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新志士的维新蓝图

概述：民族危机与民族觉醒时期的陕西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签订，割台湾、赔巨款的耻辱，震撼了中国朝野各种政治势力，中华民族危机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诚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蔡锷有同样的看法：“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

中华民族各种社会群体中首先觉醒的是知识分子群体。1895年4月，在京师参加应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名聚集一起，冒着触犯法律的生命危险，公车上书，反对屈辱的《马关条约》，要求废约、拒和、迁都、再战，实施变法。上书虽然没有交到光绪皇帝之手，却通过人们相互传抄印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公车上书”，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以群体力量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也成为维新运动兴起的标志。

民族觉醒中形成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各种活动，先后创立了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社会团体，联络人才；创办《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报刊，刊发文章，鼓吹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机，振聋发聩；康有为等维新派还持续不断地上书光绪皇帝，陈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维新变法的紧迫性，求得光绪皇帝支持。最终，不甘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不满意现状的帝党与维新派结合起来，从而促发了戊戌变法运动。

维新变法运动的核心地区在京津，在东南各省和两湖地区，地处西部的陕西虽然不在核心地区，然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冲击波不仅仅波及该区域，而且还涌现出维新思想大师级的人物——与康有为并称的“南康北刘”的刘古愚。刘古愚的维新思想根基于关学的经世致用而别有特色，不仅仅影响了陕西一代知识分子，而且还与康有为维新派遥相呼应，相互激荡，促进戊戌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外陕西籍的维新干将宋伯鲁、李岳瑞，不仅活跃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全过程，“上奏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为变法的进行做出特别的贡献，还在北京组织发起“关西学会”，联络陕西、山西维新志士，为维新运动造势。正因为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积极主动，表现突出，所以也成了顽固派的眼中钉。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时，不仅将其罢免，“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而且还被缉拿，被迫流亡海外。由此可见，维新运动时期的陕西，是涌现维新思想大家、维新运动健将的省份。陕西社会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变化，就是从戊戌维新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