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都长安的考古历程
——纪念汉长安城遗址考古65年（代前言）

刘振东

汉长安城是西汉和新莽的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据记载，汉高帝五年（前202）设长安县，“治长乐宫”，七年“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史记·高祖本纪》）。长乐宫是长安城最早兴建的城区，若从长乐宫的建成算起，长安城的历史已有2221年。

汉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创始起点，与西方的罗马并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都市。平帝元始二年（2），长安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2014年，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被列入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长安城相关的重要遗址，如西南郊的兆伦铸钱遗址、西郊的建章宫遗址和北郊的中渭桥遗址，分别于2001年、2013年和 2019年被公布为第五、第七和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考古简史

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考古队，对汉长安城遗址开展长期、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首先是发掘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同时勘探、试掘了城墙，1957年发掘了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和宣平门遗址，1961—1962年初步勘探了城内街道和主要宫殿的分布。1970年代后半对武库遗址做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1980年代对未央宫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并在城的西北部勘探发现横门以南的大型建筑遗址以及横门大街东西两侧用夯土墙围成的区域。1990年代的考古工作在多地展开，通过发掘了解了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内涵，通过勘探初步确定了北宫的位置和范围，通过勘探、发掘搞清了桂宫的基本情况。21世纪最初十年重点对长乐宫遗址做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还发掘了相家巷遗址；勘探发现了十六国、北朝长安城的宫城遗址，并发掘宫门；第二次清理直城门和西安门遗址；对直城门大街做了试掘；在西南城郊发掘了泬水桥遗址；在建章宫发掘一号建筑遗址；在上林苑勘探、试掘了昆明池遗址，发掘多座离宫别馆遗址。2010年代前半主要配合“申遗”工作对未央宫遗址重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在城南发掘了西安门外建筑遗址；在建章宫勘探了太液池遗址；在城北发掘了厨城门外渭桥遗址。自2015年开始对兆伦铸钱遗址、2018年开始对北宫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勘探和发掘。

二、主要收获

经过65年的考古探索，我们基本搞清了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规模以及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与城内大街的形制，城内外水系的分布，未央宫与长乐宫、桂宫、北宫的范围和布局，武库的位置和建筑配置，西北部手工业作坊的种类等；以南郊礼制建筑为代表，城郊的面貌也逐渐清晰起来。

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城墙用土逐层夯打而成，东城墙长6000、南城墙长7600、西城墙长4900、北城墙长7200、周长25700米，面积约36平方千米。每面墙上有3座城门，东墙由北向南是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北墙由东向西为洛城门、厨城门和横门；西墙由北向南是雍门、直城门和章城门；南墙由西向东为西安门、安门和覆盎门。每座城门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宽约6米。城墙外一周有壕沟环绕。城内以街道两侧的水沟构成完备的排水系统，经由城门下的涵洞排向城外的壕沟。

12座城门中，除与未央宫和长乐宫相对的四座城门外，其他8座城门均与城内的大街相连，形成八条笔直的大街。八条大街将城内空间分割成11个区，中部、南部分布有未央宫(包括武库及其以南的“东第”宅第区)、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占有5区；桂宫、北宫之间可能为“北第”宅第区；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占有3区；东北部的2区可能为闾里。

未央宫是皇宫，在城的西南部，前殿是大朝正殿，居于宫的中央，西南部有以沧池为中心的皇家园林，西北部为官署区。长乐宫位于城的东南部，高祖刘邦用作皇宫，惠帝以后为太后所居，前殿、临华殿等重要建筑在宫的西北部，园林建筑居东北部。桂宫位于未央宫以北靠近城墙的区域，为后妃的居所，主要宫殿在宫的南部。北宫位于长乐宫西北，被罢黜的后妃多居此宫，主要宫殿在宫的东南部。明光宫据记载位于长乐宫以北，尚待探寻。

武库位于城南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的安门大街西侧，是一处重要的兵器库房。贵族宅第位于未央宫以北、以东区域。一般民众的居住地主要分布在城的东北部，即宣平门大街以北区域。

手工业作坊区主要位于城的西北部，分布有制陶、铸铁和铸钱遗址。据记载，长安城内有东西二市，它们应分居厨城门大街东西两侧。

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问题，如明光宫和东西二市的位置、各阶层民众的居住空间等，都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解决。

总结汉长安城的考古历程，将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首先，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具有长远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考古队首任队长王仲殊在第一篇田野工作总结中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名城，考古发掘工作的计划必须是长远的：先要究明城墙和城门，然后再有步骤地发掘政治中心所在的各个宫殿，以及城内的街道、手工业区、商业区、官府、贵族宅第和一般的居住区，最后还要把工作范围扩大到城外的离宫别馆和宗庙、陵墓等等。”〔1〕可以说从一开始，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就绘制了一张蓝图，考古工作者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取得新成果和新进展。其次，汉长安城考古较早地摸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黄展岳在配合基本建设对南郊礼制建筑遗址进行勘察时，由于工期非常紧，工作量又十分巨大，所以采取了普遍钻探、局部揭露和重点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2〕第三，汉长安城考古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汉长安城最初的考古工作就是1950年代配合几座国家重点企业建设进行的；1970年代后半对平整土地时暴露出来的武库遗址进行了集中发掘；2000年以来，配合基本建设、大遗址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项目开展了一系列重点发掘，有力保障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第四，汉长安城考古较早开展了多学科研究。如古建筑学家考察了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现场，做了建筑复原研究；古地理学家对汉长安城周边的泬水、昆明故渠、漕渠等水系做了实地踏查和复原研究。

三、遗址价值

汉长安城见证了西汉、新莽二百多年的历史进程。考古工作取得的诸多成果，为深入揭示其特征和价值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汉长安城规模宏大，街道井然，布局规整，功能完善，是适应新王朝而兴建的一座创新型城市，达到了古代城市建设的新高度。长安城的选址是对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城墙、城壕构成坚固的城防体系；城门、街道形成便利的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仓储丰盈，市场繁荣，给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汉长安城有多座宫城和众多高等级宅第，占据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凸显出都城的政治性，反映了西汉政治的特点。高大的城门和雄伟的宫殿体现着都城的威严性，这些建筑是皇权至上观念的物化象征。礼制建筑遍布城市内外，通过社稷、宗庙以及天地、五帝祭祀，昭示统治者存在的合理性、正统性，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

汉长安城人才会聚，文化繁盛。从西汉早期的黄老思想到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引领推动了社会发展。太学之兴，培养了大批学生。未央宫北部的石渠阁、天禄阁藏书丰富，学者们云集于此，形成文化创新的中心。

汉长安城考古给科技史研究增添了新资料。城门、宫殿、武库、凌室以及渭河古桥的发掘，丰富了汉代建筑的类型；昆明池、漕渠是水利和水路交通的重大工程；铸铁、铸钱作坊以及武库出土的铜、铁兵器代表冶金技术的最高水平。发掘出土的玉牒、骨签、木简、封泥和陶瓦戳印等文字资料是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都城是一个朝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荟萃之地。汉长安城遗址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发掘、研究价值，同时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也具有展示、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的现实作用。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

〔1〕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