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远在大清天朝尚没有诞生的时候，它未来的对手英国，在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就开始“十分想念”大中国了。由于英国风行重商主义，更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在航海探险方面先行一步，各霸占了一条通往中国的航线，使得英国不得不自力更生，自找航线！

1573年，英国的威廉·布尔（WilliamBourne）发表《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要到中国求亲，有五条路可走：

一、取道好望角（这条航线为葡萄牙人所专有）。

二、取道麦哲伦海峡（这条航道为西班牙人所专有）。

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

四、东北航路（要通过俄罗斯）。

五、北极航路（要通过北极）。

考虑来考虑去，英国人选择了第三条航线。1577年，由大商人洛克（M·Lok）的“中国公司”（CathayCompany）出资，大探险家兼大海盗佛罗比谢尔（MartinFrobisher）任队长的探险船队出航。此次航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股东之一，亲自出资1000英镑，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政府要员各出资100英镑。问题是天不佑人，他们只走到了现在的巴芬岛（BaffinsLand，加拿大第一大岛，世界第五大岛。加拿大北极群岛的组成部分。1615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巴芬是第一个成功环绕此岛航行的人，岛名因此而来），此后在寻找中国方面再也没有取得进展。女王这次可是亏大了！

1580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好朋友、大海盗弗郎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成为继麦哲伦之后完成环球航行的第二人。在这次历时三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4700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女王分到了16.3万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略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女王这次可是赚了，并激起了再次寻找中国的信心。这位1558年继位、由于众多原因而终身未婚的老母鸡，对于寻找中国、海外赚钱那是相当的热衷，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明皇上万历正无为而治，躲在深宫不愿见人、研究长生术呢。一样的世界两样的生活，上帝在搞实验吧？

1583年，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时前往东方，并交给他两封信，一封致印度的莫卧尔皇帝，一封致中国皇帝。信不长，里面关键的有这么几句：“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女王的“艳信”，中国皇帝没有收到。因为纽伯里只到了印度。

1588年，西班牙的海上势力被英国彻底摧毁，意味着英国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用不着再害怕西班牙的捣乱了。随后，约翰·戴维斯（JohnDavis）三次探索通向中国的西北航道，汤姆士·甘文底斯（ThomasGavendish）做环球航行。1593年，戴维斯与甘文底斯双双渡过麦哲伦海峡，分头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结果，双双失败：甘文底斯死于归国途中，戴维斯的探险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生还。

1596年，英国有两个商人准备到中国去，伊丽莎白女王乘机派伍德（BenjaminWood）作使臣，和他们同行。伍德此行，主要是帮伊丽莎白给中国皇帝送信。信比上次稍长了些，但基本意思没变：“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想得越来越美了，还自由出入呢。中国什么时候兴过这个？不过这次伍德没走到中国，就遇上不幸了。在好望角，一只船遇难覆没，另两艘船遇上了葡萄牙船队，战斗十八天，死去很多人。幸存的人集中到仅剩的一条船上继续开行，再次遭遇覆没。好像活下来七个人，但是七个人哪里去了，无人知道，伊丽莎白致中国皇帝的的第二封“艳信”再次不了了之。

1600年，伦敦一批商人组成东印度公司，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授予的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特许状”，他们有权在东方维持自己的船舰、海陆军等武装力量，有权宣战或媾和。从此，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在中国大门外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对于这种间接接触，英国很不满意。1610年到1630年，曾有英国商人两次带来英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但是没有一位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以中国政府的游戏规则，这明摆着是做通夷汉奸，中国人谁乐意如此表现自己活得不耐烦啊！

1637年，也就是崇祯十年，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广州大门。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Weddell）受雇于“科亭商团”，而科亭商团里有一个大大的股东—在三年后即将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入股一万英镑。问题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喜欢英中亲密接触，对他说：“中国人不许任何别的国家同他们做生意。”（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威德尔没听，带船闯到虎门，虎门地方官说，此事须请示广州，六天之后才能给予答复。威德尔嫌六天太长，并且认为这六天是中国人用来修整炮台对付他的，所以，他自行带船沿珠江上驶，中国官兵开炮阻挡，威德尔开炮还击，攻陷虎门附近的亚娘鞋炮台，大约100名英国佬登上该炮台，不但把炮台上的炮全搬到了自己船上，还升起了英国的国旗，拦劫了几只商船。最后他派了一个被俘的中国渔民去广州送信，要求通商。官府的答复是，通商可以，但是请先把炮台上的炮和渔船交回。广东总兵陈谦接了英人的贿赂，答应庇护英人在广州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一听，吃醋，就去举报去了。结果，陈谦下监狱，英人谈判代表连同他们的财产被扣留。威德尔再次炮轰虎门，把亚娘鞋炮台给炸毁了。中国水师出战，被英国人焚毁船只五艘。两广总督张镜心调兵准备大战，但中英双方心里都有些玄，葡萄牙人一看不妙，出来说和，双方乘机借坡下驴，和了，英人被放，广州当局归还英人财货，但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英人炮轰虎门的教训，让明政府不得不下令：任何外国船，不得进入珠江口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英好不容易摸到了中国的门口，但中国政府对他们并不欢迎。张西平先生说，明清之际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大错特错矣，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英国人把中国当西施了，自是不错，但中国人从未把英国人看作是范蠡。相反，他们把英国人看作是红毛鬼了。英国如此摸中国，感觉是在向它表示自己的好感；中国如此被摸，感觉对方是在向自己耍流氓。双方的认识与感觉，绝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英摸到中国政府门前时，不但没有拥抱上，相反，“初恋的情人”闹起了别扭，大明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红毛鬼了。宣布得对，他们是再也看不到英国了，因为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了，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时间到了，李自成反了，大明玩完了。

与此同时，台湾的郑氏政权宣布对外商给予优惠，免税三年。英人一听大喜，纷纷跑台湾做生意，甚至卖军火给郑氏政权。但一者郑氏政权说话不算数，不久就借口没钱开始征税了；二者郑氏政权对付不了清政权，于1683年灭亡。康熙觉得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失之无所损，想把它赠给荷兰，后来因施琅反对没弄成。所以英国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转向大陆。但是大陆政权初建，看谁都像阴谋家，海禁政策执行得更严了。英国人虽然找到中国了，但是没法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这让他们急得团团转。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觉得社会足够稳定和谐了，就一下子开了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另有厦门、宁波、云台山，并设四海关，专为收税。海关官员隶属户部，并受地方督抚监督，称海关监督。其中，粤海关监督掌管广东沿海各口和珠江三角洲航运及征税事宜，在西方人眼里成为清帝国最肥的官职。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海关监督才一向由满人担任。粤海关监督乃是与总督、巡抚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阶。有时候也由总督兼管，或由巡抚、将军代理。美国学者马士说，粤海关监督在他的任上，要满足三个愿望：首先要满足他北京恩主们的发财愿望，其次需要满足自己的发财愿望，第三是满足他的僚属们的发财愿望。为此，三年任期需规划如下：第一年他需弄够自己买这个官职所花的钱，第二年他要弄够自己为保此官所花的钱，第三年，职务到期，他要在卸任前弄鼓自己的腰包、挣出自己的养老保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7页）羊毛出在哪儿呢？

从17世纪开始，粤海关的进出口税率一般不超过货价的百分之四，也就是说，税率不高。但是中国海关除此之外，还要征收船钞与规礼银。船钞征收的办法是将外国商船的长度乘以宽度，按体积大小分为一、二、三等收税。办法是死的，可大清官员是活的，所谓的一、二、三等可完全由他们说了算。光量船的长度，就有两种量法。一种是船头至船尾，还有一种是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虽然后一种量法是当时唯一合法和照例的成规，但中国的丈量员不接到贿赂是绝不按常规来的。所以双方经常讨价还价，英国人算是充分体验到了“中国情人”的中国方法！

至于规礼银，也叫规费。它是粤海关官吏向外国商人征收的一种私费。粤海关原先规定，外国商人需要向负责开舱、验货、丈量、贴写、放关、押船等各色海关关员交纳各种辛苦费。统一到一块，就叫规费。这种费用更有弹性，让英商叫苦不迭。

让英商不满的还有，他们来到广州，只能与广东的外洋行（半官方的对外贸易机构，俗称十三行，简称“洋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也就是1686年。行商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富户担任，但是这些富户须向有关官吏大量行贿才能谋得行商执照。入行时还得由几家行商或者全体行商联合作保。行商最多时数目达到二十家，少时七八家，沿明之习，名曰十三行，实际上并无定数）做生意。其他天朝百姓无权与英人接触，这叫天朝特色的垄断吧。

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定直接对华通商，可是考虑到广州官吏的勒索，公司大班（SelectedCommitteeofSupercargoes）出面向粤海关提出诸多条件，重要的有：

一、英人有同任何人做不受限制的贸易的自由。

二、英人有任意雇用或解雇中国仆役的自由，以及对他们自己的英国仆人的管辖权。

三、有为他们的商馆和船舶购卖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自由。

四、粤海关部应该保护他们不受平民和官吏们的欺侮及勒索，因为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税和勒索。

五、废除“百分之四”（基于出售和购卖的价值）的货税征收，并且粤海关所作的一切要求或索求应和船钞同时提出并加以规定。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想得也太美了，答应了他们，海关监督还咋按规划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三大心愿先富起来？还有，英国人自由与中国人接触，中国不就被和平演变了吗？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大清政府都不会同意这些英国鬼子想出的鬼主意的。

1720年，外洋行的行商们联合起来，歃血为盟，成立公行组织。规定：凡属外洋进口货物，统一由公行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统一由公行划定价格代办，平均支配，不许竞争。在英商眼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垄断了，东印度公司大班极力抗议，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一年后公行制被总督废除。

1726年，清政府规定，各色辛苦费折一征收，洋船进口收规礼银一千一百二十五两九钱六分（但据英方资料记载，英国商船不论大小均需向粤海关交纳规礼银1950两），出口船收规礼银五百三十三两八钱。上述规礼银与船钞、货税一样均需解交户部。也就是说，私费充公了。这就使得粤海关官吏还得想办法经营“自留地”。为此，东印度公司大班多次抗议，抗议无效！

1754年，广州建立保商制度。因为按照行商最初的规约，一个行商顶多可以承销一只洋船的一半货物，其余的由其他行商分销。这样一来，公行制被废后，给广州当局的管理带来了问题：不但没人管理洋商的活动，还有碍于税收的通畅。于是，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建立保商制度。他的考虑是，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富商，让他们给洋商做保人，政府收税方便。从此，外国商人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需是十三行中的一家，洋商的税款，保商们要担保；洋商进出口货物价格，由保商们确定；洋商、洋船、船上水手的一切行为，从买一篮水果直到一件谋杀案，保商要负责。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于行商的勒索，这种保商制对于行商还是很划算的，发财挺容易的。而对于洋人来讲，则是大大的不乐意，他们想跟广州所有人做生意而不是被保商如此承包，同时各种名目的勒索只多不减，大班甚至扬言不再来广州做生意了，但这种吓唬对天朝并不起作用。一句话，你离了俺不能过，俺离了你，照样是天朝上国！

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躲开广州在其他口子扩大贸易，他们派遣大班喀利生（SamuelHarrison）和第一个英国汉语翻译洪仁辉（JanesFlint）等组成商团前往宁波和定海做生意。两处的地方官由于外商久不来浙，自家也收不到什么油水，所以对他们非常客气友善，由此英船来浙渐多。乾隆一听，想起前朝故事——宁波曾是倭寇最严重的地方，而且乾隆还有地域歧视，对宁波人民不看好，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高宗圣训》卷281）；对英国人民也不看好，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清高宗实录》卷550）。预防是对的，不对的是他的预防方法，因为他的预防不是增加天朝的抗疫力，而是尽量让天朝的臣民与“疫人”隔离。乾隆在地方大员的忽悠下，首先用的是经济手段，命令浙江增税一倍。没想到增税英人也不挺，继续有船前来，因为广州那边太黑了。乾隆一着急，干脆用政治手段，于1757年，规定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广州单口通商体制从此确立。

乾隆多的是政治头脑，缺的是经济头脑。英商前来中国购茶，江西、安徽的茶叶运到宁波最简便，就是再由宁波沿水路运到广州，也算简便。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不乐意，茶叶不经他们的手，他们没得钱赚，所以他们贿赂官方，使得茶叶出口，必得绕着弯子过广州，也就是十三行之手。具体是这样的行程：江西、安徽、福建的茶叶先到九江集中，再沿赣江南下到大瘐岭，用劳工挑过莫林关，再由南雄水运到广州。这么一来，费用要翻几翻。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费用当然要摊到英商身上了。英商急死了，十三行的行商们偷着乐死了。虽然这些行商还看不到这样折腾，可以增加中国运输苦力的就业面，但是他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却是能数得清的。

1759年，就在乾隆规定广州单口通商之后，东印度公司派遣公司的汉文翻译洪仁辉前去中国丝茶产区浙江，请求浙省当局允许英商在宁波贸易。浙江官吏当然不敢跟乾隆对着干，把洪驱逐出境。洪仁辉遂跑到天津，用中国特色的举报方式——贿赂上访，使得这封“国际举报信”递到了乾隆跟前，控告如下：

一、粤海关勒索陋规。

二、粤海关监督不准夷商禀见，使下情不能上达。

三、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不还。

四、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甚吃亏受累。

当然，控告的同时，没有忘记请清政府开放宁波的事儿。大清君臣震惊了，天朝哪有过夷人举报天朝官员的先例？天朝毕竟是天朝，震惊之余，命钦差前往广州办案，海关监督李永标说不知道有勒索陋规之事，可能是自己的家属及下属干的，天朝认为，家人勒索即等于主人勒索，将李撤职查办，家产充公，其家人及随员中被逮治罪的达73人。对于黎光华，查没其原籍财产，按股均匀摊还债主。而洪仁辉本人，被清政府定一个大清版的间谍罪——“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之罪，判三年有期徒刑，弄到澳门监狱了。洪三年的徒刑给英商换回的利益是：多项陋规被撤；“西洋船”不得再称“鬼子船”。当然每船1950两银子的规礼银及值百抽六的进口税得继续上交并固定下来。在这项国际官司中，清政府最恼的不是自己的官吏贪污，也不是夷人洪仁辉的国际举报，而是帮洪仁辉写状纸的天朝百姓。政府“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整出俩汉奸来：一个叫汪圣仪，一个叫刘亚匾。前者是个徽商，据说认识洪仁辉，“领其国大班银10380两”。也没说这银子是借的，还是领的工资，反正是汉奸了。但汉奸小腿儿灵活，闻风跑了。后者，刘亚匾，被逮处死了。明白了吧，借外国人的钱，拿外国人的工资，与外国人做买卖，帮助外国人举报，都叫汉奸。

1759年，洪仁辉国际举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感觉到单单广州一口通商还不足以防范外人，必需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两广总督李侍尧搞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批准后，立即公布执行。主要精神是对英夷进行双规：必需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与规定的中国行商做买卖。除此之外，还规定：广州居民不得装修房子图谋出租给英人；中国人不准借夷人银资；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为仆役；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代为送信传递消息等等。一句话，把夷人对天朝和平演变的危害性缩到最小程度。

鉴于广州窗口的半开半闭，鉴于大清政府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鉴于广州贸易制度的诸多不便，大英就想来个正式求亲，时间选在了1787年。

1787年，为了冲破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实现与大清真正的亲密接触，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卡斯卡尔特中校（LieutenantColonelCharlesCathcart）为大使率领英国政府使团前来中国。大使的薪金和使团所需费用均由东印度公司支付。政府给使团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

一、扩大对华贸易，消除贸易障碍。

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

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在训令中，英国政府表示了对广州贸易制度的不满与猜忌：“在这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中国人的团体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准公开进入中国法庭，中国拒绝公正地执行其法令，我们驻广州的大班全都处于一种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境地……这些灾难是由帝国政府既定政策所致呢？还是由于对我国势力的无端疑忌抑或只是由于一个遥远省份的政府的腐败与滥用职权所引起？”（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训令写得很棒，按英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国人矫情到床下多放一瓣玫瑰花都痛苦得睡不着觉，当然不适应天朝特色的生活方式了。所谓的“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天朝百姓们领教一百多年了，也没见啥烦言。现在，英国政府亲自出面，要帮自己的商人们增进幸福感了，但结果很不妙，卡斯卡尔特死在了来华途中。当然这对天朝来讲，可能就妙了。因为英国一来，就搞什么劳什子自由、平等、公开、透明，麻烦大了。问题是，大清躲过初一了，它能躲过十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