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四部著作的问世，共同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一般认为，《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每部分各9卷，每卷9篇，各为81篇，合计162篇。《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末期，是对众多医学流派理论和学术观点进行搜集、整理、汇编而成，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笔。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主要包括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病证、针灸和汤液治疗等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难经》是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中医经典著作，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托名秦越人所作，成书于东汉以前。全书共81难，采用问答形式，对《黄帝内经》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脉学、病理、针法等，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对经络、命门、三焦的论述，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阐发。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后经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出了其中的伤寒部分，称为《伤寒论》，宋代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整理后，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书。全书以六经辨证为主论治伤寒，以脏腑辨证为主论治杂病，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概括了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温、清、消（利）、补八法，理法方药齐备，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其具体成书年代说法不一，从其内容看当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全书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类252种，动物类67种，矿物类46种。根据药物功效与毒性大小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养命以应天，中品养性以应人，下品主治病以应地，这是中国药物学最早的药物分类方法。书中还概括地论述了四气五味、七情和合等药物学理论以及君臣佐使的制方理论，为中药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大大推动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迎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

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医学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提高，中医学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出现了大量的专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晋·王叔和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对中医脉诊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记载了包括浮、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倡“寸口脉法”，明确了三部脉位，即左寸主心与小肠、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及应用。晋·皇甫谧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叙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该书集魏晋以前针灸学理论之大成。隋·巢元方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和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该书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临床表现，注重各种疾病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了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并有“转相染易”的特点等。唐·孙思邈编撰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他在“大医精诚”等篇章中提出的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可谓开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2）宋金元时期

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医学发展迅速，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创新较多，开创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根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南宋陈言（字无择）进一步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简称《三因方》。该书将病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大类：外因为外感六淫，内因为七情内伤，而不内外因为饮食所伤、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此对病因的分类使中医病因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各有发明阐扬，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字守真，后人尊称为刘河间），创立河间学派。他倡导火热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治疗多用寒凉清热为主，被称为“寒凉派”，其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私淑刘完素的学术观点，提出“邪去正自安”，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为主，被称为“攻邪派”，其代表作为《儒门事亲》。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为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字洁古），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观点，善用温补脾胃之法，被后人称为“补土派”，其代表作为《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翁，后人尊称为朱丹溪），传河间之学，创“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被后人称为“滋阴派”，其代表作为《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深化发展和综合汇通阶段，既有对医学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整理，又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见，编撰了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

明代命门学说的兴起，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从各自角度深入探讨了“命门学说”，认为命门内寓真阴真阳，为全身阴阳之根本。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养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复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病是多种急性热病的统称，大部分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最主要的创新与突破。在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有《温疫论》，他创立“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著有《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他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薛雪（字生白）著有《湿热条辨》，对温病中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做了深入阐述，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吴瑭（字鞠通）著有《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体系，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另外，清·王清任（字勋臣）著有《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4）近代与现代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出现了大碰撞，由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不同，在长期论争过程中，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走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之路，如20世纪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中西医双方在学术上逐渐沟通，出现了中西汇通和中医学理论科学化的思潮，以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崛起，他们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可以殊途同归，主张汲取西医之长以发展中医，如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继而倡导以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