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一只鞋不见了

转眼到了期中考试。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其他科目考出来的成绩却不太好,我只好把希望押在了语文考试上,因为无论在小学还是初中,我的语文成绩都还行。

但到了宣布成绩时,只见孙老师走上讲台,眼睛朝全班瞟了瞟,最后落在了我身上。那一瞬间,我心里比较高兴,以为自己考的好,要受到孙老师的夸奖,结果他叫道:“李小峰。”

我说:“到!”赶紧站了起来。

孙老师说道:“你这个班长真的不行啊,把你的卷子阅了之后,我还看了一下你的其他成绩,都考得不好嘛,这个水平,咋当了班长?”

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回答了,不由自主地左右看了看,发现他们的目光又齐刷刷地看着我。羞辱感再一次爬上了我的心头。我就装作镇静地说道:“当初选班长时,不是问谁当过班长吗?我就说我在小学和初中都当过,结果就让我当。不行的话……把我取了算了……”

孙爱厚说道:“取啥呢?在咱们班里你好歹是个小官,取了不是抹了你的威信吗?”

孙老师的话音刚落,全班又是哄堂大笑。我顿时感到脸上像挨了巴掌,十分尴尬。孙老师倒像没啥事似的,绷着脸说道“给你说的意思,你这个官要当着,成绩还要上去。当班长嘛,要以身作则,起码把自己提起来,别让人总怀疑你。毕竟,能当班长的,起码在学习成绩上,是冒尖的。”

受孙老师的刺激,从那天起,我有意在学习上用功了起来,到了期末考试,成绩上去了许多。这时,孙老师当着全班说道:“看来,李小峰还是当班长的料,能拿住自己。学习上用功了,这次成绩不错,希望你再接再厉,把班长当好,把学习搞好!从李小峰的眼睛上看,灵着哩,加把劲,会成为好学生的。”

不知不觉的,在石油技校的一年过去了。1988年暑假期末考试后,还没到法定的放学日子,我们班里就提前就放了假。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父亲告诉我,说他帮村里跟县广电局要了一笔钱,打算在铁李川架上一个天线,用来收看电视。原来他准备和村支书(也是我的一个叔父,我平时管他叫“三大”)去四川购买天线,现在看我放假了,就让我代他去。

父亲由于在河里捞石头,成了村里带头致富的万元户,加上我考上了石油学校,在村里的影响和威信更高了,因此在村干部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硬朗人,致富能手。政府对于能人是比较支持的,又是关乎集体的事,所以,父亲没用吹灰之力,就给村里要回了两千元。

因是父亲要回来的钱,村委会自然就把采购设备的事交给了父亲。而且去四川,还是广电局提供的信息。我本来就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听父亲这么说,心里自然乐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啊。因此,离校的第三天,我就兴冲冲地跟上三大出门了。

我先是骑车子捎着三大到了长庆桥镇,然后寄存了自行车,又乘坐长途公共车,到了西安,准备坐火车去四川。进了火车站,我让三大在外面休息,我去排队买票。但当我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回来时,见三大被几个小伙围在中间,说什么他刚要点烟时,我三大把他碰了,不仅摔坏了他的打火机,还烫了他的手,要三大给他出钱看手。

三大知道他们是讹钱,见人多势众,僵在那里不敢说话。我听了他们的理由,觉得简直很可笑,就等瞪着眼睛说道:“你们是不是没事找事?把手伸出来,我看烧成啥样子了?”

可能是我的眼睛太大,目光夺人,话一出口,就把那个找事的小伙给震住了。在他们发愣之际,我拉着三大就走。我知道,是我的气势摄住了对方,给了我们一个逃离的机会。当两个强硬的人对抗起来的时候,谁先妥协,谁就是输家。

由于是第一次出门,没什么经验,买的票没有座位,上车后发现人们像豆芽似的挤满了车厢,我可以站,但我三大年龄大了,不能让他一路站去。于是我就在车厢里来回巡视,最后终于给三大找了一个座位。三大坐着,我立在他身边,眼盯四方,等待机会。

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到晚上了,还没有空出来的坐位。而这趟列车,要运行一天一夜才能到成都,一直这样站下去,肯定吃不消。我决定全车搜索,希望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坐下的位子。一直搜到最后一节车厢,还没找到。最后一个车厢是个餐车。餐车内不让顾客坐,可门口和附近过道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靠在旁边。我看了半天,发现餐车车厢有一个架子,是用来放菜的,但是当时菜已经取完了。我想这么挤,还不如坐在架子上面。于是,我跃身上了架子。这一举动,惹得周围人都抬头看我,我知道,此刻他们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为自己没有发现这个能坐下来的地方感到懊悔,这就是眼光!同样一个东西摆在你面前,看你会不会发现,发现后有没有胆量去动,这就是自信!在他们羡慕的目光中,我惬意地躺了下去,搭起二郎腿,全身心地舒展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一气睡到天亮,火车也到站了,我从架子上下来,发现一只鞋不见了,死活找不到。旁边一个人说:“昨晚你的鞋掉到了一个旅客的面前,他给扔到外面去了。”

我一听,愣了,遂问:“那个人呢?”这人说:“早都下车了。”

我只好穿着一只皮鞋,光着一只脚下了车。虽说皮鞋跟也不怎么高,但是走起路来,还是感觉一晃一颠的。三大见我这个光景,唠叨是怎么搞的,把脚上的鞋都弄丢了。我想起那个扔我鞋的人,如果能碰见,我定让他来个狗吃屎。

从车厢到出口,需要走好多路,途中人流如滚珠。但穿着一只鞋走路的人就我一个。自然,途中有人注意到了,我听见两个姑娘在我的身后叽叽诡诡的笑着,说着。我知道不少人在看着我,但我谁也不看。两眼盯着前方,硬撑着出了车站,在附近的商城买了一双鞋。

我和三大到了成都的那个厂家谈设备,磨蹭了几个小时,对方价格搬的硬,与县广电局给我们村上给的经费距离太远,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放弃。之后又转了几家,还是不行。看来,成都这趟是白来了。

三大有点沮丧,我年轻,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的,倒是对成都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听人说成都是天国之府,不来则体会不到,来了,最直观的感觉是成都的街道到处是绿,一些稀奇八怪的树木和花卉我都没见过。当然,绿给我带来的湿热感,与陇东的干热有很大的区别。除此之外,我发现成都的女人很美,身材娇小,连那被抱在怀里的小孩,看上去比我们山里的同龄小孩都小了许多。尤其那些裙襟摆动、一闪而过的姑娘,个个看上去水灵灵的,偶尔间惊魂一瞥,让我的心哗哗振动。

我和三大在成都的大街上东逛逛,西瞧瞧,刚路过一家音响门市,传出了那首流传大江南北的歌曲《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像只无形的手,一下攫住了我,我一拐,就拐进了这家音响店。女老板年轻,且很漂亮,主动问我看上哪个磁带。我一问价,零售价格是8毛钱,批发5毛钱一个。我想到我们学校卖的磁带是3元,问她是不是盗版磁带?女老板说:“正版的要七八元呢,谁买呢?全成都的门市都没有卖正版的。”

我问道:“那售价三元的是不是正版的?”

女老板说:“你把你三元的拿来跟我这个比一比,看有没有差别?”

由于我在学校也一直买磁带听,质量怎样,一听就知道。为此一连试听了两个磁带,感觉与我们学校卖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那里卖的是三元,这里是五毛钱啊,差别多大?在这一瞬间,我立马想到买音响设备的钱还装在身上,可以批发上一些磁带回去,赚点钱啊。我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大,说带回去一块五毛批发出去,一个都赚一块钱呢。三大一算账,说行!于是我们就拿出一千元,批发2000个磁带,装了四大箱子。之后付款时,三大当着我和女老板的面解开了裤袋。女老板见状,目光惊愕地看看我,问道:“这是撒意思哟?”

我忙解释说:“钱在裤头里面装着,是给你取钱,没有别的意思。”

三大把钱取出来后,给了女老板,然后我俩肩膀扛,手里提,将这四箱子磁带到了火车站。

从成都到西安是第二天晚上七点多,下车以后我俩扛着磁带箱子往出走时,被火车站警察拦住了,问我们拿的什么?我说是磁带。警察立即说:“放下,放下!”我以为他们查看之后让我提走,结果脸一黑,直接把四箱子磁带就地扣了。

在八十年代末,尽管市场稍微有点放开,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对于一些长途贩运者,尤其是从火车上进行贩运活动,都查得比较严。见价值一千元的东西被没收了,我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心想这下把事弄大了,惹上麻烦了。三大看样子心里比我还恐惧,脸色发灰,直着眼睛问我:“这……这可怎么办呀?你看你,咋想起买磁带呢?”

一千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并且是村里的公款。见三大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心里更是阵阵发急,一个劲儿地想道:这些钱我们折不起,必须得想想办法。为此我对三大说:“你别急,我给咱们想想法法子。”

三大说:“你一个毛头娃娃,能想个啥法子?”说着将头一歪,生气地蹲在地上抽起了烟。

是啊,想啥法子呢?我心乱如麻,盯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沉思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女人问我住不住店?说着拿起手里的招牌让我看。那年头,西安火车站私人旅社多,因而往旅社叫客的人也不少。在她问我的这一瞬间,我心里想:这些开旅馆的人肯定和车站的执法人员有认识的,如果有熟人搭话,说不定还能要来磁带。于是,我就问道:“住店可以,但我的东西被车站警察没收了,你在这里有认识的人吗?”

这个女人摇摇头,转身离开了。我见车站叫客的女人比较多,就以住店为名,一个一个地往过问。直到问到第六个人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了,说:“我认识几个,有啥事吗?”

我就磁带被没收的事告诉了他。

他问我:“是啥磁带?总不是黄色带子吧?”

我说:“不是,全是歌曲带子。”

他说:“这事简单,只要你在我那住店,我给你想想办法。”

我问:“住宿费多少钱?”

他说:“一个人10元,两个人20。”

我说:“只要你能给我要回来,我再给你20元。”

听这人说他的旅店在五路口附近,离车站大约两站路,不到一千米。我和三大就跟他走。到了五路口后,又朝东拐,走了有一千多米,才到了这人的旅社。

这个旅社大门跟我家的院门差不多,只是门口挂了“安逸旅社”的牌子。进了院子,我发现院子西面有一溜儿平房之外,对面还有个两层单面楼。一个中年女人坐在露天水龙头附近,挽着裤子,岔开着双腿,抱着搓板和一个紫红塑料大盆,在洗着衣服,附近有水泥槽,有下水道,到处湿漉漉的。大门靠东的一棵梧桐树下,坐着三四个年轻女人,她们坐着马扎摇着扇子,貌似在乘凉。

此刻,夜色已经降临,尽管周围零星已经有了灯光,但院子里弥漫着一种阴沉的气氛。聊天的女人从我一进大门,就看着我和三大,直到我从她们身边走过,还看着。我们在一楼登记了房子,男的说他出去给我们办事,等他的消息。接着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个婆娘示意我将地上水壶提上一只,然后跟她上二楼。

通往二楼的是个露天铁梯,又窄又直,踏上去嗵嗵作响。走到12号房子跟前,她拧着钥匙将门一开,转身就走了。里面有两张白床,干净程度比长庆桥旅社稍微好一点。临床还放了个桌子。我放下行李后,见三大坐在桌旁喝水抽烟,我就出门站在栏杆前,朝楼下张望。我张望的意思是想看看周围的环境,那几个女人以为我在看她们,一个就朝我招手,我不知啥意思,也给她招手。那个女人立即站起,绕过来就往楼上走。我以为她有啥事要问我,就站在那里等。女人走到我跟前,主动问道:“你们就登记了一个房间吗?”

我说:“就是的。”

她朝房内看了一眼,说道:“他是你啥人?”

我说:“是我三大。”

女人说:“你们是父子俩,怎么能在一个房子搞事呢?”

因为那时候我毕竟是学生,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听她这么说,我一头雾水,问:“搞啥事呢?”

这时三大突然站起,喊道:“滚,去你妈的!”

三大这么一骂,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在长庆桥就听人说,西安火车站附近比较乱,卖和p娼的事儿比较多,看来是真的。我忙推开那个女的,让她赶紧走。估计那个女的见我态度好,翻了翻眼睛,嘀咕了句什么,就离开了。见三大勾着眼睛呆在那里,我心里想:这个时候,千万别闹事啊,那些磁带还没回来呢。就叫三大出去吃饭,这个时候了,晚饭还没吃呢。三大说包里还有两个饼子,随便吃点就行了,他也没胃口。看他的意思,在等店老板的消息。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店老板回来了,说扣押磁带的人要50元。我说:“行,50就50,你只要要回来就行。”

我给了店老板50元,和三大跟着他去提磁带。到了扣押磁带的地方,店老板给工作人员打了一声招呼,工作人员对我说:“把你的东西拿走!”我就在罚款单子上签了字,和三大抱着东西赶紧走人。

受到惊吓的三大见事情办得比较顺利,脸上的肌肉都舒展了。由于当时西安有发往各地的夜班车,三大提出当夜就回家。我知道三大为磁带被扣、旅社里被骚搅的事心里生气,自然顺着他。他扛着箱子急匆匆地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感觉他脚下呼呼带风。想起事情刚发生时他埋怨我的情景,如果磁带要不回来,他肯定会把这个责任推给我。现在虽然平安了,但回去到底能不能卖了?开始信心满满的,现在出了这个茬儿,心里多少有点不瓷实。于是我就故意问三大:“这单生意是我一个人做,还是咱俩做?”

三大说:“咱俩做。”

我说:“既然咱俩做,那这四箱子磁带你拿两箱子,我拿两箱子,咱们各卖各的。你垫进去的500元,我认上,回去磁带卖了给你。”三大说行。

但是,当我们把磁带带回去,打开箱子,拿出一个试放时,这才发现我们上当了,那玩意儿根本放不出声音。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但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不能不卖。为此,我就动员弟弟帮我销售这些假磁带。叮咛他能卖上价就卖,卖不上价格,就便宜点,反正是五毛钱批发的。

弟弟就骑着自行车,带着磁带到各乡镇集市上赶集摆摊。多数村里人没见过磁带,对这玩意儿有点好奇,有个老奶奶见有人围着磁带看,就问弟弟:“这东西咋放呢?”

弟弟为了尽快把这些磁带推销出去,就故意说道:“有个自行车就能放。”

在弟弟的忽悠下,那个老奶奶就买了一盒磁带。

这些放不出声音的磁带开始还卖了一些,后面就卖不动了,因为每人鼻子下都长了一张嘴。嘴能传播信息。特别是关于假货的信息,传播起来就不用说了。所幸的是,好歹收回一些成本,不至于把那些钱都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就吃了个闭门羹。父亲是个家教严格并善于理财的人,看到我和弟弟整天为一堆磁带忙乎,开始是骂,后来就是勾着眼睛,搞得我只要一看见他,就像老鼠躲猫似的赶紧躲开了。想到我给父亲带来的这个损失,就故意在奶奶跟前放话:亏了家里的这些钱,我以后一定会挣回来的!意思让我奶奶给我爸亮个耳朵,或者传个话,别为这个事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