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社会

第一章 城市化理论的演进与创新发展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实践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化理论，理论反过来也指导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和规划引领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联合国预测，2050年，城市人口将占到全球人口的66%。然而当前世界城市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平衡、不协调和不稳定如影随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尽管速度很快、城市化率也超过50%，但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将近70年，城市化质量不高的问题非常突出，城乡差距居高不下、贫民窟难以消除、“城市病”不断加重。把握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应对快速城市化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学习借鉴城市化发展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化理论再学习：城市社会的视角

一、为什么要再学习？

1851年英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与《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几乎同时。 “再”不是首次，意指有人做过梳理和研究。如辜胜阻、简新华和高珮义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马克思城市化理论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基本背景都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30%以下。我们之所以要从事这样一项看似“重复”的工作，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生活在城镇人口已经过半的国度，亲历和见证了第一个“城市社会”，他们以英国为案例，深刻剖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社会”。作为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把城市化这一社会必然趋势放在普遍联系、动态发展、协同互动的世界中进行考察，对当今中国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再学习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中国已经摆脱了“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去世大都在英国工作和从事革命及著述活动。英国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最高，但问题也很多，他们感同身受，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有深刻体悟。从历史的眼光看，欧洲，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是生产力发达、制度先进的国家，关注英国和欧洲实质上就是关注先进国家、较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当下的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已转变成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总值居世界首位，这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工业化最发达国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在新时代、新阶段，再学习有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个城市社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在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忧是什么？中国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可能会遇到什么？如何应对？作为第一个城市社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观察思考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对中国认识“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社会、建设高品质城市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城市化虽然取得了进入城市型社会、赶上世界平均水平的历史性成就，虽然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和贫困，但马克思痛斥的剥夺农村居民的现象很难说已经根绝。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担心：“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2011）

（三）发展经济学的困境和创新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发展经济学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启发和政策思路。然而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低收入经济体为分析对象（叶初升，2019），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比较符合人均收入从一二百美元到一两千美元国家的情形，大多不再适应中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可能有更高的针对性。忧马克思之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有利于分析解决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二、发展历程

19世纪40年代，正值欧洲国家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工商业城市大批兴起，英国即将跨入城市社会门槛。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等众多著作，从不同角度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和城市化发展。毋庸讳言，城市现象并不是他们论述的重点，关于城市和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往往是结合工人生活、阶级斗争、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革命策略等问题展开的。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观，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基于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深刻体悟，全面理解、准确把握。

（一）萌芽时期（1842—1845年）

1842年10月，马克思任《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编辑，开始关注城乡对立问题。恩格斯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作与生活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肯定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城市工人阶级工作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此期间，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主张制定“城市和农村平等的区乡条例，……这种平等就是‘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的权利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恩格斯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分析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对工人阶级工作生活状况的影响，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恩格斯认为，人口流入是城市产生的一个条件。“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了出去，使他们破了产；于是他们就变成了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职工，这些人中间有大批人流入城市，使城市以这样惊人的速度扩大了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然而，大量工业城市兴起之后，居民生活没有因此得到太大改善，甚至有所恶化。

（二）形成时期（1846—1866年）的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他们基于对城市与乡村的详细考察，提出了城乡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面貌的观点。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城乡对立的根源—私有制—将被消灭，城乡融合将会实现。从发展实践看，1851年，英国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社会，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取得巨大成绩，但同时产生了不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同身受。他们把英国城市社会的观察嵌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之中，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

一是城乡分离（对立）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即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资本论》第3卷，1975）。也就是说，生产发展使得一部分人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为农业劳动者与非农业劳动者、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提供了前提。“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所以城乡分离对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来说是天才的描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根源，消灭城乡对立，必须先废除私有制。

二是城乡融合理论。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城乡分离对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分析和揭示了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深刻矛盾，指出消灭城乡对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并进一步提出了城乡融合的科学设想。实现城乡融合，一是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城乡对立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二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

（三）发展时期（1867—1895年）

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发展以及城乡分离对立的原因，以期找到城乡融合的途径。恩格斯与当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激烈论战，阐述宣传消灭城乡对立和实现城乡融合的观点。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在《资本论》和《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有所体现。

马克思分析了城乡分离对立与拓展交换的深度、广度之间的关系。“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同时，城乡分离对立对生产和分配也有重要的影响。“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通过与蒲鲁东、杜林等人的论战，恩格斯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的主张：一是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消灭城乡对立与走向城乡融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提是加快生产力发展。二是实现工农结合和工农互动。工农狭义的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广义地可以包括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

三、对城市化实践与相关理论的批判

（一）资产阶级使阶级对立简单化、阶级斗争尖锐化

阶级对立简单化的表现是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教会和农奴三大阶级逐渐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世纪，贵族和教会是统治阶级，在乡村与直接的生产者即农奴相对立，在城市则与行会相斗争。行会是城市中手工业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反抗贵族的压迫所形成的组织，行会内排斥分工。“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大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随着生产力发展，分工日益扩大、市场不断拓展，行会制度趋于瓦解，生产资料与工人分离，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相继破产而逐渐演变成无产阶级。因此，“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这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阶级斗争尖锐化表现在随着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深陷贫困。由此导致工人阶级为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而不断地斗争。斗争由原来的少数工人参加发展到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从自发地成立工人组织、维护整体利益到争取合法权益。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

（二）城乡关系从同一到分离对立再到融合

从社会生产力和分工不断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城市产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演变机制。他们把人类社会发展同城乡关系演变相结合，揭示了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对立→城乡融合的必然逻辑。但资本主义社会却使城乡对立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在资本主义以前，城市和乡村不存在实质性分离，是城乡关系一体化。到中世纪早期，城堡和教会逐渐成为社会的行政、军事中心，但大多城堡建立在农村，乡村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城市依赖于乡村，屈服于乡村的统治，所以中世纪早期是“城市的乡村化”。而中世纪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出现，城市由于聚集了各种生产要素而展现欣欣向荣的一面，而乡村逐渐变得贫穷、落后、封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分别代表了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背后利益的冲突，必然使得两者形成尖锐的对立之势。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必然造成城乡分离与对立，必然导致阶级对抗，因为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社会产生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城市利用其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优势剥削、压榨乡村，城乡对立由此形成。

（三）城市住宅及一般小住宅的“稀少和昂贵”是与快速城市化长期相伴的“慢性病”

随着工业城市的不断发展，大量劳动力从乡村涌进城市，城市住宅问题产生了。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发表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flict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等相关著作，提出了蒲鲁东式的住宅问题解决方案。马克思曾经予以严厉批判，但蒲鲁东主义仍然阴魂不散。19世纪70年代前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医学博士米尔博格和艾米尔·扎克斯等不断祭出蒲鲁东主义大旗，大肆宣扬蒲鲁东解决住宅问题的主张。这种思潮的泛滥和大城市住宅问题的持续升温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关注住宅问题，并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尖锐论战。从1872年5月到1873年1月，恩格斯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上，先后10次发表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形成了包含《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三个分册在内的《论住宅问题》一书。

恩格斯说，游闲的资本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大增加，在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古老文明的国家向大工业顺利而加速过渡的时期，通常就是“住宅缺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一方面，一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不适应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被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象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而在传统的工业中心产生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利兹、布莱德福德、巴门-爱北斐特等，几乎不存在住宅缺乏现象。

关于房价高企，恩格斯认为，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结果“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964）。住宅租金的这种“巨大增加，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而绝不是发生在乡下某个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

恩格斯批判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德国尽管有很多代表，但在现行制度下，房屋赎买的方案是空想行不通的，不能指望通过这一方案舒缓大城市住宅及一般小住宅的稀缺与昂贵。住宅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工业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占有房屋、稳定的住宅，已经变成工人“最沉重的枷锁”和“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凭空臆断的空想。“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的想法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也就是说，想要从根本上消灭造成灾难的原因，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四、“城市社会”不是低风险社会

城市化不仅是资源要素和财富的集聚，也是风险的集聚。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发现，城市化和城市社会所产生的生产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但也同样洞见到城市社会的深层矛盾和高风险性。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农村屈服于城市，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这个社会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用剥夺方法、恐怖手段，清除茅屋之战，……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提供了无家可归的、顺从的无产阶级人手〔《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马克思基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和第一个“城市社会”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高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通过暴力手段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

在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是大批的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变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在英国，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市场对羊毛的需求急剧扩大，促使了一场延续300年的圈地运动。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统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等等。“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

（二）把农民房屋清除掉的全部暴力行为是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

马克思利用哈里逊《英国概述》（An Histor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Iland of Britaine）、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Utopia）和汉特医生《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等相关资料，描述了对农村居民被剥夺的残酷状况。“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损坏。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城堡保留下来……。亨利七世以来的150年尽管颁布了禁止剥夺农民和小租地农民的法律，但毫无效果。如1801—1831年农场居民被夺取3 511 770英亩公有地。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则是“清除茅屋”的战斗，这是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把农民以及要转为大农场耕作和牧场的地产上的农民房屋清除掉的全部暴力行为。人们正在清除农业工人的小屋，因为这些小屋的存在有损他们耕种的土地的美观〔《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在爱尔兰，一个地主一下子就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还有被侵吞的所有权的特殊形式〔《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对清扫运动，马克思提到了萨特伦德公爵夫人：

从1814年到1820年，这15 000个居民，大约3 000户，有步骤地被驱逐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协助，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贵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 000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到1825年，15 000个放逐者已经被131 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真正的两栖动物，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但是，善良的盖尔人由于对“克兰大人”的山地居民的浪漫的崇拜，又一次被驱逐了〔《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

（三）对农村居民的暴力剥夺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人为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最后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奴役，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

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英国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农民日益被消灭，处境日益恶化。这种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己就会产生出使它自身解体的物质手段。由此导致的必然趋势就是资本主义难逃灭亡的历史厄运。“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劳动者，而是资本家。”〔《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1983〕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人为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风险。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社会风险的分析入木三分。资本原始积累不仅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也是第一个城市社会形成的基础，城市社会风险蕴含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逻辑当中。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必然趋势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与其说这是对资本主义的诅咒，不如说是从风险和成本方面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的总结—快速城市化很难不损害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利益。与其说，这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不如说是对旧型城市化的警告和对城市社会城市化深层矛盾和高风险的预警，不顾农民利益而加速推进的城市化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节 当代西方城市化理论借鉴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城市化理论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和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理论。这些成果对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产生有极大影响（藤田昌久等，20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主要有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功能与城市规模理论、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空间生产理论以及诺瑟姆三阶段理论等。鉴于目标和篇幅，仅对以下理论予以评介。

一、结构转换与城市化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现象，如库兹涅茨（Kuznets，1971）和钱纳里等（Chenery and Syrquin，1975）把城市化看成是同总体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产出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和职业结构变化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这一理论由二元结构理论、乔根森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乡城迁移模型等三个主要模型构成。其中二元结构影响最大。

二元结构理论，又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由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首先提出。他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后来，费景汉和拉尼斯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二元结构理论对低收入国家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做出了非常明晰和简洁的说明，同时高度吻合欠发达国家的国情，因而对学术界和决策部门产生了长期、持久的影响（李克强，1991）。

乡城迁移模型。这一模型的核心思想可追溯到莱文斯坦（Ravenstein，1885、1889）关于人口迁移的七条规律和推拉理论等。托达罗或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影响更大。托达罗模型主要是针对农业比重大、收入水平低、贫困流行的维持生存型经济，对城市社会形成以前城市化动力机制很有解释力。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迁移率转变假说。假说的提出者泽林斯基（Zelinsky，1971）总结出五阶段模式：传统社会之前→工业革命早期→工业革命晚期→发达社会→未来超发达社会。在每个阶段，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存在很大差别。但整个说来，其影响特别是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无法同托达罗模型相比。

二、城市功能和城市规模理论

（一）城市功能理论

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霍伊特把城市经济结构分为基本经济部门和非基本经济部门两部分，前者负责城市的基本活动，后者则负责非基本活动。基本活动是指为本城市以外的需要服务的活动，非基本活动指为本城市需要服务的活动，两者相互依存且需保持一定的比例。基本活动是主导部分。与此对应，城市包括对外和对内相辅相成的两种功能。向城市以外地区的供给可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从而为满足城市内部需求提供可能；城市内部需求的满足，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基本经济部门的规模受制于本地需求（Home Market），非基本经济部门的规模受城市人口规模影响。应该说，霍伊特理论实际上解释了城市、人口、内在需求和聚集效益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巴顿（Button，1976）对霍伊特的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强调本地市场对聚集经济的原生动能。他的分析理路是：城市人口增长→城市自给自足↑→潜在市场↑→专业化和分工↑→人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企业家和创新聚集↑→……也就是说，市场潜力、专业化、规模经济效益、人才集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企业家与创新集聚与人口规模有密切关系。并且这些因素要相互作用、相互放大，不断迸发出巨大潜能，这更能激励工商业者向城市、大城市集中。

（二）城市规模理论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城市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在特大城市中尤为突出。由此产生了对最佳城市规模的关注，因为它不仅与城市用地规模、公共设施的规模和产业发展关系极大，也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张舒，2001）。

对城市规模的研究可追溯到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集聚效益分析，从而使城市规模的分析产生了许多拥趸。国内较受推崇的模型还有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3）、亨德森（Henderson，1974）模型和齐普夫法则（Zipf ’s law）。杜兰顿和普嘎（Duranton and Puga，2005）论证了不同类型城市将走向功能化分工。一些研究证实以城市产业间、部门间关联性所表示的产业结构影响着城市规模。“城市网络理论”认为，城市规模变化是以城市网络为基础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静态过程。城市经济部门、物质部门和社会部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成本-效益决定最佳城市规模。城市规模由什么决定？高等级城市功能、城市体系网络的整合可能非常重要，哪怕是小城市，这些因素都可能有助于规模经济的获得（简新华等，2010b）。

现实中，城市规模与功能特征并非完全对应。针对这些问题以及城市网络化发展现状，卡佩罗和卡玛根尼（Capello and Camagni，2000）提出“有效规模”理论，他们以58座意大利城市为研究对象，对不同规模级别、产业特征、对外联系程度的城市规模变化所带来的正、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除了规模之外，城市的产业特征及其与外界的联系程度同样关系到城市良性成长（Capello and Camagni，2000）。中国学者也有很多借鉴这些成果的研究，如王小鲁（2010），陆铭等（2011），柯善咨、赵曜（2014）以及潘士远等（2018）。这些研究对促进大城市主导的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三、空间生产与城市化

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地域空间，城市化本质上也是人及其附属物在空间的重新集聚和型塑，是空间生产和重构的动态调适过程（陈进华，2017）。20世纪70 年代以降，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等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范式。20世纪80年代后，列斐伏尔、索娅、福柯、卡斯特等人深刻地揭示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卡斯特宣称“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空间就是社会”。索娅认为，空间既不是具有自主性建构与转变法则的独立结构，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延伸出来的阶级结构的表现，而是一般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对空间生产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亨利·列斐伏尔。他不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而把空间直接看成是社会产物，既反映社会，又对社会有反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对空间的占有，这使得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城市空间既是利益角逐的场所，又是利益角逐的产物，因为空间本身就是生产的直接对象（张京祥、邓化媛，2009）。受列斐伏尔的启发，大卫·哈维直接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对空间和时间的改造联系起来。在金钱经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空间和时间在实践中、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中立。要想扩大社会力量，就必须夺取空间的支配权。这“始终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汪民安，2006）。为什么资本主义要夺取空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就是再造了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关系。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体现在《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意识与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以及《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等著作之中。

空间生产的城市化理论，对认识城市、城市社会和城市化风险，加强风险社会的城市治理，走科学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陆大道、宋林飞、任平，2007）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陈进华（2017）认为，中国城市化风险实质是“普惠型的城市空间权益体系尚未构建成熟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城市空间发展、调整和修复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均衡导致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紊乱及其生态失序”。必须创新城市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动力、机制及其文化生态，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达成风险时代城市空间配置、增长及其修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愿景。

第三节 党和政府关于城市化的重要思想与方针政策

一、重要思想

（一）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统筹兼顾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乡村人口接近90%，城市化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29%）的36%。党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城市领导乡村、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统筹兼顾的思想（孙成军，2006）。通过城乡互助的方式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首先，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1949年毛泽东提出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同时，特别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刘少奇也指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刘少奇，1981）。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之后，他进一步指出，“重、轻、农、商、交”的国民经济安排要转变为“农、轻、重、交、商”。

其次，强调工业和农业要同时发展。毛泽东多次阐述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他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因此两者必须协调发展。“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

再次，提出统筹兼顾城乡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王伟光，2006）。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只有城乡统筹兼顾，我国经济社会才能够全面、健康、有序地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城乡关系理论，是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工农业发展道路的思想成果。

（二）邓小平同志关于城乡关系和重视小城镇的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长期的思考，邓小平同志纠正了实践中存在的重城轻乡的思想，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带动城市、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城乡改革发展的城乡发展思想。这一思想的要点是：

一是强调农业根本，尽快把农业搞上去。1975年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他强调“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邓小平，1994）。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富起来，我国人口的80%在农村，经济发展必须照顾到农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1993）。无农不稳，农业搞不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改革发展就很难得到保障，多次强调要抓好“米袋子”和“菜篮子”。

其次是形成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良性互动。“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同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邓小平，1994）。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邓小平，1993）。农业和工业、乡村和城市彼此之间要相互支持和促进，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是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容之一，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肖金成、党国英，2014）。原有的城市接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当时又难以马上建立大量新城市以接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因此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成为接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地点，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既消化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又推进了城镇化（费孝通，1986），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提供了重要经验。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镇化的思想，产生于拨乱反正的特定时代，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工农业关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的源泉之一。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明确的城镇化战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现代化具体为20世纪末人均GDP800美元的小康社会，城镇化思想蕴含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论述当中。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基于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把城镇化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

第一，重申农业的首位作用，提出“三农”问题的重要。江泽民指出，“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根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2006），1993年8月27日，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现在应该“调整结构……宁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紧迫需要”（江泽民，2006）。“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后，工业就有个着重和大力支持农业、武装农业的问题。”（江泽民，2006）

第二，发展小城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强调，在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可持续发展对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党中央在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高度重视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并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角度，反复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提高到重要位置，并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镇化的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21世纪的国内外形势，基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新趋势、新特征，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一是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基本经验，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写入党章。二是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倾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不难看出，“两个趋向”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是城乡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三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指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四是把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镇化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选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城镇化理论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具体内容将在下一节详细分析。

二、方针政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政策

城市化政策和城市化实践密不可分。据此，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政策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步发展阶段（1949—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53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工业化建设，吸纳了数量众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就业，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比例显著提高。此外，土地改革的成功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工作热情，农业经济得到恢复。这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1949—1957年，我国城市数量由69座增加到176座，城市化率由10.64%上升到15.39%（见图1-1）。

二是不稳定发展阶段（1958—1965年）。激进发展（1958—1960年）和停滞（1961—1965年）是不稳定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不断增多。1958年、1959年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等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政策，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由图1-2可以看出，小城镇遍地开花，城镇数量在3年间增加32座，城市化水平上升到19.75%。之后，我国经济陷入停滞。1959—1961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下降，无法满足基本需求。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城镇规模予以调整。因此，1959—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62—1965年被称为“三年调整时期”。1961—1963年，城市数量减少34座，城市化水平从19.29%下降到16.84%（见图1-2）。

三是停滞阶段（1966—1978年）。“文革”对正在逐步恢复经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冲击，城镇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化率下降。1966—1974年，城市化率持续走低，城市数量仅增加了6座。此后放松了对迁入城镇和小城市的限制，城镇人口增长逐步有了起色，城市化率上升（图1-3）。

（二）以建设小城镇为主的阶段（1979—2002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建设的重点方向，“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是改革开放后制定城市化政策的目标。该时期城市化建设情况如图1-4所示：

推进小城镇建设是随着改革开放相关政策的改变而变化的，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始终是紧密联系的。小城镇建设的成功与否对能否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有很大影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党和政府关于发展小城镇、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发展小城镇要大力支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小城镇建设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在农村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并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为此，党中央鼓励农民生产经营多样化，促使农林牧副渔业同时发展。

其次，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1985年，党中央对小城镇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逐渐完善农业经济体制，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镇就业。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也能促进相关产业、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促进小城镇综合全面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发展模式虽然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但也产生了“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等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一类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出现了对“控大抓小”城镇化道路的反思（赵书茂，2015）。同时，我国政府要求，要加强科学规划，促进小城镇全面发展，大力提高小城镇发展质量。

（三）提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阶段（2002—2012年）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一的小城镇发展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和人民更好生活的需要。迫切需要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对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在这种背景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运而生，城市化建设出现新局面（见图1-5）。

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及其对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9），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互动、工农业协调发展，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优势资源互补。政策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放宽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吸引农民到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准许农民到城镇就业，要求各企业和单位不能有就业歧视，对所有就业者一视同仁。此外，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吸引并满足更多农民进城就业。由此促进城乡人口流动、保障进城农民就业和定居的合法权益。

二是协调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互动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仍然较大。中央继推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以外，又相继推出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滨海新区开发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

三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国城市化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大城市城市化水平高，人口数量多，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而中小城市城市化水平偏低，人口数量较少，资源分布不均，环境污染相对较轻。因此，要协调好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市化持续发展。

第四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型城镇化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50%，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重大社会变迁。如前所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为标志的新型城镇化酝酿阶段。第二是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型城镇化为标志的建设阶段。第三是成熟阶段，其标志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指示，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医疗保障投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城乡提供均等化的基础公共设施和服务。走城乡一体化道路，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二是强调新型城乡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工业和农业，二者必定存在不同，不能将其进行合并或调换。工业应当反哺农业，农业也需要工业生产的支持，要协调城乡生产展。城乡在收入、消费和居住方面也存在差异，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使农村生活总体上接近城市，并在生活压力指数上甚至低于城镇水平。同时，将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差异性协调城乡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系，根据城乡之间自然区位、地理面貌、自然景观的不同特征，建立相对独立的主体功能区，促进生态功能优势互补。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城镇化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九大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对城镇化的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背景

1.党的十八大选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梦、强国梦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到20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取得两大历史性突破，一是中国进入了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城市社会时代，二是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

（二）重要论述

1.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必须遵循规律，因势利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顺势而为、水到渠成。

2.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通过制度保障，让进城的进得放心，让留在农村的留得安心，实现城镇与乡村相得益彰。

3.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提高进城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推进城镇化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如制度环境、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三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

5.注重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6.“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

7.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要构建新的工农、城乡关系，统筹规划，破除二元结构，实现资源配置、战略布局等多方面的相互融合。城镇化决不可牺牲农村，丢掉农村。

8.把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乡村振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以及乡村振兴对国家兴衰的极端重要性。不平衡不充分在乡村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表现于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9.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渗透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个领域与层面，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建设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都要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五节 理论总结与模型思想

一、理论总结

本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化理论、当代西方的城市化理论、党和政府关于城镇化的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行了梳理，这是城市社会城市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1.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和英国经验，特别是把城市化率达到50%的英国作为剖析对象，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剥夺农村居民、劳动力商品、农村居民的流动迁移、贫困化等涉及的城乡关系、利益冲突、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以及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发展逻辑，对进入城市社会后的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英国是当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唯一的城镇人口过半的国家，也是最成熟最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服务业比重远远超过农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见证了、体验了城市化率从50%左右到70%左右的发展历程。尽管中国目前在人口、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等很多方面与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差别悬殊，但在城市化率、非农产业产值及其人口比重、工业制造业的世界影响力方面有不少相似。这是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重要原因，也是指导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内在魅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进入城市人口占多数、跨入中高收入阶段的今天绝不是喊喊口号的空洞说教，而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必然。

2.当代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包括发展经济学结构转换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城市功能和城市规模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和空间生产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城市化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立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城市化问题，其理论成果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以摆脱贫困有政策意义。发展经济学眼中的发展中国家存在贫困落后，人口多、底子薄、劳动力无限供给、农业为主、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很低等问题。中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几十美元提高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二百美元，21世纪初首次达到1 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只有十几年时间，2010年以后达到中高收入国家下限值，目前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1 000多美元的差距，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更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直到本世纪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不少已发生显著改变。鉴于这种情况，对发展经济学的城市化理论，我们还可以在经济实践中加以借鉴和运用，但不能照单全收。在新时代，发展经济学必须创新发展。近年来兴起的空间生产的城市化理论或空间理论对我们优化空间配置，提高空间效率、促进空间科学规划、科学开发有现实意义，要注意学习借鉴。

3.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城镇化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三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论述一脉相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基于绝大部分人在农村、搞饭吃的现实，提出城市领导乡村、以城市为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现代化思想；邓小平同志立足于城市化水平20%左右到不足30%的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现实，提出变落后的农业国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先进工业化国家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前启后，把城市化推进到30%以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科学发展观，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把城市化推进到“城市社会”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发展，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提出要注意防范风险挑战，树立底线思维推动城镇化稳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想。

二、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的基本思想

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某种模式或战略安排（陈甬军等，2009）。综上各种理论观点，城市化道路主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城市发展方针，进而提出如下模型思想。

首先，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道路的讨论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城市化率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如城市化率达90%左右或10%左右，都很少讨论。对城市化道路的关注实际上起因于对城市化水平的不满意并有意识提高。采取什么样的道路与城市化的现有水平有很大关系。

其次，城市化道路具有路径依赖和跨域整合（不同域之间的政策捆绑）的特征。路径依赖特征是说，一旦选择了某种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路径依赖”原本是被用来描述技术变迁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性质。诺思（1999）把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类似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旦选择了某种道路，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路径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路径依赖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机制。城市化道路路径依赖的启示是，我们要尊重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面对问题和挑战，向历史学习。跨域整合的本质是移植（青木昌彦，2001），即把A地区的制度移植到B地区，其方法是学习或模仿创新。关于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可以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国内低度城市化地区可以学习借鉴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经验，包括如何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如何加强城市和城市化的治理、如何应对城市病等。

再次，诸多可选方案的挑选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疑难问题的解决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城市化道路和推进模式有广泛讨论，并得到政策层面的响应。影响较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小城镇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流行。二是大城市模式，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大城市过多，而恰恰相反，应发展大城市。大城市模式论起初微弱且反对者众。随着短缺经济的消除和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随着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呼声更高，拥趸渐多。但这种模式的争议至今没有消失。三是多元化模式，即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强调，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中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不难看出，多元化模式是前述两种模式的系统整合和优化升级，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侧重点不同，契合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这里，尝试用公式或模型表示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的基本框架：

maxUPU　　　　　　　　　　　　　　（1-1）

（1-2）

式中，maxUPU表示城市化道路的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其含义非常丰富，短缺经济时代，服务于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新时代，这个目标要同美好生活相联系，服从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鉴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它特别要服务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U表示效用，maxU表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效用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方面，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因素和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素。如可衡量的经济效益，暂时无法衡量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PUj，t表示城市化道路，下标j表示国家或地区，t表示时间；A表示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制度等发展环境的总称；F表示函数；UR表示城市化率；O表示其他地区；Dru表示城乡差距；RIS表示风险，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或风险隐患。这个公式实际上提供了研究框架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