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价值视角——主观价值

如果说美是主观的，那么价值呢？

几年前，一位神秘买家以4.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幅刚被发现的达·芬奇的基督救世主肖像画，打破了公开拍卖画作金额的纪录。如果是你，你会如何估值这幅受损严重、大部分都是由修复者重绘的15世纪画作？这幅画原本描绘了教导“穷人有福”的“世界救世主”，现在却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的私人收藏，为什么放大了它的稀有度，它真正的价值却被模糊掉了呢？

大约在那场拍卖的同一时间，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向我提出，他计划用2000幅几乎完全相同的点画来创造他自己的货币，画作的尺寸定为8英寸[1]乘12英寸，并在它们的背面用歌曲名称进行区分，然后这些画作会被出售，他会设立一个市场以便它们被交易，从而使这些艺术品处于交换的过程中，它们也会因此正式具有交换价值。赫斯特的想法很独特，作为这个时代最具商业价值的艺术家之一，他将艺术与现代价值和货币价值相融合，同时他还将艺术品估价行为变成了一种艺术创作和商业交易行为。

然而“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为何消失了呢？在新冠疫情期间，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提到，知名的大型展览会虽然使博物馆实现了商业上的成功，但也“排挤了其他同样重要和有价值的事物，例如我们的学习和社区团队的工作，以及泰特现代美术馆为国家保存的大量英国艺术品和国际艺术藏品。这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无法用数量和金钱来衡量的”。1莫里斯呼吁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我们真正重视的东西”：环境可持续性、周围的社区群体、教育和参与度。如果人们能够重新重视艺术的真正价值和其社会意义，这将会重塑这座巨星般博物馆的价值观。泰特与新古典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是同一时代的人物，2正是该经济学派对价值和价值观的影响促成了泰特现代美术馆目前的这场运动——让艺术“成为一种社交空间而非市场”。3

新古典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价值理论剧变。哥白尼将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移到了太阳，而新古典主义者则将价值理论的核心从生产的客观因素转移到了消费者的主观因素。

正如我们所见，在客观价值理论中，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了产出的价值。而新古典主义者扭转了这种因果关系，人们为能够满足特定需求的最终商品赋予价值，才使参与创造它们的投入有了价值。劳动力不赋予商品价值，劳动力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用它创造的最终产品是有价值的。简单来说，价值是从消费流向生产，而不是从生产流向消费，投入的价值来源于我们给予产出的价值。

新古典主义者通过消费者效用的（或有用性）差异来解释价值。这些经济学家倾向于根据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来定义效用，而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福利主义，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这种区分。

新古典主义继承了早期思想家的观点，他们的核心观点体现在威廉·杰文斯的陈述中：“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4早期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他们更关心道德和“公正价格”的规范，也从未将效用概念作为他们分析的核心，但他们承认需求（或效用）在确定价值方面的重要性。他们对需求和效用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框架。

阿奎那之后的几个世纪，达万扎蒂在他的《钱币论述》中将价值和效用联系起来。他认为，无论生产一种商品的成本如何，当商品进入市场时，其价值就将完全取决于买方期望获得的效用，而商家所设定的价格也是依据他们对顾客需求的了解。

英国思想家尼古拉斯·巴邦（1640—1698）通过提出自然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预先研究了主观效用理论。他认为，“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来源于它们的用途，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就像英语谚语说的，它们一无是处”。5

不久之后，意大利神职人员兼外交官费迪南多·加利安尼（1728—1787）借鉴达万扎蒂等人的思想，发展出一种关于价值和稀缺性的效用理论，他也因此被誉为“边际革命之父”。在其担任那不勒斯驻法大使的秘书期间，他打击重农主义者，并认为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切实际且危险的。

同样，与重农主义者同时代的约翰·劳（1671—1729）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对价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关于土地银行的论文中，劳描述了著名的水与钻石价值悖论，他的观点是将效用与稀缺性结合起来，但与他的前辈不同，他强调供需共同决定价值。不幸的是，这种二元分析一直被压制了近200年，直到新古典主义者将其重新引入。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放弃了古典经济学（如李嘉图）对绝对价值的探索，他认为，“商品在市场中的价值等于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相等时的价值”。6穆勒还研究了需求对不同时间段的供给的影响，并提出了供需最终会趋于平衡的观点。他的观点对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并不认同基于效用而非福利的价值函数。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反对劳动价值理论，并试图直接论证效用是如何反映在价格当中的。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他指出，效用是满足需要的能力，而价值源于效用。进一步来说，价格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价值是效用的衡量标准。因此，价格可以衡量效用，这也是它的起源。这更像是一种自圆其说而不是证明，但它仍然保留了效用的理念。

对于主观价值理论来说，最重要的突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引入了另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边际效用。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威廉·杰文斯（1835—1882）、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1840—1921）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价值是由边际概念确定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商品的总供应量，而取决于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能够被购买或销售的单位。

举个例子，假设一位消费者愿意花100美元买一双价值只有60美元的鞋在工作时穿，他还愿意额外买一双同样的鞋在周末穿，但只愿意为第二双鞋支付80美元，这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双鞋了，第二双鞋给消费者提供的效用增加值要少一些。该消费者从两次购买中获得了180美元的总效用，但实际价值只有120美元，这60美元的差额被视为“消费者剩余”。

如果消费者愿意购买第三双鞋（作为备用），但只愿意出60美元，那么这次购物的总效用将增加到240美元，价值将达到180美元，由于消费者愿意对第三双鞋所支付的最高价格等于实际价格，故消费者剩余仍然为60美元。

每双鞋购买的价值是其“边际价值”而不是购买的平均总价值，因为每双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并不相同。主观主义认为，效用是由消费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偏好决定的，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效用的增加量会不断减少。正如门格尔所写：

价值不是商品固有的东西，也不是商品的属性，更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理性经济人从支配商品，以及维持自身生活和福祉的角度，对商品重要性的判断。因此，价值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7

因此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价值是主观的和“边际”的，因为价值是通过人们的“判断”和“意识”来决定的，并取决于“（我们）可支配商品的数量”，而不取决于其总的存量。

考虑如何利用边际主义和主观主义来解释水和钻石悖论。正如劳观察到的那样，水和钻石价值的差异来源是相对稀缺性，再加上商品边际效用的递减，意味着商品持有或消费的越多，价值越会降低。但我们也不能抛开偏好来讨论价值，偏好取决于个人、时间和环境，在沙漠中，水会反过来变得比钻石更珍贵。

“边际思维”已成为经济学思维的核心。我们在做选择时考虑的不是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总收益或总成本，而是特定环境下这一特定单位的收益和成本。在决定是否购买一双鞋时，我们根本不考虑鞋的总收益，相反，我们考虑的是这双鞋加进我们衣橱中的好处。边际效用才是关键，而不是总效用。当我在读研究生时，我们大学的酒吧标榜自己“比当地西门酒吧好一点点”，这种说法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每晚都会光顾，但奇怪的是，社会学家或政治科学家却对它没什么兴趣。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应用理性人的边际效用最大化来解决现实问题，这种局限性思维会导致经济学家在思考问题时存在盲点。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都在1871年发展出了边际分析的新工具，但他们错误地只寻找效用和价值之间单向的因果关系。对比之下，瓦尔拉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则看到了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赖的，价值的决定涉及整个经济系统。

瓦尔拉斯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但与杰文斯和门格尔不同的是，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经济体系。在他的《纯粹经济学原理》中，瓦尔拉斯创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将供求两方面的影响融合在整个经济中。这个联立方程的数学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一般均衡中，一切都是相互影响的。”8

同时，马歇尔将古典分析的精华与边际主义者的新工具相结合，考虑供求之间的同步交互作用来解释价值。他的众多见解之一是，由于技术扩散和竞争，市场会随时间而变化。

马歇尔将他的分析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短期内市场总供给不变，商品的价值完全由需求决定。第二，短期内企业整体规模不变，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了价值。第三，在中期内企业规模可以改变，供给对价值的影响取决于行业是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增还是规模报酬递减。第四，长期内，技术和人口均可以发生变化，供给侧条件占主导地位。

对于马歇尔而言，将时间和经济变量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技术变革考虑进来可以解释关于价值的争议：“和争论究竟是剪子的上刀片还是下刀片在剪纸一样，我们没必要争论价值到底是由效用决定的还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9

自新古典主义以来的一个世纪里，主观价值理论已成为主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已经通过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得到了形式化和概括。这个定理在数学上证明了竞争市场可以带来最优均衡结果，即没有使人变得更好，而又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改进方法（称为“帕累托最优”），且所有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都相等。人们有时会忘记，这个结果仅在理想化的条件下才会成立，即满足完全竞争（没有垄断或寡头垄断）、完全市场、没有交易成本、完全信息和“非饱和”偏好的严格条件。

通过主观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价格等于价值）和“看不见的手”的粗浅理解（在隐形的社会资本的理想状态下，市场能够实现最优的经济结果），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观点：所有的市场经济结果就等同于价值创造，它们能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福利提升。

在思考这一共识的潜在结果之前，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更深入地思考最大化效用的含义。

主观或边际价值理论认为，所有的收入是对生产活动的回报，这个回报等同于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也等同于它的价值。换句话说，商品或服务所提供的回报等于它提供给购买者的效用。在竞争市场的严格条件下，经济中所有以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交易的总和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

这是19世纪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亨利·西奇威克开创的功利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功利主义认为，最合乎道德的选择将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多的利益。“效用”是我们一直广泛使用的常见概念，但如果只从福利或幸福的角度来看，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些狭隘。边沁将效用定义为：

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财产属性，它倾向于为利益受影响的一方产生效益、优势、愉悦、美好或幸福，又或是规避损失、痛苦、邪恶或不幸。10

这里需要重新定义幸福的概念，人们关心的其实不仅是“快乐”，还包括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仅仅关注快乐和痛苦的那种功利主义福利措施是不够的，人们追寻的不仅是幸福，还包括寻求意义。有些东西（工具、金钱）主要具有使用价值，而其他东西（友谊、知识）的价值在于其本身。用穆勒的话来说：

幸福不仅是人性的道德部分，人类追求的东西也不仅是功利或快乐带来的满足，还包括对道义、荣誉、美感、力量和行动以及安逸的渴望……人类，这种最复杂的存在，在边沁眼中过于简单了。11

卡斯·桑斯坦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监管者和学者之一，根据他的经验，实际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为了实现穆勒的福利主义，而不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桑斯坦对现代成本-效益分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担任奥巴马政府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时，监督成本-效益分析的使用。根据法律，美国的法规必须经过严格评估，以确定它们是否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这并不是简单地看“幸福”的增量是否超过了“不幸福”的增量。根据他的经验，成本-效益分析的适用范围远比边沁的功利主义更为广泛：

成本-效益分析不仅关注快乐和痛苦，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成本-效益分析囊括了与人们福祉息息相关的一切，包括身心健康、免于痛苦、意义感、文化、清洁的空气和水、动物福利、安全食品、原生态地区和公共建筑的使用等。12

评估公共政策的一大挑战是如何衡量没有被市场定价的事物，这称为“认知问题”。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回顾性分析和“测量和反应”策略。所有这些策略都试图为“不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赋予货币价值，以便对福利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他们努力证明认知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这凸显了一个现实，即人们持有的许多价值是无法被市场估价的，所以市场价值的总和并不等于总福利。

举一个价值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衡量的例子，即生命本身的价值，新冠疫情是人们在绝对价值和质量调整的基础上对生命价值评估的一次实践，在实际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要对患者进行分流，对医疗资源重新分配。还有那些有关安全措施的监管决策，以及平衡健康和经济考虑的重要决策。13我们会在第10章探讨这些问题，那些无法被市场定价的事物普遍存在，这凸显了理解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

简而言之，价值经济理论的发展从客观（价值与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如何发生）到主观（价值由人们的偏好决定）到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价格可以反映价值。市场决定了价值，并且它反映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上，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价值与社会价值观等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纵观历史，价值理论一直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经济，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经济学家区分了那些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取的活动。今天，非生产性活动和价值提取的概念基本被抛弃，市场上的所有回报都被看作价值创造的回报，所有可以定价的东西都可以描述（或错误地被描述）为促进了国家的财富（和福利）。

价值概念（一个世纪前是经济理论的同义词）现在很少被讨论。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她的权威著作《增长的悖论》中强烈主张我们需要“对价值的争议进行一场辩论”。14特别是，她要求人们更多关注价值创造过程、利益分配，以及活动对福利的贡献。

马祖卡托预警了“经济理论和概念的应用”中隐含的危险——我们谈论事物的方式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制药公司实行“基于价值的定价”，金融投机已从“半寄生”转向价值创造。15主流公司治理通过将股东描绘成最大的风险承担者来提升股东价值，同时淡化工人在职业生涯中承担的风险或公共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好处。对于马祖卡托来说，在一个价值概念“非常模糊”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为“价值创造者”。

这种主观价值方法的主导以及对其局限性和影响的普遍无知会产生各种后果。这些后果可以被分为四类：市场失灵、人性弱点、国家福利和市场情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