话题，只是听她讲述年轻时吃过的苦，挨过丈夫的打，而她笑意盈盈，好像是讲别人的故事。
春节组曲
自童年转学西安，我再没有在大周过过春节。今年丈夫想去武汉自驾游，而我不愿同去，便对他说：把我放回老家，你在大周住一晚，然后自己去武汉。
平时回大周，住在小洁家里。而春节期间，她儿女们都回来，家里就没有我住的地方了。我提前踅摸住到谁家合适。恰好那天周娇在微信里说：有点想念你。我一想，这不就成了？她家里宽敞干净。我先问她：你哥哥结婚没？她说没有。这更好了，过年时家里也不会有那么多亲戚。于是我请她问问她妈妈，过年住到她家是否可以。她第二天微信对我说：妈妈说家里有地方，可以住，如果不想住村里，还可以住他们在县城买的新房。我说就住家里。因为我想了解大周的春节状况。这下解决了我回村住宿的问题，至于吃饭，可以在她家，也可以随意到哪家去吃。
周娇毕竟是个孩子，我想我应该跟她妈妈，也就是我叫作奶奶的亚军直接通话或视频一下，这是个礼貌问题。呼叫周娇过去，只看到她的脸，却没有声音。她发过来文字说，她的手机是大人淘汰下来的，视频能看到人却没声音，妈妈上班去了，不在家。第二天是周末，我打周娇的电话，她说：妈妈上班去了，没在家。晚上七八点又打，她说：妈妈上班还没回来。咦，这是上的什么班？于是不再打了，我想我那年轻的奶奶，肯定也知道了我的心愿，便和周娇在微信里问一些细节。家里有暖气吗？不知道。那你家冷吗？不冷。屋里有卫生间吗？没有。有全棉床单吗？不知道。给我住的房间床有多大？不太大。小姑姑只有十二岁，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于是我决定，自带被子和床单，反正开车，可以多带些东西，存放在周娇家里，将来我家房子盖好，还可以用。
借住之事只是跟一个小孩子对接，心里毕竟有些没底。再一个，关于称呼问题，也颇费思量，住进人家家里，称呼那一对比我年轻的夫妇为爷爷奶奶，可能张不开口，再一想，献东和秋风，喊我姑奶，喊得那么丝滑顺溜，而我叫他们为爷奶，有什么不可呢？保险起见我还是问了树功：你平常见亚军两口，喊爷奶不？树功说：不喊，就说那老头儿、那老婆儿。我说：人家那么年轻，你叫人家老头儿、老婆儿？树功说：谁叫他辈分那么高哩，喊爷和奶，他们自己也不得劲。
大年三十下午，见周娇发来一条语音，点开一听，是她妈妈在说话：你回来不用带那么些东西，带上自己贴身的和随身的物品就中，家里铺的盖的都有。我今儿才不上班，一直忙到现在，给你说一下。我一时心里很是温暖，感觉到来自乡亲和长辈的关爱。
我怕小洁心里失落，便和她提前说好，初一下午到达后，先去她家，在她家吃晚饭，给她带的东西卸下，再路过树功家门口，把给雨叔、二锋他们的礼物一并拿下来，最后到周娇家里。于是告诉周娇，我们晚上九点左右到她家。
大年初一早上，夫妻二人驾车上路，高速上车辆很少，一路顺畅，下午不到四点，就进入临颍。带丈夫去王曲十字路口，看看明清集市的样貌，看看为数不多的几座旧屋老楼，看看颍河故道上的石桥，这也算是我家乡一个小景点，勉强可以招待外来的人。五点前就到了小洁家里，歇息吃饭后，于七点多，去周娇家。大周村街上点缀彩灯，响着音乐，人们聚集、烤火、唱歌、跳舞。车停周娇家门口，大门紧闭，我拍门呼喊，里面有男人询问的声音。我问：这是周娇家吧？里边说是哩。开了大门，一个年轻男人，不用说是周娇的爸爸。我称呼他爷。他招呼丈夫停车，说：想着你们九点才到，她俩到街里玩去了。他给妻子打电话，叫她回家。不一时，周娇和妈妈从西边回来，大家一起卸下车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连盆子、台灯都带来了。被子毛毯衣物等，将车后座占满。几个人跑了好几趟，把车上卸空，周娇的爸爸将车引向后面他母亲的大院子停放。
因初二大家都回娘家，我告诉亚军：早饭也不需特意做，你们吃啥我俩吃啥，然后你们去走亲戚，中午我自己在家做一点吃，谁家我也不去，因为每家都是熙熙攘攘地待客，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初二一大早，主人还是炒了四个菜，大家一起围坐吃了。他们回娘家，我送丈夫出门。到树功家门口，将昨晚说好的一点干菜放到车上，又到小洁那里，把王永杰给的一袋红薯抬到车上。这些大周的礼物，将跟着丈夫一起去武汉旅游一趟，然后于初六回到西安。
树功提醒我：今天初二，是你家咱奶奶周年，你不烧纸吗？我说：哎呀把奶奶的周年忘记了。想我的奶奶，已经在村后的地下，沉睡了三十三年，而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是口中说着怀念，纸上写着想念，却忘记了这个重要的日子。好在我带回了一些走亲戚的礼品。回到周娇家立即准备几样供品，在周涛超市买了烧纸和打火机。小小乡村超市，也因过年而顾客盈门，人们挤挤挨挨，挑选回娘家走亲戚的礼品，周涛一家几口都有点忙不过来。要给我免单，我说不行，烧纸上供必得自己掏钱。微信支付五元钱，去往村后的地里，坟前看到有刚烧过的纸灰。是蒜刘表姑家的儿子，每年春节前和清明来给他的姨姥娘、姨姥爷烧纸。
大地如此安静，小麦苗格外稠密。昨天，驾车的丈夫很是惊奇：你们这里，小麦怎么种得这么稠，从来没有见过。我说：你个城里孩子，见过什么？而我中原大地的特征，就是拥挤和稠密，庄稼稠密村庄稠密人口稠密心眼稠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长得旺盛而艰辛，因为资源过于有限，虽然物产丰饶，但一人均，就没有多少了，所谓僧多粥少、狼多肉少，说的就是我们中原人民，人们为了获得起码的生存资源，付出了双倍的努力，还要钩心斗角。我在爷爷奶奶坟前，看着纸变成灰，眺望无边的大地以及远处的风车，一个年过五旬的人，难免感怀良多。其实你的长辈和亲人，并没有你笔下写得那么美好，他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你也并没有那么孝顺，那么热爱和崇拜他们，但为了所谓的文学需要，为了你自己的某种装扮，你进行了合理的夸张，将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通过亲戚与村人的讲述，你听到他的另一面，比如暴躁，比如吝啬，你感到吃惊，感到羞涩，感到难为情。你长叹一声：都是因为太穷了，一个穷怕了的人，可以做出种种令现在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有一次家里请亲戚来帮忙干活，留人吃晚饭，亲戚喝完糊涂，哥哥要再盛半碗，这是待客之道，即使客人说吃饱了，也要夺来夺去，非得再添半碗，从客人手中抢走了碗去厨房，发现锅里啥都没了。奶奶做饭是按人头添水，一点都不会多，哥哥只好给客人端去半碗开水。还有一次奶奶娘家亲戚来借粮食，奶奶说没有，爷爷找个借口把奶奶支出去，赶快拿了一些苞谷叫人家快走。奶奶死后从她的箱子里找出很多从没有用过的新毛巾、新布料，而她永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村里上年纪的人提起我的奶奶，只是感叹：咦，那老婆，真仔细（指节俭，小气）。那么我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个的为人厚道、出手大方，可能是继承了爷爷的性情；叔叔不幸，沿袭了奶奶的风格。
往事如烟，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在国人情感丰盈外溢的春节，提起这些往事，难免有点错位，真像是恍若隔世，匪夷所思。是非功过俱往矣，无论怎样，她养育了你，仅凭这一点，你就应该跪在她的坟前，额头碰在地上，进行感恩和忏悔。我捧住地上这细腻柔软的土，看着它们从指缝漏下，铺撒在脚下的麦苗间，思索了一些有关生命的话题。假如真有那个世界，我将来去见奶奶时，要带给她足够多的财物，要告诉她：奶奶，别再仔细了，吃的穿的花的用的，咱统统都有。
周娇的妈妈对我说：不用按辈分称呼，喊我亚军就行，我们辈太高了，没办法弄。对于周娇的爸爸，我又不想喊爷，又不敢直接叫名字，就只能白搭话，实在躲不过了，敷衍地叫声爷。而周娇说：我见了女人总爱叫姨，今后喊你璞姨姨吧。我说，那就在家喊吧，出门在外不要这样喊，村里人会笑话咱不讲规矩，全都弄乱套了。
乡村的冷，是真正的冷彻底的冷不讲情面的冷，直冻得你恼火和生气，但却没有办法抵抗。屋外冷也就罢了，屋里也是同样的冷。没有暖气，条件好的装有空调，可总舍不得开。在大多数人看来，空调吹出的不是暖风而是电费钱数，他们宁愿大白天坐进被窝取暖。有一个下午，我看到周娇和父母坐在卧室的大床上，靠着床头，被子偎住，一人拿个手机，像一排三个乖宝宝。
回去之前，我准备了羽绒背心，想着在室内脱掉外套了穿它。回来一看，根本不行，胳膊上的毛衣不起一点作用，像是没穿一样，寒冷无孔不入，犹如细针扎在胳膊上。于是头一天晚上，亚军就给我找出一件周娇的粉红色大棉袄，那种乡村必备每人都有的居家服，睡衣式样的。亚军说：你可以穿到街上去，大家都这样穿，满街到处乱跑。我经过短暂的抵抗，终于乖乖地穿上了。不穿不中啊，不穿冻死你，不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主管，不论你叫雨馨、美娅，还是丽雯、安娜，回到村里秒变翠花，每人必得套上一件这样的大棉衣，暖和才是硬道理。我最后的倔强就是坚决不穿到街里去。这种棉衣和棉花无关，传统棉衣成本也高，这种流水线上出来的“棉袄”才省事，用一种厚绒制作。洗漱间和卫生间都在院子里，你的很多行动要穿梭于堂屋和院子墙角之间，洗漱完毕穿着棉拖鞋走进屋里，脚后跟都要冷得慌。寒冷时时刻刻上岗在线，冻你没商量。可是穿着这样的大厚棉袄，洗脸就很麻烦，奋力挽起袖子，把手和胳膊强拽出来，沾了水的手背就在棉袄领子上蹭来蹭去。我说：这多不方便。亚军说：习惯了就好，我们都这样。洗浴间的热水器一直通电烧着，这样用热水方便。接一盆热水坐着泡脚，塑料盆在地面瓷砖上，不一会儿就不烫了，再一下就温凉了。周娇说：把水倒掉，再续热的。我的脚伸出来，她转身倒水接水，我的脚心被寒气割得微疼。
人们在屋里屋外穿同样厚的衣服，这大厚衣服清早穿上，直到晚上睡觉才能脱下。躺进被窝里，露在外面的脸和鼻子却是凉的。
几天后，亚军找来一个“小太阳”，前几年买的一直也没怎么用，被灰尘包裹，放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打开后会有一点暖和气。可是他们自己房间的空调都舍不得开，我也不好意思总开，只是每晚入睡之前打开一会儿，请亚军和周娇一起过来取暖，三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聊天。跟女儿视频，她说：感觉你们坐在微波炉里。
男人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春节回到家，与亲友伙伴相聚畅饮。几乎每个家里，都有一个喝醉的男人在躺着睡觉。周娇的哥哥，从我初一晚上到家，直到初五他去郑州上班走人，只有一次和他在院子里碰面，打了个招呼。其余时间，他要么在外喝酒，要么喝醉了在房间睡觉。在树功家，我问：你儿子哩？我还没见过。他说：噫，喝醉了，搁那儿躺着睡哩。和二锋见面几次，他都在醉酒状态，事后不记得跟我说过什么话，甚至不记得见过我，直喝得媳妇要跟他离婚，初四不愿从县城跟他一起回村待客。茹嫂给儿媳打电话请她回来，儿媳在那边说：坚决不回，现在就离婚，叫恁孩儿给我签字！茹嫂替儿子赔情说：别生气了快回来吧，就算离婚，我也是要媳妇不要孩儿。媳妇可能是真气淌（方言，气极）了，茹嫂再打几遍电话，也是不接。二锋在家，该待的客照待，该喝的酒照喝，直到下午，喝得晕晕乎乎，步行十公里，走回县城。不知是跪了搓板还是交了罚款，总之又和好了。第二天初五，二锋请我去县里吃饭，小两口又一同出现。
全民同庆的春节也会有悲剧发生，大年初一下午的一件惨案，迅速传遍方圆多个村庄，成为春节里的话题猛料：我村的外甥，南边某庄一小伙子，醉酒开车将一辆电动车上的几人撞倒又推挤在墙上，当场两死一伤。伤者送医后，抢救无效也死去。这倒霉外甥把罪责占尽：醉驾，借车。朋友大年初一喜提新车，还没上牌照，他喝醉后想要耍张，不顾母亲阻拦，开出去兜风，在毛庄村后出了祸事。外甥的妈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一听名字，我想起一个个头不高，黑皮肤大眼睛的小姑娘。回来前，我曾想过，春节期间，或许会遇到童年的玩伴，因为春节是集中走亲戚回娘家的时候。四十多年不见的人，从童年一步跨到中年，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对各种相聚，我怀着美好的期待，其实是对时光流逝的好奇。却实在是想不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会以这样的方式撞入我的耳中。听人们说，她有两个儿子，本来就够辛苦的，夫妻二人在漯河卖豆腐脑，常年劳作，起早贪黑，端着碗盛豆腐脑，她的手都有点变形了。苦干半辈子，这一下也不够给人赔的。不懂法，不知法，不守法，年轻人酿成弥天大祸，也毁了自己一生。电动车上三位死者，分属于三个家庭的人。转瞬之间，加上车主，五家人祸从天降，年也过不成了。
平时村里人少，很是安静，过年时人们从外面还乡，带回财物，带回信息，带回故事，带回纠葛，各样味道和气息从祖国各地、四面八方，向着大周村蜂拥而至，如乱石纷纷投入水面，激起几家欢乐几家愁。进入每一个家门，都是一串故事、一场大戏，那边哭声不绝肝肠寸断，这边喜事盈门合不拢嘴。献东秋天里就买回来砖和各种建材，将老院房子装修起来，盖新厨房，造卫生间，安大铁门，村人不知何意，原来是春节期间，儿子的女朋友要来家里。研究生儿子找了研究生女同学，二人谈定了，决定见双方父母。儿子帅秋天就说：爸爸，把老房子收拾一下吧，否则过年来客了，不好看。献东会意，立即动手。过年时，帅先去南边某县女方家里，女方父母可能是比较满意，提出到他家里看看。这下可忙坏了一家老小。献东兄弟三个，上面两个哥哥的儿子却是年龄小的，这是下一代头一个媳妇进门。十几口人齐出动共张罗，因过年好多饭店不上班，献东他哥几乎跑遍县城，终于订到一家酒店，用来招待远方新客。这边家里，夫妻二人寻思，给未来的儿媳多少见面礼。献东妻子惠提出，给一千一，意为千里挑一。在一个酒桌上说出，引起上下一片反对：不中不中，你说那根本不中，万万不可，你帅去了人家家里，女方父母都给了两千见面礼，而你给人家闺女一千一，你啥意思？你是没看上人家？惠说：看上了看上了，今儿一来，印象好得很，闺女真是懂事，吃完饭抢着刷碗。那不结了？这么好的闺女，你这当婆子的，还不得拿出一万零一百。惠当下吃惊：给那么多！现在只是谈恋爱，八字还没一撇。众人纷纷说：这正是展示咱男方家风度的时候，不能叫人家看不起。人家爹妈提出到你家里看看，那就是对你帅满意了，这次来，是看父母和家里情况哩，你要是给人家闺女一千一，准得把事儿办砸，我要是女方父母，领住闺女就走，婚事免谈。惠直吐舌头，吓得不轻，拂着胸口说：幸亏今天没拿出来，一千一都包好了，想着明儿清早给她。我是想把钱攒下给他们买房。众人皆替她捏一把汗，觉得是自己力挽狂澜，为一件好事锦上添花。献东两口也已经给儿子说好，今年两人毕业，工作找在哪里，就在哪里给他们买房，听这口气是买房钱也攒得差不多了。献东看来也是对未来儿媳很满意，坐在那里，也不发言，直乐得嘴角快要扯到耳朵根，任由女人们叽叽喳喳。
人们议论纷纷，感慨多多，说的都是关于定亲和彩礼之事。在座的一位说，他去年经手了两件换手巾定亲，家里条件比较好的，都是十五万，条件一般的，也在八九万上说话，现在行情基本这样。又有人说：某庄有一户人家玩能，不想出彩礼，得知女方怀孕，就迟迟不提结婚的事，直到女方把孩子生在娘家，找他们说好话叫尽快办事，于是他们省了彩礼钱，白得媳妇和孩子。马上有人说：不是东西，太欺负人！我要是女方家，绝不去找他，生娘家就生娘家，现在这事也不算啥。一时从定亲说到了世态人情。我想，这一家男方，自以为得了便宜，相信今后日子也过不好，因为他们伤了女方的心，这个裂痕无法弥补。彩礼流传千百年，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其实就是个仪式和一份情意，是对女方家起码的尊重，是一个家庭宅心仁厚的基本体现。
关于换手巾和彩礼，双方父母免不了斗点心眼，拿点心气，喜乐交加，相互试探，少掏钱办成事，还要面子光彩，双方满意，一切心理活动，尽在谈价之中，但最终为着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把孩子的终身大事给顺利办喽，双方父母长出一口大气。惠本打算给人家闺女一千一百，也不是不舍得花钱，只是一种心理活动，想试探一下女方的底线，今后都是一家人了，我们就这一个独苗，所有一切还不都是你们的。她这一小心思被大家纷纷驳斥，大有上升到我大周脸面的高度，她也就顺水推舟，颇为愉快地万里挑一了。
生老病死
乡村是个平摊开来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可成为公共事件，大家都来观看参与，指点品评，甚至想帮人家拿主意做决定。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添丁进口更是乡村大事，人们争相围观，积极参与，随礼吃席。大周人把随礼叫支应门事，简称为支。谁给谁支，谁与谁相互不支，这都是有讲究和传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支，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支，你给我支了我才给你支，你给我不支我也绝不支你。一个门里的，必然要支；住得近的，关系好的，也需要支。至于有利益往来的，那不论多远，都得积极主动地跑着去支。
儿子结婚，必须支；闺女出嫁，可支可不支。因为很多人认为，“闺女不是任啥”，打发走得了，嫁闺女算不上家中大事，娶媳妇才是重大事项。比如树功家要嫁闺女，这消息提前几个月大家都知道了，关系好的陆续到家来支，当下都是二百元起步。也有人不想掏这二百元，但又不想破坏彼此之间支的关系，使相互支的传统断掉，便让人捎话来：本想支的，但咱这里老规矩，闺女支不支都中，所以，嘿嘿，天天见面，怪不得劲的。树功妻子自霞大度地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告诉她，别不得劲，按老规矩办。其实她二人每天都能见到，但这样的事情，不好当面开口，要找一个中间人来说。
死亡更是平常事，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大部分人的死亡序曲会按部就班地演奏，衰老，生病，体弱，卧床，失能，缠磨一段时光，终于有一天，传出死亡消息，人们也没有多么惊讶。可是也有那么一些中年人，五六十岁，远没有走到那一步，昨天还行动正常站在街里说话，回到家半夜突然发病死了；或者身体有点小毛病，换过一些零部件，只因生了一下气，劳了半天累，或者吃了一顿烧烤，突然走了。数这样消息让人难过和措手不及，几天里村子都是这样的话题和哀叹，伴随着几滴眼泪。
惠说：大妮和凤歌一死，我活着可没劲了。大妮和凤歌都是我的小伙伴，前者于2021年春天去世，后者于2023年正月没的，都是五十出头的年纪。大妮是得了重病，做了手术也没有用，几个月后去世。凤歌是清早起来突然发病，倒下没有知觉，送到县医院的重症室，再也没有醒来。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凤歌的儿子，总听他妈说起我，于是从妈妈手机上调出我的号，打来告知。唉，我想起凤歌几次真心实意地让我到她家里去玩，有一次打来电话，说儿子贝贝已经开车来大周接我了。我那天有事，说让贝贝回去吧不用来了，下次回来有空再去你家玩。没想到却是永诀。昏迷几天仍然没有醒来的希望，家属只得放弃救治，一个家庭的母亲就这样离世，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给她弟弟建军转钱让捎去，建军拍来凤歌婆家的礼单，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大周，朋友。
凤歌的姐姐淑萍，几年前也是脑血管问题去世的。按照风俗，婆家要来报丧，这边全家不想让合昌叔知道，建军便带着父亲外出参观景点，还在景点拍照留念，得知报丧的人走了，他们才回家。整个丧事都瞒着合昌叔。老人心里肯定有所察觉，对于自己闺女再也不回娘家来，也不多问。第二年冬天，合昌叔八十五岁，寿终正寝。出殡前，儿子建亚对姊妹们（兄弟姐妹的统称）说：都不要哭，要保持微笑，咱伯（指父亲）活着时候，咱都孝顺听话，他这一辈子，也没有啥遗憾，所以咱都不用哭。想必这种子女没有号哭的丧事，在乡间比较少见。因为那种哭丧，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演性质，在众人的道德监督下，你不能不哭，不哭就会被人笑话，受人猜疑。
吹响器出殡哭丧是一个人的肉体在世间停留的最后一程（这两年不行了，肉体得烧成灰才能入土）。亲人的告别仪式，必要办得隆重一些，再穷的人，也得为爹娘写（方言，请）一班响器，简称“写响儿”。写了几班响儿、来了多少人、哭得痛不痛、谁谁谁来了没、突然哪个人意外出现，皆成为出殡的主要看点。
来自土地，归于土地，这就是大地上人们的一生。关于生死，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一切都交由上天。死亡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知晓，因为它没有回头路，没法叫死过的人再回来告诉我们那边的情况，但都很想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于是便对死亡进行各种想象与言说。前几年还没有实行火葬时，我村一位老太太对儿子说：将来埋我的时候，可别拿钩机吊住我的板往里放。儿子问：为啥？大家都是这样埋的呀。老人说：我怕晕。这几年实行火葬后，许多老人心怀惊恐，瑟瑟不安。献东他妈几次认真地对他说：我死后可千万别烧我呀。献东说：好的放心吧，不烧。心里却说：到那时你就当不了家了，不烧你能行吗？我哥几个都是公职人员，不得挨处分？还有你孙子们的前途，都受连累。
人间生生死死，是必然的节目，也不会因为过年就不死人。安庄的崔家，一位不到六十岁的女人，初五晚上突然身体出了状况，被救护车拉走。她儿子打电话向秋香报告。秋香作为村干部，是崔家门里的主心骨，大小事情都会通报她，请她出面。那天晚上，秋风请秋香我俩去她家吃饭。进门后，秋香说，我这顿饭，可能吃不完整，随时会回去。果然，秋风两口忙了小半天准备的油馍烙馍、热菜凉菜摆上了桌，大家坐下来，一块油馍还没吃完，电话来了，女人的儿子在那边声调悲伤地说：人不中了，现在需要买老衣置灵位。秋香擦手起身，站着几口将稀饭喝完，骑上电动车跑了。
初七是第三天，埋人吹响器，午饭后我和周娇一起去看。在崔家小道不甚宽裕的地方，逝者家门口，停放着灵棚，响器在吹。不一时起殡，逝者子女顶重孝出来。悲伤是肯定的，痛哭是必须的，但必要的表演也得有，这是少不了的程式。年轻的女儿和儿子都被左右搀扶，随着响器的哀乐，跪地痛哭，内心的话，必须说出来。女儿说：往后谁还来亲我呀？儿子说：日子可咋过呀？因为儿子的孩子还小，平时都是母亲帮着照看。这些话是说给已经化成灰的母亲听，也是说给观众听。因逝者还算是年轻，又走得突然，儿女的悲痛就很深重，场景令人心碎。响器如泣如诉烘托场面，定要人人断肠。观众里有人唏嘘，有人抹泪。然生死两隔已经注定，谁也无力挽回，时辰已到，连一盒小小骨灰也不能再作停留。响器在前领路，几个男人在后，拉着盛放棺材的小滑轮车去了，孝子跟在后面，分别由两个人架住，身子往下坠着，一路痛哭诉说，缓缓离了家门。最后面跟着观众。一个老太婆说：这看看还不胜不看，净是心里难受。又有一个叹息：唉，谁都有这一天，早晚的事儿。我在人群中看到秋香的女儿，她说，她妈在人家家里，帮着招待客人。想必是这两天，秋香都在亡者家里帮忙照应。
出殡演化成了一种必要的表演和纪念，总是有许多观众。一个再平凡的人，一生也有三个时间成为主角，值得人们去关心关注，为他举行必要的仪式，那就是出生、结婚和死亡。遗憾的是只有中间一个自己有所知有所感有参与权，前后两个，都浑然不觉，由着亲人操办。那些活到七老八十、九十上百的人，死得从容平顺，家人也有思想准备，子孙的哭，随大流、走过场成分多一些，其实哭不哭都无所谓，更注重仪式的规范性和观赏性。
最是这些英年早逝、猝不及防叫亲人肝肠寸断、无法接受，旁人也唏嘘不已，免不了兔死狐悲。然而生命来到世上，犹如一片树叶随风飘摇，不知哪天坠落，吹向何处。死神也不管你过不过年，轮到他值班拿你，那也是一刻不等，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天明，不听你的哀告和理论，上来索了就走。
我的表姑（即奶奶妹妹的女儿），家有长寿基因，九十五岁，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大有活过一百的趋势，不想年底，因为疫情，于腊月初四走了。她儿子告诉我，正月初八是五七，到时他家里所有成员聚齐，为母亲烧纸，问我愿不愿参加。我说当然愿意。于是初八这天，他一大早开车将我接到蒜刘。之前我向人打问，带什么礼物合适。人说，闺女辈的，带一只鸡，再有不拘什么一样礼就行。于是我买了一只活鸡、一桶食用油。
表姑生有十多个孩子，成人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小的闺女还不到五十岁，也就是说表姑四十七八还在生孩子。大些的儿女也都有了孙子，除了个别在外地不能来的，每家都来了两三个人，再加上他刘家门里的侄子侄女孙辈们，是一支很壮观的队伍。先在家里院子，杀了两只鸡子装盘上供，留下一只活的带去做仪式绕坟几周。一队人出了村子向后地而去，年纪大的，坐电三轮，拉了两车；年轻些的，相伴步行；前头的男人，拿着各样道具。将要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祭奠活动。
几十人沿着小路进到麦田，来到一座新坟，坟前放下长方形木盘，两只轻微煮过的鸡子作为供品。表姑的一个儿子，提着一根绳子，绳那头拴着一只活鸡，弯腰在坟边拉着那只鸡子正转三圈，再反转三圈，口中念念有词：骑住马走了啊妈，骑住马走了啊妈……原来是用鸡子当作马。那只活鸡百般的不情愿，被拖拽得翅膀扑扇，羽毛凌乱，直要晕死过去。它只是比盘里的两只多活了几个钟头，一会儿回到家里，它也要被宰杀，和那两个同类一起，成为这一群人的午餐。鞭炮声起，闺女带头跪下号哭，引发哭声一片，人们纷纷跪了下去。有一个年轻女人站着大喊：纸还没烧好，俺三奶奶还没拾住哩，你们就哭开了？看来是哭早了，影响了表姑在下面收钱。于是有人止住哭声，先站起身来，两个闺女不管，已经放开了悲声，收不住了，便自顾一路哭去，身边站着的女人劝她：妥了妥了，桂花别哭了。桂花不理，只是一直亲娘亲娘地哭喊。我混在人群中，挤不出一滴眼泪，也不愿意作态假声，便默默跪在那里，把头低着，不时偷眼观看。大地上的麦苗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烧过的纸灰如黑色蝴蝶飞向空中，碧蓝静冷的天空，清新无比的空气，天地辽远，无言见证着人间百态，以及有关的表演。鞭炮放完，有人站起身来，又有一个男人喊道：还没烧完哩你们都站起来了？都不哭了？谴责大家哭得太短暂，停止得早了。因为要把所有人带来的纸全部烧完，那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需要足够的眼泪和耐心，虽然膝下是松软的大地和麦苗，跪得也挺累的。遭到谴责与呵斥，站起的人又重新跪下。看来这场祭祀活动应该提前排练一下，或者有个议程，还应有个主持人，哪项活动几分钟，哪个点儿开哭哪个点儿收尾，都要提前定好，由他来发号施令，否则纷纷乱乱没个章法，七嘴八舌各自发表意见。
学校撤销
2023年春天，大周村发生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学校撤销。学生们分散到周边学校上学。
学校位于大周村东头，乡级公路的旁边。这里半个世纪前是个龙王庙，我周姓人世代积累建起的庙宇，梳理和安放着大周人的精神生活，孩子们在庙里上课。我父亲记得，他小时候一边上课一边偷看龙王爷的塑像。小小的孩子，对于那个威严的形象还有些害怕，他更喜欢龙王奶奶的慈眉善目。后来在庙旁建了学校，“文革”时候龙王庙拆除，留下一个青砖大殿是学校办公室。我小的时候，老师们在那里面办公。敲铃的铁钟挂在门前大树上，预备铃是“当——当——当——”的长音，上课铃是当当、当当的短音，下课铃是更短促的当当当、当当当。不同音节下，孩子们奔跑或行走的步伐都不一样。从小学到初中共七个班级，每个班都有三四十个学生，队伍很是壮大。校园里有三排瓦房，进校门处有两个乒乓球台子，除此就再没有空地了。操场和篮球场就设在学校东边隔着乡村公路的地方，现在的村委会办公地。操场边上一个公厕，几棵桐树，再东边就是张尹的田野。几十年后，这个场景还会偶尔出现在我的梦里。有一年秋天下大雨、发大水，我站在北边篮球架下，看着操场成为一片湖水，被风吹起层层涟漪，我的头微微地晕，怕水的记忆由此开始。每天早上学生们在这里跑步做操，学校和村里的一些重要活动，都在这个操场上举行。
大周的孩子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多少蒙昧的幻想和记忆都遗落在这小小的校园和操场。多年之后我再回大周，瓦房没有了，初中也没有了，盖起了二层小楼，腾出地方建了操场，有树有花有国旗，孩子们的一切活动在校园里进行，老师也都是师范毕业的正式公办教师。
学校撤销，人们几多无奈，几多不舍，也给接送学生带来了麻烦，但是也没有办法，越来越多的孩子到县城和镇里就读，或者随父母去了城市，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学生也越来越少，五个年级加起来才三十多人，撤校并校成为趋势。
曾经喧闹的大周学校，几代大周人的记忆，从此人去楼空，大门上锁。据说学校院子将要租给几个大学生做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