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特稿

被遮蔽的血泪史——《愚弄鸦族》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逆写

虞建华

【摘要】西进运动是美国官方历史颂扬的“光荣史”，但在美国印第安裔作家詹姆斯·韦尔奇的小说《愚弄鸦族》中，这段历史被重新叙述，其蚕食和暴力抢夺本土居民土地的帝国野蛮史的一部分被展现。小说再现了原住民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古老文明，聚焦于他们的近代悲剧：与西进白人殖民者接触后产生冲突，遭遇欧洲移民带来的瘟疫、生态系统被破坏和政府军武力胁迫与屠杀等一系列灾难，最终被赶出家园。美国官方历史中没有话语权的印第安人后裔，以小说作为载体，从不同视角再现以攫取土地为目标的美国西进历史。《愚弄鸦族》因此具有颠覆美国宏大历史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詹姆斯·韦尔奇；《愚弄鸦族》；西进运动；马里亚斯大屠杀

1.引言

美国常称自己为“新生国家”，无视印第安人久居于此的事实。欧洲殖民者“挤入”他人的家园，被印第安人接纳，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但鸠占鹊巢，不断压缩本土居民的生存空间，通过西进运动吞并大片土地，把印第安人赶入政府划出的保留地。尤其在19世纪后半叶西进运动达到高潮时，白人军队曾多次对不愿让出家园的部落进行野蛮屠杀。被誉为“印第安文艺复兴四杰”之一的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1940—2003），以其代表作《愚弄鸦族》（Fools Crow，1986）再现了1870年的马里亚斯大屠杀。这部历史小说描写了100多年前韦尔奇祖先的经历和遭遇，反映了西进的白人抵达黑脚族领地边缘时，其族人如何面对土地被抢占、传统被瓦解、生存被阻断的威胁。小说赢得了美国图书奖和太平洋西北区图书奖。罗伯特·伯纳（Berner，1987）对《愚弄鸦族》做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是“我们的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的产物”，该小说的出版“也许是美国本土文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2.西进运动与《愚弄鸦族》

韦尔奇出生在蒙大拿州印第安人保留区，父亲是黑脚族，母亲是阿齐纳族印第安人。他的曾祖母红彩（Red Paint）与小说主人公的妻子同名，“是马里亚斯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McFarland，2008）。经口口相传，她的经历由詹姆斯·韦尔奇写成故事，以小说的形式保存了这段不幸的历史。韦尔奇描写黑脚族人昔日的部落生活，呈现他们的近代灾难史：与西进白人接触后产生冲突，遭受生存困境和武力胁迫，最后被赶出家园，迁入保留区。约瑟夫·库隆比（Coulombe，2008）称《愚弄鸦族》为“一部美国白人掠夺原住民土地的小说”。路易斯·欧文斯（Owens，1994）则更宽泛地指出：“本土美国文学的故事建构，从一开始直到当今，一直是以土地为中心的。”

根据《愚弄鸦族》的描述，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在早期曾经相处融洽，鲜见暴力事件：白人生意人可以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用铁锅铁壶、面粉和糖、刀具枪支和马匹换取野牛皮甚至小块土地，两厢情愿。（Welch，1986：16）只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韦尔奇写道：“一段时间内情况确实不错，但（白人殖民者的）要求越来越难以满足，结果就很惨了。”（Welch，1986：94）“要求”指的是对印第安人土地的贪求。两个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集中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西进运动的高潮时期。那是美国政府和白人移民对属于印第安人的非国有土地心怀觊觎的时期。

西进运动指的是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末这段时间内，定居美国东部的欧洲人或新移民在国家土地政策激励下向西扩张的移民垦殖运动。西进运动是美国历史的重大篇章，主流历史以歌颂的曲调对这一运动体现的美国精神大书特书：开拓疆土、征服荒蛮、艰辛创业、成就伟业。但美国主流历史对西进运动中肮脏、残暴的另一面，则遮遮掩掩或轻描淡写。美国的国家历史叙事总是谨慎地避开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西进踏入的土地，是条约规定的印第安人的领地。

美国国会不断推出一系列土地新法令，授权联邦或地方政府，将印第安人赶到地处偏僻、荒凉贫瘠的政府划定的“印第安保留地”。尤其是被称作“驱逐法”的《印第安人迁移法》在1830年通过并生效之后，印第安人在被驱逐的过程中遭到屠杀的事件频频发生。在白人单方面制定的新法律的支撑下，印第安人面临的只有2种选择：不愿让出土地、进行抗拒的，可能会等来政府军队的暴力解决；无奈接受“土地换和平”选择的，可以签署协议“自愿”迁入新分配的保留地，并得到政府的一些物资作为补偿。可以说，西进运动是吞并原住民土地的霸占行为，到19世纪末西进运动结束时，作为整体的印第安文明基本灭绝。

本杰明·曼格伦（Mangrun，2017）尖锐地指出：“较之那些更加广为人知的联邦政府的野蛮和暴力，19世纪后半叶推出的美国政策其实更加险恶。”学者凯思琳·范格恩（Vangen，1988）则语带嘲讽地说：“像马里亚斯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似乎是‘占有西部’过程中丑陋但又缺之不可的部分。”印第安人在美国主流历史中没有话语权，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韦尔奇在内的不少本土裔作家采用小说化的历史叙事，提供与主流历史不同的历史版本，以对抗被漂白、被改写的官方历史。

《愚弄鸦族》的故事发生在古老的西进北线，中心位置是蒙大拿平原地区黑脚族皮甘部落的营居地，即马里亚斯大屠杀发生地周边地区。小说讲述的是印第安部落自治的最后日子，具体是19世纪60年代最后两三年。叙述分2条主线并进：一条线索讲述18岁印第安青年戏鸦（Fools Crow）接受考验，在逆境中成长为部落骨干的故事；另一条线索讲述在殖民者西进的压力下，部落人所面对的越来越大的生存挑战。2条主线像绳索一样拧成一股，虚构的成长小说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环环相扣，最终引向1870年的马里亚斯大屠杀。韦尔奇用自己的小说叙事“替换”人们熟知的美国官方历史，展现了西进运动的不同侧面。

韦尔奇从弱者、被征服者的视角叙述他们的故事，不惜笔墨，在《愚弄鸦族》中用大量篇幅描写黑脚族印第安人与土地相依为命的部落生活，包括其社会结构、协商体系和惩罚体系，部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延续数百上千年的古老传统与信仰。作家从印第安人的主体性层面表现殖民者与本土印第安民族的接触与冲突，向读者介绍历史悠久的印第安文明，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文化、道德观进行矫正性的阐释，扭转主流历史叙事建构的“野蛮人”意象。印第安人长期与世隔绝，以游猎为生，对土地所有权和契约概念十分淡漠，愿意帮助、接纳新来者；而这一点被白人政府和欧洲移民充分利用，贪婪地攫取着印第安人的土地。

《愚弄鸦族》故事发生的几年，正是印第安人的历史出现不可逆转变化的时刻：白人殖民大军迫近，新来的开垦者、商人、政客、传教士伴随着被印第安人称作“抢夺队”（Seizers）的军人，对大平原地区的土著部落形成了包围之势，逐渐蚕食他们游猎的领地。小说中部落长者戏鸦祖父的一段话，把白人、印第安人间的种族关系史归纳得十分清晰：

自从与东部来的大头领们签下大条约，几乎13个冬天已经过去了。我还记得在比格河岸开的谈判会。那一次皮甘人用一些土地换回白人的许诺，我们可在自己的山岭草地狩猎，不会受到干扰。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仍然还有大片土地，一望无边。我们也许诺我们不会去骚扰他们的生活。4个冬天以前，我们同白人签了新的文书，把米尔科河以南的土地交给了他们。我们又一次做出保证不去侵扰他们。我们觉得这回他们的贪欲总该填满了。去年，他们又带来了新的条约让我们的酋长签字。我们会得到物资，作为割让领地的补偿，但我们必须许诺与他们和平共处。我们的酋长会得到白人的钱。这类事情没完没了。所以说，恨白人我们有1000个理由。（Welch，1986：174）

作家重现了对印第安人而言黑云压城、危机四伏的非常历史时期，以及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北部大平原原住民族“如何感受到被逼入越来越小区域的压力和被赶尽杀绝的威胁”（Cottelli，1990）。《愚弄鸦族》中主要人物之一——黄肾（Yellow Kidney）说得十分明白：“那边的大酋长（指白人官员）恨我们，也害怕我们皮甘人，老想着把我们全部杀光。他们想要的是皮甘人的土地。”（Welch，1986：15）一直是这片土地主人的印第安人，开始成为被新来种族赶出家园的可悲群体。韦尔奇的作品引导读者对文明和野蛮的概念进行调整性的再思考：印第安文化也是一种文明，而西方文明则充斥着野蛮。

3.野牛、瘟疫与土地问题

韦尔奇在小说中特别提到威胁他族人生存的2个因素，一是野牛，二是被他们称为“白痂病”的天花瘟疫，并不断暗示，这两者与白人政府“逼走”印第安人的策略息息相关。

美国大平原地区的黑脚族印第安人是游猎民族。小说中，他们的言谈中多次涉及有关野牛的话题。黑脚族人生活的大平原是野牛成群的地方，他们时时关注着草原上的野牛群，因为野牛是他们生活的依靠。野牛肉是主要的食物来源，野牛毛是制作绳索等用品的材料，而野牛皮提供了制作衣物和帐篷的材料，也是与白人交易的首选物资。他们追踪野牛群，居无定所，而美国政府则希望把他们圈进保留地，以便给白人腾出土地。

美国政府很快意识到，逼迫印第安人进入保留地、占领整片大平原有一个绝妙的方法：灭杀野牛。用武力四处驱逐、追杀印第安人毕竟师出无名，政治代价高昂，而以发展畜牧业的名义开展猎杀野牛运动，减少野牛数量，从而使印第安人失去生活来源，迁入保留地，却是一个“妙招”。学者安德里亚·奥皮兹（Opitz，2000）特别指出，美国政府为消灭野牛拨出巨款，制订了宏大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猎杀，致使北美野牛的数量从原先的1300多万头，最后减少到不足1000头，“白人猎手破纪录地在一段时间内猎杀成千上万头野牛，以切断平原印第安人食物和生活用品基本来源的手段，阻止他们生活方式的延续”。杀灭野牛一举两得，既可以为发展畜牧业预备土地，更可迫使失去生活来源的印第安人迁入保留地。

在小说中，作家让读者不断听到印第安人对逐渐缩小的猎场和渐渐消失的野牛发出的阵阵叹息。比如小说描写黄肾的内心：“他知道白人憎恨并害怕印第安人，希望把我们根除，希望派出抢夺队把我们都射杀，这样他们就能在我们狩猎野牛的草场放牧他们的家畜了。”（Welch,1986：15）韦尔奇在小说中“故意避免提及屠杀野牛这一政府政策的用意是制服印第安人”（Opitz，2000），但在后来与保罗·斯特克勒（Paul Stekler）合作出版的历史著作《卡斯特之死：小比格霍恩之战和平原印第安人的命运》中，则直接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Welch et al.，1995）。在《愚弄鸦族》中，作家对黑脚族的“野牛文化”以及他们与野牛相伴相生的生活模式进行了详尽的展示，说明了他们被逼无奈的处境：随着西进运动涌入的白人越来越多，印第安人的狩猎场变成了白人的牧场，他们的生存根基被撬动。

值得注意的是，韦尔奇以描写野牛的归来作为整部小说的结尾，以幻想的形式展示了印第安人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这是一幅梦境中的想象图景：

营地篝火的远处，在雨水浸透的草原上，在绵延起伏的山丘上，野牛群像河流一样涌动。 它们的背脊因雨水变得透亮，积聚的雨水从毛发粗密的头上流淌下来。有些在吃草，有些在酣睡，有些已经开始褪毛。它们警惕地守护在熟睡的牛犊周围，黑色的犄角在雨中闪烁。野牛回来了，四周都是，应该是这样。（Welch，1986：390）

这种“应该是这样”的景象，在现实中已不可能再出现，印第安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随着野牛群的消失也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个被詹姆斯·韦尔奇在小说中屡屡提及的内容，是随着西进运动传染到印第安部落的天花瘟疫，对此，北美土著民族没有丝毫抵抗力。天花瘟疫在1830年就随着早期西进的白人传染到印第安人那里，并多次爆发，其中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马里亚斯大屠杀前后，情况最为严重，黑脚族2/3的人口因此死亡。由于没有药物救治，被感染到的部落人死亡率高达55%—90%（Vernon，2005）。瘟疫造成的死亡，加之欧洲殖民者西进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一次次屠杀，导致本土印第安人人口骤减，从15世纪末的约500万，下降到韦尔奇写作时的25万，即原先的5%。瘟疫和军队暴力双重因素，加速了印第安民族的消亡。

历史文献中确有记载，有官员曾提出建议，向印第安人发送带有天花病毒的毯子，引入天花，以消灭野蛮部落（Vernon，2005），但没有实质证据能证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著名本土裔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让小说《爱药》（2015）中的印第安人利普夏在提到以往历史时说：“当年的印第安人在毁灭性的细菌战和血腥的大屠杀中被白人赶尽杀绝。”很显然，不少印第安人相信，天花是白人政府的“细菌战”。《愚弄鸦族》中多处描写了瘟疫的恐怖和本土居民面对瘟疫无能为力的处境。小说中也多次提到政府发送毯子（作为获取印第安人土地所给补偿的一部分）和印第安人购买和索要白人的毯子的事。作家是否在进行某种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小说中的神行部落的确受到天花的严重侵害，而美国政府则派军队挥刀砍向正在瘟疫感染中挣扎的“友好”部落，这正是马里亚斯大屠杀特别触目惊心之处。

当神行酋长告诉白人政府的当地代表萨利准将（Alfred Sully），“拜尔河下游的有些皮甘人部落又遭到了白痂病（天花）的麻烦……很多人已经丧命归黄泉”（Welch，1986：282），并提出需要白人提供药品的请求时，相对比较同情印第安人的萨利也暴露了丑陋的一面。小说接着写道：“萨利将军捻着胡须说：‘我很同情……但恐怕不好办——除非你们完全履行这些法定的要求。你们越快做到，就越快能得到食品、毯子——还有药物。’”（Welch，1986：282）萨利将军乘人之危，将药品作为胁迫的筹码，将挂在嘴边的“人道”置之一边。学者艾琳·弗农（Vernon，2005）特别指出：“很不幸，这个可耻的答复基于历史事实。”

神行部落遭到天花的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白人的骑兵队在他们最虚弱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天花幸存者遭到野蛮的大规模屠杀——这便是西进历史上的马里亚斯大屠杀。由于“没有因白痂病死去或病倒的男人”（Welch，1986：383）外出打猎寻找食物，被杀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也包括尚未死去的天花感染者。然后，骑兵队将尸体和帐篷堆放在一起焚烧。（Welch，1986：379—380）这是十分专业的处理手法——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感染天花的部落。艾琳·弗农说：“给一个受到致命疾病打击的部落营居地带去的不是药物而是屠刀，这说明了殖民者对待部落人民的野蛮。”（Vernon，2005）

4.种族暴力与派别之争

小说中的萨利准将是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的。他其实是个对印第安人相对友好的“温和派”。进行马里亚斯屠杀的军队不是他派遣的，事件发生后他还向美国政府提出过抗议。小说写道：“萨利的温和派立场在该地区的政客、媒体和同行军官中引起了非议，他们赐给他‘印第安人情侣’的雅号。”（Welch，1986：277）小说中的萨利准将虽然对印第安人抱以同情，但毕竟代表当地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白人殖民者的利益。萨利意识到自己是政府中的弱势派别，不会得到尊重，局势由强硬派操控，“一场严厉惩罚黑脚族的针对性行动的轮子已经开始滚动”（Welch，1986：277）。小说描写了萨利的内心，他一直希望白人与印第安人能和平相处，但局势不由他主导。

现在他认识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蒙大拿地区的人们（指白人殖民者）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惩罚。他们想把这些印第安人直接从地图表面抹除，把他们赶到加拿大，如果不成，就像猎物一样把他们杀掉。对居民而言这是情绪化的事情，对于政客和银行老板而言，这是实务。他们想要在黑脚族的土地上开发定居点。（Welch，1986：277）

萨利甚至明确提醒前来谈判的黑脚族代表戏鸦的父亲说：“你必须回去告诉所有酋长，尤其是山首（Mountain Chief）酋长，战争已经迫近。当地族人会像野牛一样被成批屠杀。”（Welch，1986：277）戏鸦的父亲意识到，和平协议是萨利的最后努力，但这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Welch，1986：284）

主导屠杀的是以美国陆军司令威廉·谢尔曼为代表的“强硬派”，他们的立场十分明确：把“野蛮人”赶入保留地，或赶尽杀绝。更早的一场瓦西塔大屠杀，也由此人幕后导演。戏鸦的父亲看到了这种凶狠和杀气，对儿子说：“你必须记住，白人比我们皮甘人多。不知哪一天抢夺队就会骑马来到我们的营地，把我们清除。听说东边的很多部落都已经被清除了。这些白人和我们不同。不把所有皮甘人杀光，他们不会甘心。”（Welch，1986：89）白人政府中的“强硬派”大肆渲染印第安人对定居者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威胁，以凸显“清除”行动的正义性。但韦尔奇在小说中不断暗示，所谓印第安人的“威胁”，只不过是白人暴力占有土地的借口，悲剧迟早会发生，印第安人在劫难逃。

印第安人中也有“强硬派”和“主和派”。历史记载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指向以鸮孩（Owl Child）和快马（Fast Horse）为首的一个印第安人小帮派。该帮派由数名脱离部落的青年男子组成，像一群“侠盗”，专门打劫闯进或逼近他们领地的白人商人和住家，并杀死了一个名叫克拉克的商人。这一事件为武力“惩罚”黑脚族部落提供了理由。在韦尔奇笔下，鸮孩和快马是黑脚族的一帮叛徒，他们对白人的打劫和杀害行为，也为大多数部落酋长所不齿，但他们不是官方媒体和历史记载中的“罪犯”。他们更像激进的民族利益捍卫者，或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凭自己的勇武，采取“游击战”的策略，骚扰和袭击进入他们领地的白人，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他们，还有山首部落，是黑脚族部落群中的“强硬派”，是主张对抗的行动主义者。

鸮孩曾对主张忍让妥协的三熊（Three Bears）酋长说：“终有一天，老人家，某个白人会站在你现在站立的地方，周围吃草的是他们饲养的成群家畜。你只不过是他们扬起的灰尘。如果按我的方式办事，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先杀了那个白人和他的所有家畜。”（Welch，1986：61）但族里大多数老人知道，这样的行为只能加速族群的灭亡：“白人会用这个借口发动战争清除皮甘人。”（Welch，1986：176）小说淡化了鸮孩帮杀死克拉克事件与白人屠杀神行部落之间的关联——韦尔奇想表达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受到质疑，这只是表面上的关联，本质问题是土地霸占。他凸显了印第安人的困境：抗拒和退让都不会有好结果。

“主和派”观点在印第安人中占上风。大多数酋长希望息事宁人，以土地换和平。小说第二十二章描述了接到萨利将军发来的谈判邀请后，黑脚族各部落的酋长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的情景。“山首酋长希望对白人来硬的，而神行酋长则不希望刀兵相见。”（Welch，1986：254）后者的现实主义观点获得了更多部落酋长的支持。但属于“强硬派”的山首酋长，在小说中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最后表示遵从大多数族人的意见，他说：

白人已经拿了我们的很多土地，现在又想要更多。他们就像蝗虫那样跳来跳去，见什么吃什么，很快就没东西喂他们了。……但是我会依照大多酋长要求的去做。我们跟白人去谈判，只要他们想要的不是太多，我们就和他们签订新协议。从内心讲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会遵从部落人的意愿。”（Welch，1986：122）

“很快就没东西喂他们了”是山首酋长的忠告。历史证明，他对白人殖民势力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协商会最终决定由神行酋长率族人代表前往白人政府驻地谈判，不过“谈判”中并没有“谈”的过程，是萨利准将提出要求，神行酋长签字同意，其中黑脚族“不被当作敌对部落对待”的请求，获得了许诺（Welch，1986：283）。

小说在这里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铺垫。这一要求具有可供解读的很大余地：首先，它反映了印第安人对胁迫背后隐伏的杀机心知肚明；再者，协议的签署又与不久后发生的屠杀事件形成强烈反差，讽刺意味强烈。协议签署的20多天后，“清除障碍”的暴力屠杀事件就发生了。很显然，所谓的协议，签与不签没有本质的区别，白人政府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因为他们有更先进的武器。这种思维和处世原则，是美国政府至今一贯遵从的强权逻辑。

5.马里亚斯大屠杀

黑脚族人愿意割让部分土地，但不甘整体放弃，也未执行“城下之盟”。他们意识到暴力是白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总有灾难临头的感觉。戏鸦的父亲说：

我们已听说他们对我们的老对手“分头”（Parted Hair）部落下手了，在瓦西塔，把他们清除了。所以他们对皮甘人也不会手下留情。我们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值。他们想要的是我们脚下站着的土地。（Welch，1986：176）

在整部小说中，部落生活一直被浓浓的悲伤所笼罩：“那么多的白人，从四面一点点围拢过来，这让他们感到自己在大平原来日无多。”（Welch，1986：159）《愚弄鸦族》中所有的文化引介、所有的情境描述、所有的历史铺垫，都导向小说的真正高潮，即马里亚斯悲剧。

《愚弄鸦族》不断强化印第安人面临的后果同样悲惨的二择一的困境：妥协还是抗争。要么“遵命”搬迁到政府划出的边远保留地，要么殊死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的困境又引向另一个二择一的选择：“同化”或“消灭”。约翰·珀迪（Purdy，1990）谈到了小说中的这种困局：“一种能力和方向感丧失的感觉弥漫在韦尔奇的小说中，但是小说烘托出的这种无助，基于他认为无法接受的生活境况：选择的能动性被限制，其实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对未来没有任何支配权。”这种家园守护权的丧失和生活支配权的剥夺，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叹的部分。韦尔奇从本土族裔的角度描写那种被逼无奈的绝望。虽然马里亚斯大屠杀事件在小说中篇幅不大，但韦尔奇对历史语境进行了重塑，让“语境成为语篇”（Opitz，2000）。这样的历史书写策略比直接的、线性的、现实主义的叙述——交代前因后果、揭露暴行、抗诉美国政府的行为——更有力量。韦尔奇让读者观看了足够的凄凉情景之后，才将他们领到屠杀现场。

寒冬降临，食物短缺，部落处境艰难。没被天花感染的男人上山打猎，寻找食物。白人的军队悄悄进入神行部落的领地，形成包围，开始杀戮。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屠杀的过程，而是让主人公戏鸦等人听闻信息后赶到事发现场，透过戏鸦的眼睛观看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殖民政府“报复”的后果：妇女、儿童、老人被残害，尸体和营地帐篷被堆放在一起焚烧。而后小说又在戏鸦与屠杀幸存者的交谈中，部分复原了事情的经过，同时也让读者通过想象，从结果推想屠杀的血腥过程。小说故事临近终结，三重厄运终于同时降落：由于白人的大猎杀运动，剩余的野牛没有返回这片大草原，黑脚族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被切断，他们饥寒交迫；白人带来的天花在黑脚族印第安人部落中传播，侵吞了许多人的性命；而在此艰难时刻，人口大大减缩的部落遭到殖民军队的屠杀。小说此前不断铺垫的叙述，终于在此刻将故事中的灾难推向顶峰。

领队的贝克少校受命去袭击敢于反抗的山首部落，由于游猎的印第安人居无定所，他阴差阳错来到了神行部落的营地——小说这方面描写也与历史记载相吻合。悲剧发生那天，神行酋长察得动静后，手举着与白人签署的和平协议走出帐篷，认识神行酋长的军队混血翻译乔·基普大呼：“袭击对象搞错了！”但被命令不许出声。小说中的幸存者麻鹬女（Curlew Woman）见证了这一过程，她说：“神行酋长是最早倒下的人之一。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是抢夺队酋长签过字的，上面说他和他的族人是白人的朋友。但是他们朝他开了许多枪。”（Welch，1986：383—384）接着枪声四起，美国军队开启了对本土人的又一场大屠杀。在无情的扫射中，帐篷里逃出的人瞬间被杀死，倒在血泊中。一些蜷缩在帐篷里的妇女，连同怀抱的孩子一起被打穿牛皮的子弹射死。一名白人士兵冲进印第安人的帐篷被杀，美国政府和军队以此把这场屠杀称为“战事”（battle）。神行部落被消灭，山首部落闻讯逃亡到加拿大边境，大片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抢占。

此时，韦尔奇在子弹扫描中突然停下，将镜头聚焦于一个细节——雪地中的一团黑色：

是个婴儿，头是黑色的。头发被烧光。大眼睛里塞着黑色的灰块。“戏鸦”从马背上翻滚下来，早上吃的那点干肉糜饼都呕吐了出来。他四肢着地，身体一阵阵抽搐，一直吐到只剩嘴角边挂着的一丝黄色口涎。……他小心地慢慢在光滑的树干上坐下，两手捂着头。他不断揉眼睛，但眼里没有泪水，没有被烟熏出的，也没有从心里淌出的。他久久坐着，疲倦又麻木，直到他的意识恢复。他记起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场面。他仍然不想睁开眼睛。（Welch，1986：380—381）

这种情感描写是历史陈述中不可能包含的，也是最具有冲击力的控诉。对人物反应的描写，迫使读者去想象屠杀的场面，迫使原本对本土印第安民族抱有强烈偏见的人去反思事件的正义性。小说的历史批判具有强大的火力。

马里亚斯大屠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标志着黑脚族印第安人民族自治历史的终结和被赶出家园进入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屈辱历史的开始。“对韦尔奇而言，这场屠杀对黑脚族历史、对美国历史都至关重要。”（Coulombe，2008）韦尔奇的小说告诉我们，在天花瘟疫和美国军队施行的大屠杀之前，尽管已经黑云压城，但黑脚族印第安人依然过着他们想过的生活，并梦想着努力维护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模式。那些自封的“文明使者”，却给了他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经历了磨难的戏鸦站在马里亚斯屠杀现场对幸存的麻鹬女说：“幸好你还活着。关于白人的事你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的后代记住。”（Welch，1986：385）韦尔奇表达的正是驱动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强烈使命感：要让后人永远记住历史。

6.结语

西进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该种历史叙事不能容忍与官方主题相悖的成分。但韦尔奇通过小说创作，重述了官方历史话语：西进的历史并不光彩，是土地掠夺史和征服史。正如本杰明·曼格伦（Mangrun，2017）所指出的：“（西进运动中）暴力范围之广说明，关于土地占有的西方叙事，生成于国家侵略的语境。”这种在“开发西部”口号之下的土地占有，致使印第安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面临着被同化、被驱离、被残杀的威胁。帕特里夏·利默里克（Limerick，1987）在他的美国西部历史著作中，尤其强调了印第安人的历史存在，他以“征服的遗产”为书名，凸显了拓疆历史暴力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实质。而韦尔奇的小说《愚弄鸦族》则从本土民族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演绎，对官方历史进行颠覆性的再书写，是文学介入政治、参与历史重构的杰出范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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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washed History of Blood and Tears: The Rewriting of American Westward Movement in Welch's Fools Crow

YU Jianhua

Abstract: Westward Movement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glorious history” in American official narrative, but in Fools Crow by American Indian writer James Welch,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s represented as the Empire's encroachment and seizure of the native land by violence.Welch draws a picture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land in the past, their contacts and conflicts with the white colonials, and a series of disastrous outcomes that follow, including the pandemic,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coerce and massacre by the government armed force that finally drove them off their homeland.The Native Americans had been silenced in the official American history, but Welch, using historical fiction as a protest, rewrote this part of whitewashed land plu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ve people.Fools Crow has thu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revision.

Keywords: James Welch; Fools Crow; Westward Movement; Marias Massacre

作者简介：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