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从上海飞往悉尼的红眼航班，是临时接到的出差任务，我把澳大利亚看成了澳门所以爽快地答应下来，等发现之间差数千公里的路途已经来不及。匆忙收拾行李去机场，内心却依旧有些开心，因为想着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后来发现为澳门准备的衣服在季节倒错的澳大利亚，厚度实在不够。
一个空位都没有的经济舱，吃了什么飞机餐已经不记得，不是牛肉面就是鸡肉饭。航班飞进夜色中的时候，我努力把自己折叠进窄小的座椅，但脖子和腰总是不肯配合。迷迷糊糊间熬到深夜，觉得自己是被扔在舞台角落的提线木偶。
这时前排有个孩子哭闹起来。大人安抚哄骗的声音渐渐弱下去，孩子的哭闹变成了号哭。机舱的灯光已经调暗，我能感觉到逼仄的空间里大家疲惫的忍耐，几乎可以听见上百个腰酸背痛的成年人在对一个幼儿许愿：不哭了，很快就要到了。
舷窗外一片漆黑。很快就要到了，一定是句谎言，所以许愿无效。漫漫长夜中，耳膜的存在特别明显，因为它们还在因为机舱的气压而隐隐作痛。
孩子依旧大哭。
我把毫无作用的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把缠在头上的毯子解下，摇摇晃晃循着哭声走到前舱去。小男孩原本是和妈妈一起坐在第一排，此刻他正躺在地板上蹬着腿哭。我走到他身边才发现自己什么玩具都没有，只能把空手伸了过去。小男孩停止了哭泣，从地上爬起来，狐疑地握住了我的手。他刚会走路，被毯子绊倒，又速速爬起来，撩起上衣拍拍自己的肚腩表示没事，一点都不痛。
妈妈早已经精疲力竭，给了我一个无奈的笑。
我和小男孩在机舱幽暗的光线里玩起了无聊的游戏，拍手，捉迷藏，折餐巾纸，交换捡到的塑料饮水杯，看杯底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玩了半个多小时，他终于累了，爬回座椅上，靠着妈妈闭上眼睛打起盹来。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重新塞好耳塞，缠好毯子，重新回到下班提线木偶的状态。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靠哭泣得到陪伴或者快乐。
我们学会了快速擦干眼泪，这样才能看清万事万物上的价格标签。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和生活做的交换，和那些在太平洋上空的黑暗中滚来滚去的空塑料杯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
几年后去伦敦出差。飞过去，住一晚，工作一天，再搭乘第二天早上的航班飞回上海。整个西伯利亚都盖在皑皑白雪下，曼德尔施塔姆在何处写他最后的信？
飞机降落在午后的伦敦，都是熟悉的套路，拿完行李后走无申报通道，在出口左边的超市买两盒水果，带回酒店，搭配客房服务送来的比萨。用现金结账，这样就有足够的硬币给小费。买好水果，在形形色色的牌子中找到写着自己名字的那块，微笑点头，司机了然地接过行李箱，转身朝停车场走。
这次住的酒店在金融城附近的舰队街，留学的时候不太愿意来的街区。路过西敏寺想像读书时候那样对一下表，发现大本钟被脚手架和白色塑料膜裹得严严实实。“要修四年。”司机告诉我。当时我觉得这是很漫长的时间。
忙完工作，一月的伦敦，下午四点三十分，天色早已经黑透。在酒店房间无事可做，到酒店附近的咖啡馆买咖啡，店员问我：Would you like it regular or large,they're the same price.（你要常规的还是大杯的？它们是一样的价格。）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复杂的问题了，犹豫一秒钟回答：I'll go for the large if so.（我要大杯。）如果有人给你两个选择，你又不知道如何决定，甚至不明白问题本身，我是会选后者的那种人。一个不彻底的人。但生活也不会为彻底的人颁奖。
隔壁的甜品铺门口，泰国来的一家四口，爸爸在给大家买冰激凌，Ben&Jerry，草莓味，巧克力味，香草味。冰激凌和咖啡，漂浮。我听见自己在自言自语。漂浮的感觉，不仅仅是时差的关系。
回到房间，我发现咖啡店的咖啡和房间里的免费咖啡是差不多的味道。新闻里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因为一包烟枪伤便利店的店员。巴拿马油船在东海起火燃烧。朝韩会谈。
生活被我们过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行李，睡衣外罩上大衣，连早饭都不吃就坐在酒店大堂等司机。上幼儿园时，也曾这么心急地等过家长来接。机舱依旧很满，空乘小姐问我要香槟还是气泡水或者果汁，我说我要冷牛奶。她疑惑，然后微笑，说：稍等。
在等牛奶的时候，我又想起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上那个半夜哭泣的孩子。现在他应该长大很多，或许也已经到知晓凡事不是靠哭泣就能解决的年纪。再过几年，他又会明白有些东西不需要哭泣也能得到。成长的好与坏，谁说得清楚呢？
总之是要先期待再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