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创伤

哪怕处于最被优待的童年期，生活体验也可能是痛苦的。我们原本在母亲的子宫内与其连为一体，突然间，我们被粗暴地推入现实世界，开始了流放，同时也开始了追寻，以恢复失去的联结。甚至宗教也可以被视为寻找与母体子宫联结的一种投射（religion来自拉丁文religio，意为“人与神之间的纽带”；或者说religare，意为“重新联结”）。对许多人而言，由于贫困、饥饿和各种虐待的影响，对世界的最初体验摧毁了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封装了自己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以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些人长大变成了反社会者和精神失常者，充斥于我们的监狱和街道。

可悲的是，对于因此遭受重创的人来说，成长和改变的前景是暗淡的；成长意味着要向充满痛苦的世界敞开自己，而这太可怕了。我们大多数人作为神经质人格幸存下来，这意味着在孩童的原始天性和所适应的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未经审视的成年人格是由童年创伤引起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关于童年的机体记忆所体验到的痛苦。这种机体记忆也可以被称作内在小孩（the inner child），我们的各种神经症代表了无意识地进化出保护这个内在小孩的策略。（这里使用的“神经症”一词不是临床意义上的，而是泛指我们的天性与文化适应之间的裂缝。）

童年创伤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类别：（1）被忽视或遗弃的经历；（2）被生活压垮的经历。

我们所谓的临时人格，其实是脆弱的儿童在应对存在性焦虑时采用的一系列策略。这些行为和态度通常在五岁之前就已形成，并以一系列惊人的战略变化加以发展，其共同动机是自我保护。

在儿童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过程中，虽然一些外部因素如战争、贫困或残疾起着重要作用，但对我们生活的主要影响来自亲子关系的性质。人类学家描述了所谓的原始文化的认知过程，并注意到它们如何复现了我们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泛灵论和魔法思维。

原始文化和童年期的思维都认为世界充满了灵性，换言之，内在和外界的能量被认为是同一现实的不同方面；这就是泛灵论思维。此外，这些原始文化推断——就像儿童所认为的那样——内在现实和外部世界会相互影响；这便是一种魔法思维。就像原始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洞穴或雨林的边界一样，儿童也试图理解环境以提升自己的舒适度和扩大生存空间。（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中，人类理解的极限被比作囚禁，被囚者根据自己被困的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得出关于生活的结论。）因此，儿童得出的关于世界的结论来自一个狭隘的视角，不可避免的是片面和偏颇的。儿童不可能说：“我的父母有问题，这对我产生了影响。”儿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是令人焦虑的，世界是不安全的。

为了尝试理解亲子环境，儿童会用三种基本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经历。

（1）儿童会直观地解释他们与父母之间感觉和情感的联结，以此作为对生活的总体感受。

生活是可预测的、滋养人的，还是不确定的、令人痛苦的、危险的？这种最基本的感知会影响儿童信任感的形成。

（2）儿童把父母的特定行为内化为对自我的陈述。

由于儿童几乎不能客观地体验或者感知父母的内在现实，所以父母的抑郁、愤怒或者焦虑会被解释为关于儿童的事实陈述。儿童会因此得出结论：“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什么样子。”（一个37岁的男子问他快要过世的父亲：“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亲密过？”父亲激动地说：“你还记得你10岁时把玩具掉在了马桶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吗？”接着还说了一大堆类似的琐事。儿子走出医院的时候，感到无比自由。他一直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父亲的爱；而父亲通过揭露他的盲目，让他获得了新的自我形象。）

（3）儿童目睹了成年人与生活抗争的行为，不仅会内化这些行为，而且会内化他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态度。

儿童会由此得出一个关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宽泛结论。（一个女孩的母亲常年焦虑，女孩耳濡目染，直到去上大学时，她才开始质疑母亲的阴郁和悲观。大一时，她以为其他同学对世界的糟糕一无所知。到了大二，她开始怀疑自己受困于母亲的焦虑，直到这时，她才开始以更轻松的心态看待自己和世界。）

根据特定父母回应特定问题的有限经验，个体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这种经验被一种魔法思维过度个人化了，即“所有这些都是为我安排的，都是关于我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过于笼统，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情来评估未知。基于这样一个偏颇的开端——狭隘而充满偏见，个体开始了一系列的感知、行为和反应，带着一种片面的眼光步入生活。

这种有缺陷的自我感知的特征，以及早期形成人格的策略，根据童年经历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个体会从各种受伤的遗弃感或被压垮的感觉逐渐发展出一种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反应。[4]

当一个孩子被压垮时，他会体验到“他者”（the Other）的巨大力量越过脆弱的边界袭来。由于缺乏选择其他生存环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能力，也缺少与他人进行经验对比的依据，因此，儿童会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对环境变得极其敏感，并“选择”以被动、依赖或强迫来保护脆弱的精神领地。儿童学会了千变万化的适应方式，因为对于一个相对无能的自我来说，生活被视为具有先天的压倒性。例如，一个成年男性，由于母亲不断要求他超越父亲，他成了一个“成功者”，成了一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但同时也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而这导致他的经济生活和情感生活最终破产。他的成年生活，看起来是一个理性、自由之人的选择，实际上却是对“他人”压力的被迫服从，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把寻求失败作为一种消极的抗议。

面对遗弃，也就是不充分的养育，儿童可能会“选择”依赖别人，或者终生沉迷于寻找更积极的“他者”。例如，一个在童年时期被忽视的女人，后来不懈地追求一个又一个爱人，但总是在幻灭和挫折中结束一段恋爱关系。一部分原因是她的情感需求把男人都吓跑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她无意识地选择了情感疏离的男人。她的父亲在情感上对她付出甚少，以至于她反射性地形成了一种自我毁灭的观念，认为自己“不会被给予，这是她应得的”，同时却又孤注一掷地希望下一个男人能弥补她内心的亲子创伤。

这些创伤，以及内在小孩所采取的各种无意识反应，成为成年人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儿童无法形成自由表达的人格；相反，童年经历塑造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于童年的创伤，成年人格与其说是一系列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早期经历和生活创伤的反射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