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吴敬梓，清代滁州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乾隆十九年（1754）病逝于扬州。他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他的著作，除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外，今存《文木山房集》四卷和辑佚诗文三十多篇。另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诗说》七卷（一说八卷），尚有未成书的《史汉纪疑》，均已佚失不传。

吴敬梓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吴国对是清初的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曾祖兄弟五人，就有四人是明末清初的进士。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祖父的兄弟吴晟和吴昺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和榜眼。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间，他们一家“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这就是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羡称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黄金时代。

他的父亲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出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耿直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和品行有一定影响。吴敬梓从小聪颖好学，才识过人，并有理想和抱负。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考取了秀才，同年父亲病逝。吴敬梓不善于治理生计，加上性情豪爽，慷慨好施，过着“千金一掷买醉酣”（金两铭《和（吴檠）作》）的浪子生活。没有多少年，田庐尽卖，奴仆逃散。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应科举考试，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由于家产挥霍和科举失利，乡里豪绅把他看成败家子，“传为子弟戒”（《文木山房集·减字木兰花》注脚）。

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懑心情离开故土，移居南京，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并与各阶层人物广泛交游，既有文人、学者，也有道士、伶人。这就大大地开阔了生活视野，并为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赴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吴敬梓晚年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诗）。冬夜苦寒，每夜绕城步行数十里，以此“暖足”。艰难困苦折磨了吴敬梓，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生活距离，也造就了一代伟大的小说家。

居住南京时期，吴敬梓把他体验的世情，经历的人事，经受的冷暖，看到的嘴脸，统统倾注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完成了这部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作。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代表作。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儒林外史》开头写了两个历尽辛酸的老童生，头撞贡院号板的周进和中举发疯的范进，令人读后捧腹大笑，骨子里却隐藏着悲剧内容。作者身为士人，洞察其中奥秘，暴露其丑态格外深刻，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作者还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虚伪性。按照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优贡是要凭所谓优良的品行来决定应举资格的。书中写了两个“优贡”：一个是匡超人，专干包揽词讼，假造文书，冒名代考，还在赌场中抽头得利，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儒林恶少，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另一个是严贡生，他横行乡里，狡诈无赖，无恶不作，这样一个劣绅，竟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又替他“考出了贡”。作者把两个臭名昭著的儒林败类和“优贡”联系起来，是对科举制度虚伪性鞭辟入里的有力揭露和讽刺。

书中也歌颂了一些理想人物。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并“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吴敬梓正是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王冕是作者所肯定的上上人物，其为人“嵚崎磊落”，不慕荣利，不随流俗，蔑视功名富贵，讲求“文行出处”。以作者自己为生活原型的杜少卿，不甘受礼法拘束，也不和庸俗生活妥协，言行上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待人厚道的“真儒”虞育德和闭门著书、不愿做官的庄绍光，他们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这些人物，在吴敬梓笔下，都是理想人物。全书结尾出现的市井四“奇人”，他们澹泊名利，自食其力，作者也把他们放在正面人物的位置上来加以称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敬梓用酣畅的笔墨写下层人民，歌颂人间真情，倾注了对他们真挚的爱。如相助相恤的牛老爹和卜老爹；伶人鲍文卿对贫苦手艺人倪霜峰的照顾以及收养倪廷玺；甘露寺老僧对寄住寺内的牛布衣的亲切照顾，并和众乡邻为他料理后事等，感情纯厚真挚，朴实无华，感人肺腑。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热情地歌颂正面人物，两者是交错地混杂着。书中上演着一幕一幕的“人间喜剧”，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既有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秀才和斗方名士，也有官吏、乡绅、衙役、书办和豪奴，还有地主、盐商、艺人、医生、侠客、和尚、道士和节妇等等，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堪称是中国十八世纪一幅全景的风俗画。

《儒林外史》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讽刺艺术的运用，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或用强烈的对比展示人物行为前后的矛盾，给予辛辣的嘲讽，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的市侩嘴脸；或用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活动的细节，借以暴露其可笑可鄙的内心世界，像严监生悭吝成性，临死前伸着二指不断气；或借人物言行，皮里阳秋，以喜剧手法揭示人物的矛盾性，从而达到嘲讽的效果，像严贡生自称“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却被小厮当场戳穿等等。作者嘻笑怒骂，极尽讽刺之能事。或明嘲，或暗讽，或引人发笑，或令人切齿，无不尖锐深刻，语语中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以公心讽世”，指摘儒林时弊，殊少个人恩怨式的谩骂，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不愧“讽刺之书”的称誉。

作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结构上的独创性，它一反以前的长篇小说形式，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然这种结构表面上缺少情节的自然联系，故事也并不一定完整，但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形式，却足以表现全书一以贯之的深刻意蕴，具有情理上的必然性。作者是对整个儒林文化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和扬弃，而这种“碎锦”式的“散点透视”，恰恰为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提供了最佳模式。

《儒林外史》继《金瓶梅》之后，在中国小说史上完成了从传奇性到现实性的过渡，描写的对象更贴近现实人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世故人情，被作者传神地凸现出来；人物性格再不是类型化了，已由单一变为复杂，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同时也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过程，人物性格已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展开，以至完全形成。像匡超人由一个忠厚孝顺的青年最后蜕变为结交权势、天良丧尽的儒林败类，其变化过程的描写真实可信，很有说服力。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等，它们的成就和价值虽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或体裁模仿《儒林外史》，或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而出，很明显是受到《儒林外史》影响的。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儒林外史》脱稿后，“人争传写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已知至迟在乾隆十四年（1749）即有传抄本。至于《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据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跋》中所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刊刻行世的，还说“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金刻本迄今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镌刻的卧闲草堂本（以下简称“卧本”），共五十六回。卧本校刻虽不甚精，实为后来各本的祖本。此本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即金和跋文所称的“幽榜”。唐五代笔记小说如《唐摭言》等，已有文士死后追赐进士的“幽榜”。在《儒林外史》之前，《水浒传》结尾有“忠义榜”，《封神演义》结尾也有“正神榜”，因此，《儒林外史》的“幽榜”是否为后人所加，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同意见。

本书是张慧剑先生在五十年代时以卧本为底本校注的，当时删去第五十六回，只保留了最后的《沁园春》一词，并移置于第五十五回之末，以为结束。现在看来，既采用卧本作为整理的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割裂原版本，显然不妥。现借本书重排之机，依据卧本对本书再次进行了核校，恢复第五十六回全文，并标点、注释。张先生的校注本，是一本优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出版较早，影响很大。但今日看来，并非尽善尽美。考虑到本书是张先生的遗著，只改正极个别的错字和标点，其馀均未作改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