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时间有没有记忆，但知道时间里充满着我们人类的多彩记忆。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在岁月的深处，在远古的时代，储存着我们人类怎样的记忆和故事；那些记忆和故事，对我们今天的人类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相信，火焰遗留的只会是烟尘，而岁月留下的绝不仅仅是灰尘！
寻找地球的母亲
真想一眼看透人类和人类的一切，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智者告诉我，人类是一部超大的史书，要想读懂她，就要从认识地球开始，要从认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开始。还有人强调说，人类是无限复杂的存在形态，要想看清她，还应该有一双外星智慧的眼睛，需要从时空的深处静静打量她走向今天的历史脚步。可是，我既没有这样的天分，更没有透视一切的眼力，但我还是想探看一下人类的究竟。不然，总感觉愧对为人一辈子的经历！
人类是地球的孩子，就让我们从对母亲的认知开始，走进现已聪明绝顶，并已向火星展开了翅膀的人类那漫长的生存故事……
开始时，在自己的孩提时代，人类并不知道自己是地球的孩子，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地球这个概念，他们对这颗行走在宇宙间的蓝色星球毫无感觉。那时，他们很是懵懂无知，只懂得为填饱肚子而整天忙碌。后来，他们的大脑逐渐发育起来，琢磨的事情也随之多了起来。从这个时候起，人类的智慧就蹒跚起步了。有那么一天，他们终于在意起脚下的大地和头顶上的蓝天。于是，他们好奇地打量着不见尽头的大地和挂满星辰的天空，以各自的认知形容起眼前的这个世界。
生活在亚洲东方的中国古人认为大地是方的，天空是圆的，而非洲北部的埃及人则觉得天像一块穹隆的天花板，地像个方盒。从表述出的形状看，虽然基本形态差距不大，但古代埃及人的感觉稍显复杂一些。我不敢断言，这种感觉上的差异会不会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上的微妙差异，进而会不会影响文明发展的日后方向。如果是，那么古代印度和俄罗斯人的感觉更让人联想颇多。古印度人认为，大地像一块盾牌，由三头大象驮着，大象动一下大地就震动。如果说，古印度人把大地放到了常在挪动的大象背上，那么古代俄罗斯人则把它放到了游动不停的鲸鱼背上。他们认为，大地像是一块盾牌，由三条鲸鱼用背驮着，漂游在茫茫的海洋里。好惊险的一个感觉呀，让人不由得产生摇晃在波涛上的紧张感！
如果说，动物是意愿性的生命体，那么人类就是理念性的生命体。观察人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某种理念一旦形成，就会深深地影响人类日后的行为。好在初始时期，人类还尚未被理念驯化，所以上述种种对地球的认识，并没有对人类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可是，接下来形成的一些理念，却深深地左右了他们的生活。这个理念就是他们对脚下那个世界创始情况的猜想。
很显然，有了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人类自然会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大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于是，比起形状说丰富得多的创世说就先后被提了出来。从我们可以查询的渠道看，人类关于创世的说法丰富而多彩，似乎各个民族都参与了这场大思考。让我们从中赏读几则，看看天南地北的人们是如何让这个世界形成的。
一向作为人类历史美好记忆的古代埃及人是让世界这样形成的：“世界开初是一片海水，水上有一颗发光的蛋，拉就是从这个蛋中诞生的。当他长大以后，他越发强大，并成为造物主和众神之父。他先生下风神舒和雨神苔芙努特，这两位神祇逐渐变为天上的星星，称为‘双子座’。接着拉又生下地神塞勃和苍天之神努特，塞勃和努特结合又生下冥王奥西里斯和王后伊西斯，还有恶神塞特和其配偶尼亚齐斯。之后拉神开始讲话，他吩咐天和地从一片废水中升起，拉先让自己的光普照大地，然后让风神把苍天之神努特举起，努特形成一个拱顶，而地神塞勃则平躺在下，就这样大地形成了。”当古代埃及人忙于让拉神创造大地时，古代印度人却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一个叫“大梵天”的神，说：“创世之初，什么也没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辰，只有那烟波浩淼，天地无际的水。混沌初开，水是最先被造出来的。而后，水生火，由于火的热力，水中冒出一个金黄色的蛋。这个蛋，在水里漂流了很久很久。最后，从蛋中生出了万物的始祖——大梵天。这位创造之神将蛋壳一分为二，上半部成了苍天，下半部变为大地。为使天地分开，大梵天又在它们之间安排了空间，这位始祖在水中开辟了大陆，确定了东西南北的方向，奠定了年月日的概念。宇宙就这样形成了。”[1]
对比是我们认知最拿手的办法，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在上述两则神话里出现了令我们颇感好奇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相隔两洲的埃及和印度的古代人不约而同地从一颗神秘的蛋里催生出了一个神，并让他创造了天地世界。难道人类的思维在某种条件下会同频共振吗？与埃及、印度创世说相比，古代巴比伦和希腊的创世说则更为本分和踏实。古代巴比伦人说：“很早很早以前，宇宙没有天，也没有地，只有浩瀚无边的海洋。在创世之初，水是最早出现的东西，她是宇宙万物之母。在浩瀚无边的海洋里，山慢慢长大，浮出水面后，成为一片陆地，山体里又萌生出了天和地。天是男的，名叫安，地是女的，名叫叶启。”也许，让思维同频共振的那个条件不存在于他们之间，所以，相隔不远的古希腊创世说很是幽默地冷落了海水，说：“宇宙诞生之前，正处于混沌状态，它是一团浑浊不清的物体。混沌名卡俄斯，是一个不成形的东西，万物的种子都在混沌之内，都向着各自的方向转动，渐渐地这些原始的东西慢慢分离出来，重的部分下沉，就构成了土地，名叫盖亚，轻的飞腾上去，成为天空，名叫乌拉诺斯。”
当欧亚大陆的古代先民们纷纷发表着各自的创世猜想时，曾在地球另一端并与我们的历史泪别而去的古代玛雅人却认为世界是这样开始的：“宇宙一开始一切都停止不动，没有人和任何生灵，到处黑暗一片，只有造物主特珀和古库玛茨，他们在被光围绕的水中，他们是天生的大贤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开始讲话，他们一边说，一边讨论和思索。当他们沉思时，他们明白，‘人’就要出现了。于是他们计划创世。他们先造了天之心，即三个卡库尔哈，然后又让天上有了光和黎明，他们让水退下，又造出大地和山，他们让山上流下河水，森林长出，随后，他们考虑创造一些动物来守护山林等，于是鹿、鸟、虎、豹、蛇等相继形成，但这些动物都不会说话，只能吱呀叫唤，于是又让它们有自己的食物、住处，使它们与神类分开，并注定它们被杀和被吃掉。”当玛雅人的造物主有条不紊地创世时，古代中国人也让一位叫盘古的巨人开创起了世界：“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混沌之中，一直睡了一万八千年。有一天，盘古突然醒了。他见周围一片漆黑，就抡起大斧头，朝眼前的黑暗猛劈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混沌一片的东西渐渐分开了。轻而清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之后，盘古怕它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着天，用脚使劲蹬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盘古也随着越长越高。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逐渐形成了，盘古也累得倒下去了。盘古倒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四肢，变成了大地的东西南北四极；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
哈，多么壮观的一幕啊！在难以确知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们就这样进行了一次全人类的大思索、大讨论。讨论中，散居全球的各个民族竞相发言，把人类的思维从蛮荒引向了文明。这些创世说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的人文指向明显，有的神明暗示深刻。它们大致的共同点是，均以人类自身为母本，并对其进行无限的放大，最后创造出了开辟天地的原神和超人。这些原神和超人的出现，不仅显示了人类思维的虚拟能力，而且很快在后来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创世的神一一被演化成了宗教的神，开始驯化起了人类的心灵。理念对生活的影响就这样显现了！
人类的创世大讨论就这样众说纷纭地进行过了。虽然因知识条件等原因，未能接近地球形成的历史真相，但他们探知地球奥秘的好奇与努力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们毫不厌倦地观察着，思索着，当岁月走到公元前6世纪时，人类向地球的形体之谜跨出了巨大的一步。这一脚步的向导是当时生活在希腊和罗马的学者们。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24—公元前547年间的、名叫泰勒斯的学者明显地体会到地球是圆的。泰勒斯的这一体会，被随后的欧多克斯、毕达哥拉斯及亚里士多德等学者呵护与经略，再经古罗马时代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发力，将其发展成了统治人类认识1000多年的“地心说”。“地心说”认为，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地球并不恰好在均轮的中心，而偏开一定的距离，均轮是一些偏心圆，日月行星除做上述轨道运动外，还与众恒星一起，每天绕地球转动一周。所以，人居住的这个地球，静静地屹立在宇宙的中心。
对于特别在意自尊的人类来说，这是一个绝对愿意接受的认知，这个认知会向他们不断提供身居宇宙中心，让日月星辰围绕在身边，俨然一个宇宙之主的自大与自豪感。于是，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占取人类精神高地的天主教教会不仅将它作为人类认知的一大收获加以储存，还把它当成了规范后世认知的坚硬尺度。
在发现知识的道路上，每一个新的认知都应该成为新的心灵向导。但遗憾的是，“地心说”变成天主教教会的世界观之后，反而成了人类认知继续深入的绊脚石。就是这个绊脚石整整绊住人类探知地球的脚步长达十几个世纪之久。
好在人类的成长是阻挡不住的。在16世纪的某一天，有一个欧洲人在将要去世之前公布了自己对地球深思熟虑的新观点。这个人就是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他所公布的观点就是被后世人类称为“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哥白尼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绕着太阳转动，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地心说”中表现出的行星围绕地球运动的一年周期，其实是地球每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反映。这样，被牢牢安放在宇宙中央的地球突然被抛向了太空，有人惊愕，有人摇头，天主教教会更是百般地担心和警惕。但是，科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对此十分热心，他们跑接力般地用日益发展的观测技术和计算办法，终于在17世纪时使“日心说”变成了人类对地球的新认识。
从此，被抛向太空的地球再也未能落回原来的地方，而人类的认知空间却随之被拓展到了足以让太阳系游转其间的浩瀚。接着，人类的能力越来越强，望远镜不断地拉长着他们的视线，卫星不断地延伸着他们的手臂，使人类收获了太阳系也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认知，尤其是在公元1927年，终于使人类找到了能够彻底说明地球由来的科学说法。这就是比利时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勒梅特提出的大爆炸宇宙起源说。这个说法不仅阐述了宇宙诞生的奥秘，更是彻底回答了历史之初人类大讨论所未能解释的地球世界的形成之谜。
这个学说，使人类终于明白，他们曾以为神或超人创造的这个地球，原来却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结果之一。天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们不断地在告诉人们，原初138亿年前的那个大爆炸是“所有历史日期的开端”[2]，之后，爆炸导致的漫天飞舞的灰尘般的物质进行了百亿年计的聚散离合。就在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聚散离合中，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与天体一起诞生了。
这是何等意想不到的结果啊！神秘没有了，高贵消失了，人类苦苦找寻的地球的母亲，原来是难以想象的大爆炸。于是，偶然和孤独变成了人类独有的特质，而不断从旧有的认知中挣脱前行却成了他们走向今天的路标！
从神的孩子到虫子的后代
如果说，人类对地球的认知是不断挣脱旧有认知而获得的，那么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则是不断丢掉头顶上的光环而得来的。
就像欲知地球之谜的急切心情一样，人类也非常希望知道自己的身世由来之谜。我们究竟是谁？来自哪里？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什么？应该如何认知生死更迭的现象？随着智力的发育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越来越想知道使他们困惑不已的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他们就会知道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安排人生了。所以，从讨论创世之谜的那个时候起，人类就思考和讨论起了自己身世由来的问题。与创世大讨论类似，人类对自己身世之谜讨论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多彩。有的民族把人类的身世由来放到创世猜想之中，一并加以阐释。比如在埃及另一版本的创世说中认为，天神阿图姆创造了天地，接着他高兴的眼泪下滴的地方形成了人类。与此相近，古代中国人也认为，开天辟地的盘古死去之后，女神女娲非常寂寞，她从黄河水中捞出泥巴来制作泥人，这样第一个人类出现了。随后，她用树枝蘸上泥巴向地面上甩，无数个小泥点形成了多个人类。有的民族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人类是由专门的神来创造的。古代日耳曼人说：“天神欧丁（Odin）有一天和其他神在海边散步，看到沙洲上长了两棵树，其中一棵姿态雄伟，另一棵姿态绰约，于是下令把两棵树砍下，分别造成男人和女人，欧丁首先赋予生命，其他的神分别赋予理智、语言、血液、肤色等，成为日耳曼的祖先。”与古代日耳曼人的猜想不同，古代希腊人却认为一位叫普罗米修斯的神缔造了人：普罗米修斯聪慧而睿智，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蘸湿调和起来，按照世界的主宰，即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为了给这泥人以生命，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将它们装进人的胸膛里。在天神中，他有一个女友，即智慧女神雅典娜，她惊叹这天神之子的创造物，于是便朝具有一半灵魂的泥人吹起了神气，使它获得了灵性。
看来，想象是我们人类祖先挂在脖子上的一把钥匙。在那遥远的古代，面对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面对一个又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一次又一次地拿起想象这把钥匙加以思考和进行解答。就像我们已经解读的，当需要弄懂创世由来时，他们便动用想象给出了各自的回答。现在需要弄懂自身由来之谜了，他们又用想象开始给出回答了。如果说，古代埃及和中国人的解释透露着天地人一体的初始认知，古代日耳曼和希腊人特意让欧丁神和普罗米修斯神来造人的做法则好像表露着人类自身的独特性。与他们的认知相比，古代巴比伦人的想象更为独特，他们认为，马杜克神创造了人类，让人类做天神不愿做的苦力差事，如耕作和商业买卖等。
无论是与天地世界一同被创造，还是被天神专门来造就，或是被创造为神的打工者，人类的头顶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光环，那就是：人类是神的孩子。就像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所说：“由于第一个人是从神祇身上的物质创造产生，因此不论程度是如何有限，他都分享到神圣的本质。”[3]光环也罢，本质也好，视自己为神的孩子的这种认知，对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类祖先是至关重要的。据此，他们可以有强大的依靠感、充分的优越感、自尊心和彼此之间的平等感。于是，他们底气十足地生活在那个原始的自然世界，尽管辛苦劳累，受冻挨饿，衣不遮体和满目恶劣，但他们心情不错。就这样，他们崇敬着神，感激着神，更不断地赞美着神，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情况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随着赞美的深入，神的队伍开始壮大了。原来曾经创造过他们的神被一些新面孔的神刷新和替代了。而且新出现的这些神越来越走近了人类，越来越走进了生活，与创造了人类的原神那庄严、高深相比，越来越关心起他们的一切了。终于有一天，被称为先知的一位叫耶稣的人发现，原来人类并不是别的神所创造，而是“上帝在地面上创造了第一个人类——亚当，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一个伊甸园让他无忧无虑地生活，但是禁止他吃下伊甸园树上结的果实，这些果实来自善良和邪恶意识之树。亚当的生活太寂寞孤单，于是上帝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一条会说话的大毒蛇诱惑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夏娃又说服亚当也吃下了禁果。当上帝发现此事后，驱逐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让他们成为凡人”（引自《圣经故事》）。之后还有一位叫穆罕默德的先知发现，人原来是真主用水和土创造的。
同样是神创造了人，但内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在耶稣的发现中发生了让人警觉的变化。在原来认知中，神创造完人类后就让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但在耶稣的发现中，被创造的人类亚当和夏娃因犯了偷吃禁果的罪，被逐出伊甸园成了凡人。字里行间透露着多么令人不安的信息呀，可是，曾经坚信过阿图姆神、普罗米修斯神、马杜克神等创造了人类的远古先民的子孙们，不仅未能坚持住祖先留下的主张，而且还很快相信并自愿变成了这一认知的传播者。他们还很欣慰，认为这是在深深地投入新神的怀抱之中。
这新的、创造了人的神比老一代的那些神有更多的讲究。他不仅告诉人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还告诫人类要按照他所允许的秩序和意志去生活和工作。作为孩子们的人类对此基本没有异议。于是，体现神的威严的教堂、庙宇、神殿被建起来了，维护和光大神的意志的教会与神父出现了。接着，神又通过各种形式把维持生存秩序的权力授予了世俗社会的统治者。这样，在同样为神的孩子的人们当中，那些握有权势的统治者转而变成了替神代为管理人类的主宰。然而，统治者们毕竟不是为神而活着，所以在他们的所作所为里充斥着维护统治的考量。这样，同为神的孩子的普世大众就成了统治者任意折叠拆解、欺压蹂躏的生命对象。
时光通常是麻木的，而人的感觉却很敏感。被折叠蹂躏得失尽尊严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像是神的孩子了。他们觉得，如果人类果真是神来创造的，那么他们享有的尊严应该是平等的，在按神的意志所运行的秩序中不该有这样的差异和扭曲。难道人类并不是神来创造，而是另有由来？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原有的身世，并小心翼翼地开始探寻起可能的另外一个由来。探寻终于在公元1859年迎来了一个惊人而巨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是由一位叫达尔文的博物学家在所见略同的学者华莱士的鼓励下完成并公布的。那是一本叫《物种起源》的著作，在该著作里，达尔文依据长期的观察和相关的实验，响亮地宣布：生命只有一个祖先，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而来的。[4]进而又明确地指出人就是从猿进化而来！
达尔文窥见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的这一进化论，像一道高高的分水岭横亘在了人类认知的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沐浴在神光下的人们蜷缩着留在了旧的世界，而怀疑过身世的人们却跨步踏进了这个认知的新世界。跨步进入新认知的这些人没有因失去神的光环而沮丧，反而兴致勃勃地开展起了确证和发展这一认知的活动。“进化论”虽然以可见的物质为依据，不像神创说那样玄妙难证，但需要从已逝的岁月里找回一个又一个的物证，让那个低级的生命一步一步地进化到人的身上来。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生物学家、细胞学家们便一个一个地出发了。他们以遗址、遗存、化石现场、岩石记忆、细胞信息等为迈往古代的荒野小路，经100余年的艰辛努力，以物证为基础，基本排列出了从最初的低级生命逐渐演化出猿的清晰脚步，进而又从700万年前一种非洲猿的分化一步步找到了进化为人的由来和足迹。
如今，人类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什么神的创造物，而是从一个最初的、极其低级的生命体逐渐演化而来的顶级智慧生命。那个最初的低级生命体是随着地球的演化而产生的。经宇宙大爆炸形成的地球演化到适宜生命产生时，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原核生物”的最初的生物。再由这个生物的漫长的分裂组合，生成了能够在海洋里存活的多细胞生物。约在5亿年前开始，其中的部分生物蔓延到陆地，渐渐变成了爬行的和奔跑的动物。其中，体形较小的哺乳动物，很可能因穴居的原因，躲过6500万年前左右导致恐龙灭绝的劫难，并逐步又分化出了能够在树上生活的灵长类动物。约从2000万年前起，这些灵长类动物的一部分因某些需要较长时间地到地面上生活。这样进化着，约到700万年前时，在非洲大陆上的一些猿类动物开始用双脚站立，迈出了走向人类的重要一步。
有了双脚的直立，行走就是可以预期的下一步动作了。果然，一具被称作“露西”的能够直立行走的类人骨化石证明了这一点。露西的骨化石透露，约在320万年前被称作“南方古猿”的类人群落，已经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一带过着以直立行走为形式的生活。因此，透露了这一重要信息的露西被亲切地称为人类的祖先。时光就在他们直立行走的脚步下飞逝到200万年前时，东部非洲大地上有了能够制作简单石质工具的类人群落。这些类人群落被称为能人。能人群落再走到50万年以前时，又有了与我们现代人类相差无几的新类人群落。这个类人群落制造的石具更为精细，其生存已由制造来伴随了。有研究者相信，这个群落的一部分慢慢离开非洲，向其他地区蔓延开去。之后，约在25万年前，就在东非出现了被称为“现代智人”的人类群落。
从此，我们这个绕太阳自转的地球就进入了有人类生活的新纪元！
用石块叩开的生活之门
对人类来说，修补记忆可能比创建未来还要难。
比如，如果没有化石的存在，人类就很难看到自己从不如虫子的简单生命一步步演化成人的真实足迹。应该说，这是地球保存给人类的美好记忆。但遗憾的是，远古的存在不可能都变成化石，于是人类就不得不面对记忆空白的尴尬。所以，在看到了从猿到人的非洲例证后，人类又开始遭受了记忆缺失的困扰。那就是，如今布满地球的我们这些人，是已经变成了人的祖先们走出非洲，蔓延世界的结果？还是，这些肤色、毛发不尽相同的人们，就像非洲故事那样是在各自的故乡演化而成的成果？
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大家都是非洲祖先的子孙，那么又是什么使手足兄弟的他们相斗仇杀了几千年？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为什么他们的思维方向又那样一致同频？他们的生存方式又那样类同无别？他们的心灵活动又是那样如出一辙？所以，大家很是纠结。不过，这不是随便一说就能定下的小事，所以人类学家们只能依靠化石等证据小心论说。现有的说法主要有两种：有人认为，人类是在世界的多个地域独立起源的。这一观点持有者的背后有足以与非洲化石堪比的爪哇古猿化石和北京人化石。有人更认为，人类就是在非洲完成起源后，向世界蔓延开去的。大卫·克里斯蒂安先生甚至说：“这个物种的部分成员离开非洲，迁移到其他地区，历经许多代，最远的到达了今天的中国境内。”[5]很显然，这是将非洲化石和其他相关发现连接起来的结论。还有人把多地起源说和走出非洲说叠加在一起，认为：“大约在7万年前，智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东非，开始向世界扩张。他们从东非抵达中东，前往欧洲和东亚，最后甚至漂过大洋，在澳洲大陆上生根发芽了。毫无疑问，在东非之外的大地上，两种虽然相似但还是有诸多不同的人类相遇了。但只要智人抵达了一个新的地点，那里原来的居民就会迅速灭绝。”[6]这还没完，随着新手段、新证据的发现，新的说法也在不断地孕育……
多么复杂难明的事情呀，记忆的缺失就是这样让我们人类挣扎在无奈和尴尬之中。不过还好，面对那迷雾重重的由来足迹，有人终于将诸种分布说糅合在一起，小心地画起了人类走向世界的路线图。仅就我看到的路线图而言，中国学者张芝联、刘学荣画得较为概略，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画得却大胆而细致。按照韦尔斯先生所画出的结果，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后，分化成了“克罗马农型”人和“格里马尔底型”人两大干支，再由这两大干支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化出若干的分支后，他们的子孙就遍布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体系中，我所属的蒙古利亚人种是“克罗马农型”人分化形成的。[7]
我所看到读到的世界史、人类史类著作仅几十种，加上网络上的相关文字和一些影视作品，这方面的文字寥寥无几。但就在这有限的范围内，我悄然发现较多的人倾向于走出非洲说。有人也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主流说法。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与其纠缠在一片迷茫中，还不如有一个可以寻根的大致线条。这样，不仅古人类学家，或世界史学家，而且就像我这样一个闲不住的文人，也都可以触摸一下人类那磅礴激荡的历史脉搏。
人类是做梦的专家，他们是不是以这种方式尝试着与远古对话，我们不得而知。但一些好奇就像梦一样缠绕着我，让我常常沉思和发呆。那就是，我们那些原始的祖先，为什么要离开非洲呢？是因为人满为患而溢出非洲的，还是因为内讧而逃离了故土，或是漫无目的的游走使他们发现了更为丰饶的世界？也许，这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所以研究家们都没有回答它。但我们可以揣摩，他们一定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据研究家们的划分，这个时候的人类已经比其他动物本事大多了。这时，他们即将走出徘徊了百余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快要跨入充满希望的新石器时代。不知因何，人类对石头如此地情有独钟，石头在他们的手里变成了宝物，变成了甩开动物种群的拐杖，变成了他们最可靠的生存能力。尽管，进化使他们从树上来到了地上，食谱菜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依仗锐利的石具，能够获取的生存所需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据化石透露，在他们的食谱中曾有“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头发以及蛋壳”[8]等。这些荤素搭配而丰富起来的食物，让人类迎来第一次人口增长期是肯定的。面对野性自然无处不在的威胁，人口的增多无疑就是力量的壮大，是好事，是喜事。面对自然威胁的这一喜事，又会很快带出新的内部难题。人多了，嘴就多了，消耗的食物量也就大了。于是，能够获取的食物又开始不能满足需求，人类又不得不到更远更新的地方去寻找食物。这样，走出非洲的脚步就迈开了。这个脚步向着可能找到食物的方向一步步拓展，经难计其数的循环遍布了全世界。其过程中，新的环境不断变为老的地方，而留在老地方的人就成了它的主人，而且，慢慢地人们也就把它叫作了故乡。
需求是何等不可抗拒的力量啊！在它的引动下，我们那还不会说话的祖先们连再见也未能表达就四处散去了。后来，在他们越离越远的距离里长满了一个叫陌生的怪物，几千年后再见时已经使他们相互六亲不认了。让我们可以推理到的是，他们并非成群结队地四散而去，而应该是只与不能分离的生命组合，或三五个或七八个地分头走去的。虽然，他们每到一处的环境是野性的，自然是恶劣的，但他们手里的石头是神奇的、非凡的。那些曾是山的孩子的石头，在越来越聪明的人的手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状，或以锋利，或以尖锐，或以需要的其他各种形式，充当了他们抵御威胁、狩猎采集、加工食物的武器和工具。于是，先后散落世界各地的祖先们又开始繁衍起来，他们的历史脚步又慢慢地从家的组合一步步地跨入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所判断的“20至50人”的自治团体时代。
让我们深情地回望一下人类之初这20至50人的团体吧！虽然，岁月的烟尘已把他们遮蔽在历史的深处，但我们还是依稀可以看见他们笨拙而忙碌的身影。或在山洞里，或在简陋得难以想象的草棚中，或在架建在树干上的栖身之所内，他们不只是以家的组合，而是以家族化的组合开始生活了。这好比一棵树，从原初的一根树干成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了。然而，树根可以不管枝叶如何去成长和摇曳，但人类是不行的。人多了，辈数延伸了，相互间的关系复杂了。于是，随着人口增多而衍生出的一个问题首次出现在人类的面前。那就是，他们该以怎样的秩序维持生存的活动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明确地指出，处在这个阶段的他们“没有成立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因而，他把他们称作为“各自成群地结合成的自治的团体”。那么，在这个没有配备专职领导人的自治团体里，究竟有没有按一定秩序摆布生存活动的权威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然是有的，那个权威就是各个家族化团体里的家长老大。啊，原来让当今的我们享受并挑剔着的文明与制度的摇篮就在这里，让我们认可并厌烦着的权力的根子就在这里，就在这自治团体社会化起来的步伐之中。
的确，这20至50人的自治团体无疑就是我们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内容之源。因为，没有社会化的生活，我们现有的一切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端的，史学家们还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一些语种的相近性和一些语种的迥异性中窥见到它发端与发展的一二足印。当初，祖先们一拨儿接一拨儿地走出非洲时，他们可能没有表达心情的复杂声音。待到散落他方的先民们繁衍发展到社会化生活的程度时，进化的本能使他们的声音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一些意义慢慢地被固定在某一发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固定在发声上的意义多了起来，语言便诞生了。语言是让其他动物刮目相看的神奇之能，但他们不能守着它总是生活在一起。那个使他们不得不四散而去的原因，继续使他们散开到新的地域。于是，同根的一些语言经继续发展，最终成了不同但又相近的语种。而在语言发端之前散开去的祖先们，则在各自的地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迥异性就这样被造就了。
咿呀说事的语言，就这样在那个20至50人甚至更多人群的自治团体里蹒跚起步了。于是，语言便责无旁贷地变成了权力的拐杖。史学家们判断说：“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9]很显然，这是一种无奈下的判断。因为，作为一名史学家不得不触及权力产生的问题，但又找不到它孕育发端的确切证物。也许，这样的判断更像是权力形成之后某一阶段的存在形态，而且又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猜想的巨大诱导。我们已经断定过，那个20至50人甚至再多些人的自治团体的掌管者应该是他们的家长老大。应该说，这是人类还早在动物的时候就自然生成的产物，与狮群、马群中的老大并无二致。曾经没有社会意义的这个权力，在辈数伸延、人口增多到20至50人甚至更多的时候就自动转化为具有社会功能的责任。在没有语言的时候，这种权力的效能是很低的，但它一旦与语言相结合就变得很神气了。
我们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类的造化物，其中权力的作用不可忽视。伦理可能是权力所建立的第一个基本秩序。我们所指的家长老大，当然就是该家族生命的生产者，所以在辈数延伸、子孙增多的情况下，需要给他们设定一个有次序，可和睦，既能尊崇长老，还能爱怜幼小的辈分秩序。尽管类似秩序在动物阶段已有雏形，但那太过简单，链条又很短，无法解决层级繁多的辈分关系。于是，伦理开始被确立起来，而在愈发完备的过程中，权力本身的地位随之也被巩固了。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他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初创，今天的我们才有了不曾迷失的伦理方向！
这样，成员的位置一个个被确定下来，接下来权力的责任就该是维护食物分配的机制了。谈到原始人类团体的食物分配，史家学者们要说的话就多很多了。他们从上下左右的各个角度进行长期打量后，几乎异口同声地确认，那个最原始的自治团体过的是共有、共享、共生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被后来的人类定义为原始公社或原始的社会生活。有的说：这个“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10]。有的说：“什么是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那时候，生产力非常低微，人们借以生活的工具，仅仅是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那时候，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11]也有的说：“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12]还有的说：“古代的采集部落主要并不是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组成，而是一群人共同住在一起，没有私有财产。”[13]面对史家学者们类此种种或冷峻学术或笼统概念抑或冷淡铁面的表述，人类学家R.B.李严肃而温情地提醒说：“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作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4]R.B.李先生这番深情的表述，尽管不应被看作是对财富畸形的当今社会的批判，但至少应该是对满怀宗教情怀的当今人类的郑重提问。是啊，自誉为智慧至极的人类为什么还不搭建起一个充满和谐温馨的社会呢？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个原始的世界里，看看究竟是什么使人类丢掉了总让我们深情回望的这个美好生活？有研究者认为，是采集生活中出现的剩余现象；还有人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罪魁祸首。研究结果肯定是准确无疑。其中使我们好奇不已的是，那样一个破坏力在他们原始的生活中是如何形成的？也许，这在人类久远的历史中可能是太过微小的细节，所以史家学者们全部笑而不谈了。于是，我们只好做一些历史的合理猜想，尽管这是极其不科学的。庆幸的是，我们已经窥见了他们居住的原始情形。不论在山洞中，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就像可爱的羊群举族拥居在一处，每个人均不拥有独立的个体空间。没有独立的个体空间，即便狩猎采集的东西有了剩余，他们也只能留作下一次的共同分享，而没有私占藏匿的地方。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年轮一圈一圈地飞转着，他们就在那个共有共享的生活中进行着生死的轮回。然而，进化是不知不觉的，随着它对人类身心的不断作用，他们的想法越发复杂，使用的工具也愈发多样有效，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也迫使他们考虑挡风遮雨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搭起原始而简单的窝，过起了有所遮蔽的生活。开始时，它对共有共享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随着这一个体空间的完备、拓宽和专有化，一种让人类发生重大变化的力量被孕育了。那就是让人们有了可藏匿私物的地方，有了可藏匿私物的地方，与权势扭合在一起的私有化占有不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登场了吗？从此，本能的纪元开始被本性接手了。
我写着这些文字，寻觅着私有制产生的蛛丝马迹，突然对个体空间这个当今的常见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和恐惧。这个当今被我们认为生活的港湾和隐私的储存地，原来却是一个各种欲念和善恶美丑的孕育之所啊！它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蒙古老人所讲的故事。很显然，老人用这一故事，试图为我们诠释人类各种罪业起始的情形，包括私化占有的。他说：起初的人都是天神的化身，所以有无限的寿命。他们休息时落到地上，而行走时足不触地飞在空中。他们不吃地上的秽食，去吃圣界的净食。出生时没有男女之别，没有怀胎生育，只有神变而出。看东西时不靠日月之辉，而靠自身之光。那时候还没“人”这个称谓，他们都被统称为众生。
后来，一个贪婪的众生找到一种叫大地之油的食物吃下，大家也跟着去吃，于是原有的那个圣界的食物就绝迹了。众生们吃了那个叫大地之油的食物后，失去飞翔的本领，落到地上，身上的光亮也消失了。他们开始在黑暗中度日，愚痴罪业由此开始了。后来靠众生的修炼，升起日月星辰照亮了大地。此后，又一个贪馋的众生找到一种叫青苗的食物吃下了，大家也跟着他去吃下。因常吃地上的秽食，从此出现了男女之别，开始相互爱慕，生儿育女，贪欲罪业就此产生了。此后，又一个馋嘴的众生找到叫撒鲁的自然生长的稻谷，迟疑稍许后吃下了它。于是大家也跟着吃，结果那个叫青苗的食物也绝迹了。之后，大家只好吃那个叫撒鲁的稻谷。当大家现吃现取那种稻谷时，有一个奸猾的众生拿回次日的份额储存了起来，结果那种稻谷也绝迹了，而嫉妒罪业也由此开始了……
童年的故事也很智慧
如果，远去的历史就像寓言，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可它不是。它是已被吹散的薄雾，不再蒸发的露珠。所以，我们人类才一次次地派出优秀的儿女，去岁月的深处寻找现有一切的发端痕迹。比如，家庭、婚姻、图腾、宗教、社会、国家、政权以及数字、文学、文字、艺术、法律、规章、冲突、战争等是如何发芽发端，又如何衍化和发展的。想来也是，如果我们全然不知它们的由来，人类就很难正确对待它们的种种作用。
要想知道一条河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有必要到它的源头去探看。同样，想要看清左右人类身心方向的，那些被称之为文化或文明的产物是如何发端产生的，我们就应该在它可能产生的生存环境中加以寻找和观察。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那个不论生活在哪处的，从20至50人的家族自治团体繁衍起来的，开始有了自我专有空间的族群团体，就是所有文化与文明的种子发芽和破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远古蛮荒中逗留片刻，看看已经起步的人类生活是如何蹒跚开启文明之门的。
不过，需要有一点胆量和勇气，因为有一道门槛需要我们去跨越。史家学者们经常提醒说：“必须提防那些对原始人类生活没有事实依据的想象。”[15]照此看来，除了化石和遗迹开口说话，人类就无计可施了。然而，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在探讨家庭的最初形态时，威尔·杜兰特先生就说：“家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妇女与她的子女，母亲与兄弟们一起住在家族里。”《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也说：“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完婚的子女组成。”[16]很显然，二位权威专家的这段表述肯定不是化石或遗迹开口说话的结果，而应该是他们各自基于对原始人群的点滴依据推想得来的。不然，在家庭成员的构成方面，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未知领域的探索中，并不完全排斥一定条件下的推想。
那么，导致专家意见难以一致的“家庭”这个事物，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观察到相对独立的个体空间在人类生活中的出现。不过，那不是家，更不是家庭，而是将要发展成为家这一完美个体空间的基础和雏形。起初，出入这个空间的应该是一个女性和她所生养的儿女及同胞的兄弟姐妹，而不会有父亲这一成员的。因为，在远古蛮荒的时代，人类在交合方面没有什么可遵循的伦理之规，所以，男性对于自己的下一代没有明确的责任意识。这对被文明征服了的现今的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不过，这一点是史学家们普遍同意的。威尔·杜兰特先生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举例说：“在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Trobriand）岛上的人认为怀孕并不是因为两性的交合，而是由于有个Baioma的鬼怪物进入了妇人的体内。通常是妇女们洗澡时鬼就进入体内。”[17]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不知交合的作用而剥夺了男性成为家庭成员的资格。或许就是这样，也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无知，在那个个体空间向家的方向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因有难以舍弃的养儿育女的天职，女性就成了支撑那个个体空间的生命主体。之后，随着生存技能的提升和个体意识的成长，那个空间的构造越来越完备，其相互间的独立性也越来越明确，一个可以称为家的事物在人类生活中真正出现了。
对那时的人类而言，家的出现既是福音，也是灾难。人类原来过着混乱交配，共同抚养的原始生活。个体空间的出现和完善，必然催生和唤起人们的拥有意识。于是，原有的生养体系受到挑战，尤其因交合问题引起的争斗，开始破坏他们由共有共生带来的和谐生存。这样，人类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人为选择。这个选择不可能自然完成，而是必须在权力的参与下进行摆布和完成。这个时候，人类生活中自然生成的家长老大，几经发展和衍化，已经变成了族群的长老或首领。如果说，他们之前的职责是统筹狩猎采集，并维持共有共享的秩序，那么这下则到了考验他们智慧的时候了。于是，散落生活在世界各处、尚未开始互相来往的他们着手进行了选择。有的选择了指配组合的模式，有的选择了一夫多妻的模式，有的选择了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混合的模式，而有的延续了原有的模式。尽管开始时没有那么一律和到位，但人类走向文明的路从此出现了分岔，并埋下了文明发展千差万别的种子。
就这样，人类的交合行为开始有了一定的约束，而且交合的快感与抚养的责任第一次被捆绑在了一起。从此，我们现今人类千般呵护、万般珍惜的家庭与婚姻正式诞生了。
一粒种子若已发芽，它必将走向开花和结果。家庭的出现也会一样，必将对人类原有的生存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它的作用不在于巩固共有共享的原有秩序，而是相反。我们曾经坚定地认为，生存资料的剩余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进而破坏了美好的共有生活。现在看来并不尽然，而发挥作用的就是这个起初并不起眼、后来发展成为家庭的个体空间。因为，它的出现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也为私欲的成长提供了摇篮。
私欲开始茁壮成长。不论出于喂养孩子的需要，还是出于对饥饿的担心，或是为解决家中卧病老者的饮食之需，那些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的男男女女总想往家里带回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可能来自长老从狩猎采集中分给他们的残羹剩饭，也可能来自他们采集捕获于野外并占为己有的猎物。不论来自何种渠道，他们带回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在共有生活的模式中，在看似合理的情形下，家就这样丰富着拥有，拓展着占有，快速地成长起来了。
生活就是这样在悄然的变化中继续着。或在早些时候，或就在这个过程中，先民们发现他们采集于野外的一些植物就在他们房前屋后零星地长出来了。这是那些植物的种子无意间掉落的结果。于是，他们懂得了种植的原理，农业开始发芽了。研究家们说，农业是在早期的人类生活中独立起源的。他们肯定地认为：“农业除了独立起源于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和秘鲁外，还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18]这就是说，农业在人类生活中的出现并不是交往互学的结果，而是同受自然启发的杰作。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最初散落生活在各自独立环境中的人们，在开化认知方面基本是同步的，而差异是后来才出现的。差异为什么会出现，难有一致的答案，恐怕这可能是永远高悬在人类头顶上的一大问号！
如果说，在农业起源的过程中，自然是人类的老师，那么在畜牧业起源的过程中，动物则是人类的导师。人类与动物打交道的时间远远早于与植物打交道的时间。因为他本来就是动物的一员。所以，从开始捕食其他动物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大动物是从幼崽长大而成的。因此，在他们的狩猎中，有猎杀的，也有捕获的。就是那些被捕获的动物，教会了人类畜养它们的办法。于是，畜牧业也发端起步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在独立生活于世界各地的，由那个20至50人的自然团体繁衍起来的家族群落中，有的是成双而至，有的则是单脚落地的。原因很简单，自然条件不允许！
无论是成双而至，还是单脚落地，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重大的转折。尽管有史家认为：“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19]我很难想象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与此相比，作为务过农，又长期生活在游牧文化氛围中的我却有着全然不同的认知。就畜牧业而言，比起狩猎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原因很简单，当畜养的牲畜都还是野兽时，人能够捕获到它们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所能养活的人口也总是有限的。这就是至今保留着狩猎生活的一些民族，在人口增长方面较为缓慢的主要原因。与此不同，那些桀骜不驯的山野生灵，一旦被驯养之后就会变成其主人收集大地滋养的有效工具，以自身和不断繁殖的种群肉体满足主人们对滋养的需求。一些古老的民族，从狩猎生活转型到游牧生活后迅速发展壮大的奥秘也在这里。与此道理相同，农业也是用种子收集大地滋养的学问。如果将种子随意撒到野外，不去料理，不去管护，有的种子可能就不发芽，即便发芽生长，也结不出沉甸甸的头穗来。可是，一旦上心了，料理了，一粒种子就会给你繁殖出几百倍的自己。由此可见，农业对还在野性自然里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类来说，帮助会是多么巨大呀！
是的。从此，人类的收获越来越丰富了，饮食物品的剩余越来越多了，流向家庭的物品也越来越丰厚，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化占有越来越扩展了。随之，人类的利益关系也开始被改变了。
需求是生命的根本权利。这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变的存在。当还是动物的时候，其需求在它与大自然的直接关系中得到解决。而进化成人后，情况就复杂了。由于野性本能的减弱，人必须以群体的形式面对大自然和猛禽野兽，才能获取满足需求的狩猎采集物。然后，通过一定形式的分配解决个体人的需求。这种个体人从群体中获取需求的方式，就是令我们非常在意的利益关系。自从变成人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一直生活在原始共有的社会里。虽然，人们获取食物的劳作非常艰辛，所能获得的食物也非常有限，但在那里只有共有，没有私产，其席地聚餐的利益分配关系是平等的、均衡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尽管共有的劳动仍还继续，但席地聚餐的分配形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却是长老或首领的日常分配。起初，人们并不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因为自从家的功能完备起来，人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把生活所需的东西带回家去的。可是，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那个被尊敬的长老或首领就变成了家族化农牧公司的大老板。而那些虽由一个祖先发源，但经多代繁衍，亲情意识已变模糊的后代人们则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代打工者。
从此，人类的生活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利益关系之中。我不敢妄言这就是奴隶制社会，虽然历史知识反复告诉我接替原始共有生活的就是奴隶制社会。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不像是奴隶制社会，而更像是早期家族化的经营公司。因为，人身权利仍还在自己手里。真是没承想，原来以为衔接严密的两种社会形态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社会形态。不过，它存在的时间不会很长，在化石或遗迹中也不会留下痕迹，所以被史家学者们都忽略了。
私人占有的出现，是人类本性得到释放的结果，还是权力迷路的后果，或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必然成果？我不敢断言什么，这应该是我们人类的智库和精英们抛开自我的一切属性去深度思考的一大问题。
为人类的命运有所思考是应该的，但已经出现的私人占有行为并没有顾忌什么，而是变本加厉地进行下去了。据心理学分析，占有会引发快感，进而让人越发执着。同样，被占有引发的则是反感，进而导致恼怒和对抗。即便是原始社会早期的长老和首领，也不可能置身规律之外。于是，为使自己的占有继续下去，面对向心力正在弱化的人们，长老和首领不得不想一些凝聚人心的办法。图腾的说法可能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了。某一天，这位长老或首领神秘而郑重其事地指着某一植物或动物，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最早的祖先，大家都是他手足相亲的后代，所以应该和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之后虔诚恭敬地祭拜起来。就这样，至今让我们疑惑不解，猜想万千的图腾这个古老的崇拜，突然出现在尚还懵懂的人类面前。祭祀之事，巫师之业随之出现的前提就这样被准备就绪了。
写到这里，我喜上眉梢地自我庆祝了一下。如果没有用心灵跟随远古先人生活到这个时候，我就做梦也窥见不到图腾产生的蛛丝马迹，而只能人云亦云到最后时光。但现在不会了，就连那些动物和植物为何被指定为图腾，我都得到了明显的提示。那就是：在初期的人类生活中，人们不懂得如何给死者以尊严，后来开始有所意识了。于是，有的群落把死者安放到树上，有的寄放在野外，有的则托付给了河流。时间长了之后，已经不知其由来的人们开始产生错觉判断。比如，经常看见死者在树上的人们就会认为树与祖先的关系神秘，而看见狼或鹰在清除野外遗尸的人们就会以为狼或鹰与他们的先人关系神秘。得益于这样的错觉判断，一些动物和植物堂而皇之地成了接受人类供奉的图腾。
起初，图腾的作用还是很灵的。它不仅向群落人员提醒了亲情，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占有者的不满。对此，长老或首领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越发加深了对图腾的崇拜，开创起种种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并扮演起既是首领又是巫师的角色。所以，史家学者们同意：“视为宗教崇拜对象的图腾主要用来帮助部落团结，每一个人都能为他们与它休戚相关，或是从它世代传递而来，而团结在一起。”[20]尽管，起初的图腾与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注释
[1][美]唐纳·罗森伯格：《世界神话大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
[2][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极简人类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3][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的历史》，海南出版社，2013年。
[4][英]查理·达尔文：《物种起源》，重庆出版社，2009年。
[5][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极简人类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6][美]亚特伍德：《人类简史》，九州出版社，2016年。
[7][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史纲》，译林出版社，2015年。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范文澜等：《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
[13][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
[1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5][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
[1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
[1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9][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
[20][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