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的西三环北段道路是沿汉长安城西城墙外的河（古称泬水）故道修建的，在跨越陇海铁路时，其主干道为高架桥，东西两侧的辅道则以涵洞形式从铁道下方穿过，在辅道涵洞施工中，发现了两处古桥遗址。

2004年9月，在西三环东辅道穿越陇海铁路涵洞工程中发现了十余根古木桩，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勘察，初步判断应为一处古代木桥遗址。由于发现地点位于陇海线涵洞以南一处深九米的狭小沟道中，两边有高六米多的堆土，无法大面积发掘，所以依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与建设方协商，暂时回填已露出的古桥木桩，待去掉周边高大的土堆，清理出一个合适的工作面后再行发掘。2005年8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派人进驻工地，在建设方的配合下，开始清理遗址上方及四周的堆土，并在此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2006年2至5月对古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东西向五排160余根古桥木桩，编为泬水一号古桥遗址。

2007年4月，在西辅道穿越陇海线涵洞施工中又发现了一处古桥木桩遗迹，与东辅道发现的桥桩一样也为东西向排列，应为同一河道上的古桥遗址。但这处遗址保存很差，只存有古桥桩的根部，共发掘出了五排32根木桩遗迹，编为泬水二号古桥遗址。

已发现的两处古桥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北，建章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南，新河〔1〕西岸，距市中心约13、北距渭河约10千米。处在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办湾子村东北约200、东距汉长安城西南角约400米。古桥遗址位于河故道在湾子村东北，河道由此拐了个大弯（湾子村的得名也许与此有关），由原来的南向北转为从西向东，再转为从南向北，之后沿汉长安城西城墙外侧北流入渭。两处古桥正是处在这一段东西向的古河道上（图一；图二；图版壹，1）。

一、一号古桥遗址

（一）发掘概况

发掘现场基本处在一个大坑中，东部为挖凿新河时堆积在河西岸的高大土堆（桥址最东端的木桩距新河约70米），南部为开挖涵洞时的工程堆土，西部为西三环主干道高架桥的桥墩，北部为陇海铁路涵洞（桥址最北端的木桩距涵洞40米）。清除上面的沙土后，在距地表（周边地面高洼不平，以较为固定的铁道线水泥路沿地面作为地表标高，下同）5米深处清理东西长37、南北宽33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

为便于大面积揭露遗址，按10米×10米布方发掘，正方向纵横各布探方3个，共布探方9个。由于在河道沙土层内发掘，无法留住隔梁，所以采用了全面推进统一按层下挖的方法大面积揭露，只留下工作面上布方的网格绳线，用于控制地层和出土物的标高及位置（图三；图版壹，2）。

（二）地层堆积

因建桥修路，自地表至深约4米的原地层已被破坏。除去上层堆土外，可见自然地层堆积一般是河道内的沙层与淤泥层交错出现，地层深约10米，以T3、T6、T9南壁为例，按自然堆积大体可分为11层（图四）。

第1层：表土层，厚0.6—0.8米。黄色土，土质较硬。

第2层：黄沙层，厚0.9—1、距地表约1.5米。纯黄色沙土较细。

第3层：淤泥层，厚0.1—0.15米。灰色土，薄厚不一。

第4层：冲积沙层，厚1.1—1.6、距地表约3米。沙粒水锈色，粗细不匀。

第5层：淤泥层，厚0.15—0.8、距地表约3.5米。内含零星瓦片。

第6层：沙层，厚1.3—2、距地表5—6米。因有明显浸水痕迹呈水锈色、颜色深浅不一，内含大量的瓦片、陶片。古桥木桩多在此层露出。

第7层：淤泥层，厚1—1.9米。灰褐色土，内含大量瓦片、陶器残片、瓦当及铁器等。

第8层：沙层，厚0.5—1.4米。水锈色粗沙、细沙均有，内含大量瓦片及瓦当残片。

第9层：淤泥层，厚1—1.3、距地表8—9米。青灰色土，土质细腻密实。

第10层：沙层，厚0.3—1米。沙较细。

第11层：河床层，厚3—4、距地表9—10米。黑灰色土，细密坚硬，为淤泥板结而成。古桥木桩就打在这层上。

第11层以下为生土。

（三）遗迹

探方内除古桥木桩外无其他遗迹，九个探方共揭露出楔入古泬水河床的木桩160根，木桩基本为原始桥桩的位置。已揭露出木桩五排，排距4.2—5.7米（一至二排排距4.2、二至三排排距4.3、三至四排排距5.7、四至五排排距4.7米），木桩直径0.3—0.56、高0.3—2.7、多数高1.5—2.5米（附表一至附表五）。

从发掘露出的古桥木桩的排列看，除了东西成排外，每一排由若干组木桩组成。每一组由二至三根木桩组成，每组中都有一根特别粗壮高大，另外一、二根则较小且明显较矮。一般粗壮高大的木桩在北边，较矮小的在南边，呈“品”字形或“L”形分布，若两根一组，则为南北“一”字形分布（图版贰；图版叁，1、2）。

从木桩现存高度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火烧过的木桩，皆呈焦黑色且较矮小，多数只存有木桩下半部或根部，仔细观察还可看到，这类木桩每一根的北半边被烧严重，而南半边烧痕略轻；另一类是无火烧痕迹的木桩，保存较好，呈黄或褐色，高大而粗壮（图版肆，1）。

据此分析这处古桥应经过前后两次建造，被烧过较为矮小的木桩应为第一次建造的。当时应无北边高大的木桩，如果有，则高大的木桩上定会有被烧痕迹。木桥被焚后不久，又重新在原址紧靠第一次木桩的北侧打进新的木桩复建此桥，才留下了这批较高大的木桩。第一次建桥用的木桩为两根或三根一组，每组间距0.5—1.1米，现存119根，直径在0.5米以下，多数0.3—0.45、残高0.3—2.1米。因遭大火焚烧，呈焦黑状。第二次重新建造的木桩紧贴在原木桩的北侧，一般为单根，少数两根一组，间距约1.2米，现存41根，直径0.44—0.56米，多数约0.5米，高1.85—2.6米，上端多残缺，个别木桩顶端似有榫卯结构。木桩表面腐朽，应为长期埋在沙土中所致，呈褐色或黄褐色（图版肆，2）。

因第一次建桥用的木桩被烧严重，大多只存下半部，较难判断每一排的木桩组成情况。每排木桩的分布情况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将每一排中成组的木桩称为排柱，第二次建桥用的木桩多为单根一组（图五；图版叁，1）。

第一排 揭露排柱12柱，排列整齐，间距1.1—1.5、多数间距约1.2米（图版肆，1、2）。

第二排 揭露排柱15柱，间距0.25—1.5米，东端的几组木桩排列较紧密，其他约1.2米。东端发现一塌落在河床的横木（图版伍，1、2；图版陆，1、2）。

第三排 揭露排柱6柱，间距1.1—1.5米。西端北侧有塌落下被烧焦的横木，横木下及周边出土了许多砖瓦片（图版柒，1、2）。

第四排 揭露排柱4柱，间距0.9—1.5米。西端南侧有塌落下没有火烧痕迹的两根横木（图版捌，1、2）。

第五排 揭露排柱2柱，间距1.1米。是目前见到最北边的一排，因距铁路涵洞最近，东半部的木桩皆毁于最初的施工中，仅见两柱木桩是在扩挖西端的坡面时发现的，再向西即为已建好的西三环主干道桥墩，无法发掘，故只清理出这两个桥桩。

下面选取标本，对单根木桩介绍如下（排的编号用罗马数字，木桩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Ⅰ:33 底部断面呈十二边形，是为桥桩更加稳固，在接近底部时将圆木削为多边形后打入河床，应属第一次建桥使用的木桩。表面有严重火烧痕迹，上端已呈焦黑状。残高1.02、直径0.38、周长1.23米（图六，1）。

Ⅱ:2 位于第二排的最东端，应为桥梁毁坏时塌落的构件。圆木，略呈“S”形，较细的一端上似有榫卯结构凹槽，应为第二次建桥时桥面上使用的圆木。直径0.28、长4.33米（图版陆，2）。

Ⅲ:33 断面为圆形，烧焦的横木，外表呈龟裂片状，应为被火焚烧而塌落的桥梁木构件。残长3.7、残径0.35米。发掘时此横木以下压着很多瓦片，四周出土了大量的瓦片和部分瓦当（图版柒，2）。

Ⅳ:13 位于横木（Ⅳ:17）之上。圆木较粗的一端侧面有一凹槽，凹槽略呈梯形，应为在垂直方向连接另一根圆木的榫卯结构。较细的一端已残，应是第二次建造的桥梁上塌落的木构件。直径0.2、残长1.76、凹槽上口长0.33、底部长0.2、宽0.16、深0.7米（图六，2；图版捌，2）。

Ⅴ:17 位于横木（Ⅳ:13）之下，圆木外表有较大的木结，没有被火烧过。直径0.2、残长2.27米。其下发现子母砖、铁块、瓦片等（图版捌，2）。

Ⅰ:32 高大粗壮，顶端有竖向“十”字交叉的凹槽，榫卯结构，应为第二次建桥所使用的木桩。直径0.48、周长1.37、露出高度2.37米（图六，3；图版玖，1）。

Ⅰ:37 高大粗壮，顶端有竖向凹槽，似为榫卯结构，应为第二次建桥使用的木桩。直径0.49、周长1.48、露出高度2.27米（图六，4；图版玖，2）。

发掘结束后，在一号古桥遗址周边的土堆中发现三根被挖出河床的古桥木桩，仅存根部，不知属于哪一排，是施工方机械挖出的。

采:1 呈三棱锥状的根尖末端，可看到在接近底端时，木桩根部的三棱体斜收成锐利的尖锋。残高0.78、中部周长0.62米。

采:2 呈三棱锥状，根尖残，三个向下渐缩的斜面砍削打磨得平整光滑，利于楔入河床。在残根末端三棱的两个面上，有刀划出很深的两道水平方向的横线，两道划线间距0.1米，其间有连续的斜“十”字交叉的刻划线构成一横向的网纹带。疑为木桩楔入时的标高线。残高1.5、中部三棱的边长0.28米（图版玖，3、4）。

为了解木桩楔入河床的有关情况，挖了探沟两个。

TG1 紧靠第一排1、2号桩的东侧，并将木桩竖截面约二分之一包含在内。南北长3.7、东西宽1.5、深3.3米（图七；图版玖，5、6）。

TG1的地层以西壁为例，大致分三层。

第1层：河床层，厚1.3、距地表9.64米。青灰色土，土质纯净，坚实致密。

第2层：粗砂层，厚1.2米。微黄色粗砂中杂有少量黄土，有水浸痕。

第3层：沙土层，厚1米。白色沙较细，含土量大，几乎一半沙子一半土。

第3层以下为河床最底层，即生土。青黑色纯净土，细密坚硬，木桩的最尖端一般打到此深度为止。

通过探沟解剖可看到，圆木在楔入河床时，横断面由圆形削为有棱角的多边形。已发现的有十二边形、八边形、六边形，从木桩上部至根部，多边形的边棱由多渐少，最后至末端变成了锋利的三棱尖锥形。

TG1内包含2根木桩（图七；图版玖，5、6）。

Ⅰ:1 上端至1.6米处皲裂的部分已被泥沙剥蚀，黄色，木质实心坚硬，中有裂缝。1.6米以下皲裂的外表尚在，应是埋在河床中免受流水与泥沙的冲刷而得以保存。在楔入河床的0.9米处，断面渐由圆形削为六边形，至2米以下，则削成了三棱锥形，应为第二次修建时的木桩。直径0.5、高5.35、露出河床部分高2.05、楔入河床内深3.3米。

Ⅰ:2 上端遭火烧呈焦黑色仅存木心，略似尖锥形。顶端起1.25米以下木桩皲裂的外表尚在。在楔入河床的0.9米处，木桩断面渐渐由圆形削为六边形，至2米以下削成了三棱锥形，应为第一次修建时的木桩。直径0.4、高5、露出河床部分高1.7、楔入河床内深3.3米。

TG2 紧贴第一排的第22、24、27号木桩的南侧。东西长3.4、南北宽1.4、西半部深0.87、东半部深3米（图八；图版玖，7、8）。

TG2的地层大致同TG1。

TG2内包含三根木桩，上端被焚仅存木心，应为第一次修建时的木桩。木桩在楔入河床时，横断面亦由圆形削为三角形，末端成锋利的三棱尖锥形（图八；图版玖，7、8）。

Ⅰ:22 直径0.39、现存高4.58、露出河床部分高1.58、楔入河床内深3米。

Ⅰ:24 直径0.37、现存高3.55、露出河床部分高1.4、楔入河床内深2.15米。

Ⅰ:27 直径0.28、现存高1.57、露出河床部分高0.7、楔入河床内深0.87米。

通过探沟解剖得知，木桩打入河床的深度不因前后两次在建造时间上的不同而有差异，而是与木桩个体的粗细大小有关，较为粗大的木桩打得较深，较为细小的木桩楔入河床的深度则较浅。从挖的两条探沟看，木桩楔入河床深1—4、多数深3—4米。木桩下部在打入河床时先把圆形外表削为多边形，至末端为尖利的三棱锥形，以便于打桩，木桩应是采用夯打楔入河床的，从最底端起，现存木桩总高5—7米。

（四）遗物

约972件。有陶器、铁器、石器、铜器及鹿角等。出土于古桥木桩的砂土层中，个别为遗址区内采集。

1.陶器 约838件（较小的陶片不计在内）。多为泥质灰陶，有极少的夹砂红陶。多数为模制、轮制，个别为手制。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为弦纹、方格纹。按陶器的功用分有建筑构件、生活用品和其他用具。

（1）建筑构件 约796件。有筒瓦、板瓦、脊瓦、瓦当、砖、排水管等。

筒瓦 约360件（没有瓦唇的残片不计在内）。泥质灰陶。横断面呈半圆形，两侧有切割痕迹。表饰绳纹，内饰布纹。模制、轮制并用。依胎质的不同，可分三型。

A型：约110件。浅灰色，胎质不够坚硬，扣之发声沙哑而沉闷，烧制火候不高。唇较短，壁较薄。唇外表素面略带弦痕，瓦身饰绳纹，至尾部为抹绳纹，内面通饰布纹。T2:7，表有褐色水沁。长49、径16、厚1.3、唇长4厘米（图九，1；图一〇，1；图版拾，1）。

B型：约180件。灰色。胎质坚硬，唇略长，壁较厚。表饰细而密的绳纹，尾部抹为素面或略带弦痕，内饰布纹。T1:7，残长49、径17、厚1.5、唇长5.5厘米（图一〇，2；图版拾，2）。

C型：约70件。呈深灰色，胎骨坚硬，扣之发声清脆，烧制火候高。瓦唇略内斜瓦身饰较粗的绳纹，内饰布纹。T1:8，瓦唇带有麻点纹。残长33、残宽15、壁厚1.5、唇长4.5厘米（图一一）。T4:2，瓦唇略带麻点纹。残长34、径17.5、壁厚1.8、唇长5.6厘米（图版拾，3）。

板瓦 约380件。泥质灰陶。平面为长方形，横断面呈拱形。外表饰交错绳纹或斜绳纹，内为素面。T2:11，饰交错绳纹。残长43、残宽27、厚1.8厘米（图一二；图版拾，4）。

脊瓦 3件。泥质灰陶。完整1件。脊瓦的横断面呈五边形，顶部有两个坡面，坡面底部转折向下为两个较短的垂立面。内壁为半圆形。外表饰粗绳纹，内壁饰布纹。T1:5，出土时位于被烧焦的塌落下的横木（Ⅲ:33）旁。在距尾端14厘米处的脊顶上有一透穿小孔，当为瓦钉孔。孔径1.5、脊瓦通长68.5、宽25.6、唇长5.5、脊顶厚5、两肩部厚3.5、坡面中部厚1.8厘米（图九，2；图版拾，5）。

砖 约15件（较小的碎块不计）。有条砖、方砖及子母砖等。

素面砖 1件（T4:9）。长条形。砖体厚重，浅灰色。做工规整，砖面平齐，其中一面因长期磨损而内凹。长37.5、宽18、厚9厘米。

绳纹砖 4件。近似方形。砖体较薄，深灰色，一面有细绳纹，其余几个面素面。T5:6，长26.7、宽19.6、厚5厘米。

小方格纹砖 2件。表面饰小方格纹，铺地方砖。T5:7，浅灰色，因长期被河沙冲蚀，表面凸起的小方块呈圆角状，砖面有水沁色。残长12.8、残宽9.2、厚2.5厘米（图一三，1；图版拾，6）。

“回”纹砖 3件。表面饰“回”形纹，铺地方砖。T4:5，纹饰中心“口”字形。残长17、残宽13、厚3.8厘米（图一三，2；图版拾，7）。T4:6，纹饰中心的“口”字中多一横，呈“日”字形。残长25、残宽17.5、厚3.5厘米（图一三，3）。

几何纹砖 1件（T4:3）。面饰由若干斜线、三角线、直角线组成的几何纹饰，铺地方砖。残长28、残宽24、厚3.4厘米（图一三，4）。

子母砖 4件。平面呈方形、断面看上下两端呈上厚下薄的楔形，左右两侧一侧带有类似榫的凸头，一侧带有类似卯的凹槽。为构筑拱券部位时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依凸凹部形状的不同分两种。

圆头子母砖 1件（T4:10）。左右两侧的凸凹部呈半圆形。素面。长26.5、宽26、上端厚5.8、下端厚4.5、凸头长4.6、凹槽深4.8、凹槽最大径11.2厘米（图九，3；图版拾壹，1）。

方头子母砖 3件。左右两侧的凸凹部呈方形，三块砖形制大小一致，并可互相扣合。一面饰斜绳纹，一面素面。长27.3、宽20.2、上边厚6.3、下边厚4.7厘米。凸头部分略呈梯形，高3、宽3.5—5、内凹部分深3.1、宽5.2厘米。T5:2，深灰色，斜绳纹较清晰（图一三，5）。T4:11，浅灰色，磨损严重。饰浅斜绳纹。T5:4，外表沁色严重呈黄褐色（图九，4；图版拾壹，2）。

排水管 约15件。夹砂灰陶。完整的一端稍粗一端略细，圆筒形。制作较粗糙，烧成火候不高。外表饰粗绳纹，两端有抹痕，内面为麻点纹或麻点与戳点纹。T5:10，较大的一片残长25、残宽28.5、壁厚1.7、复原直径约31厘米。T6:2，灰褐色，胎质有“夹生”现象。内面散布稀疏的麻点纹，泥条盘筑痕迹明显，壁较薄。残长41.5、残宽24、壁厚1.4、复原直径约32厘米。T5:8，内面为麻点纹。残长29.5、残宽22、壁厚1.5、复原直径约30厘米（图一四，1）。T5:11，内饰篮纹。残长27、残宽22、壁厚1.6厘米（图一四，2）。

瓦当 23件。依纹饰不同，可分三类。

第一类 云纹瓦当13件。依界格线的不同，可分二型。

A型：8件。界格线穿过当心。圆形。边轮内一周凸弦纹，“十”字交叉的双界格线穿过当心圆，将当面和当心各分为四区。单线的当心圆内每区饰一或两个曲尺形纹，当面每区内各饰一朵卷云纹。T4:1，上半部边缘残，当背有绳切痕。当心圆内每区饰一个曲尺形纹。面径14、边轮宽0.7、厚1.3、当心圆径4.8厘米（图一五，1）。

B型：5件。无界格线穿当心。圆形。边轮内两周凸弦纹，其间饰菱形网格纹，双界格线不穿过当心圆。当心为一大乳钉，当面四区内各饰一朵卷云纹。当心乳钉外有的为一周凸弦纹；有的为两周凸弦纹，其间还有十二个小乳钉组成的联珠纹带环绕。T1:1，当心乳钉外有两周凸弦纹，其外有小乳钉环绕。面径15.2、边轮宽1.3、厚2.4厘米（图一五，2；图版拾壹，3）。T1:2，当心乳钉较大，外有一周凸弦纹。面径15.2、边轮宽1.2、厚2.3厘米（图一五，6）。

第二类 上林瓦当3件。有上林圆瓦当、上林半瓦当。

上林圆瓦当 2件。当面边轮内饰一周凸弦纹，圆圈内上下篆书阳文“上林”二字。T4:8，仅存上半部的“上”字。面径17.5、边轮宽1.3、边厚3、当心厚1.3厘米（图一五，3）。T5:9，残仅存下部的“林”字，笔画方折，背面有绳切痕。残径15、边轮宽1、边厚3.7、当心厚1.5厘米（图一五，4；图版拾壹，4）。

上林半瓦当 1件（T 5:3）。边轮内一周半圆形凸弦纹，上下双界格线将当面分为左右两区分别篆书阳文“上林”二字。仅存左侧一“林”字，带少许筒瓦。半径7.7、面径约15.5、边轮宽1.1、当心厚1.6厘米（图一五，7）。

第三类 延年瓦当6件。为半瓦当。边轮内一周半圆形凸弦纹，上下双界格线将当面分为左右两区，分篆书铭阳文“延年”瓦当4件。“年”字笔画圆转曲折。T2:3，带有一段筒瓦，筒瓦两侧切痕平齐，表素面，内饰细密布纹，当背有弦痕。当面径17.2、边轮宽1、当心厚1.8、带筒瓦残长18.8、瓦厚1.4厘米（图一五，8；图版拾壹，5）。T2:5，当面径17、边轮宽1、当心厚1.6厘米（图一五，10；图版拾壹，6）。隶书铭阳文延年瓦当2件。“年”字笔画为直线条，似为隶书。T2:1，带有一小段筒瓦，筒瓦外表依稀可见细绳纹，内饰细密的布纹。当面径约17、边轮宽1、当心厚1.8、带筒瓦残长18、瓦厚1.4厘米。T2:13，存完整的年字和延字的左下角。残长10.5、残宽6.5、当心厚1.4厘米（图一五，5）。

第四类 长生无极圆瓦当。1件（T2:6）。当心的乳钉已残，其外围的联珠纹尚存。边轮内有一周凸弦纹，双界格把当面分为四区，每区内各有一阳文篆字，原文应为“长生无极”。现只存半个“长”字和一个“无”字，带一小段筒瓦。表素面，内饰布纹。当面径17.2、边轮宽1.7、当心厚1.8、带筒瓦残长8.5、瓦厚1.8厘米（图一五，9；图版拾壹，7）。

（2）生活用器 约36件。出土陶片中可辨器形有罐、盆、釜、甑、鬲等。

罐 7件。泥质灰陶。均残。依口部大小，可分三型。

A型：5件。小口，平沿稍宽，方唇，颈部略长。颈部饰凹弦纹。T6:3，口径14、残高7.8厘米（图一六，1）。

B型：1件（T6:4）。小口，窄平沿，方唇，短颈，鼓圆腹。饰细凹弦纹。残高12厘米（图一六，2）。

C型：1件（T8:1）。小口，卷沿，短颈，广肩。胎质细腻而坚硬，腹较厚。残高5.5、腹厚1.4厘米（图一六，3）。

盆 10件。敞口。泥质灰陶。依口沿和腹部的不同，可分二型。

A型：6件。T8:2，尖唇。宽沿，斜弧腹。腹部饰两周凹弦纹，间饰细斜绳纹。残高15、6、腹厚1厘米（图一六，4）。

B型：4件。折腹。窄沿，方唇。口沿下有一周或两周凸棱，凸棱以下腹部折而内收。T8:6，口沿下腹有一周凸棱，内腹有暗弦纹。高8.5、腹厚1.1厘米（图一六，5）。

釜 1件（T8:5）。夹砂灰陶。短束颈，卷沿，微鼓腹。残高10、腹厚0.6厘米（图一六，6）。

甑 4件。泥质灰陶。T8:4，底残存十个圆形箅孔。残高2.4、底厚0.4、孔径1.7厘米（图一六，7）。

鬲足 11件。夹砂灰陶。饰粗绳纹。T8:7，夹砂红陶。残高8.5厘米（图一六，10）。

器盖 1件（T5:5）。泥质灰陶。覆钵状，顶部略鼓。高3、口径9.6、厚0.5厘米（图一六，9）。

陶片 2件。夹砂红陶。饰篮纹或绳纹。T8:3，卷沿。器表饰篮纹。残高6.5、厚0.7厘米（图一六，8）。

（3）其他遗物 6件。除钱范外皆为泥质灰陶。有纺轮、圆饼、球、陀螺。

钱范 2件。表皮有一层细泥质，内芯为夹砂红陶胎，低温烘烤而成，背范。T8:8，略呈方形。残存钱模十一个。钱模直径2.5、方穿1厘米×1厘米。当为五铢钱的背范。长18.2、宽18、厚5.8厘米。

纺轮 1件（T1:3）。外轮边缘因长期河沙冲蚀而斑驳不齐，中心一孔较规整。一面可见绳纹痕迹，当利用残陶片二次加工而成。径5.6、厚1、中心孔径1厘米（图一六，11）。

饼 1件（T1:4）。圆形，外轮边缘打磨平整，一面可见绳纹痕迹，当利用残陶片二次加工而成。径7.4、厚1.5厘米（图一六，12）。

球 1件（T4:12）。打磨。直径5.5厘米。

陀螺 1件（T6:5）。上部半球体、下部圆锥体，中间有一凸棱。出土时与铁块锈结在一起。高3.8、直径3.7厘米（图一六，13）。

2. 铜器 58件。有铜钱、钱范及铜环。

五铢钱 55枚。多锈蚀。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为三角形，四点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T1:6，径2.5、穿1、郭0.1、厚0.08厘米（图一七，1）。

大泉五十钱 1枚（T2:4）。圆形方孔，对读。径2.7、穿径0.8、郭厚0.2、肉厚0.18厘米（图一七，2）。

大泉五十钱范 1件（T2:2）。呈长方形，上端略残、下部完整，底边呈燕尾形。现存四排“大泉五十”的刻范21枚。中有浇铸槽，将其一分为二，左右各两排。背面有一桥形钮，钮中有小穿孔。为“大泉五十”的面范。该范为制作铸币泥范的母范。残长19.5、宽16、厚1.3厘米（图一八；图版拾贰，1、2）。

环 1件（T 2:8）。圆形。外径5.4、内径3.2、缘宽1.1、环厚0.5厘米（图版拾贰，3）。

3.铁器 72件。出土时大多已锈结为块状，初步清理后可辨的主要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器具、饰件等。另有大块的呈各种形状，如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形状的铁块出土，因不辨器形，没有统计在内。但其中个体较大、较厚、出土时锈结在一起的铁块似为大面积浇铸时形成的，可能与该桥的建造有关。

（1）兵器 4件。有矛、剑、刀等。

矛 1件（T2:9）。头形体较大，中部起脊，呈凸脊扁体双叶形，矛叶呈柳叶形，筩较短，筩后端应有銎，已锈蚀。长31.5、矛叶长23.8、宽3.4、筩长7.2、宽3.2厘米（图一九，1；图版拾贰，4）。

剑 1件（T1:10）。身细长扁平，中脊略高、断面为扁菱形，带木鞘已朽，剑断为七节。残长74、身残长57.5、宽3.2、茎残长16.5厘米（图一九，2；图版拾贰，5）。

刀 2件。直刃，体中有上宽下窄略呈等腰三角形的扁孔，孔内填充物似为铁质。T1:11，扁孔已锈蚀。残长13、宽6、扁孔宽4.1、刃部厚0.3厘米（图一九，3）。T1:12，扁孔大部分锈实。残长9.8、宽7、扁孔宽6、刃部厚0.2厘米（图一九，4）。

（2）生产工具 66件。有斧、凿、钩、夯锤、镢、砧等。

斧4件。横銎，扁平体，双面刃。依形状的不同，可分二型。

A型：3件。梯形。平面呈上小下大的梯形，平顶，上半部有长方形横穿为銎，刃部略外弧，锻制。T2:10，横銎内有木柄朽痕。斧长17、顶宽5.5、厚2.8厘米，刃宽10.5厘米，銎长4、宽1.6厘米（图一九，5；图版拾叁，1）。

B型：1件（T2:12）。扇形。弧肩，弧刃宽大，上部有长方形横銎。长15.5、顶宽6.6、厚4厘米，刃宽12.5厘米，銎长6.1、宽2.2厘米（图一九，6；图版拾叁，2）。

凿 3件。长条形，侧面呈楔形，单面刃。锻制。T6:8，长11.5、顶端宽2.6、厚1.5、刃部宽0.8厘米（图一九，7；图版拾叁，4）。

钩 1件（T2:14）。呈“S”形，两端有钩，上端为大钩呈弧形，下端为小钩近似圆形，断面呈扁圆形，表面锈蚀严重。残长32.5厘米（图一九，12；图版拾贰，6）。

夯锤 54件。圆筒形，平底，上端开口以纳木制夯具，属建筑工具。T5:12，高7、直径7.8、壁厚1厘米（图一九，8；图版拾叁，3）。

砧 2件。浇铸。T6:11，呈扁平的饼状，铸造规范，器表平整。高2、直径3.8厘米（图一九，11；图版拾叁，5）。T6:12，器表锈裂。高3.6、径4.5厘米（图版拾叁，6）。

镢 2件。呈长方形，上部有竖銎。依銎的不同，可分二型。

A型：1件（T5:13）。双孔銎。上部的銎由两个扁长形的孔组成，双孔中皆残有木柄。长18.5、刃宽8、上端銎部宽6、厚3.5、孔宽4.5、厚0.8厘米（图一九，10；图版拾肆，1）。

B型：1件（T6:6）。单孔銎。残长8.7、刃宽5.1、銎部宽6、厚2.8厘米，銎孔长4、宽2.1厘米（图一九，9；图版拾肆，2）。

（3）器盖 1件（T6:9）。圆形，平顶有长方形钮。高14.5、残口径10、厚0.5、抓柄残长6、宽1.2厘米（图一九，13；图版拾叁，7）。

（4）饰件 1件（T6:10）。中空，外形似一兽形，圆头，塌腰，肥臀，似熊形。残高22、残长27、厚8.8厘米（图版拾肆，4）。

4.石器 2件。有研磨器、斧。

研磨器 1件（T4:13）。砂岩，灰白色。长方体，上有一较深的圆窝，下面有一较浅的圆窝，一侧面似有断茬，其余三侧面周边略经打磨，上部圆窝较大，边缘有黄、白、绿三种颜料。高5.5、长8、宽7.7、上部圆窝口径4.5、窝深约1.4、底部圆窝径约3厘米（图版拾肆，5、6）。

斧 1件（T7:1）。石灰石，青灰色。平面略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弧顶，宽弧刃，两面磨刃。锋利有使用而形成的小缺口，打磨光滑。长17、宽5.8、厚2.5厘米（图二〇；图版拾肆，3）。

5.鹿角 2件。T7:3，残存角根部。长15、根部直径3.5厘米。T7:4，残存角中部，已开裂为两节。长15、直径1.5厘米。

二、二号古桥遗址

（一）发掘概况

遗址位于西三环西辅道陇海铁路涵洞以南约100米在深约7、宽20米的辅道沟槽内发现东西排列的5排32根木桩。木桩保存极差，大部分仅存根部（图二一，上；图版拾伍，1、2）。

（二）地层堆积

当时开挖的西辅道沟槽其东西两壁的断面尚存，可看出该处地层的堆积情况。

1.西壁地层堆积 可分四层（图二一，中）。

第1层：表土层，厚0.4—0.6米。内含现代杂物。

第2层：扰土层，厚2.1—2.7、距地表3.25—2.05米。黄褐色土，含微量细沙，夹有陶片。

第3层：冲击淤沙层。可分三亚层。

第3a层：细沙冲击层，厚0.6—0.85、距地表3.25—3米。部分沙土较粗，含有瓦片、陶片等。

第3b层：淤泥冲积层，厚0.6—0.85、距地表3.7—3.3米。

第3c层：粗沙冲积层，厚0.25—0.43米。冲积粗沙，颗粒较大，内含陶片、瓦片等。

第4层：河床土层，4米以下即为河床。土质软、含水量大。桥桩主要修建在河床层内。

2.东壁地层堆积 可分四层（图二一，下）。

第1层：表土层，由于西三环主干道高架路的建设已被破坏。

第2层：扰土层，厚1—6米。土色花杂，土质较硬。

第3层：冲积层，厚0—4.3、距地表5.5—7.3米。有冲积淤泥夹于冲积沙层之中，含瓦片、陶片。东壁的冲积沙层由北向南宽42.2米，在其南侧有一类似灰坑的堆积了大量近代瓦片的地层。

第4层：河床土层，5.5米以下均为河床土。土质、土色和西壁第4层相同。

（三）遗迹

木桩32根，保存差，几乎全是木桩根部，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残存的桩孔和木块痕迹确定的。从已发掘出的木桩根部残迹看，其排列方向为正东西方向，共有5排，由南向北依次排列。

第一排 4根。由东向西依次编为1—4号。桩距0.8—1.0米，从木桩根部形状看有圆形、三角形。4号桩为三棱形，长0.2、宽0.12米。其余三个为圆形，不甚规则。1—3号桩直径0.25—0.32米，有的是依据残留在河床中的桩洞遗迹测量的。

第二排 6根。已朽，只在桩洞内残留有木头残块，桩距约0.8米。第一排距第二排排距约3米。

第三排 9根。桩距0.5—1米，排列较密集。第二排距第三排2—3米。

第四排 7根。有两根为三棱形。其他只见桩洞，其中或残有木块。第四排距第三排约3米。

第五排 4根。2、4号桩保存较好，3号桩仅存直径15厘米的桩洞。1号桩为长方形桩洞0.2米×0.15米，内有小三棱形木桩。2号桩为方形桩洞，内有木桩，上圆下削为三棱形。现存桩高1.3、直径0.25米。4号桩为方孔，圆木桩，有刮削痕迹（附表六）。

（四）遗物

遗址出土物较少，仅有零星的汉代板瓦、筒瓦残片，与一号古桥遗址中的同类器相同，不再赘述。

三、结语

（一）泬水与河古今变化问题

发现的这两座古桥在今河故道，河即古之“泬水”，清嘉庆《咸宁县志》卷二《历代疆域水道城郭宫室名胜图上》之《水经注水道图》附文按：“今皇子陂下河为北魏以前泬水。”〔2〕《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云：“水本名漕水，即潏河之下流。”〔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称泬水即潏水：“（泬）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其地即杜之樊乡也。……其水西北流迳杜县之杜京西，西北流迳杜伯冢南，……潏水又西北迳下杜城，即杜伯国也。潏水又西北，左合故渠……泬水又北与昆明故池合，又北迳秦通六基东，又北迳揭水陂东，又北得陂水……泬水又北迳长安城，西与昆明池水合。……泬又北迳凤阙东，……泬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一水北迳神明台东。……泬水又迳渐台东，……泬水又北流注渭，亦谓是水为潏水也。”

潏水发源于秦岭北麓，本是独立入渭的一级支流，后来发生了较大的河道变迁，西流沣河，成了渭河的二级支流。潏水出自西安东南30千米的大义谷（即大峪口），西北流依次接纳小峪、太乙峪诸水入樊川（杜曲至韦曲间十余里的川道），经杜曲、夏侯村、新村、小江村、何家营至小磨村，在至潏水中下游就分成两支：一支是原潏水自然河道，从水磨—杜城—丈八沟—鱼化寨—北石桥—三桥东—汉长安城西，北流入渭（今河流线）；另一支是人工开凿的，穿神禾原西北流，又折而西南流，至香积寺南与滈河交汇称交河（亦作“洨河”），在今秦渡镇汇入沣河再入渭。

吕卓民认为，《水经注》所称的泬水，是潏水从樊川析出的分支，即现在的河，“现流的交潏二河大致形成于西汉时期，作用于排水，或为开凿昆明池所派生，或为后来另凿。”〔4〕开凿交河的作用是拦截潏滈二水主流，向西排入沣河，以便于控制向昆明池的引水，解除对汉长安城的水害威胁，同时又下引昆明池水通过泬水供应汉长安城用水，发挥昆明池作为汉长安城蓄水库的调节作用。〔5〕潏水改道分为两支后，据《水经注》所载，至少在北魏时期，潏水干流仍是过长安城而注入渭水的原自然河道。后来，随着昆明池的废弃和消失，潏水只剩下一条河道，即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河道，大峪河—潏河—交河—沣河，最后入渭。据《西安市水利志》记载，唐代利用原潏水下游，开凿人工漕河，运南山木材，明代亦以潏河为源开通济渠，以后称“官河”，均为漕河，漕转音，就出现了后来的河。〔6〕

河直到元代都不见于史籍，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尽数长安之水，独不见河。其实河是从潏水引出的一条支津，它的上游曾是人工渠道，下游是利用原潏水故道开凿的漕河，“漕”在长安方言中读作“皂”，于是长安百姓便把这条漕河称作“皂河”，因是河水名，后来又加上三点水旁。现在的河是由潏河渗水、稻田排水、城镇排水集流而成的，起自长安区水寨村，流经长安区韦曲、杜城、申店进入西安市区，再经丈八沟、北石桥、三桥镇、汉长安城西、六村堡至草滩入渭河，全长32千米。汇集了城区南郊、西北郊约200平方千米的地面雨洪排水，是西安市五大排洪渠系之一。2001—2004年，西安市政府对河进行了综合治理，形成了现在的河。

现在的潏水上游和河大致就是汉代至北魏时期泬水的流路。泬水主干流经汉长安城西垣外，北流至凤阙东，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为泬水枝津，此枝津基本流路与今河绕城西及城北之道相同，只下游略有变迁。具体是沿汉长安城西垣北上，至城西北角折东北流，沿北垣，后分成两小支：一入逍遥园，汇为藕池，一东北注于渭；另一支为泬水主干，折入建章宫区，北经神明台、渐台以东，又北流入渭水。泬水从章门西飞渠引水入城的一支《水经注》称作“泬水支渠”，是汉长安城内明渠及东城壕沟的主要水源。飞渠应是架空为渠的渡槽，主要是为控制水源高程，同时也可顺利地跨过城墙。泬水支渠注入沧池，明渠由此引水在未央宫、桂宫之间流过，又东流经石渠、天禄两阁旁，过武库、长乐宫北，由清明门附近出城；其后分为二渠，一支渠沿东垣北流注渭，一支东流会昆明故渠。泬水及其分支是汉长安城护城壕及城郊生活、生态、生产的主要供水源。〔7〕

（二）遗址的时代与性质等相关问题

发现的两处遗址，都是以排列有序的木桩为特点，从其所处位置看，木桩横贯古河道的中心部位（在西辅道和东辅道保存的西壁剖面上都可以看到，木桩所处的区域都是河道积沙最厚的区域，应是河道中心部分），应属跨河的桥梁之类，而非河岸的码头、驿站等建筑设施。比较咸阳沙河古桥遗址〔8〕、唐代东渭桥遗址〔9〕、扬州唐代木桥遗址〔10〕等的发现，可以确认，这次发现的两处遗址应属古桥遗址。

历史上汉长安城西垣外的河流就只有泬水，所以这两座桥无疑应为古代泬水上的桥。从这两座桥的桥桩排列看，东西成排，排距3—5米，而每排木桩的东西间距0—1.8米，显然桥桩所在的河流应是东西流向（河流的走向从西辅道两侧的剖面也可看到）。前述泬水在汉城以西大方向是从南向北，但在今湾子村处拐了个大弯，形成了一段东西向的河道，这一弯道至今犹存。正如有关研究者所言，历史上泬（潏）水上游河道变迁很大，但“从汉代以来，潏河下游河道未发生较大变动，特别是唐代潏河改道西流后，水量锐减，河道再无改变”。〔11〕这次发现的两座古桥便是在这一段东西河道上架设的。

1.一号古桥的年代 在湮没一号古桥木桩的沙土层中，清理出了大量的汉代板瓦、筒瓦残片、大型脊瓦、子母砖以及“上林”、“延年”文字砖和云纹瓦当等，有西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铜钱、钱范以及铁矛、铁钩、铁剑，还有大量铁块出土。清理过程中发现，在距木桩较远的周边河沙层中埋藏的瓦片较为稀少，而在木桩范围内的河沙层中瓦片密集而数量巨大，仅出土瓦片总数有五卡车之多。而且瓦片基本出于同一层位，大多出土于距地表6—7米的沙层中，在倒塌的横木下及其周围有更多的瓦片。数量巨大而集中出土的瓦片以及少量瓦当、钱币等均出于古桥木桩遗址的淤积层中，说明古桥周边甚至是古桥之上有同时期使用或废毁的建筑。因砖瓦、金属较重，塌落后会很快沉底，又因河水水量减少、流速变缓（如前所述泬水在汉代改道分出一支西流汇滈成为交河入沣，交河又引出一支注昆明池，这样，泬水北流至汉城西的这支水量就有所减少、适逢弯道流速亦变缓），这些砖瓦金属坠入河中后不会被水流冲得太远（汉以后泬河水流越来越小，又有河沙淤积，落水的砖瓦等大多应在原位附近），所以桥下的遗物应是当时附近的，有的甚至是从桥上落入水中沉入河底的（如铜钱、铁器等）。因此，基本可断定古桥使用与废弃的时代与共出的遗物所属时代是一致的。根据河道淤积的规律，河床会随时间推移不断抬高，早期的淤积在下、晚期的在上，层层叠压。据史载，泬河下游在历史上河道摆动很小，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洪涝，相反往往因水量越来越少，河沙淤塞，而在唐代、明代多次对其疏通。这样淤积在其中的遗物就不会因洪水浪大而被冲乱，应保持了原来的层位。从一号古桥下出土遗物的情况看，基本在同一层位。出土遗物中时代最早的为陶鬲足及石斧，应为新石器时代。但数量稀少，且已失原地层，或为上中游冲刷而来（此处南约7千米，在丈八沟以北的泬水两岸即有新时期时代的鱼化寨遗址，向南约3千米有泬河西岸台地的双水磨遗址〔12〕），不能作为古桥断代的依据。其他遗物均为汉代，不见早于西汉时代的，也不见新莽时代以后更晚的遗物。其中钱币中有大量的汉“五铢”却不见更早的“半两”钱，最晚的为新莽时的“大泉五十”。结合西汉武帝时修建昆明池、大规模改造城南诸水的史实，可以判断一号桥的建造应在西汉武帝时期，新莽以后废弃。

2.二号古桥的年代 两桥相距仅90米，同一地点出现几座桥，说明此处适合建桥，如上所述，泬水在此刚拐了个弯，水流变缓，河床更深厚，河水却不是太深，此处又是连接汉代长安城、建章宫、城南礼制区以及上林苑的交通节点，所以前后多次均选此处建桥。一、二号桥几乎建在同一位置上，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较小，极可能有前后承接的关系，那么二号桥的年代是早于一号桥还是更晚呢？

同样的自然环境为何二号桥的木桩腐朽严重、仅存根部，除了木桩材质不好，圆木不够粗大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代更久远；而在武帝以前，泬河的水流更大更急，对桥桩的冲击侵蚀也更严重，淤积在此的砖瓦残片也会更少。由此看来，二号桥的年代可能更早。上述已分析了一号桥的兴废时期，可知至王莽时一号桥尚存，也就是说从汉武帝至西汉末，一号桥一直在使用。可见，当时二号桥已经废毁不能继续使用了，不然，就不会在同一位置再建一座桥。那么二号桥是否有可能晚于一号桥，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此处及其周边区域在秦汉时期皆是皇家宫殿且处于上林苑范围，所建之桥主要功用是皇室各宫殿通往上林苑的皇家桥梁，王莽之后，西汉灭亡，东汉定都洛阳，长安城及周边区域失去了昔日辉煌，虽然后来有多个朝代仍以汉长安城故地为都，但大都偏居东北隅，古桥所在的西南区域较为荒凉。所以一号桥虽毁废，但也没有必要在此地再建一座桥了。

如是分析可知，二号桥比一号桥更早，可能二号桥废毁后，在其东侧才开始建造一号桥。二号桥保存情况比被烧过的一号桥第一次建造的木桩要差，仅余木桩根部，说明建一号桥时，二号桥已经不能使用了。那么二号桥的建造年代就应比一号桥更早些，也可能早到汉初或秦代。二号桥西南为秦汉上林苑中心区，秦在“渭南”章台、兴乐宫、甘泉宫与信宫等均在二号桥址东北，二号桥或为其与上林苑交通有关联。

（三）关于古桥的结构

二号桥因保存差，资料欠缺，下文主要以一号桥为例，对其结构试做分析。

一号桥遗址在泬水故道出土了五排160根木桩，排距4.2—5.7米，与咸阳沙河古桥发现的木桩排列形式极为相似。1986年在咸阳发现沙河一号古桥有一六排112根木桩，每排平均7根，排距3—6米。1988年在其东300米发现二号古桥，发掘出5排41根木桩，平均每排8根，排距约8.4米。桥的型式主要分梁桥、拱桥和索桥三类，梁桥又有木柱木梁、木柱石梁、石柱石梁三类，咸阳沙河发现的两座古桥被认定属木柱排架的木梁柱桥。〔13〕泬水一、二号古桥亦当属此类。泬水的这两处古桥均未见石质材料，应属木柱木梁。

目前发掘出的只是古桥的木柱，横梁及桥面部分已无存，从一号桥较高的桥桩顶端残有榫卯结构以及个别塌落下的横木上凿有凹槽的迹象看，桥面也应为木构。桥梁具体的结构虽已无存，却可在同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石）上窥见一斑。

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发现一座东汉墓，墓中室到后室甬道券门顶壁画上彩绘有桥，题名“渭水桥”。桥下排列木柱，木柱上两跳斗拱承托木梁，上架桥板，设栏楣。〔14〕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所刻的梁桥，柱头上亦有斗拱。〔15〕四川成都青杠坡东汉墓画像砖上浮刻的木桥，桥柱每排有4根，柱顶有横梁却无挑斗，跨间梁木之上是横桥面板。〔16〕

这次发现的一号桥第一排32号木桩顶端有“十”字交叉的凹槽，应为承托斗拱的榫卯结构，其他木桩的顶端也有“凹槽”残迹。参照上述汉代桥梁图像，可推测一号桥的大致结构。桥桩由若干排底部削为三棱尖锥形的木柱夯打入河床组成，每排有15根以上的木柱，柱头上应有斗拱，斗拱承木梁，梁上横铺桥面板，此桥属皇室桥梁，两边亦应立有防护的栏楯。“汉时宫门都有阙。因此，汉桥两头有阙”〔17〕，一号桥木桩之间出土的大量的砖瓦、瓦当、子母砖以及大型脊瓦等，或是阙上的建筑材料。

（四）关于古桥及其连接道路的探索

有桥必有路，发现的两座木桥为跨越泬水的南北向大桥，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城垣以西约400、向北约2000米正对建章宫的双凤阙遗址。据考古资料，双凤阙之间有一条宽约40米的南北向大道〔18〕，正与此桥对应。从该桥所处位置看，正处于建章宫、汉长安城以及城南礼制建筑区的三岔口，从建章宫或汉长安城向南跨过此桥便可进入上林苑，应是建章宫、长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室御用桥梁。

（五）关于古桥的规模

目前揭露的一号古桥遗址，木桩的范围东西宽28、南北长22米。从对周边的勘探和发掘情况以及木桩排列的规律看，目前揭露的只是该桥木桩的一部分（当属东南部）。向南、向东几十米均见不到任何木桩痕迹，应该是发掘到了尽头，而向西、向北仍有木桩在延伸但皆无法发掘，向北为已经建成的陇海铁路涵洞，向西为主体已经完成的西三环主干道高架桥的桥墩。据现场施工人员讲，当时修建高架桥的水泥桥墩时，在高架桥最东边（最靠近一号桥址）的一处桩孔中，发现过圆木残片，与古桥木桩相同。圆木所处位置与已发现的第一排古桥木桩在东西方向的同一条直线上，距已发掘出的第一排最西端的木桩约20米。照此推算，该古桥木桩东西宽48米，也就是说该桥的宽应在48米以上。桥的长度尚不好确定，但从对遗址周围的勘探和调查看，这一段古河床宽度约70米，加上引桥，推测古桥的长在100米以上。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此桥的宽度太大，仅从发掘揭露出的木桩看就达28米以上。是否把桥的长宽搞颠倒了？这是不可能的。从木桩排列看，南北不成行，东西向排列紧密，河水不可能从南北方向流过，从两壁沙层的分布看，古河道的流向为东西方向无疑。

很显然，此桥的规模不可能比历史上的渭河三桥大。据考证，建于秦代的中渭桥，长500米，跨河中67排木柱，750根木柱，宽约14米。〔19〕已发掘的唐东渭桥全长548米，揭露木柱二十二排418根，宽11米。〔20〕扬州唐代木桥出土桥桩六排33根，中孔跨度8米，长34米以上，宽7米以上。咸阳沙河一、二号古桥，据发掘者推算宽度约16米。〔21〕

为什么此桥要造得如此之宽，是否桥上还有其他建筑，依据桥下发现大量瓦片、瓦当看，极有可能。

该古桥遗址发现后，西安市的三环东辅道为此修改了建设方案，原本直穿遗址而过，后改为从古桥遗址东侧绕道而行。发掘完毕经上报，已决定对一号古桥采取覆棚展示的保护方式，西安市文物局已委托专业勘测机构完成了对遗址周边地形的测绘，一号古桥遗址的保护设计方案正在编制之中。因该处遗址保护展示方案的编制、论证、审批以及工程实施还涉及许多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目前我们对一号古桥遗址采取了覆沙回填的临时保护措施。

（六）桥桩木材的鉴定

最初我们采集了四块样本，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古桥遗址的木材进行了鉴定，有侧柏、栎木、楠木和漆树。后来又采集了三十个样本，交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鉴定为六科六属的木材，即松科的冷杉属、樟科桢楠属、紫葳科梓属（楸木）、壳斗科麻栎属槲栎类、楝科香椿属（香椿）、榆科榆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此汉代木桥遗址出土木材树种与咸阳沙河古桥出土的木材树种、兵马俑的棚木材树种基本相同。〔22〕

（七）铁器的金相分析

从A型斧残断的中心部分提取了一小块样品，送交西安文物修复中心进行了金相分析，结果如下。

金相组织：珠光体+莱氏体，有少量片状石墨。由于加热时间长，碳化物游离析出碳，形成片状石墨，说明当时的铸造工艺不是很好。硬度测试：从样品中提取了几块测试结果为578HV1、523HV1、572HV1、427HV1、680HV。硬度较高，稍微差于现在的刀具，适合于做兵器和各类工具，但脆性较强。估计含碳量是4%，没看到合金化元素。样品矿化较为厉害，取的样品是铁斧的芯部。照片为100×（100倍），侵蚀剂用3%的硝酸酒精溶液（图版拾陆，1、2）。

附记：参加发掘的人员有王自力、辛龙、王志宏、张振鹏、闫松林、王军强等。绘图由寇小石、王志宏、王文渊负责，拓片由闫松林、董慧杰负责，摄影由王保平、王振华承担。古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得到西安市三环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遗址发掘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庆柱、李毓芳、白云翔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子今先生，西北大学的段清波先生等曾来现场参观指导，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 王自力

〔附录〕汉长安城泬水木桥桥桩木材鉴定

王树芝 王增林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西郊汉长安城遗址发现一座汉代木桥遗迹，由于这处遗迹北临陇海铁路，西与西安市三环路的高架桥部分重合，所以考古人员只是对其东南角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东西长28、南北宽22米的范围内，挖掘出楔入河床的木桩五排160根。这些木桩上端多已炭化，基本处在原始位置，露出的高度多1.5—2.5米，排间距离4.2—5.1米，河床遍布细沙。从遗迹的位置来看，这座木桥应是汉代古河泬水上的桥梁，桥址应横跨泬水南北两岸。考古人员从木桥桥桩采集四块木炭样本用来进行树种鉴定，目的是弄清楚这些木桩的树种。

一、试验方法

将四个样本做横向、径向、弦向三个方向切面，先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记载木材特征，根据现代木材图谱和《中国木材志》对树种木材特征的描述进行木材树种的鉴定，然后在日立S-530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拍照。

二 试验结果

经过鉴定，这些样本分别为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栎属（Quercus sp.）、桢楠属（Phoebe sp.）和漆属（Toxicodendron sp.）。这四种木材的显微构造如下。

2.1侧柏 从横切面上看，生长轮明显，早材带占全生长轮宽度的绝大部分，晚材带极窄，早材至晚材渐变，木射线细，没有树脂道（图版拾陆，3）。从径切面看，射线薄壁细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柏木型。从弦切面看，木射线单列，高多数1—28个细胞，多数2—15个细胞。

2.2栎属 从横切面上看，生长轮明显，环孔材，早材管孔略大，在肉眼下明显，连续排列成早材带，早材带数列管孔，早材至晚材急变，晚材管孔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图版拾陆，4）。从径切面看，单穿孔，射线一导管间纹孔式为刻痕状，射线组织同形单列和多列。从弦切面看，木射线非叠生，窄木射线通常单列，宽木射线最宽处宽至许多细胞。

2.3桢楠属 从横切面上看，生长轮明显，散孔材，管孔略小，散生或斜列，具侵填体，导管横切面为圆形及卵圆形，单管孔或2—3个聚合成丛，从径切面看，单穿孔，射线组织异形Ⅲ型及Ⅱ型，有油细胞（图版拾陆，5）。从弦切面看，木射线非叠生，单列射线极少，多列射线通常宽2—3列细胞，油细胞多。

2.4漆属 从横切面上看，生长轮明显，环孔材，早材管孔略小至中等，在肉眼下可见，连续排列成早材带，带宽二至四个管孔，有侵填体，早材至晚材略急变，晚材管孔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散生，轴向薄壁组织傍管状。从径切面看，单穿孔，射线组织异形Ⅲ型及Ⅱ型。从弦切面看，木射线非叠生，单列射线极少，多列射线通常宽2—4列细胞（图版拾陆，6）。

三、讨 论

一般来说，作为船舶、桥梁的树木树体高大、通直，木材具有耐水湿、耐腐朽、胀缩性小、抗压和抗弯曲强度大等特点。本文鉴定的汉代上林苑桥址木桥桥桩的四个树种的树体和木材都具有以上特点。桢楠通常也叫楠木，为大乔木，高30余米，树干通直，木材有香气，纹理直，结构细密，不易变形和开裂。楠木为我国珍贵用材树种，素以材质优良而闻名于国内外，耐腐，抗虫蛀，适宜房屋建筑和造船。侧柏为常绿乔木，高20、胸径1米，木材耐腐性强，适宜作桥梁、房屋建筑、家具、舟车、农具等。漆树为落叶乔木，高20米。木材耐腐、耐水湿，适宜作房屋建筑、家具、农具等。栎木为落叶乔木，高25—30米，栎木材强度大，耐腐，适合用作屋架，工具柄，坑木。

鉴定出的四种树种在关中地区自古有栽培，甚至在秦汉上林苑也有栽培。《西京杂记》卷一“柟四株”；《两京赋》：“木则枞栝棕柟，梓木或楩枫。”“柟”与“楠”字相同，《山海经·南山经》：“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郭璞注：“柟，大木，叶似桑，今作楠。”《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上多松柏，下多栎檀。”《诗经·大雅·皇矣》、《小雅·天保》、《小雅·弁》诸篇均有“柏”的记载。《两都赋》载上林苑植柏；《汉书·外戚传》：卫思后葬“城南桐柏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沙棠栎槠。”《西京杂记》载：漆，古今同名，始载于《诗经》；《秦风·车邻》：“山有漆，隰有栗。”

由此看来，西汉时期人们不仅栽培这四种树木，而且有意识地选择这四种耐腐、耐水湿的木材作桥桩用。

四、结论

经过鉴定，木桥桥桩的木材分别为侧柏、栎木、楠木和漆木。这四种树木不仅在关中甚至在汉上林苑有栽培，而且由于这四种树木的木材耐腐和水湿，西汉时期的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它们作桥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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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004年，西安市政府实施了河综合治理工程，对河进行河道清淤、拓宽、堤防填筑等全面改造，将原来有多处弯曲、河沙淤积严重的河故道废弃，而在其侧重新开凿了较为平直的新的河道。这里指2004年改造后新形成的河。

〔2〕辛玉璞：《潏水神禾原河道开凿时间考评》，《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3〕张永禄：《汉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5〕李令福：《汉昆明池的兴修及其对长安城郊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西安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水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李令福：《汉昆明池的兴修及其对长安城郊环境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8〕段清波：《咸阳沙河汉唐木桥》，《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9〕王仁波：《高陵县唐东渭桥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0〕徐良玉：《扬州唐代木桥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

〔11〕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及水系的历史变迁》，《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12〕陕西省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13〕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期。

〔15〕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16〕同上。

〔17〕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9〕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王仁波：《高陵县唐东渭桥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1〕段清波：《咸阳沙河汉唐木桥》，《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渭桥遗址》，《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

〔22〕冯德君、赵泾峰、王自力：《陕西三桥汉代木桥遗址出土木材研究》，《西北林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原刊《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