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度量社会的发展

为何西方主宰世界

大约250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没问题：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世纪理论家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欧洲终有一天要主宰世界。

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18世纪的如出一辙，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1]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2]

在18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人种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3]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4]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人种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13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5]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6]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18世纪，当时欧洲的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20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时段注定论还分支众多。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18世纪理论家的认识恰好是颠倒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7]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自然禀赋、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欧洲才获得了统治地位。[8]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对立双方很难就自己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了。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以达成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的情况，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特定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理论化程度不足的概括性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重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数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10]

《苦难的时代》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又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所著《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网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书，但自那时起，有些人明显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内容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11]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弹药”。他们需要这些“弹药”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自己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在创造出数学理论后，才会成熟。”[12]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进行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自己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四个参数。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能做出什么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