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本质属性是价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换媒介，根本保障是流通领域最高级别的信用保护。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一般等价物最终固定在其自然属性决定其最适合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物品上。

公元1024年，北宋地方政府在四川地区正式发行的官交子，摆脱了自古以来深受实物货币如粮食、布帛、铜铁铸币对商品交换的束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以官方信用为背书、以国家法令为保证，以纸为币、为价值符号，代替实物或金属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信用货币时代，缓解了中国历史上经常性的“钱荒”对深入交换的制约，推动了人际交往关系的不断扩大、劳动分工的专业化与社会化。

作为价值符号的官交子，就其产生而言是由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推动的。它能在交换中被人接受，隐藏其背后的是以实物或金属货币作担保或政府提供信用。信用的建立与巩固，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仅需要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为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币值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官交子在产生之时，这两个基本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一是当时四川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就全国而言还是局部的，其商品流通的范围也还是区域性的，而此时全国大多数地区还在使用实物或金属铸币；二是以政府信用担保发行的官交子，本身就具有经济发行与财政发行的双重性。所谓“经济发行”是指根据当时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来发行，这对商品流通、交换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它一旦被政府用于弥补财政亏空，就成为“财政发行”。这便注定了即或是在北宋时期的四川，虽然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币，此后也还有继续使用者，但它一定还会历经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才能最后终结金属货币而进入今日之纸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时代。诚如王永利先生所言：时至今日，货币已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币是金融和经济的灵魂与基础，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在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条件下，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象征。将其用于放债取息之时，就产生了以借贷为主体的资金融通，即金融。在中国农耕时代，有着悠久历史的是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官府与民间借贷，或在社会上以收取押物进行放贷的典当行业。自17世纪以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对资本的需求，在西方催生了通过吸纳社会闲散货币并使之转化为生息资本，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近现代银行业，吸收个人贮藏用以规避风险的财富，使之在流通中增值，从而产生了近现代保险业，还产生了面向社会借债或集资的证券业——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由此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1840年以武力叩开中国国门，为谋取超额利润对华进行资本输出，这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金融业。

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一切商品只有通过与货币交换，才能被证明是社会劳动产品、是价值物。一切货币在追逐利益最大化之时，又可通过票据、债券、证券，将别人的财富为我所用，或将本地财富用于外地，将当下财富用于未来收益，从而推动以货币为代表的社会财富跨越时空流动，由此产生了以票据承兑与贴现、基金管理、债券与有价证券买卖为内容的当代金融。它不仅渗透并深入到社会生产活动领域，而且与所有家庭或个人的生活消费乃至社会组织、国家职能都发生紧密的联系，在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提高全社会经济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文明史距今已超过五千年，从货币的产生到债券的发明，无一不在昭示货币金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推手。西方货币金融的发展经历了由金银铸币到银行券、银圆券再到中央银行及国家发行法定货币——本国纸币的过程。进入重商主义时代，出现了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的债务经济，从而催生了近现代以借贷为主体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中国货币金融发展的演进，则是由贝壳进化为铜铁铸币、以称重计量的白银，再到以民间信用继而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发行的纸币。农耕时代，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或国家，都信奉量入为出的收支平衡理财原则。社会上虽然也产生了典当、钱庄、票号等旧式金融机构，但都不是以发展借贷融资为目的或主业，个体发财致富多依靠家庭或家族的历代财富积累，而不是面向社会的资本集中，故中国后来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国家推动。

官交子的诞生，意味着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金融时代的到来。本书以纪念官交子诞生千年为契机，不是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将其拓展延伸至对中国自古以来货币金融发展历史的追根溯源，力求探讨并展示货币金融与个人、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探寻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金融发展道路，深刻理解党中央提出“金融强国”的重大意义。

刘方健

202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