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有一种独特的回忆时间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她的记忆以我、我弟弟、我父亲，以及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爸结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
“你出世那年。”
“你弟弟出世那年。”
“你考上高中那年。你外公不在那一年。”
“你上大学那年。”
“你毕业那年。”
越是久远的记忆，母亲的细节描述越清楚、生动，年份却越模糊。
直到我工作多年后，一个五一假期结束后的下午，我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起各自的母亲。我带着一些抱怨，跟她说起我跟母亲分离多年后，又同住到一个屋檐下的种种不适。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沟通，我提到一个细节，说，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她生命中发生的大事，她总不能给出具体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讲述，比如躲计划生育，跟父亲一起在矿山打工……除了母亲识字少这个理由，我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真正原因。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我从进入母亲的记忆开始，尝试去理解一个与女儿分离多年、历经磨难的女性。
母亲不仅仅是我的母亲，也是外婆的女儿、父亲的妻子、大家庭中的妹妹和姐姐。更重要的是，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独立的人。她经历了跟我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母女，经历长长的跋涉，在深圳这座城市相聚，终于能长时间住到一起。这其实是我们重新连接的好机会。
她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女儿。我们有扯不断的血缘。我早早离家求学，工作，自己选择爱人，选择生活的城市。母亲说的很多话，我都只是表面上应答，但实际并没有听。她和父亲拼命做工，供我读书，但我学会的似乎都是跟她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东西。我的世界离她越来越远，不再跟她母女连心、心心相印。
我们有一样的臭脾气。生气的时候，像炸毛的狮子，摸不得、碰不得、气不消，好像与全世界为敌，陷入坏情绪的漩涡，也伤害身边真正在意自己的人。
每当我与母亲起争执，她说得最多的话是：“你不听话！到时候有你后悔的！天上会响雷的！”有时候，母亲会气呼呼地操起方言：“你连我针尖一点话都没听，指甲盖一点话都没听！”
我的丈夫与我的父亲，有一样的默契，就是在我们母女发脾气时，要么离开家出门买菜，要么闭嘴。那样的时刻，我很讨厌自己，变成了母亲的样子。
很长时间以来，尤其在她年富力强、我不断增长知识的阶段，我和母亲是彼此的对抗者，我们互相批判对方，但更多还是我依赖她。随着她年龄越来越大，天平逐渐向我这边倾斜。
她最经常批判的是我的穿衣风格，哪怕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每次看到我从快递盒里拿出的新衣服，她总是摇头。我不在家时，母亲有时候会帮我拆快递。从快递盒里拿出来的毛衣，像是我的罪证一样被摊在沙发上。母亲拍照发给我，也发给弟弟。她用微信语音轰炸，表达她的不满。她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因为喜欢就去买一样的东西，不理解为什么买看起来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她觉得我已经“衣满为患”了。她跟弟弟更多是吐槽，对我是责难。她理直气壮地不认同，而我理直气壮地穿。
她对我迟迟不要小孩很在意，她说人很快就老了。我问她，妈妈，在哪个时刻，你觉得自己老了？她说，四十五岁，有一次，要缝一件衣服，发现眼睛模糊了，没法准确将线头穿进针孔里。
每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哀怨的语气跟我说起外婆跟她说过的话：世上只有瓜恋子，哪有子恋瓜？哪有牛儿不抵母？我问她，妈妈，我是怎么抵你的？她回答，用头抵的！每当她说出“刻薄”的话又有一些后悔的时候，便会用理亏的语气对我说：除了你妈，这世界才没有别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句话有点像是威胁，又有点泄气。
虽然我们母女的对话总是有着长长的似乎无法跨越的裂缝，但并不妨碍我跟她对话。作为女儿，我按照她的愿望，在学业上让她高兴，并通过“小镇做题家”的路径走出乡村，进到一个综合性大学学习，在大城市的互联网大厂谋得一份工作。我进入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亲仍常常为我现在已有的生活担忧，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摇摇欲坠。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