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故乡。他乡，异乡，异乡人。

家乡、故乡谈得多了，这回说说异乡、异乡人。

我是在半山区长大的。无日不见山，无山不见我。自不待言，我见的山或见我的山，大多是山的这边，山那边平时是看不见的。于是我常想，山那边有什么呢？尤其远处一条沙石路从两座山头之间的低凹处爬过去的时候，或者一条田间小路蜿蜒伸向坡势徐缓的山冈的时候，我往往产生一股冲动，很想很想顺着那条路一直走去看看山那边到底有什么：杏花环绕的村落？垂柳依依的清溪？村姑嬉闹的田野？抑或牛羊满坡的牧场？这种山那边情结促成了我对远方最初的想象和希冀，悄然唤醒了我身上蛰伏的异乡人因子，使我成为故乡中一个潜在的异乡人。

后来我果然奔走异乡，成了实际上的异乡人。迄今为止的人生岁月，有三分之二流逝在异乡的街头。那是毫不含糊的异乡。不是从A乡到B乡、从甲县到乙县，而是差不多从中国最北端的白山黑水一下子跑到几近中国最南端的天涯海角。你恐怕很难想见四十几年前一个东北乡间出身的年轻人初到广州的惊异。举目无亲，话语不通。“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此乃地理上、地域上的异乡人。

若干年后我去了日本。不瞒你说，较之当初的广州，异国日本的违和感反倒没那么强烈。这是因为，粤语我全然听不懂，日语则大体听得懂。甚至五官长相，日本人也不像广东人那样让我感到陌生。然而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语言我固然听得懂，书报读得懂，但对于他们的心和语言背后的信息我基本没办法弄懂。五官长相固然让我有亲近感，但表情及其生成的气氛则分明提醒我内外有别。何况，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主流媒体就已倾向于数落中国的种种所谓不是了。对此我能怎么样呢？我能拍案而起或拂袖而去吗？于是，当对方希望我作为大学专任教员留下来时，我婉言谢绝，决意回国。挪用古人张季鹰之语：“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此乃族别上、国别上的异乡人。

返回故国的广州，继续在原来的大学任教。也许受日本教授的影响——日本教授上课迟到一二十分钟屡见不鲜——和教授治校环境的潜移默化，回国上课第一天我就满不在乎地提前五分钟释放学生跑去食堂。不巧给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逮个正着，声称要上报学校有关部门，以“教学事故”论处，我当即拍案而起，和他高声争执。加之此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的心绪渐趋悲凉，最后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广州，北上青岛任教。青岛所在的山东半岛是我的祖籍所在地。尽管如此，但我似乎并未被身边许多人所接受。就其程度而言，未必在广州之下。这让我不时想起自己译的村上春树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中的话：“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换言之，在外国讲外国语的我们当然是异乡人，而在母国讲母语的我们也未必不是异乡人。当着老外讲外国语终究感到悲哀，而当着同胞讲母语也未必多么欢欣鼓舞。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又是个超越地域以至国别的体制上、精神上的异乡人。

现在，我刚从文章开头说的我的生身故乡回来不久。也是因为年纪大了，近五六年来，年年回故乡度暑假。那么，回到故乡我就是故乡人了吗？未必。举个不一定多么恰当的例子。某日早上，我悲哀地发现大弟用名叫“百草枯”的除草剂把院落一角红砖上的青苔喷得焦黄一片，墙角的牵牛花被药味儿熏得蔫头耷脑。问之，他说：“青苔有什么用？牵牛花有什么用？吃不能吃，看不好看！”悲哀之余，为了让他领悟青苔和牵牛花的美，为了让他体味“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诗境，我特意找书打开，就有关图片像讲课那样兴奋地讲了不止一个小时。不料过了一些时日他来园子铲草时，还是把篱笆上开得正艳的牵牛花利利索索连根铲除。我还能说什么呢？这里不是日本，不是广州，不是青岛，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还是村上说得对——恕我重复——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纵然置身于生身故乡！换言之，不仅语言，就连“故乡”这一现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莫如说我们本以为不言自明的所谓自明之理，其实未必自明。

但另一方面，这种故乡与异乡、故乡人与异乡人之间的重合与错位，这种若明若暗的地带，或许正是我们许多现代人出发的地方，也是我出发的地方。我从那里出发，并将最终返回那里，返回那里对着可能再生的青苔和牵牛花回首异乡往事，或感叹故乡弱小生命的美。

其实，我为这本小书取的名字就叫“牵牛花开”，并为之沾沾自喜。不料作家出版社责任编辑宋迎秋女士看稿时敏锐地嗅出了牵牛花和非牵牛花背后的某种疏离性，并将疏离性视同异乡人元素，建议改为“异乡人”。妙！于是我趁机写出上面这些或许多余的话来。至于这本小书中是否真有一个“异乡人”隐约出没其间，那只能由各位读者朋友判断了。但无论如何，作为书的作者，我都要由衷感谢您肯把这本小书拿在手里。不但我，责编迎秋——我的故乡人——想必也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