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诗派学人之诗的典范

郑珍在道咸间以儒学和诗学并称于世，是贵州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当时人其实更看重郑珍的儒学成就。曾国藩把他和莫友芝并称为“西南硕儒”，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云：“（莫与俦）门人郑珍与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儒宗矣。”(1)莫友芝论郑珍：“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2)《清史稿》也把郑珍列入《儒林传》而非《文苑传》，称之“西南大师”(3)。作为一个儒家学者，郑珍学术的核心是汉学，尤以许慎文字学与郑玄经学为中心。他著有《仪礼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等，其《巢经巢经说》一卷被李慈铭称赞为“精密贯串，尤多杰见”(4)。郑珍著述甚丰，但奠定其“西南巨儒”基础者主要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其儒学思想的精华可用“积理养气”与“身体力行”来概括。

郑珍很少直接在理论上阐述其儒学思想及心得体会，而主要通过诗歌理论尤其是创作来表达。郑珍论学和论诗的核心是“积理养气”，表现为强调性情，突出个性。其《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树立了诗论的总纲：“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5)他认为性情的关键在于“气”，而气是性情与学问的统一。他主张性情贵真，作《次韵答吕茗香》诗曰：“我吟率性真，不自谓能诗。赤手骑袒马，纵行去鞍羁。”(6)道出了他在诗歌创作中因强调“性真”而偏爱白描的审美意识。他在道光二十五年摄古州厅儒学训导时，作《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作诗诚余事，强外要中歉。膏沃无暗檠，根肥有新艳”(7)之语，强调了“养气”的重要性。在郑珍看来，“养气”的关键就是要读书，借以积累学问道理。其《跋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云：“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盛；养才在于多学，养气在于力行。学得一分即才长一分，行得一寸即气添一寸。此事真不可解。故古人只顾学行，并不去管才气，而才自不可及。”(8)其师程恩泽说“首性情，次学问”(9)，郑珍也倡导以学问养性情，但两人还是有区别的：“程氏是‘性情自学问出’，郑珍强调的则是以学‘其人’为先，而非以‘学’为先。”(10)他强调先要全面学习古人，然后才是学其诗。他撰《郘亭诗钞序》云：“学其诗当自学其人始，诚似其人之所学所志，则性情、抱负、才识、气象、行事皆其人所语言者，独奚为而不似？即不似犹似也。”(11)郑珍在谈及“读书”“养气”的时候特别注意突出诗中之“我”。他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中鲜明地主张诗歌创作要有“我”：“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12)他指出诗人不能“随俗”，“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就是提倡要有个性。他的这些诗论也都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完满的体现。

相对于同时代人更看重郑珍的儒学成就，后人更看重郑珍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有人评价说他是道咸诗坛乃至晚清最高成就的代表。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云：“清道咸间，郑子尹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越前代。”(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稍有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14)梁启超对郑珍的整体评价虽也不高，但也视之为晚清宋诗派最高成就的代表。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序》云：“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15)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誉其为“清诗第一”(16)，形容为“有清三百年，王气在夜郎”。(17)至今看来，说郑珍在清诗史上成就最高确实溢美过甚，而说他在道咸乃至晚清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则是可以令人接受的。

郑珍为学、为诗皆出于程恩泽。郑珍之子知同在《勅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中记述郑珍与程恩泽交谊更为详细：“乙酉（道光五年）拔贡成均，学使者为程春海（恩泽）侍郎。侍郎邃于古学，天下称文章宗伯，见先子文，奇其才。旋移视学湖南，先子廷试归，即招以去，期许鸿博，为提唱国朝师儒家法，令服膺许郑。先子乃博综五礼，探索六书，得其纲领。……居侍郎门下年余，戊子辞归，侍郎有‘吾道南矣’之叹。”(18)启发郑珍治许、郑之学的人正是程恩泽。他曾对郑珍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使郑珍“大感悟”(19)，遂潜心研究《说文解字》，以文字学为根本。他在《招张子佩》一诗中说：“俗士不读书，取便谈性命。开卷不识字，何缘见孔孟？”(20)他秉承恩师意见，把识字看成学问的基础。

郑珍在道光八年离开程侍郎幕府由湘返黔之际，撰《留别程春海先生》一诗。该诗前半部分歌颂程恩泽的古诗文辞“宏肆而奥”，后半部分叙两人的交往：

……黄钟一振立起痿，伟哉夫子文章医。当今山斗非公谁？种我门墙籓以篱，臃肿卷曲难为枝。络之荆南驱使騑，野马复不受馽羁。锡我美名令我睎，以乡先哲尹公期。无双叔重公是推，道真北学南变夷。此岂脆质能攀追？敬再拜受请力之，头童牙豁或庶几。槐黄催人作叢羆，定王城下离舟维。春风冬雪惯因依，出送抚背莫涕挥。东流淙淙识所归，有质卖田趋洛师。(21)

该诗在叙事上也有令人称道之处，其述程恩泽的文章事业，与郑珍的师生之谊，内容全面又要点突出，堪比个人传记。程恩泽爱才识才，一力培养郑珍，加以录取并赐名“子尹”，以东汉“尹珍”期之，又指引了汉代许慎、郑玄之学术方向。郑珍自言为不负乃师程恩泽的期盼，“脆质攀追”“头童牙豁”在所不惜。该诗也是郑珍诗歌的代表作之一，既含有客观的事实和典故，也表达了主观的认识和理论，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还带着山谷诗的幽默和俏皮。

有意见认为，道咸宋诗派在学问上甚至超越了宋人，而郑珍则代表了道咸“学人之诗”的最高成就。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指出宋诗“惜多不学”，而“近代诗家……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而其中“淹通经学”者“则有巢经、默深”。(22)陈衍概括道咸间宋诗派“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直接推举“语必惊人，字忌习见”的《巢经巢诗钞》为之“弁冕”(23)。作为道咸之际“学人之诗”的代表，郑珍主要从炼字与炼意两方面树立起了自己的特色。

从炼字而言，郑珍在诗歌创作中喜用古汉字以及生僻字入诗。郑珍写十里下南河之险：“仄行酸腿酥，俛睨刚胆战。顾后舚幸过，惊前呀猝转。”(24)其中“舚”字写人在经过山崖后回头一看，惊得吐舌头，极状山崖之险，既古朴又生动。自叙“读书亦何益，坐令骨变臡”(25)中“臡”字通“脔”，形容枯肉，极为生僻。该字在汉代已不常用，《说文解字》卷四“肉部”已将其标注为“古文”，释曰“今文臡皆作麋，麋系腝之误”。(26)还有用虚词入诗。如《柏容种菊盛开招赏》“君之种菊用何法？几日化为缨络云”(27)中的“之”与“日”也是以虚字对实字。再如“两月闻闹中，市嚣吾厌矣”(28)中的“中”字、“矣”字虚实不对称。再有用数字入诗。写梅花“当关一枝兀放入，鹊不及报呼之三”(29)。叙送弟外出助己收汉碑，“洪娄著录汉碑二百七十六，至今三十九在余俱亡。其中阴侧匪别刻，实止廿八之石留沧桑。后虽新增三十种，已少娄录四倍强。”(30)上面这些例句在用字上完全打破了诗歌的对称性，从而带有散文化的倾向，使人耳目为之一新。陈田在《黔诗纪略后编·郑微君传》中评曰：“又通古经训话，奇字异文，一入于诗，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余尝论次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而已。”(31)认为正是这些“奇字异文”的运用，终使郑珍成为当时“才学兼全”唯一之诗人。

从炼意而言，郑珍常化用古人诗文。如叙在遵义城东桃花洞旁开满了桃花，“手可以提酒一壶，足可以向花林趋。好山好日不用一钱买，送到眼中皆画图”(32)，化用了李白《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意。又如将荷叶喻为婴儿，“绿荷扶夏出，嫩立如婴儿。春风欲舍去，尽日抱之吹”(33)，乃从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实中有么荷，拳如小儿手”中“夺胎换骨”而来。叙朋友千里之外来访之难得，“何况我与子，而必噬肯来”(34)，用了《诗经·唐风·有杕之杜》“彼君子兮，噬肯来游”之典故。又如叙登山之高而险，“抟羊角而上，青壁帖橙几”(35)，乃化用自庄子《逍遥游》“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意。

他以“学问”加上“养气”，养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锤炼出自然真纯的诗风，成为晚清宋诗派的翘楚，其艺术成就差可比肩于李、杜、苏、黄等大诗人。汪辟疆说：“巢经巢却是清诗家之一大转捩，以学为诗而非填死语，以性情为诗而不落率滑。学杜，学韩，学东野、宛陵，学坡、谷，皆能哜其胾，啜其醇，而适为巢经之诗，元、虞而后只有巢经。”(36)

郑珍诗集中还有部分纯任自然不假雕饰之作。《云门墱》里的“眉水若处女，春风吹绿裙”(37)；《南阳道中》中的“林脚天光如野水，麦头风焰度晴沙”(38)；《重醉湘山寺歌》“晴风吹皱白练裙，春树翻杯摇绿云”(39)等，都是纯用白描，笔法平易之作。这些诗作已脱尽宋诗派藩篱，而具有汉魏六朝及唐诗神韵。研究郑珍诗歌的学者普遍注意到他善用白描的特点。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说：“巢经巢诗最足令人注意之处，即其纯用白战之法。”(40)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子尹诗之卓绝千古处，厥在纯用白战之法，以韩杜之风骨，而传以元白之面目，遂开一前此诗家未有之境界。”(41)邵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曰：“道咸间，遵义郑子尹为诗，善写真语，其白描处即白话。”(42)钱锺书夸赞郑珍“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妙能赤手白战”(43)。要之，郑珍诗继承了韩愈诗奇崛险怪，东坡、山谷诗生涩奥衍的一面，却又能自立一格，这也是他超越于一般宋诗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