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镇上有许多匠人，泥匠、裱匠、木匠、画匠、油漆匠、铁匠、纸火匠等等。王明是个木匠，他总是戴顶蓝帽子，一年四季不离头，帽子上面泛着闪亮的头油。他脾气很好，不爱主动说话，谁与他搭话，都喜欢用是是是或者对对对来回答。他这种好脾气人们很喜欢，他的手艺也比镇上其他木匠确实好些。
春天王明给我家割家具时，那几根榆木已经在屋檐下堆了好几年。父亲说，这些木头干透了。王明说，是是是。父亲问，割一张床、一排靠墙的书柜、一个大门，够吗？王明说，对对对。父亲问，老明，为何和你说啥也是是是是，对对对？王明笑了，他把帽檐往下拉了拉，两撇八字胡一颤一颤，像狡猾的兔子。
王明开始在我家做工了，他带来电锯、电刨子、墨斗、尺子等一堆东西，却只有一个人。父亲问，老明，你手艺这么好，为啥不带个徒弟呢？王明点点头，张开嘴，把一根木头搬起来，斜着眼瞅了瞅，开始放线。电锯轰鸣，他说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刨花的清香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床要割成这样子。书柜……我把想象中的样子向王明描绘。王明不说话，在纸上认真画着。我的设想还没有说完，王明已经画出一架床和一排书柜的样子，上面清楚地标着各种部件的位置、尺寸和样子，比我想的周全漂亮多了。我说你设计得真好。王明往下拉了拉帽檐，笑了。
王明非常想要个男孩，可她老婆一连生了三个，都是女孩。第三个生下后，王明为了交超生罚款，花光积蓄还到处借钱。那几年，人们仿佛总是看见王明老婆在奶孩子。尤其是夏天，她坐在巷子口的石磨盘上，孩子一哭，就掀起衣襟，胸前明晃晃的。村里许多女人都这样做，但王明老婆的动作格外惹人注目。因为她长得漂亮。
但她性子慢，干什么都慢腾腾的，还不爱收拾家。人们说她家炕上、地上都堆着满满的东西，连个下脚处也没有。
王明来我们家干活儿来不及吃早饭，总是带着两个馒头和几块咸菜疙瘩。进了门，把那个大罐头瓶子灌满开水，开始吃馒头。母亲见他每天这样，叹息一声说，光漂亮顶啥用？
家里吃早饭时，母亲便在锅里留点菜和稀饭。王明一来，给他把那两个馒头热上。王明喝着稀饭，脸上冒出红晕来，说我们家的生活好。
王明在干活儿时基本不说话，中间休息、喝水，老拿根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有天我好奇，凑过去看了眼他画的东西，居然是鼓楼和木塔的样子。代州的鼓楼应县的塔，正定府的大菩萨。人们都这样说。可王明画它们干什么呢？我不由自主地问他。
王明说，有空我想去鼓楼和木塔上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是能搞到它们的图纸，把它们缩小了，做成工艺品，定能卖个好价钱。
王明的话让我大为惊讶，他脑子里居然有这样宏伟的梦想。我说，确实是个好主意。但心里嘀咕，怎样能搞到它们的图纸呢？它们可都是国家级文物。王明不知道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的铅笔在纸上用劲儿描着，鼓楼的柱子特别亮特别黑，铁做的一样。我给他杯子里续上水。王明说，不喝了，拉了下帽子，帽檐右侧经常手拉的那块地方磨破了，露出条条白色的纤维。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着狂热的光，盯到家具上时，光淡了下去，眼珠有点发黄。
中午了，王明还在干活儿。父亲说，老明，收工吧，该吃饭喽。王明答应着并不停歇。床架已经做好，他在做里面的床箱。
我们家开饭了。父亲过去喊王明，老明，在我们家一起吃吧。王明说，不了，一会儿回家吃。他拿起一块木板。
我们吃完饭，王明还在忙着。母亲洗完锅，父亲开始睡午觉，王明离开我们家。他耷拉着肩膀，帽檐低垂着，街上只有他一个人，走一步影子往后缩一下，像被迎头打了一棒的蛇。
有天四点钟了，王明还没有来。母亲要去河里洗衣服，王明不来不能走。等啊等，以为王明不来了，快五点时，他出现了。他见了母亲，脸上带着难为情的笑容，匆匆拉开了电锯。
七点钟时，家里的人都回来了，王明也在收拾他的东西。父亲递给他根烟问，老明，还得几天？快了，王明点点头，明天我早点来，今天下午他妈的老婆睡过去了，孩子没人带。王明的回答让人吃惊。但以后有几次，他都是这么晚才来。
王明干的活儿真是没说的。床、书架渐渐成了形状，和城里卖的那些南方人做的款式几乎一样。床坐上去稳稳的，纹丝不动。书架不光结实，还实用，我量了一下，可以放几千本书。
大门也做好之后，王明的活儿全部干完了。这些崭新而结实的家具亮堂堂的，散发着木头的清香，望着很舒服。最后一天，我们犒劳王明。
给他倒上酒，他坚持不喝，说喝上头晕，误事情。他不喝酒，但吃起饭来非常快，而且似乎不爱吃肉，总是夹着菜吃。父亲问，老明，不吃肉？王明说，也吃。那怎么不见你夹？今天买的肉是三黄毛家自己养的猪的，放心吃吧，不是饲料肉。王明夹起一块，放到嘴里，闭上眼睛慢慢咀嚼着，那样子认真极了。我们都放下筷子，望着他。王明吃饭居然也没有摘帽子，乌黑的头油使这顶帽子像钢盔样闪着光。王明嚼完这块肉，睁开眼睛。好吃，比平时的肉好吃多了，说着，他又夹起一块。父亲笑了，他说，你要是再喝点酒就更好了，酒肉是亲兄弟，不分家。王明摇摇头。王明吃完第二块，再没有接着吃。父亲见他不主动，拿起筷子来给他碗里连菜带肉拨了半碗。奇怪的是，王明只拣碗里的菜吃，一会儿就只剩下肉了。父亲问，老明，怎么又不吃肉了？王明的脸骤然红了。他抖抖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个装了饼干的塑料袋，把肉一块块夹进去。老大爱吃肉，他说。老明你怎么不早说？不嫌的话把这都拿上，父亲把盘里剩下的菜都倒进王明的塑料袋里。王明不住地说，是是是。
王明又去别人家干活儿了，他总是忙。偶尔我在路上碰到他，问，去看鼓楼了吗？木塔我压根儿就没问，那么远。王明的脸上总是泛着笑容回答，不忙了就去看，看不出有半丝遗憾或烦恼。
他老婆似乎喜欢把所有的活儿拿出来在巷子口干，在那么多人中间一眼就能瞧出她来。秋天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在巷子口装西红柿酱。大女儿拿着小刷子，仔细清洗着用过的输液瓶、罐头瓶，洗好的码在一边亮晶晶的。旁边盆子里是切好的西红柿。他老婆用勺子慢腾腾往里装，怀中的小孩不时用手拨一下，女人拍拍孩子，等她安静了接着装。二的过一会儿跑过来拍拍小的肩膀，拉拉她的手，或者在她脸蛋上亲一口。女人呵斥几声，并不真正生气。她脸上、脖子上溅上西红柿，也不擦，干了之后，脸上五抹六道，看起来有些妖娆。
父亲作为我们镇上最好的油漆裱刷匠，和王明一样活儿多得忙不过来。镇上供销社、工商所、税务所等单位的活儿都让他干，还有些外地人慕名来找他。一次，有人请父亲去二百里外的市里，给寺庙的罗汉像描金。父亲干完之后，带回一架剥玉米的机器。
我们村子里的地因为不好浇水，大部分人家种了玉米。到了中秋节，收割之后，每家院子里堆得都是金黄的玉米。放到冬天干透之后，人们也闲了下来，便开始剥玉米，纯粹用手。这是很烦人的活儿，种得多的人家得剥整整一冬天。记得上小学时，哪家人家的玉米多得剥不完，和学校的老师说一声，老师便带上学生去帮着剥。剥完之后，学校把玉米棒子带走，生火炉用。许多年过去，村里人还是种玉米，但学校不敢让学生出来剥玉米了，怕出安全问题。
父亲带回的这架机器，部件全是铁做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用起来很省劲儿，剥起玉米来还快。
父亲带回机器没几天，王明来到我们家。
他抱着一块花格子的毛巾被，走得满头大汗。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也不喝。他绕着已经油漆好的床和书柜转悠了半天。父亲说，老明，手艺不错，晚上喝酒吧！王明嘿嘿笑着，赶忙摆手。见他老是不说话，父亲急了，问道，老明，有啥需要帮忙的？王明说，没啥，没啥，依旧端详着那些家具。父亲与母亲窃窃私语了半天，父亲抬起头来问道，你是不是手头紧？王明涨红了脸，拼命摇头，终于嘴里蹦出话来，能借借你家的剥玉米机器吗？父亲一听，拍着王明的肩膀说，为啥不早说？我还怀疑你手头紧，想借点钱呢。王明说，怕你家里用。父亲说，玉米还没下来，用不着。再说，即使下来，也能借给你。
父亲把机器抱出来。王明眼睛放光了，他用袖子把机器擦了擦，轻轻摸着它，然后摇了摇手柄。机器里没放玉米，齿轮转动发出均匀的嗡嗡声。好东西！王明说。他把手中的毛巾被展开，小心地把机器放上去，抱回家去了。
大约过了十几天，王明来还机器，手里还拿着几只香瓜。他把香瓜放下时，露出贴着几块白胶布的手，有几处擦破的地方还没有处理，红肿着。父亲问，带瓜干什么？王明说，不值钱的东西，地里种的，尝尝鲜。你手怎么擦成那样？父亲问。王明把手往背后藏了藏。父亲给他倒了水，王明坐在炕沿上，使劲拉着帽檐，头快勾到裤裆里了。母亲做好饭的时候，他赶忙站起来，缩到门旁，像下了狠心似的，脸唰地红了。他问，王师傅，你那架机器多少钱买的？一百二。父亲回答。你也想买一架？王明的脸更红了，他说，我也做了一个，你看卖一百一怎样？啊！父亲吃惊地问，好使不？绝对好使，我试过了。那你也卖一百二吧，要不再贵点儿，这机器在咱们这儿是个稀罕货，谁也需要。不不不，就一百一吧。王明仿佛怕父亲再劝说他，急匆匆走了。
过了段时间，镇上传开王明卖剥玉米机器的消息，试过的人都说不错，许多人去王明家买。王明没那么多货，人们就把钱留下，先定上。
王明不干木匠活儿了，在家里整天做机器。他老婆也不到巷子口坐了，大概在家里帮忙。
王明做的机器，几乎和父亲买来的一模一样，只是他在手柄上包了块软布，握起来更加舒服。想起王明以前在纸上画的鼓楼和木塔，他真是手巧，如果有图纸，他一定能制作出缩微版来。
冬天到来的时候，镇上许多人家买了王明做的剥玉米的机器。机器又省力气又好用，一个玉米用不了一分钟就剥完了。又有更多的人去买他的机器。王明更加忙碌。
很少见王明了。有一次，我想做个根雕的底座，去找王明帮忙。一进他家院子，感觉出奇的荒凉。冬天了，干枯的茄子、辣椒苗子还没拔，西红柿架子也在，随着风吹发出呜呜的响声。地上、台阶上有几堆粪便，冻得硬邦邦的。还有些菜叶子，被冻在污水结的冰里面。进了门，浑浊的空气扑面而来，明显有尿骚味儿和煤烟味儿。一只小狗跑到我身边汪汪叫着，不断绊我的腿。靠近柜子的地方，摆着喂狗的盘子，里面有半块馒头和几块肥肉。地上停着辆黑乎乎的自行车，旁边还有辆快散架的童车。鞋、毛衣、衬衫、打底裤、丝袜、小孩作业本、衣服架子、几盆干死的花、一只里面泡着豆腐的铁桶、五颜六色的方便面袋和几只白色的塑料袋乱七八糟堆在地上。柜子上落满灰尘，同样有几件衣服，还有一个上面满是灰尘的神龛，里面供着观音菩萨。
王明看见我，从屋角一架小车床旁走过来。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木匠，我都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车床旁边摆放的都是铁器，铁架子、铁筒子、铁轴承、铁螺丝……
王明用手拉了拉帽子，冲里屋喊，给王老师倒杯水。里面有女声哎了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漂亮老婆的声音，很悦耳。王明脸上到处是乱蓬蓬的胡子，记得他以前只是嘴唇上留两撇胡子。他帮我搬凳子时伸出手来，黑乎乎的手上满是伤口，有的已经好住结了痂，有的刚弄破，缠着胶布。他的嘴唇上也泛着干裂子。
我说不坐。我不知道该说啥，让王明帮做底座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王明又吆喝了，水呢？快了，快了。他老婆的声音真好听。我有些窘迫，打量下屋里，忽然觉得不该是这样。王明注意到我的动作，脸上出现一丝尴尬，他说，孩子们小，忙得没时间收拾。我说，是是是，先把日子过好。我想买架机器，我忽然灵机一动说。王明皱皱眉头问，你家不是有吗？两架快些，我回答。对对对，王明说，你家要，不收钱，送你好了，不是你爸爸，我还做不出来。我连忙摆手，别，我家不着急，先给别人弄。我掏出一百元放到柜子上，马上告别。王明不要，我坚持放下。
出了王明家，路边有个卖柿子的。我把口袋里剩下的钱全掏出来，只有五块六，卖柿子的给了我三斤。我忽然想起王明老婆还没有把水倒出来。
那些有了机器的人家，冬闲下来后，早早就把玉米剥完了。正好赶上行情，卖得价钱不错。过春节时，他们院里没有了往年的拥挤，打扫得干干净净，年好像比以前更有了气氛。
我们镇上除了种玉米的多，还有种向日葵的。有些头脑精明的人把玉米、向日葵收下，卖往四川、山东、安徽等地，很是赚钱。还有些人跑到北边的大同、朔州、内蒙古收瓜子。可是他们买来的扇车不好用，慢，经常扇着就没劲儿了，有时干脆就自己停下来，而且扇得也不干净。他们发货时，因为这，价钱总是被打折扣。
有天一个叫孟三的货又被压价了，他找到王明问他能不能帮他弄个扇车。王明慢吞吞回答，能是能，但，他指着地上的一摊东西。孟三说，光做这个能挣几个钱？他数出五百元，放在柜子上说，这是定金，做好后付剩下的，半个月时间够不够？王明说，我试试。
半个月后，孟三开着汽车从王明家拉走一辆扇车。很多人跟着孟三去他收粮的地方看。插上电源，倒进几锹玉米去。扇车呼呼响着，把站在旁边的人吹得东倒西歪，几锹玉米眨眼间扇完了。王明捧起一把，递给孟三，玉米金黄灿烂，里面丝毫没有树叶、玉米壳子之类的杂物。孟三又打开开关，倒进更多的玉米。人们说笑着，看着扇车旋转。停下来之后，孟三蹲下去扒拉里面，半晌，他站起来，冲王明竖起大拇指，唰唰点了一千元。一千元，人们惊呆了。那时我当老师，一个月还挣不到三百元。
于是，王明除了做剥玉米的机器，又开始做扇车。
后来，他鼓捣出的东西越来越多，密封西红柿酱瓶子用的“紧盖器”，电视接收信号的“锅盖”，能收到《美国之音》的半导体收音机，掏厕所粪便的“抽粪机”……只要有材料和工具，王明几乎没有做不来的东西。
王明生活明显地阔绰起来。他老婆出来买菜时，手里有了肉。后来，居然买了辆红色的小木兰摩托，她骑着它买菜，车筐里放着鱼、肉和各种水果、时鲜蔬菜。他最小的女儿站在前面的踏板上，眼睛亮晶晶的。
有天，王明突然来到我家，问父亲认识“白种人”吗？父亲说，认识，有什么事？王明说，他去我家，说我偷税漏税。父亲的脸马上红了。
白种人是税务所刘达的绰号，三四年前调到我们镇上。他皮肤特别白，不长胡子，皮肤上连汗毛也没有。他老往女人堆里混，收税时，喜欢拍拍这个女人的肩膀，在那个屁股上拧一把，谁附和着赔上笑，他就免了谁这个月的，或者少收一些；谁要是翻脸了，他马上脸拉得像驴，扣住眼睛要。对待男人则是另外一副嘴脸，丁是丁卯是卯，还总爱学别人说话，尤其是那些结巴的，或者从山里搬下来口音重把“老天爷”说成“老钱爷”之类的，人家说一句他学一句。
他的家在县城，每周回去一次，平时单身住在税务所的宿舍。
税务所的房子以往都让父亲油漆粉刷。白种人来了之后，还是找父亲，但干完所里的，得把他家里的也捎带弄一遍。前几天油漆粉刷完税务所的房子后，晚上他请父亲喝酒。两人喝高了，他吹牛，父亲也吹牛。父亲说，我有个朋友是个木匠，可厉害了，什么东西也会做。白种人问，他会做什么？父亲说，剥玉米的机器、扇车……父亲数了一长串。父亲说，镇上人用的都是他做的。
父亲知道是因为自己说漏了嘴，他喃喃自语道，这个白种人！王明说，我也没开店铺，你能不能和他说说，让他照顾一下。父亲点点头说，没问题，我明天就去找他。然后他安抚王明道，大不了请他喝顿酒，别太当回事。王明点点头说，是是是，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改天请你喝酒。父亲忙摆摆手说，不用。王明告辞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门口。王明帽子耷拉着，走到门口停住，转过身来想说什么。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有再说话，消失在黑暗中。
父亲回到家里自言自语道，这个白种人！都怪我多嘴。他在地上转了几圈说，我现在就去找他。
大约过了半小时，门砰地开了，父亲还没进门就气愤地说，不是个东西，递不进人话。
父亲去了税务所，白种人正在看电视。父亲和他说起王明的事。白种人让父亲别多管闲事，他说偷税漏税是大事，当年刘晓庆因为这还坐了大牢。父亲说也没人知道，问能不能象征性地少缴点儿？白种人生气了，问父亲把他看成啥了，按规矩收税是为国聚财，再说王明涉案的金额不算少。他用了这些大词，激怒了父亲，也让他有些惊恐。
父亲在地上焦躁地转来转去，怎样和王明说呢？都怪我多嘴，我不该和白种人提王明的事，他不停地埋怨着自己。我说，这事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关键看白种人，别人不会无事生非。父亲忽然牙疼起来，疼得捂住腮帮子在地上乱蹦。吃了两颗止疼片，还疼。母亲打了颗鸡蛋，把蛋清搅匀糊在他脸上。他躺在床上，头不能动了，气得身子还在颤抖。
从那天开始，白种人开始在我们镇上调查。他在肉铺前、五金店前、小卖部前、粮店前、收粮的地方……凡是他能收税的地方挨门问，你买王明的剥玉米机器了吗，多少钱？你买王明的扇车了吗，多少钱？你买王明的……人们见了他躲得远远的，可是他像跳蚤往人们身上蹦。
王明又来到我们家，脸变成黑的了，人不知道骤然瘦下多少斤，戴了多少年的帽子终于戴不住，摘下来挂在屁股上，露出发红的头顶。他嘴唇哆嗦着问，王师傅，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出事……我孩子还小。父亲安慰他，不用怕，没事，大不了出点罚款。真是活见鬼了，以前谁专门找个人讨税？王明长叹口气，说是是是，眼睛湿润了。要不你主动找找他？父亲说。拿多少呢？王明问。父亲沉思半天，摇摇头说，你看着办吧，杀鸡得用宰牛刀，这是个大牲口。
此后，打听王明卖机器的消息渐渐听不到了。我们以为王明打点之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不久之后，白种人去了王明家。
正在捣铁皮的王明一见白种人，脸马上变成土色，赶紧给他递烟，指挥老婆倒水。可是家里没水，王明老婆赶紧接水，烧水。王明着急了，冲老婆发火，家里连水也没有？
没想到老婆还没还嘴，白种人说话了。不要冲女人发脾气嘛，他说着，帮王明老婆往灶火里传了把柴，仿佛不小心，蹭了王明老婆的脸一下。王明的嘴哆嗦着，没有再吭声，接着捣铁皮。
白种人喝了两杯水，还坐着不走。王明心里越来越慌，他没有注意铁皮已经很平很展了，还在继续捣着，一不小心锤子砸在中指上。往日很能忍的他捧着血淋淋的手指，出人意料地大喊起来，我的手！他还故意在白种人眼前晃了一下，然后撞开门说，我到诊所去。临出门时，他悄悄瞥了白种人一眼，希望他能说句同情安慰的话，或者跟着他出来。可是白种人地方也没挪，嘴也没动。王明最小的女儿吓得大哭起来。王明赶紧加快速度往诊所跑去。
把血糊糊的手指头包扎好之后，王明怕回去见白种人，在街上乱逛起来。他转了许多门市，什么也没买。电影院门口有人打台球，王明以前对这从来不感兴趣，现在却停下来，看了一局又一局。又在照相馆旁下棋的人们跟前停下，看了半天。人们很久没有看见王明这么闲，都问他。王明夸张地举起自己的手指头说，把手弄伤了！他在街上就这样一直闲荡着，尽管指头疼得要命，也不想回家。
王明转悠到孟三收粮的地方，天已经黑了，厂子里吊着大灯，孟三正在指挥工人扇粮食。王明走了进去。他问孟三，白种人收你的税吗？怎么不收，老流氓，可狠呢！你的事完了吗？孟三回答完之后问。王明的脸色马上变了，在黄色的灯光下有些瘆人。他说，今天到我家了。这个流氓！孟三说，以前他在城里的局里，还是个小头头，因为调戏客户，听说还对十几岁的小孩子动手动脚，被许多人告状，受了处分，才贬到咱们这儿的。王明顿时心慌起来，赶紧调头往家走。
进了院子，王明听见屋子里很安静，以为白种人走了，顿时轻松许多，马上忘了手上的疼，加快步伐，还有几件活儿没做呢。迈进屋子，最小的女儿正吃力地举起大锤子，下边蹲着他的二女儿。王明惊得马上扑过去，一把夺下孩子手中的铁锤，拍了她一巴掌。孩子哇地哭出声来，蹲着的二女儿吃惊地仰起头，她不知道刚才锤子可能落在她头上。王明老婆听见哭声从里屋跑出来。王明看见她脸涨得通红，平时松开的领口扣子系紧了，胸前鼓鼓的，像憋着许多气。
老婆抱住孩子哄的时候，白种人从里屋出来了，白色的脸像纸糊的一样没血色。他手里拿着几块糖，递给哭着的孩子，孩子手乱摆，不要。他递给旁边的二女儿，顺手刮了下她的鼻子说，真漂亮！王明像被蛇咬了一口，抱起二女儿往后退了几步。白种人挠挠手说，我也爱鼓捣些东西，一直找不下好师傅，以后拜你为师吧。王明赶紧拒绝。
白种人走了，孩子还在不停地哭，有些歇斯底里，女人怎样也哄不住。孩子尖锐的哭声像愤怒的人要把哨子吹破。王明闻到空气中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有东西腐烂了。
王明和妻子商量，咱们把妞妞送到私立学校读书去吧？老婆感觉莫名其妙，说道，疯了？妞妞才十二岁。十二岁咋了？古代的人十二岁都结婚了。你有钱！挣下钱还不是为了孩子们！我不，妞妞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白种人来了！
王明来找我，问认识不认识私立学校的老师，说想把妞妞送去读私立。那时只有家庭条件好又特别忙的人才送孩子上私立，王明的想法我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给几个在私立学校工作的同学打了电话，问明情况后告诉王明。王明说，看来私立管理严格，老师们也不错。我说，就是费钱，孩子还不在身边。王明说，是是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妞妞为什么没有去私立，白种人却走到哪里都说王明是他师傅，而且到处给王明揽活儿。他甚至还来到我家里，对父亲说，你家弄个锅吧，能多收几个台。父亲冷着脸嗯了几下。白种人走后，母亲担心地说，他会不会给你使绊子？父亲呸一口说，尿他！顶多以后不揽税务所的活儿，也省得给他家白干。
白种人开始每天去王明家。
然而人们去王明家买东西，发现一向好脾气的王明变得很冷淡。有次，人们看见王明和白种人吵嘴。他不让白种人再给他招揽活儿了，白种人不答应，涎着脸解释。
有天，突然听说王明把手轧断了。我和父亲去探望。王明一只手缠着纱布，挎在脖子上，另一只手在拔院子里的草。看见我们，他脸上居然现出微笑，一点儿不像个刚轧断手的人。
父亲问，老明，你的手？王明有些轻松地说，搞掉个指头。他这种样子很稀罕，说的时候好像在说别人。这时他的老婆出来补充说，把一个手指头切掉了。王明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但坚定地说，以后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还是咱的老本行好。不做这能行？她老婆皱起眉头问。咋不行呢？王明有些生气。他老婆好像有些理亏，没有回嘴。
白种人不在。
王明用一只手给我们沏茶，他家里居然有热水了！
王明养伤，闲了下来。认识王明这么多年，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悠闲过。路过巷子口，经常看见他用那只好手端着大罐头瓶子装的茶水，开心地听着人们说什么。他的老婆坐在旁边，手中拿着一团毛线织来织去，好像心不在焉。孩子们在她身边乱跑。
入伏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王明喝了酒，抱着架剥玉米机器来到我家，要送给父亲。父亲问，老明，你喝高了？没没没，王明回答。我有些诧异，王明以前总说是是是和对对对，而且他从来不喝酒。
父亲不要他的机器，说家里已经有两架了。王明坚持要送，说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架，以后孙子才再做这玩意儿。父亲继续推辞。王明慢吞吞地说，其实这次来，还想求你个事。父亲回答，直接说就行了，还拿这个！王明说，我再也不做这些东西了，人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好。父亲问，你的手好了？王明举起来晃了晃，左手剩下四个半指头。父亲叹口气说，不做也好。王明问，你知道谁家需要木匠吗？父亲说我想想，半天没吭声。我们这儿一入伏，许多活儿人们就不做了，因为天气潮，做的东西干不了，容易坏。王明看见父亲沉默，咽了口唾沫说，我也知道这时节人们不愿意做了，也是想碰碰运气，要不过了伏再说吧。父亲看了看我说，要不你帮我家做个博古架，那东西看着挺有意思。
王明走了。那天晚上，气温很高，不知道什么昆虫“紧紧紧”地一声接一声鸣叫。
第二天，王明带着他的电锯、墨斗、尺子等工具来了。我把收藏的根雕、奇石拿出来让王明看。王明嘴啧啧响着，尤其是对那些根雕，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说没想到木头疙瘩能弄这么漂亮。我打开本根雕的书，让他看。王明边翻边点头，一本书，翻了半个多小时。合上书，他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芒。他问，这些树根从哪儿来的？我说，有山上挖的枯树根，有河床里捡的，也有买下的。王明说，咱们这边山里有麻梨、黄荆、白桦、柏树等等，崖柏就是长在悬崖上的柏树吧？我想给他解释，崖柏有两种，通常指长在悬崖上的侧柏，另一种特指重庆大巴山上的那种濒危物种，但我没有说，而是点了点头。
收工后，王明告诉我他去看过鼓楼了，但没有搞到它的图纸，做了个东西，不精致，没法儿给人看。我安慰他。他说想借我的书看看。
做完博古架，入伏了，天气又潮又热，坐着不动，也汗出如浆。许多匠人们闲下来休息，王明却进山了。
晚上，人们热得屋子里待不住，围着路灯打扑克。王明回来了，背着个大树疙瘩。有人问，老明，你带的啥？麻梨疙瘩。王明回了屋子没有出来，过一会儿，他老婆也回去了。
从那天开始，王明就在自家大门洞里打磨这个木头疙瘩。
人们去他家里买东西，王明一律回答，不做了。
白种人来过一次，王明堵在门洞里不让他进去。白种人说，师傅，我给你揽下些好活儿。王明用刻刀仔细地剔木头缝里的树皮，头也不抬。白种人不走，打量着那块木头疙瘩问，师傅你要做啥？王明拉过磨石，磨起刻刀来。磨了半晌，把闪着寒光的刻刀举到脸前剔起指缝里的污垢来，剔到断了的那根手指时，他冷冷地问，这也收税？白种人打着哈哈说，师傅开玩笑。王明说，我要做根雕，你跟着我学吗？白种人打了半个哈哈，拍拍屁股走了。
整个伏天，王明都在门洞里打磨这块木头。他的老婆和女儿待在屋里不知道干什么，这么热的天。
有天王明来到我家，他的根雕做好了，让我过去看看。
它隐隐约约像只虎，有头、四肢和尾巴，尤其是那黄褐色的火焰纹，像极了皮毛，还有一团一团的疤瘤，使它增添了几分威武。
我说，真不错！王明搓搓手说，第一次做。
伏天过去之后，王明开始干老本行了。他收了个徒弟，是他老婆的侄儿。他的营生很快多起来，两个人做也很忙。
王明收工之后，喜欢到河滩、野地里瞎转，偶尔也去趟山上，收集各种各样的树根。渐渐地他家的根雕多起来，它们摆在落满灰尘的家具和乱七八糟的衣服、杂物中间，给人异常醒目的感觉。有次有个收古董的去了他家里，买走两件。剩下的王明经常擦抹，而且继续做着。他家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他老婆偶尔嘀咕几句，埋怨这东西不能换饭吃，王明抬起头盯她，她便不说了。
王明家的生活渐渐回复到前几年的那种水平，他老婆出来买菜，不骑木兰了，说费油。他也再不提送妞妞去私立学校的事情了。我帮忙打听喜欢根雕的朋友，可实在是少。
有一天，忽然有人说白种人喝多酒，晚上掉进了村子东边的河里。我的第一反应是王明又可以做以前那些稀罕的玩意儿了。父亲也说，王明可以重新开始了。他把王明送我们的那架剥玉米机器找出来，给他送回去。王明送给我们后还没用过。
父亲从王明家回来，还抱着那架机器。他说，这头倔驴，根本不要，说再也不做以前那些东西了。我想起他家门口的那只麻梨疙瘩做的老虎，问父亲，他家大门洞里的那只老虎还在吗？父亲皱起眉头，想了想说，那个木头疙瘩啊，磨得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