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季，我上小学了。
当时的学校只有一栋房子，没有院墙，也没有其他设施，教室门前是个比较大的场院。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前三年在我家门口村里上，后两年到宫河小学上学。
前三年记忆最深刻的老师就是班主任习惠如，他终年四季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脚上不穿袜子。他后来当铁李川小学校长，一直到去年退休。由于他几十年都在铁李川教学，川里的娃娃几乎都是他教出来的。
习惠如老师对学生抓得很严，不像有的学校有的班级，班主任还带头和学生玩打扑克的游戏。习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是，谁不好好学，或者学不会，他就硬打着教你。他经常给我们讲“悬梁夜读”、“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目的让我们成为铁李川的秀才。为了管教我们，他在教育方式上有点暴力倾向之外，还有点不择手段，譬如为了让我们节省“铅笔”，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就让我们到场院的地上去写字算算术。当然，在地上写字的“铅笔”不会真正的铅笔，而是从废电池里挖出的黑芯子。那年月，即使废电池这个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每当需要到院里写字的时候，老师才把这有限的“铅笔”发给学生。而且每次在发笔之前，要求我们围绕他蹲个圈儿，然后他给每个学生往过发。
记得有一次，发到我跟前时，没了，我情急之下，一把夺过身边同学手里的“铅笔”，习老师见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命令让我在地上写字，还要写好。我就乖乖地按照他的意思，在地上划出一块形同作业本的方格，然后在方格上写了起来。
尽管那时候笔墨纸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限，但是作为农村孩子，总有一些办法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缺陷，当时在老师的启发和带动下，铁李川的学生，没有人不经历这种原始的学习方式。
习老师给我们讲语文算术的同时，还讲一讲发生在我们合水县的故事，譬如“太白夺枪”故事，譬如在马莲河畔挖出了“黄河古象”化石的故事，当然还有铁拐李在铁李川悬壶济世的故事，可以说，儿时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逐渐了解了我的村庄。也在故事中，我的心一次次的越过群山，像天空翱翔的小鸟一样飞向了远方。
有时候，在和伙伴玩耍时，我们还利用起了故事中的情景——玩起了“太白夺枪”的游戏，我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英雄，带着野性十足的伙伴，对着躲在山洼里的“敌人”，以树枝当枪使，打了起来。打到最后，就是短兵相接的肉搏。谁被扑倒，谁就举手投降。
结果我没刹住手，将一个叫蛋娃的伙伴打得扑倒在地上，我两腿骑在他的脊背上，将他的手背了起来，问投降不投降？蛋娃嚎叫了起来，我以为是故意的，就按住了他的头，这时听见有人喊说“流血了”。我翻身一看，果然他的鼻子破了。蛋娃起来，哭着走了。回去告诉了他妈，他妈很快就带着蛋娃到了我家，劈头盖脸的骂了起来。我刚一进院子，一只鞋就朝我头上砸了过来。这时我才看见蛋娃他妈歪头看着我，一脸气势汹汹的样子。跟前还有蛋娃、奶奶、父亲和母亲。
“狗日的，叫你去给猪行草，你干了啥事？”父亲骂道。
我冷不丁头上挨了这么一下，感觉头烧滋滋的痛，就说我们在玩游戏，学打仗。“我叫你打！”父亲丢出这么一句，又脱了另一只鞋，欲朝我打来。我赶忙跑去躲在了母亲的身后。这时我听母亲说道：“娃娃玩，失手了嘛，平时咱们峰峰不和娃娃打架呀。”
“去你妈的！”父亲突然将气撒向了母亲，扑来就朝母亲的头上拍了一鞋。母亲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抱住了头，再没敢吭声。
奶奶上前一把拉起母亲的手，拿蛋娃妈出气：“你们娃娃惹的事，叫我媳妇挨打，娃娃之间到底咋回事，你不问清楚，进门就跳坑楞。跳吧，就我那个孽障孙子，你想剥皮就剥吧，别叫他妈跟上受气。”
父亲打了母亲，奶奶之所以没骂父亲，是因为有一次，母亲把我家的架子车借给了别人，人家拉上麦子到公社去交公粮了。父亲准备给地里拉粪，死活找不到架子车，母亲就说借给人了。父亲手里正好拿着一把铁锹，就顺手将锹靶子抡了过来，打在了母亲的屁股上，说车胎烂了几处，我好不容易补好，还没用你就借给人了？母亲被打得一个前扑倒了爬在了地上。她比较皮实，再打不轻易出声。但她的声音肯定变了，站起来解释道：“咱也用过人家的东西，那次耱地，不是用了人家的耱吗？”
父亲发火时，见不得母亲犟嘴。如果犟嘴，他的火气就更大了。不管有理没理，都要示个威，就又捅了母亲一拳。
奶奶见状，火气大发，扭动着一双小脚，蹬蹬瞪地走来骂道：“人说瓜不欺蔓，人不欺老实人。你看谁家媳妇，像你媳妇这么老实贤惠？你吃一碗干面，人家给你调好；你喝一口水，人家把茶缸给你递到面前，把你伺候得像皇上，你还动不动对人家发个脾气，动个手脚，你这么对待这个老实疙瘩，不嫌造孽？你狗的，再这么下去，我看你后半生打光混呀。”
奶奶的这句话，后来还真应验了。但在当时来说，奶奶的这个诅咒像一把火，更是助长父亲已经燃烧的火焰。他狂怒的扯着母亲，喊着往窑洞里走。当时我躲在门后面看着，吓得两腿发颤。这时母亲说道：“妈，你进去吧，你别管了。”
奶奶见母亲在父亲跟前示弱，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越管儿子，媳妇吃的苦头越多。从那以后，只要遇见父母打架，奶奶顶多去拉开母亲，再不训父亲了。
这次因为我玩打仗的游戏，导致母亲挨打，我虽然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过后，就把这事抛在脑后。毕竟是娃娃，记吃不记打。只要出去遇到村里的伙伴，该玩的，还继续玩。由于铁李川的山多，旮旯多，适合山梁战和地道战，所以，打仗的游戏我们照样玩。只是我叮咛他们：逮住了敌人，不要扭胳膊，就让他举手投降。当然，打仗之中，我们都是以树枝为枪，以咳、咳的声音代表发出的子弹。模仿的很逼真，玩得很起劲。惹得村里的狗儿眼红，都跟着我们跑个不停。
对英雄的模仿使我在伙伴的群体中逐渐有了威信，用一个文绉绉的词来形容，就是成了“孩子王”。
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孩子王”很没面子——那是因为爷爷的一次“偷粮”事件。从我记事起，我发现爷爷就是个瘸子。为什么瘸了呢？据他说，他年轻时好赌，有一次赌输后，心情不好，夜半米糊糊的回家时，不小心从沟里掉下去了，摔坏了腿，从此就瘸了。由于他本人比较活泛，加上一条腿有点不方便，平时干的都是比较轻松的活儿，譬如给生产队看个麦场什么的。那时候，我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为了接济我们全家人的口粮，就利用看场的便利，就把场里的麦子装了一点。
结果他这个被滨娃发现了。滨娃是我村上的农民，路过麦场时发现了爷爷的事儿，就偷偷躲在麦场对面的高粱地里盯了起来，待爷爷背着粮食口袋离开后，滨娃就给生产队队长举报了。
那时候，偷粮可是了不得的事儿。自然，针对爷爷偷粮食的行为，生产队专门开了群众大会。那年月，一旦那个生产队要召开群众大会，学校的学生都要参加。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听到老师吹口哨，喊集合，要带我们去会场。当时，群众大会就在蒲河对面的宫河村。
正当我们列好队伍准备出发时，押送爷爷的队伍过来了。透过紧跟的人群，我看见爷爷双手被反剪、脖子上带着一个写着“偷粮贼”的牌子走了过来。我感到一股耻辱感像棍子似的朝我戳来，慌忙左右瞥眼，生怕有人认出。
但偏偏就有同学高声叫道：“啊呀，是李小峰的爷爷，偷粮贼。”
随着这一声，同学的目光立即齐刷刷地看向我。有的前倾，有的后仰，都试图从学生队伍中看到我。尽管带队的老师冷着声音在制止，喊他们别出声，站好队形，但毕竟是娃娃，老师再怎么维护我的尊严，都遏制不了他们的好奇心。
看到这情形，我低着头，不敢看爷爷的背影，也不敢正视同学，好像那“偷粮贼”的牌子就挂在了我的头上，压得我心里喘不过气起来。在那一刻，我感到我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因为我心里有了这样一个信念：这辈子就是饿死，都不去偷粮！我要当个“成器”的孩子！
爷爷被批斗后不久，就没了。看到奶奶在爷爷的灵柩前放声大哭，我跪在她身边，脑子里回想着爷爷偷粮的事，心里揣摩，爷爷是不是因为背不起这个贼名，臊死了？奶奶见我直戳戳地跪在那里，两眼发呆，一声不吭，就一个巴掌打到我的脖子上，我顿时哇的一下哭了起来。
而这个曾经举报过爷爷李滨娃，后来在山里是挖沙子的时，工地塌了，压坏了他的双腿，导致双腿都瘸了。他本来家境不太好，腿瘸了以后家里更困难了，2004年，我想给铁李川的百姓捐点款，在家乡摸排困难户时，听到了他的情况。在这一瞬间，我脑海里首先跃出的念头就是：帮助他！我当即给他捐助了2000元。在我的家乡铁李川，他是第一个接受我捐款的人。
1981年，包产到户政策在我村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父亲从生产队拉回来了几只羊。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从父母的对话中，才知道世事变了，土地也分给私人了，再没有集体出工这回事了。
我家的土地被划分出来之后，父亲带我和哥哥去地里看地界，顺便给地头上压了木橛。我家的土地有的在川道里，有的在半山腰。自然，相对川道，山洼地比较薄，产量低，面积大，种植起来比较费事，有的过于陡峭的土地，没法套牲口，只能靠人用镢头挖，种出的庄稼要靠人一捆一捆的往下背。现在，依靠科学种植，土地的粮食产量高了，山洼地都绿化，种了树。那时候，即使巴掌大的一块地，人们都舍不起。
由于村里的牲口有限，如果要按户分配，肯定不够分。村委会就给每个牲口做了价，谁愿意买，就掏钱买。父亲是个会计，精于计算，就在信用社贷了款，把生产队最壮实也最贵的的那头牛买了下来。加上分的一公一母和羊羔，三只羊一头牛，还有两头猪，二十多亩地，我心里对这么多的土地发愁，但父亲好像很兴奋，把牛拉回来的那一夜，把我和哥哥姐姐四个召集到奶奶的窑洞里，说起了过日子的事，说：“现在是私人日子了，只要人勤快，能吃苦，把庄稼地务医好，就能过上好日子。”
接下来，他说到了学习与劳动力的事。“给你们两年时间，你们四个比赛一下，谁学习好，谁就念书，学习不好的，就回家种地。家里这一摊子，我和你妈干，没有个帮手不行，起码得有个放牛割草的。现在咱们农民自由了，不用每天去生产队上工，前季后季有点空闲时间了，我还想出去搞点副业，挣点钱，种地没有好化肥，产量根本上不去。”
听父亲这么说，躲在后面的我心里顿时警觉了起来，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别落到回家放牛的那个地步。
从此，我学习的劲头上来了，我发现父亲过日子的劲头也不低。我经常见他挖土，晒土，铡草，喂牲口，下山割草，回来时背着草捆的身后还拽着三只羊。到了芒种季节，他和母亲带着水壶，拿着蒸馍，母亲拉着牛，他扛着犁，到川地去耕地。他耕地时，母亲拿着镢头在后面打土坯，一趟一趟的，晌午了坐在地边，喝点开水，吃点冷馒头。太阳落山时，才将拴在草地上的羊解开，拉着羊，扛着犁，牵着牛回家。耕种季节，天天如此。
父亲与母亲就这么日复一日的劳作着，我们当孩子的，只能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帮父母干活。那时候，村里的集市上有了录像，多数是武打片。武打片似乎对对哥哥有着很大吸引力，只要有空，就往那跑。一次，母亲做饭时，发现盐没了，叫哥哥去买，结果饭都熟了，盐还没回来。父亲由于忙着要上地，就将那没盐饭硬刨了两碗，出门正好遇见哥哥回来，就给打了一顿，问他是不是拿了奶奶的钱看录像了？哥哥说没有，他没钱买票，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
村里有了录像，自然就有物资交流和信息方面的交流。一天，父亲赶集回来，告诉母亲和奶奶：“有个外地人要收石头，说咱们马莲河河道里的石头多，让咱们村里人去捡。他列出了三个规格，分别都标了价格，我觉得这个事还行，就是不知是真是假。”
奶奶说：“管他真假，你们先捡出来再说。石头放在那里，又坏不了。既然有这个传言，说明石头肯定有人要嘛。你爹那时候吹个啥风，他都有反应。唉，就是不学好，把辛苦了一辈子的家当都赌了。”
父亲听了奶奶的意见，就下河捞石头了。马莲河里的石头有大有小，有青石，有白石，有彩石，据说还有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收购人，要的是小石头。面积不能超过40厘米。过大的石头，父母就用锤子砸，砸到16至30多厘米的规格。而且还要清洗干净。
村里人干啥都是一窝蜂行动。平时河里的石子除了生产队偶尔用，基本没人理。自从有了商家之后，他们都看我，我照你，纷纷下河捞石头了。父亲见村上人都争先恐后的搞起了这个副业，就将我们几个叫到窑里，说道：“你们几个，都读几年书了，读的咋样？能念成吗？将来能考上大学吗？如果念不成，趁这几年市场放开了，回家好好种地，挣钱，人家都出去搞副业哩，我因为咱们家里这一摊子，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出去干不了几天就得回來。如今，咱们家门前放的挣钱的营生，人家一家老少都在河里捞，我和你妈，还有家里这一摊子，顾了这顾不了那。河里的东西捞一次少一次，等你们把书读出来，就捞不出东西了。我的意思，你们几个把自己再掂量一下，如果能读书，就读，我砸锅卖铁供帮你；如果觉得读不好，就乘早回家。起码捞点石子，把你们的衣行穿着能顾住吧？”
父亲心性要强，脾气又倔，在家里，他是绝对的权威。那年头，在他的心目中，觉得种地和挣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以优胜劣汰的方式来给家里减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母亲性格比较柔弱，平时什么事都是父亲说了算。对父亲这样的要求，她坐在炕头上，自然不吭声。而坐在条桌前的我心里却紧张了起来，见父亲这样问我们，我怕父亲不让我上学了，就故意埋头写起了作业。哥哥已经上完了小学，正在初二就读。听了父亲这么说，他好像要履行一个长子的责任，主动提出回家。
两年后，弟弟也辍学了，好像从哥哥捞石子的收益中看到了挣钱的快乐，加上他平时比较好玩，也离开了学校。这么一来，弟弟成了我家最小的劳力。而我有了哥哥和弟弟的“牺牲”，才成了家里唯一能够坚持上学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