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申韩法”的张居正

一、“经术”与“法术”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改革家，王安石与张居正，各自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政治遗产，后人对此有赞有弹，众说纷纭。如果深入追究，两人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想截然不同，是不容忽视的缘由。

王安石用儒家经术来处理世务，着眼点始终不离儒家经典，不离经术。他对儒家经典《周礼》特别重视，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他的改革举措，即所谓“新法”，都从《周礼》寻找理论根据。变法期间，他撰写《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尚书》三部儒家经典做出新的解释，为变法造势，寻找理论根据，这与他以经济管理手段处理国事的尝试，不免自相矛盾。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中写道：“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实行《周礼》毫无价值，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则对其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赏。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周礼》中的政治，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定的，大致是根据汉初学者的理想而制定的。但它不是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上毫无影响。应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王莽的改革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史家称为“托古改制”，他的一切根据就是《周礼》，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然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反而激化社会危机，王莽的“新朝”迅即土崩瓦解。王安石虽然没有王莽那么迂腐，但在顶礼膜拜《周礼》这点上，并无二致，所以内藤湖南说他是继王莽之后的“第二个失败者”。

张居正则不然。他是法家思想的信奉者，主张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来推行改革。与他同时代的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驭下……”清初的张岱在《石匮书》中说他“生平学申韩，而内多欲”，“务为苛刻聚敛”。此后的万斯同在《明史》中说他“天性峭刻，好言申商韩非之学，多杀而寡恩，专以苛察综核为能，而其精强敏悍之才足以济之”。看来张居正用申韩法术进行改革，是后世史家的一致见解。他的风格与儒家的温良恭俭让，格格不入，自诩为“非常磊落奇伟之士”，“非常理所能拘”，行事无所顾忌，时常说，“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是他的口头禅。因此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史家，也赞誉有加，张岱说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王世贞说他雷厉风行，“万里之外，朝下夕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这是典型的法家风格。

他在隆庆二年（1568）向皇帝呈进的《陈六事疏》中，论述治国理念与改革思想，流露出强烈的法家色彩。比如说，他强调“省议论”——少发议论，多干实事。核心理念是两句话，一句是“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考虑贵在周详，行动贵在得力；另一句是“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谋划要靠众人，决断必须独裁。他强调“振纪纲”——加强法纪，统一号令。核心理念是法家的名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具体化为两大方针：其一是“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其二是“强公室，杜私门”。为了贯彻“综核名实”方针，必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思想深刻，文采斐然。意思是说，官员的任用或罢免，提升或降职，应该用事功与实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不要完全拘泥于资格，不要摇摆于对他的赞誉或诋毁之词，不要掺杂个人喜爱或厌恶的感情，不要用一件事情来概括那个人的一生，不要用一点过失来否定那个人的大节。

这样的眼光，不独当时人望尘莫及，也令现代人叹为观止。至于他自己是否做到，则另当别论。

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大刀阔斧厉行改革，推行新政，准则就是依法治国。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对历年颁布的律例条法进行清理，修明旧典，刊定章程，确立统一的法律准绳，以期达到“法以划一而可守，令以坚信而不移”。万历六七年之间编订的《嘉隆新例附万历新例》一书，与整顿吏治与财政的改革密切相关，为推行新政扫除障碍。

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倡导“以重典驭臣下”，张居正深得其中三昧，在和高官议论法律时，一再强调“治乱国用重典”，切中时弊。嘉靖晚期，由于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腐败之风席卷朝野，所谓“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吏治败坏，朝政紊乱达于极点，必须力挽狂澜，才能改变困局，“治乱国用重典”是唯一有效的对策。万历五年（1577）他在给福建巡抚庞尚鹏的信中，充分阐述了这种理念：“诸葛孔明云‘法行而后知恩’，正此之谓。今人不达于治理，动以姑息疏纵为德，及罹于辟，然后从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为严急少恩者。然今数年之间，吏斤斤奉法循职，庶务修举，贤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于暴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几何？安全者几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贼也。’子产铸刑书，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称之曰：‘惠人也。’则圣贤之意断可知矣。”

张居正主张“治乱国用重典”，他逝世后，人们苛责他过于“操切”。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为他讲了几句公道话：“居正生平操切，垄断富贵，决裂名教，故四方归怨，实无异志。且受先皇顾命，辅上冲龄，夙夜勤劳，中外宁谧，功安可泯！”侍讲官于慎行希望前往荆州查抄张府的刑部右侍郎丘橓，手下留情。他说：“生行（于慎行自称）滥竽词林，阅有年岁，江陵（张居正）始末皆所目睹。其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与其阴祸深机，结怨于上下者，皆颇能窥其大概，而未易更仆数也。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知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皆非情实也。”

一言以蔽之，苛责他过于“操切”，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立场，对于秉持申韩法术的偏激之词。不“操切”何以拨乱反正，不“操切”怎能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