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97年我翻译《外面的世界II》纯属偶然，随后我做关于杜拉斯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是出于懒惰，那么2006年组织翻译《解读杜拉斯》就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至少大家都这么认为），似乎它是我的义务，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