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而战斗

陈方

我出生于广东宝安（今深圳市）坑梓盘古石村一个亦农亦工的家庭。母亲和祖父、祖母务农为业，维持家庭生活。父亲为香港海员工人，是西餐厨师，其有限的工资收入，除去个人生活费用外，对家庭生活和孩子教育有一定经费支持。我五岁开始入学读书。对我的童年和少年影响颇大的有两件事：一是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家乡及华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本侵略军肆虐我国同胞，我村农民黄汉等被枪杀，妇女曾某等被强奸，我家的一头大水牛、一头大母猪被抢去。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不久我父亲就逃难回乡，与家人一起种田谋生。1943年大旱灾，农业失收，兵灾加天灾，遭遇大饥荒，生活极为困苦。二是1938年冬曾生同志领导的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淡水成立，与王作尧领导的东莞模范壮丁队一道，共同抗日。1943年12月2日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王作尧等东纵同志经常活动在我们家乡，宣传群众，武装民兵。当时在我村学校执教的教师黄秉文（地下党员）等常向我们讲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这段经历，使我初步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是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队伍，这支队伍和人民一道抗击了日本侵略军，解救我们家乡同胞。我时年尚小，不足参加东纵，但内心对东纵非常敬佩。

1945年8月，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坚持8年的全面抗日战争终于以我国胜利、日本失败而结束。我父亲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他早年受过乡村书塾教育，思想进步，勤劳敬业，乐于助人。他在家乡逢年过节，都帮乡亲书写对联，料理公众事务。他教诲我要“多读点书将来做一个有文化的高尚的人，能做教书先生更好”。这时，他决定重回香港海员工会，再操当年熟悉的西餐厨师那份工作，并把我带去香港读书，这样既可以减轻家里和母亲负担，又可以实现他让我“多读点书”的愿望。我母亲仍留在家乡耕田持家，还有一个胞弟随母亲在家乡读书。我跟随父亲在香港，先后居住在九龙旺角长沙湾道255号2楼我父亲的香港海员工会联合公司处，和九龙城龙冈道7号1楼我的堂姐家里，接触的都是进步海员工人和亲戚朋友，对我都有较好影响和支持。我在香港期间先后就读过九龙建华小学、香岛中学、旺角英语学校，对我增长文化知识、思想政治进步、认识社会发展、做人处世为友，都有较好的促进。

我居香港期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很快爆发。1946年6月29日，为了执行“双十协定”，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我在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特别是香港地下党员同志的直接教育和引导下，为了追求革命、追求真理、追求前途、追求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毅然放弃在香港读书、生活的机会回到家乡求学，参加革命工作。成行前，我说服了父亲，辞去了为我报了名的香港南华汽车专科学校的学位。他鼓励我回去要努力读书，自觉帮助家里生产劳动。有一年他回乡过春节，特地写了一副对联，文曰：大地资产望蒋至，王朝末日还不知。要我贴在大王爷庙的大门，我照办了，村民看了都翘指赞好。

指导和鼓励我选择回乡求学，参加革命工作的是地下党员黄香同志等。黄香是东纵时期的地下党员，抗战时在我家乡从事革命活动。记得在1945年春夏间，黄香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在坑梓乡老坑村红围街狭路上与两个日军相遇。日军把他唤到一间小店里盘查，从他身上搜出有抗日宣传品，立即紧张起来。但日本人对中文似懂非懂，一个日军端起步枪，上起刺刀严加看守，另一个日军在埋头查看宣传材料。在此危急时刻，黄香沉着不惧，机智勇敢，神速地飞脚踢倒持枪的日军，同时出手重拳把查看宣传材料的日军打倒在地，即拔脚向小店后面的树山跑去，在一棵碗口大的龙眼树背面稍作掩蔽，日军开了两枪，打中树干，未伤及人。之后，黄香爬越一堵2米多高的屋墙，在高墙和密树的掩蔽下奔向山上，安全脱险。日军望尘兴叹，调头回营，受到其上司斥骂：你们两个日本皇军，逮不住一个八路的，笨蛋、无能！这个真实故事，乡间广为流传，我更记忆尤深。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北撤山东，黄香留在地方工作。他在香港期间，常常与我叙谈国事。他讲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形势和必胜前途，新中国曙光就在前头；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责任，任重道远而光荣；进步青年应投身革命，报效祖国，争取远大光明前途。他鼓励我尽早回乡一边读书，一边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会有人和我联络的。

我回到家乡，先后就读于惠侨中学、光祖中学。春节过后不久，惠东宝人民护乡团（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政治部杨钧（主任）、救荒队戴光（教导员）、梁丹、邱胜等，以及黄香、黄兆基、黄旭等地下党员同志，常到我村活动，有时住在我村（有的同志住在我家）；有时几个人、十几人，有时几十人，经常来来往往，部队纪律严明，群众关系密切。黄香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们认识后，就经常联系来往，研究开展工作。粤赣湘边区恢复武装斗争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粉碎了宋子文主粤后发动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清剿”，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队伍；江南支队先后胜利地组织了攻击沙鱼涌守敌之战、山子下伏击战、红花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斗争的胜利形势，对我执行地下党员和部队布置的工作任务，有很大的鼓舞。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有两方面：一是秘密任务，负责向坪山田心荫本学校的地下党员叶锡桥、赖光同志和龙岗同乐一鸣学校地下党员黄光同志送情报信件，这两条专线我一人负责，单线联系，不分日夜、晴雨，有件必送，按时送到，从无延误，计约完成任务上百件；二是公开任务，以学生身份，佩戴起校章，与村中几个地下党员、学校的进步同学配合，宣传革命形势争取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调整耕地，救荒济贫。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任务完成很好，群众发动起来了，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夜校成立了；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地下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同志，对我的工作表现和成绩很满意，对我的成长进步也很关心。黄香、戴光同志常到我家与我谈话，给我讲社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宗旨、党员条件等，给了我《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须知》《社会发展简史》等书，要我好好阅读，启发鼓励我入党。我读完后，感受新鲜，收益很大。过了一段，他们又问我学习心得怎样。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奋斗的政党，能够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光荣的，我有决心接受党的考验。在党组织培养帮助下，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黄香、戴光同志作为介绍人，报上级批准。在暑假期间一个晴朗日子里，当我在禾坪晒谷的时候，地下党员同志通知我到本村学校，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两人。入党后编入地下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共有党员8人，黄仕强为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农会会长。我入党后，工作更积极，任务也更重，要求也更高，革命斗争更为广泛，更加复杂了。

回顾过去有几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四五月间，一个伪甲长对我们兴办的夜校不满，砸坏了夜校的书桌台凳。经调查核实后，我们即组织积极青年和学生群众把他找出来评理斗争，在证据和群众面前，那个伪甲长只好低头认错，赔偿损失，保证改过。这个斗争我们胜利了，夜校得以继续开办。六七月，我送情报信件到坪山田心荫本学校，回家途经竹坑村，过了河上岸时，与国民党军队相遇。我机警地利用地形地物掩蔽，转入一户农民家里作掩护。刚好他们修建房屋，我即扮成做工的，避开敌军，安全归来。九十月间，国民党153师部队从宝安到惠州，经过松子坑村时，地下党支部书记、农会会长黄仕强因情报失误，与国民党军队相遇，被抓起来，押到惠州。我和另两名地下党员获悉后，一方面第一时间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黄香、黄旭、黄兆基等同志报告，一方面与支部党员、农会会员商议组织营救。由支部组织领导，由农会群众出面，并利用一名较为进步的国民党乡长出面，找国民党153师师长黄志洪的父亲去做黄的工作（黄志洪是坑梓农田村人），说黄仕强是个好人，要他念于乡亲关系和他家庭利益，尽早放人。结果对外以罚10担谷为条件放回黄仕强，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自觉捐赠，保释了黄仕强。

1949年（己丑年）春节前夕，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黄旭、黄兆基到我家来拜年并向我打招呼：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后的建设，需要大批干部，上级党组织决定春节后调你到边纵2团工作，希望你做好准备，到时会派人来带你去报到。我说服了母亲和家人，并托人告知在香港的父亲。过了元宵以后，我持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到坪山竹园村2团团部报到，接受任务。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很好，我在这个重要时刻参加边纵部队工作，内心感到喜悦和光荣。在团部经过几天训练学习、组编队伍、部署任务和配发装备后，即开赴惠阳潼湖开展新区工作。我们队伍的代号叫“北进”，有二三十人，与代号叫“欣乐”的武工队七八十人一起活动。队长兼指导员叶振光。队里成立党支部，叶振光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是叶纪华，我任宣传委员。

我投笔从戎之日，正是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正式成立之时。我们以欣乐乡为基地，驰骋于潼湖、东莞之间，转于惠（州）樟（木头）公路南北，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发展党团基层组织，建立人民政权，组织迎军支前。三四月间，获悉情报：国民党宝安县县长陈仕英被当局提升为粤北“绥靖”司令，日内从惠州经惠樟公路赴任。2团部分主力在潼湖部队配合下，在陈江至梧村间路段伏击，一举生俘陈仕英及其护卫人员，有力打击和威胁了惠州之敌。四五月间，为打击惠樟路段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我“北进”队和“欣乐”武工队决定打掉国民党谢岗村自卫中队。经过侦察和研究，决定化装成农民，傍晚收工时发动袭击。战斗结果缴获花机一挺、驳壳枪两支，步枪十余支、子弹几百发，打击了敌人，武装了自己，鼓舞了群众，扩大了游击区。

夏秋之间，解放大军已南渡长江，向湖南、江西挺进，迫近广东。一天晚上，我与林子谦同志出发到麻岭村做群众工作。路上忽然发现一群黑影从樟木头方向蜿蜒而来。老林是东纵老战士，富有经验，他机警地把我按低，两人伏在一棵树干旁，并找好掩体，立即把手枪上膛，我也把手枪子弹推进了枪膛。看清对方是国民党军队后，他放大嗓门大声喊道：站住，不准动，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对方停下脚步，答话：我们就是来找解放军的，你们真的是解放军吗？我们答：是，要找解放军就派两个代表过来谈。对方来了两个人，我们对他们说：要找解放军我们带你们去，我们大队就在小山上，解放军的政策是宽待俘虏，奖励投诚起义有功的。但你们必须把枪支捆起来用人挑着走。他们答应了。于是，我们在麻岭找了两个民兵挑着枪支，踏着月夜山路，把他们带回我部队驻地欣乐乡石鼓村，并煮了一锅鸭粥给这十二个饿了几天的国民党兵吃。这次缴获的有加拿大轻机枪1挺，三八步枪10支，子弹500发。向团部报告后，受到了表扬。

五六月间，我参加了团部举办的青干班学习。参加学习的有三十多人，是从各连队抽调来的政治干部。学习内容是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和有关文件，培养建团专职干部。由边纵东江第一支队副政委祁烽主持，黄章、陈炳绍等同志为授课老师。学习期间学员编成连队，过军事生活。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学习、生活是流动性的。经过一个多月学习，我作为青年团的专职干部仍派回原部队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展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工作。经过一段努力，首先在欣乐乡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先后建立了妇女会、农会和乡政府，罗锦全（新发展的党员）任农会会长和乡长。并通过党团基层组织，筹备了一批粮食，支援前线，迎接解放军入粤，解放广东。

广东全境解放后，我们部队就地参加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的斗争。有一场剿匪斗争不可忘怀。土匪头子邱东海（当地人），为了组织“反共救国地下军”，破坏土地改革，由国民党派遣从香港潜回。我民兵发现后即向我们报告，我与区武装部叶参谋带领民兵两百多人，四面包围了山村，封锁了道路，组织小分队地毯式地搜山清路，但未发现敌人。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民兵队长黄镜清发现在一处不引人注意的浪基草丛中有人，他向我报告后即向敌人扑过去。一声枪响，黄即卧倒，我和叶参谋接着冲下去，看见邱东海已自杀倒在血泊里。接着连续破获了国民党“反共救国地下军”，缴获了一批武器，镇压了一批武装反革命分子。这次剿匪任务胜利完成了，为开展土地改革扫除了障碍。

土改结束后，我就地转业到地方搞青年和教育工作。组织上还先后送我到华南团校、中南团校、广东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广东省委党校等学习、深造。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回眸为共和国诞生而战斗的岁月，我不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党领导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这种心情，正如我在《华诞寄乡思》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己丑年间入伍征，离乡屈指已何年？

欢逢建国五十载，正是有缘岁月龄。

梓里斯人牵梦森，居城念故望振兴。

欣闻特市安社稷，喜览神州逾舜天。

（选自《深圳文史》第2辑，海天出版社200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