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智者的思考——中和之道

第一节 甲骨文中的“中”与“和”

人成为人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开始了。而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争斗应该是从生存开始的。首先是食物,其次则是居住。

对于脱离茹毛饮血时代的人来说,大自然提供的环境绝不是温暖舒适的。夏天的酷热,冬天的寒冷,加上野外无处不在的毒蛇猛兽,逼使人类寻找能躲避这些不适环境的地方,最初的山洞就成为理想的居住地。百年来考古学者为我们找到了大量的证据。

然而,由于人口增加与食物来源有限,远古的人们最后还是离开了山洞,开始自己建造栖身之地的活动。这就是古人居住建筑产生的原动力。

我们的祖先不仅建造了自己的居室,而且通过文字将建筑与建筑文化清晰地表达出来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现已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系统的文字。其中不少就借用两坡顶的建筑形象来造字。如甲骨文中的“京”字,像架立桩柱提升居住面的建筑形象。《孔子家语·问礼篇》注曰:“有柴谓橧,在树曰巢。”可见这个“京”字,画的正是用“柴”支撑起来的“橧”,也就是干阑建筑的形象。杨鸿勋先生指出:“殷商的社、稷遗迹表明,它们都是干阑建筑,也就是当时象形文字‘京’所描绘的形式,与‘黄帝时明堂’一脉相承。”现代汉字偏旁部首中的“宝盖头”,就是建筑形象的直接表现。“据安阳小屯殷墟所进行建筑的考古研究,……首次揭示了苑囿楼阁以及‘墓而不坟’的统治者陵墓上所建的享堂——甲骨文所谓的‘宗’。”(12) 而在甲骨文里,就有“中”与“和”这两个字(13)

图10 甲骨文的“京”字

甲骨文的“中”字有多种写法,如。我们看到,这些字形式上尽管多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居中的竖划“❘”,因此,我们要了解“中”的含义,就有必要了解“❘”的本意与来由。在远古居民遗址考古中,人们发现,相当多的古人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其遮盖物通常使用一根竖着的木柱支撑着。而这根竖木柱也是居住在房子中的人们上下出入的必需物,在竖木柱的侧面加上横柱,就成为出入的梯子。在那个穴居时代,蹲踞洞穴底部的古人,从洞穴底部能看到一片蓝天,而这根立柱本身又是由地穴底部通往地面的工具,在古人的想象中,由立柱(包括横柱)走向地面,也就走向了蓝天,于是,竖木柱就有了可通天的神秘意味。这可以看成是“中”这个字形成的一种思路。“中”字中间的圈“○”,既代表洞穴或洞穴口,也可代表洞外的“天”,即在洞穴底部看到的一片蓝天。人们每天都与这根竖木柱打交道,认识到它的重要地位,于是将这个竖木柱抽象出来,有了“❘”。我们知道,在《周易》中,“❘”为阳爻,代表乾,引申为天道。在中国,受天圆地方观念影响,祭天的神坛取圆形,祭地的神坛取方形。而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与古人半地穴居住环境密切相关。“中”字的本义则像是穴居时代的地穴加立柱的形状,那立柱经抽象引申,就成为原始部落建于祭坛中间位置的神坛器物。

图11 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原址复原

2002年秋,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一座中期大墓中,发现竖立着一根木杆,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木杆东侧壁龛内还发现了玉琮、玉戚。20世纪80年代,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过类似器物。这些木杆和玉器的功能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思考,他们将涂有漆标志的木杆联想为“圭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在陶寺古观象台用陶寺出土“圭表”的1∶1复制品进行验证,证明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使用的圭表仪器至少可追溯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是使用圭表进行天文测量的历史性突破。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计算,他们得出结论:陶寺圭表(尺)不同刻度分别用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影长判断,其中NO.11的刻度为1.6尺,与《周髀算经》“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记载吻合。而且,“圭表”测影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更重要的是确定“地中”,进行天文大地测量。上古时期,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天顶”的就是“地中”,唯有“地中”才是人间与上天交流的孔道。王者独占“地中”,就是要垄断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建都立国才名正言顺。据古籍记载,尧禅位给舜时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14) 宋代的朱熹解释说:“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这是尧禅让帝位给舜时说的话,白话文翻译为:按照上天决定的帝位相传承的次序,现在帝位落到你的身上了(在尔躬),你要诚实地执守中道。(15) 这话可进一步理解为,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手中圭尺(即王权)。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陶寺遗址是我国——最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当时已进入国家社会,也揭示了迄今为止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16) 。因此,“中”首先有方位性质,进一步引申,就是不偏不倚。

据甲骨文学者判断,甲骨文中并无“和”字,只有“龢”字。“龢”字从“龠”,“禾”声。而篆书中的“和”字,从“口”,“禾”声。许慎《说文解字》认为“和”与“龢”为异体字。郭沫若先生的解释是,以“口”为和与以“龠”为和并无本质不同,皆为调和、应和之义,因为“口”与“龠”都是发声器。在一些学者看来,从字形上看,“和”字并非由“龢”字简化而来。“和”字后出,至少说明由“和”字引申出来的“味”最早应出现在周代之后。

在解释“龢”时,多数学者认为龢的本义是乐器,由乐声的谐和才能引出调义,由乐声的共鸣才能引申出相应义。但是,这个龢到底是什么乐器,却都说不清楚。也有学者分析“龢”左边的“龠”属编管之类的乐器,但它是三孔、六孔还是七孔,从战国时期起就莫衷一是。如《尔雅·释乐》解释:“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许慎《说文解字》也认为:“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毛诗传》里称:“龠六孔。”《广雅》则把“龠”解释为七孔笛。这些书离甲骨文产生的时代已很久远了,它们的作者早已经不用甲骨文了。在没人看到实物时,确难说清楚“龢”的真实含义。修海林先生从另一角度对“龢”进行了解读。他对“龢”字就形义展开联想,认为应该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氏族村落的图景展示,其组成要件为房屋、篱墙与庄稼,“所透露的是‘安居足食’的内心谐和心态”(17) 。根据古人的记载,“龠”作为古代音乐演奏中用于谐和众音的竹管乐器,是有一定根据的。只是因年代久远,我们没法做进一步的认定。但“龢”字是在“龠”边加上“禾”,一定会有其他意义。我认为,修先生的推断是能成立的。“龠”从象形来说,的确与房子,特别是与干阑式建筑很相像。底层的栅栏、中层的窗户、最上面的大屋顶,可以说极其传神。而从“龢”字我们可以想象到禾田旁的木构架房子。居有其屋,食有其粮,这就是远古人所希望的最和谐的生活环境,也是人与自然的最谐和的图景。

总之,在中国最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中”与“和”都与居室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而且,这两个字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又都从居室建筑引申出适中、谐和的意蕴,也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