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秦国的试水

反观秦国，从秦昭王前期的樗里子之后，相权甚至兵权就已经长期开放给各国人才，很少有宗亲大臣能够执掌相权与兵权。秦王嬴政的弟弟成蟜获封长安君，封地也不过就是一个乡邑，最后还遭遇清洗。秦始皇称帝之后，更是连皇子都不封。皇子竟无任何可传袭的贵族爵位傍身。

西周虽然强势，但仅仅是用自治藩国的朝贡体系来维系统治，而非采用行政统一。秦国在本国范围内的集权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效，但在全民分治意识尚未完全瓦解之时，连在刚完成统一这么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秦国丞相都认为仍应在关东地区采取分封制度，可见大一统集权制度不仅不合关东地区的风俗意识，并非天下共识，而且也尚未达到秦国国内政治共识的高度。秦朝建立，实际上是第一次从制度层面自上而下地强力削平整个天下的等级身份，但用力过于迅速刚猛，没有像西汉那样有着足够的过渡时间以让舆论适应，没有选择渐进式地转变全民意识。

秦朝天子身为贵族，也没有经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去封建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型治理模式。秦朝甚至是第一个经历农民组建政权起义的朝代。当胡亥听说这样的组织也很有能量，已经威胁强大的秦朝时，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对这个农民政权的描述，还杀了情报人员，并逼迫众官员改口，称这是地方上闹土匪，而不是组建了政权的大规模反叛。

秦朝皇子们虽然尊贵，但他们在当时只拥有作为皇帝儿子的个人富贵，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土地和人口以及作为贵族标识的世袭权力。没有世卿世禄制的保障，先秦庶出小宗支脉的沦落是非常快的。秦朝皇子们不仅没有得到先秦那样名正言顺的贵族权力，甚至都不如清朝那些同样也没有土地但至少能够世袭的郡王、贝勒。秦朝与清朝可是差了两千年，即使清朝虚封京王也没有封地，但起码把皇族的宗族力量做大，撑起了皇室。秦朝却是完全不封，秦始皇诸公子连君侯都不是，更别说诸侯了。

古代不止贵族阶层，连底层庶民也极认同身份等级。在交通技术、传播技术尚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有本地的封君为当地人做主，对百姓而言意味着更接近管理者，民众诉求可以更便捷而直接地表达。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谁知道那个距离自己一千多里的皇帝会不会在乎自己这个小地方的利益呢？总体来说，时人的意识是拥护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这种认知来源不仅来自原生社会的分权自治传统，也源自周朝定下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宗法制度后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政治逻辑。

李斯作为支持中央集权路线的领军人物，其观点被秦始皇所接受与认可，不久后他又接任丞相之职，负责设计秦王朝新制度。这是一次改头换面的改革。

对于王绾等秦国内部的分封派来说，集权有范围，封建有程度，这是一个分寸问题。而对于秦始皇、李斯等改制派来说，集权与封建二者只能留其一，这是一个选择问题，且必须选择全天下范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王绾这次的主张是站在“请立诸子”的态度上，而且只提出对最远的地区实行封建。这既考虑了秦国的宗主利益，又考虑了通过封建诸侯解决对关东“地远”之国的控制难题。这是对立国体制的深刻考量，是站在秦国利益视角的争论，比较温和。因此，这次秦始皇做出采纳李斯大方案的决策后，并未对担任丞相的王绾有个人意见。这一次路线之争虽然主张不同，但没有演化为政治恶斗。

王绾之所以坚持提出这一点，应是考虑到当时施行全面的集权改革是有明显现实阻力的。李斯对关东地区的全盘集权化改革，不仅让关东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大地主失去了对封邑内土地与人口的治权，还剥夺了他们本可承袭的贵族身份。而广阔的关东地区并没有经历西部秦国那样百年间渐进式的制度适应过程，远离朝廷中枢的士人阶层甚至没有可依傍和接触的地方主君作为庇护者。

主导着关东乡里舆论的地方贵族，就算不求六国复辟，起码也期盼能有皇子就封，可以依附。没有可依附的人，只懂得封建逻辑的贵族们就会迷茫。政治壁垒打破之后，贩售纵横学，甚至是以游说为业的士人，没了游说对象，也会丢饭碗。他们有舆论影响力，肯定会对秦政权不利。这后来都是发生了的。

事实上，秦始皇的集权改革之所以专门放到六国全部兼并之后才定案，应有不愿在统一过程中触碰关东地方贵族与豪族利益、避免给前线战局和地方统战徒增不确定性的考虑。秦始皇遇到的难题非常多，而且不是史书上记载的对某个事情的决策权衡难题，而是一种他与之对抗的社会形势。

秦始皇的皇权之路很孤独。秦朝是唯一完全排斥分封，不立皇后、不立储君、不封皇子的朝代。秦始皇的一生，被祖父抛弃，被父亲抛弃，被祖母背叛，被亲弟背叛，被母亲背叛，被妻子背叛，甚至在扶苏苦劝他改变政策时，他愤怒地认为这也是儿子的背叛。过度防范亲人，抑制宗室，或许是源自他内心的一个无法逾越的痛苦体验与独特经历，那就是他对亲人、血缘和宗族的不信任感。

在前文《虚封制改革》一节中也提及，秦始皇不仅不封诸侯，连列侯都是虚封。即使如此，整个秦朝有记录的列侯也屈指可数。秦朝在历史上是最彻底的一次零分封，是从战国到两汉的宗室或功侯封邑制度中间的断裂期。从后来的历史趋势来看，零分封是有隐患的。

从周公创定宗法制下的嫡长子继承规则开始，少有哪朝不立太子的。唯二的特例，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清朝。可君主专制最鼎盛的清朝，前期沿用太子立储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后期皇帝独嗣或绝嗣不涉立储制度，中期也制定了秘密立储制度——那起码也是立储制度，只不过是不公开的。

至于秦朝，实际是从根本上废除了储君制度，同时废除了后制。没有嫡母，也相当于废除了嫡庶制。在造纸术与印刷术等传媒技术成熟，集权王朝出现科举这样稳定选拔官僚的制度渠道，形成士大夫阶层之前，外戚集团本该是皇权重要的支撑力量之一，秦朝却没有这层支撑。秦朝实则是阉割了周制中的宗法制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胡亥被赵高派去的阎乐逼杀时，胡亥想活命，说：“吾愿得一郡为王。”不被同意。又说：“愿为万户侯。”不被同意。胡亥甚至提出：“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黔首，也就是平民，还不被允许，最终只能自尽。这里可谓道出了秦始皇独有的秦制之悲凉。秦国没有王，也没有实封之侯。胡亥沿用了秦始皇的这项改革，排斥分封，最后轮到他自己失去皇权保护时，对分封也只能是求而不得了。

胡亥作为皇帝，知道自己的兄长们即诸公子都只是没有爵位的黔首身份。而且他还提到了，自己是有妻子的。胡亥二十岁继位，死的时候应是二十三岁，过了历代秦王加冠和娶妻的年龄，因此他有未被历史记录姓名的妻与子。但他的妻子同样没有被册封为皇后。胡亥临终短短一段话，几乎道出秦始皇针对王、侯、后，零贵族化改革的全部。

零分封、零册封，属于秦始皇改革的一部分，未免极端失当。至少，在秦始皇那个连铁器还没有普及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中间贵族作为统治阶层和庶民阶层间的这层润滑剂，秦朝所遭遇的历史报复已经够狠了。几千年来，在儒家道德视角下，人们惯于指摘秦始皇的个人偏好，却很容易忽略这些政策的作用。零分封，是被忽略的秦始皇众多改革中的一项。

当然，秦始皇的极端去贵族化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带给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强力的编户齐民措施开始点醒中国人，让中国人不再迷信和执着于贵贱是天生的。陈胜、吴广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平民起义的领袖，在秦末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紧跟着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有贵族背景，也被全民欣然接受的汉朝皇族。这恰恰是秦始皇自己的去贵族化改革所直接引发的权力意识下沉之结果。

秦朝的集权制度显然是超前的。不分封、不立嫡储，都是秦始皇设计的史无前例的大一统集权制度中重要的集权改革措施，二者与书同文、车同轨无异。只是这两项的改革结果与其他改革措施的成功相比，显然是失败的。对秦朝命运来说，这样的结果是恶性的，教训是惨痛的。当然，秦始皇的初衷之一，也是想避免外戚集团的出现。秦始皇排斥宗亲、排斥外戚、排斥有血缘关系之依附于皇权的集团出现，但又有什么比靠血缘纽带建立的人事集团更好的人事补进渠道、更可信任的群体呢？显然也没有。

这也是倒逼刘邦后来把分封列侯、诸侯，册立皇后、太子，将这些被秦始皇弃用的政策全部补齐的反面案例。刘邦采取郡国并行制，表面上看是恢复分封制度的历史倒退，但其成功过渡到汉武帝开创的再次大一统状态，恰恰说明这种保留分封制的过渡是必要的，是缓和的，是符合当时社会普遍观念的。何况封王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帝制时代结束，显然是有基于生产力条件的需求，是有历史必要性的。

西汉削去诸侯实权，是一个百年间渐进的过程。而且，汉武帝重塑大一统之后，并未抛弃封王制度。两汉一直通过封王制度强化皇族中央以及宗室对地方的影响与控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地方士族力量产生前，在地方开枝散叶的皇族抑制了豪强，加强了皇族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和舆论影响力。两汉每到末期，宗亲子弟都成为拱卫汉祚存续的中坚力量。比如两汉之交，无论是地方豪强型的南阳刘秀兄弟、河北刘林，还是绿林赤眉等农民军拥戴的刘玄、刘盆子，都是汉室宗亲。无论哪方胜利，大概率都会出现后汉。刘秀继位后，仍旧通过分封皇子来强化皇族中央。

封王制度直到明朝，还一度出现藩王掌兵的实封。而其他虚封朝代，京王们总能以王族之亲脉网络充实中央、屏卫皇族。虽然宗室壮大或会威胁皇权和皇帝本人，但若王族不存，皇帝的子弟连君侯都不是。宗室不兴，那威胁的是帝制时代以血脉作为延续基础的当朝政权，动辄政治秩序土崩，国家瓦解，天下大乱。封王制度，是整个家天下时代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交通传媒技术背景下，护佑统一政权稳定的正当且必须的条件。秦朝延续时间过短，加上汉朝建立后最终纠正了秦始皇零分封的改革措施，因此秦始皇的这一失败改革措施并未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