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出现，特别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发生了二重分化，即从自然界中分化出人类社会，从客观世界中分化出主观世界。在这种分化中，世界得到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考古学和远古历史的研究中，“文明”是一个具有组织性功能的概念，它有助于把关于人类早期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的研究，整合成一个边界相对清晰、题材相对具体、方法相对鲜明的领域。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在英法语言中，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文明”被赋予社会进步的意涵，即社会与人性的发展。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一块愈合的股骨”。在古老的年代，如果有人断了股骨就无法生存，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这些断了股骨的人如得不到别人帮助，就不能打猎、捕鱼或逃避野兽的伤害。因此，一块最早被发现的愈合的股骨，表明有人将伤者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且悉心照料，让他慢慢康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开始帮助别人，应该是文明最初的标志。
大致说来，“文明”的概念，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接受早期人类学的观念，把人类社会的演化区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以“文明”为更高级的阶段。第二，把“文明”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侧重生产活动、技术形态、艺术成就和宗教信仰等。第三，把“文明”作为“文化”的近义词或同义词使用，或者是以“文明”对“文化”进行归类，通常是把若干相近的文化归入一种文明，如西欧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第四，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不论是创造人本身的劳动，还是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都是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可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分化的关键，也是它们相统一的关键。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始终在处理自然与社会、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力求克服二者的对立而达成它们的统一。文明正是人的这种实践本质的运用，既表现为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也表现为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成果。第五，用“文明”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也就是把基于具体地域的具有相对复杂的行为、制度和观念体系的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同“社会”的含义相近。人类社会由众多部落、民族、国家等社会共同体组成，文明通常指代这些社会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如中国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文明”单位，中国这一社会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也可以被称为“中华文明”。在现实世界中，文明发展的程度，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水平。
概而言之，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范畴，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元宇宙作为全球科技领域关注的焦点，正在为产业带来深刻变革，昭示着数字化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不论大家在理解上有何不同，从哲学上看，元宇宙作为对传统虚拟现实的技术升级，本质上是用数字信息技术复制现实世界得出的镜像与愿景，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第三世界”。作为镜像，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与反映；作为愿景，它试图依据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人们的意愿设计出精神世界，归根到底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延伸和拓展，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规律，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文明形态的更替。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史，不同的社会形态意味着是不同价值取向、发展水平和特定内涵的文明形态。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它的品质、地位，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表明这种文明已经高度成熟。以社会形态为依据，受物质生产条件支配下的人类文明是由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向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节点式攀升”。这表明所谓文明形态是以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支撑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形态是指由于物质生产实践、政治民主实践、精神文明实践等系列实践活动的发展推进，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开拓进步的一种状态。
当然，文明的存在有规定范围的场域。同时，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和场域，总是存在多种文明相互交织的文明景象，这是因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参差不齐所导致的“文明整体的级差失衡”。
溯及历史，农业文明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是人被自然规则制约，完全沉淀于自然之下的形态，同时也是时间跨度最久的人类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是人利用自然规则，将人与自然进行区分，高举人之主体性，将自然视为人之主体性之下被构建的时期。后工业文明时代，大多数劳动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和现代产业紧密结合，灾难和科技同在、贫穷与过剩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难以界定，既充满了向未来的可能性，又突兀地展示着向脆弱的文明链接的现实。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产生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让人类文明蒙羞。据统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超过8000万人的死亡；2014年仅毒品就在美国造成了4.7万人死亡，到2020年则造成了超过7万人死亡；2019年世界范围内有接近4亿名抑郁症患者。
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现有文明并非只有发展的成就，其蕴含的危机已经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世界性、时代性、历史性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马克思曾经对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巨大世界影响作过精湛的分析：“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这表明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揭示的这些问题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症”甚至“绝症”。由此，我们可以感知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争取“文明”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的内涵和目标乃是不断追求“理智的发展和尊重人的权利”[3]。
站在时代之巅，究其实质，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处境既有基于自身始终追逐私利的独特成因，又彰显世界的一般性，这也是人类在建构文明时几乎必然会遭遇的困境。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荣耀无限的威尼斯从“幸福”中走向衰败的经历，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远鉴。当年威尼斯人“从勤俭到奢华消费”，罗马公民变成“有闲阶级”后蔑视生产活动，原因都在于丢失了过去简朴生活方式和强烈的市民精神，转而追求私利、缺乏责任感。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衰亡的种子就存在于成功之中”。反思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主流观念和社会秩序不能再继续沿用，人类必须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自觉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相应的主流价值观，以开创新的文明。
应对这一讨论域，首先需要总结厘清当下人类文明面临的生存危机到底是什么？然后分析其成因。具体来讲，当下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分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个部分。
第一，人与自然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人借由科技发展增强了其面对自然必然性的能力，但这一增强却带来了对自然无限度的开发利用，造成了环境危机、资源短缺和物种灭绝等问题，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文明危机。
第二，人与人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文明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使人陷入“以物为依赖”主导的时代，物成了评价和衡量人以及一切价值的标准，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知识拜物教，而社会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人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社会。
第三，人与自然、人与人发生危机后，人自身产生危机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让物将人统摄，人的内心呈现矛盾和焦躁的状态；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世界让人时刻面对着远超自身的海量信息、知识，这些海量存在让人不得不逼迫自身永远处于竞争压力之中，被片面化、单一化、原子化、碎片化，抑郁症、亚健康成为常见症候，人自身的危机也逐渐成为文明危机。
从系统论的视角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叉重叠和相互作用的。在自然界中有“人化自然”，即经过人的改造并体现着人的目的和意志的自然。在社会中有自然物质和自然力的运用，而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而主观世界从客观世界中分化出来，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主观世界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也不是一个超然于客观世界而孤立存在的世界，它不能完全脱离客观世界，而是从属于客观世界。从根本上说，主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由此可见，自然、人和社会构成一个“三元互动”的整体，即“环境—人—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其原动力来自人类对更加健康、幸福和安宁生存的本能追求。在这一追求的驱动下，社会用它已有的秩序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环境—人—社会系统”运动起来，而运动的结果当然是自然、人与社会都发生变化。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推断，“环境—人—社会系统”运动的内因是其内部两大基本矛盾的运动。第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对物质财富积累追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界支撑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基本矛盾是人对所获得的物质财富的公平、公正追求的无限性和社会秩序公平、公正分配物质财富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动乱变化无不都是出于争夺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需要，都是这两个基本矛盾交织作用的结果。这表明以上这些人类文明危机事实上反映的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物为依赖的文明形态的危机。在人类文明语境下，即唯有直面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现代性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危机，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化——文明进步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的解放。
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既有其历史任务，也有世界任务，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对于这一时代之思的回答。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后又一次郑重作出的重要论断。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5]
从蒙尘的劫难岁月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盛大出场，这100年，为了实现文明的复苏和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时代发展为任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浸润和实践的打磨，最终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姿态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了华丽转身。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向世界扩张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推动了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仅是中国的文明新形态，更是全人类的文明新形态，其包含了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创新回答，实现了文明理论的“术语的革命”，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发展的新境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给出自己的答案。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3]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6页。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