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本书集合了相隔七年所写成的两篇论述文章与一篇导言。对全书整体的结构与特点则可能需要几句话来加以解释说明。

作者于1938年在《社会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音乐中的拜物特征与聆听的退化”（“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该文的意旨在于展现出当今音乐在功能上的改变；还在于要证实，音乐现象本身所发生的内在变化是由于音乐被纳入了商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同时也在于指出，在已然标准化的社会里，某些人类学方面的特定转变是如何延伸到音乐聆听的结构中的。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时，作者就已经计划将作曲行为本身的状况包含进辩证的阐述中去，因为从来都是作曲的状况决定音乐的状况的。对作者而言，即使在音乐这种看似是衍生出来的（abgeleiteten）领域之中，社会整体的力量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必须诚实地说，自己曾经接受过有关训练的这门艺术，就算在其纯粹、毫不妥协的形式中，也不能够免于那无处不在的物化过程，事实恰恰相反，音乐在力图捍卫自己品格的过程中，从自身产生出的特征正好与它所反抗的特征具有相同的实质。所以，作者力图认清这种客观存在的二律背反（Antinomien）——艺术就存在于这种矛盾之内：它真正地忠实于自身的诉求而不考虑后果，但却必然会被卷入与自身异质的现实之中；而若是想要解决这种二律背反，除了排开一切幻象，寻根究底之外，别无他法。

作者有关勋伯格的论述文章便是源自于上述的这些观点，而该文直至1940至1941年才开始写作，当时并未出版，除了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中极为狭小的圈子之外，总共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到。今天该文以原初的形式出现，仅仅做了少量补充，这些补充全部都是关于勋伯格的晚期作品的。

然而，当作者在战后决定以德文发表这部作品时，他认为还有必要在有关勋伯格的部分加入一个有关斯特拉文斯基的部分。如果本书真的要将新音乐作为整体来进行讨论并且言之有物的话，那么，即使是在做出总体性论述和分类性论述时，也都必然会与对特定流派进行阐释时所采用的方法相对立。尽管只有阐释特定的流派才能公平地对待音乐素材在当代所拥有的各种客观的可能性，才能够毫不让步地直面其中的困难，但是，本书必须超越对某个特定流派的阐释。斯特拉文斯基所采用的程序与勋伯格截然相反，这种程序要求获得阐释，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公众声望与其作曲水平（Niveaus）——因为“水平”这个概念并不能用教条预先设定，而是与“品位”（Geschmack）一样，总是要不断地经受讨论——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阻止那种最省事的做法：也就是认为如果音乐不断前进的过程必将引向二律背反，那么还可以寄希望于重塑过去，寄希望于自觉地弃绝音乐的自有逻辑。对“进步”（Fortschritt）唯一有效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在统御一切的压迫下，必须指出压迫中的反动趋势（reaktionäres Moment），从而也就决不妥协地阻止了人们为了维持现状而对这种进步施加的任何歪曲滥用。比起已经被打上“毁灭性威胁”标识的事物来说，以正面形象重新出现的腐朽事物，从根本上说，是与时代的各种毁灭性趋势沆瀣一气的。自诩的秩序除了混乱的假面之外什么也不是。所以，如果说本书阐释激进的勋伯格——他所受到的是自我表达的感召——就概念上来说是在音乐客观性的层面上进行的；那么阐释反心理表达的斯特拉文斯基，则提出了“受到伤害的主体”这个问题——他的作品是为这种受到损伤的主体而量身定制的——因此，这个阐释过程中同样也包含有一种辩证性的主题。

作者并不想掩饰在自己力图做出的阐释中包含着将会挑起争论的特征。在欧洲发生的一切灾难1之后，在其后的事件继续产生着威胁之时，把时间与心力耗费在解析现代作曲技法这些深奥的问题上，一定会显得玩世不恭。此外，文中这些永无止息的艺术争论虽然往往显得好像与现实直接相关，然而这个现实却对这些争论毫不关心。但是，对于仍然被其熟悉外表掩盖起来的现状，也许剑走偏锋的开端能够帮我们认识它，并且，只有在公众普遍认为它发生了偏移之后才会发出大声的抗议。这还仅仅是音乐；就连对位法的问题都在见证着无法调和的冲突，这样一个世界到底是怎样被整个造出来的啊！即使在一个现实需求不能再触碰到人们的地方，在一个人们面对可怕的标准所带来的压力时本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庇护的领域里，都反映出今日生活的战栗与僵化，而这个领域也只是通过拒绝人们的期盼来实现自己的承诺，那么这生活从根本上就是多么地混乱！

导言为本书的两个主要部分给出了共同的基本考虑。尽管本书强调整体的统一，但是，新旧两部分之间的差别——尤其是语言上的差别——并没有被抹去。

在这两部分写作之间相隔的时间里，作者与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共同工作——至今已超过二十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诚然，只有作者本人为关于音乐的内容负责，但是某一种理论知识究竟属于谁，却是无法区分的。本书也可以被当作是对《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的详细补述。书中有内容见证了坚持的品格，也有内容见证了坚定的否认所包含的那种富于裨益的力量，这要感谢霍克海默在精神与人性上与我同心协力。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

194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