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式贸易

在葡萄牙人的记载中，明王朝还有一条古怪的政策是他们不能理解的(50)：任何外国商人不得从陆路和海道进入明朝统治地，只有一种方式除外——以使臣的名义进入。

按照规定，一个外国使团可以携带若干名商人，到了边境，由明朝专门的官员清点人数，这些人获准在明朝的土地上进行贸易。于是，那些想来做买卖的外国商人不得不花钱购买名额。

这样的做法看上去古怪，却不难理解。明太祖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就要禁止国人的海外联系，也必须禁止外国人进入。这样，外国商人就不能自由进出了。对于皇帝来说，自己的国家并不需要海外商品。(51)

不过皇帝却认为，中国人可以离开外国人的商品，可外国人离开了中国的商品就会死掉。为了表现皇帝的强大和仁慈，不让外国人横死，必须给海外贸易留一个小口，这个小口就是使团。但皇帝并不认为外国使团是来做买卖的，他们到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帝国，是前来朝贡的。朝贡自然就要带礼物，因此，所谓“货物”，其实只是给皇帝的礼物而已。(52)

这套规矩不仅适用于东南亚，也适用于西北地区。最后，明朝的对外贸易变成这样：给每一个国家都规定了名额和年限，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可以每几年朝贡一次，每次可以来若干人。除了正使和副使是国王派来的真正使者之外，剩下的名额则由国王或者使者卖给商人，这些商人跟着使者一道进入中国，他们携带的货物在进入中国国境后统一交给官员，作为贡品押往北京(53)。而皇帝则在收到贡品后，回赏给这些使者大量的钱财，不仅足以与贡品的价钱持平，甚至是原价的数倍，远比他们通过自由市场买卖赚得更多。

在皇帝看来，外国人到来只是进贡并领取赏赐；但在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加入使团的商人）看来，这是中国特有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虽然古怪，获利却更丰厚。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亏本的是明朝，因为在这样的贸易方式下，外国使团每带入一份贡品，明朝就要付出数倍的赏赐。

为了避免损失过大，到了后来，皇帝又把跟随使者的商人分成两个层次：那些最大的商人被允许和使者一起到北京，将货物献给皇帝，皇帝会回给他数倍的赏赐；而小一些的商人则被允许在边贸市场上把商品卖掉，他们赚得少一些，但还是有钱赚。通过这种方式，明朝就减少了因“不对等”造成的损失。

当然，明朝政府负担的还不仅仅是商品价钱。当使团进入内陆之后，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是各地的官府负责的，而照顾这些使者（商人）也需要耗费大量的地方经费。这样做对于明朝的集权政府又有其合理性，除了彰显皇帝的慷慨之外，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控制外国人的行踪——把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承包了，事实上也就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让其无法在大明疆土内自由活动。

这样的政策看上去是聪明的：既满足了外国人的贸易需求，又满足了明王朝的面子。但这项政策的副作用也非常大，给外国人留下了不少钻空子的机会。

所谓“钻空子”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将一个国家拆分成多个国家，分别进贡，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在这方面，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继承人沙哈鲁就得心应手。帖木儿是中亚仅次于成吉思汗的一代雄主，他的统治期与朱元璋父子重叠。帖木儿在末年时，曾准备率大军攻打明王朝，但他死在进攻明朝的路上。之后，帖木儿帝国陷入内斗，最后的胜利者就是其子沙哈鲁。沙哈鲁在位时间是永乐二年至正统十二年（1404—1447），(54)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他推翻了帖木儿的政策，改为与明朝和印度交好，用派遣使者的做法代替战争。他曾经向中国派出使者达十次之多，(55)也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赏赐”。

沙哈鲁不仅派遣使者的次数多，而且善于将自己的国土拆分，冒充不同的国家向明朝进贡。比如，当时的中亚地区直至伊朗都是他的疆域，沙哈鲁把各个地区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这些地区都被算成独立的国家，分别向明王朝派遣使者。比如，永乐十七年至永乐十九年（1419—1421），有一次沙哈鲁向明朝遣使，除了国王的使团之外，还包括他五个儿子各自的使团。这些使团集结在一起前来，浩浩荡荡，席卷了大量的赏赐。(56)利用和平手段创造出五倍的“赏赐”机会，比利用战争和掠夺要划算得多。而在明王朝的记录中，出于面子，也乐于将沙哈鲁帝国下的不同地区算成不同的国家。

第二种方式叫作依仗武力年年派团，多多益善。善于利用这种方式的是北方的蒙古支系瓦剌政权。在蒙古故地，随着蒙古黄金家族的衰落，其旁系瓦剌人兴起，成为明朝的大敌。

瓦剌人虽然不惮于动用武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愿意被明朝收买，也就是利用朝贡的漏洞赚钱。明朝给各个国家规定的朝贡是有次数限制的，一般是每三年或者五年一次。但最初时限制没有这么严，而又由于要收买瓦剌人，也不敢对他们限制太死，这导致瓦剌人发现进贡就是致富的不二法门。

事实上，如果存在正常的自由贸易，反而不能满足瓦剌人的需求。他们喜欢中原地区的奢侈品，对于绫罗绸缎、茶叶等的需求量都非常大，但他们能提供给中原的只不过是些皮毛制品和牲口。如果是自由贸易，那么瓦剌人一定会因为贸易失衡而无法满足其对奢侈品的需求。

但有了朝贡的空子可钻，瓦剌的王公贵族们便争先恐后地向明朝纳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并逐渐发展成类似于勒索的形式。瓦剌人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最初的朝贡团只有几十人，后来则达到几百人，最后甚至达数千人之多。以前一年一次，后来则一年两次。每次来人，沿途的各个地方衙门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马匹车辆、楼堂馆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57)

最后，瓦剌人的首领也先竟然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朝贡团的规模只有宣称的五分之一，便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58)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大规模的骑兵队伍南下。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于是发生了自己被瓦剌俘虏的“土木堡之变”。

第三种做法叫作走私。最熟悉此道的国家是日本。(59)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能够拿得出来的商品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朝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对日本的商品本就不感兴趣。(60)同时，日本还是一个擅长贸易的国家。明朝限制日本人到达的港口数量，还限制贸易次数，这根本满足不了日本商人的需求。在贸易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的朝贡团络绎不绝，并且大量地夹带走私物品，一份贡品之外，会有十倍的走私物品藏在船中。而贡品的价格也被虚报，希望以此获得高额的赏赐。

明朝政府发现其中的问题之后，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甚至只给到日本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同时规定日本不得频繁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61)

由于正常的贸易被帝国政府的粗暴规定打断，日本随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倭寇频发期。(62)这进一步刺激了政府，皇帝只能隔三岔五地重申禁海令，禁止百姓下海贸易，导致了明朝对外贸易的进一步萎缩。

在重重制度之下，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一直是赤字，每朝贡一次，就意味着皇帝必须“援助”给朝贡团更多的钱财，这也导致皇帝完全没有动力发展海外贸易。(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