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另一边”与“局中局”

在军事情报局里，有一个“局中局”，那就是特别情报分局。1915年，英国人为了取代“反间谍”这个词，发明了“特勤”这个术语。“由于前者带来的误解”，这一工作被完全等同于“间谍”和“阴谋”。这次变革则是为了摆脱“抓间谍”这一概念的有意尝试。

“秘密”的民事机构军情五处也被归入特别情报分局，与军情六处、军情七处、军情八处和军情九处并列。在思 韦茨编纂的历史中，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有效性和更广泛影响力提出的唯一主张，出现在关于军情八处的那一章中。

军情八处是特别情报分局负责侦听有线电报的分部。史料显示，军情八处曾在1914年8月展开大规模行动，截获了同盟国周边那些中立国家所有的有线电报。此举获得了大量准确的情报，不仅对海上封锁德国提供了帮助，还使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来监督和执行这种封锁。在战争期间，军情八处的有线电报窃听工作可以不受任何程序的约束，有关新闻审查的争议则被转移到其他的部门。直到1919年夏天，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反对“审查制度”，这场窃听行动才被终结。历史表明，“审查制度”属于用词不当，“审查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窃听。

特别情报分局并不是非常机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情报工作也告一段落。当时特别情报分局前主管乔治·科克里尔准将（Brigadier George Cockerill）(30)是保守党议员，在《泰晤士报》上对下属发表了告别演说。科克里尔在战时声称，保持缄默是正确的，但在1919年出现胜利曙光之后，就该进行庆祝。科克里尔告诉观众，早在战前五年，英国就有一个特别机构追踪和揭露了德国情报机构的许多行动。

他这些言论毫不掩饰地证明了特工处(31)的存在，而这一机构也确实是1909年在军事情报机构的鼓动下成立的。科克里尔了解案例史的重要性。他曾经有效地利用历史证明了“MO5(32)职责”——间谍和反间谍——作为军事情报团队一部分的重要性，从而在1909年推动了特工处的建立。

科克里尔吹嘘，特别情报分局的扩张“为海军情报局、军事情报局和战争贸易情报部（WTID）提供了价值连城的信息”。可以看出，他措辞谨慎且准确。狭义地看，特别情报分局从未搜集过军事情报，但它依然成了军事情报机构主要的合作者。在战争快结束时，军事情报局的员工达到6000人，其中5000人是“检查员”。科克里尔作为一个职业军事情报官，证明了英国军队很善于使用“全民皆兵”这种动员方式，使包括平民、志愿者和应征者在内的人力资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随后的几年里，军队被视为情报的消费者而非搜集者。因此，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情报机构”。不过，如果从搜集情报并且将其传递到别处进行分析和使用的角度来看，担任邮政检查工作的军情八处和军情九处无疑已成为“情报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工作完成得相当不错。正如科克里尔观察到的那样，“别处”指的是战争贸易情报部、完全从属于外交部的封锁部（Ministry of Blockade）(33)，后者这个1916年3月成立的民用情报分析中心，一直为外交部的利益服务。

封锁部在1920年编纂了自己的官方历史，确认到1916年秋，由军情八处、军情九处和战争贸易情报部提供的情报，切断了“敌人的金融交流渠道，并且分散和阻碍了敌人在战时的金融体系”。近期一项对封锁的研究结论称“封锁部的情报工作是当时最复杂、最广泛的情报分析活动，并且在技术、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和数据处理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尽管科克里尔为了“MO5的工作”，决定将特别情报分局提升到了合乎逻辑的一个新阶段，塑造了军事情报局的官方历史，同时他还说服了自己的主管威廉·思韦茨支持“特别情报局”，但他最终还是无法扭转一个安全机构最主要工作的传统——抓间谍。

在科克里尔努力宣传特别情报分局的同时，军情五处的领导人弗农·凯尔正决定将各个派系的政治家们都纳入合作范围，并向他们详细介绍战时那些“非特别机密”的信息。此时的军情五处只是一个很小的“民事”安全机构，其运营经费都得由科克里尔拨付。

凯尔这样说，是在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1914年8月5日，时任内政大臣的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告诉国会众议院“在刚过去的24小时内……至少有21名间谍或者间谍嫌疑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人的身份，当局早就知晓”。麦克纳称这样的逮捕完全是警方所为，而他陈述的第二部分也让议员们确信政府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织。

麦克纳揭露的这一秘密，确实是议员们喜闻乐见的。凯尔的竞争对手巴兹尔·汤姆森向媒体承认“陆军部负责反间谍工作的特别部门对德国人在战前的动向一清二楚，双方冲突刚爆发便有9—10名被锁定的间谍被捕入狱”。

长期以来，凯尔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即邀请包括首相在内的高级政治家由专人引导进行参观，借此为自己的组织及其相关活动累积文化资本。而且至少从1915年起，他就开始组织这类有导游陪同的旅行团。他还热衷于出版强调军情五处重要性的历史书籍——这些历史将由威廉·马克斯维尔爵士（Sir William Maxwell）撰写。此人是一名被借调到军情五处担任科室主管的军事情报官，以马克斯维尔这个名字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

但外交部以“C”的名义否决了这一出版要求。不过这样的挫折并未让凯尔停下脚步，他托人编纂了长篇累牍的、有关军情五处的内部历史，还与记者合作，要“把故事捅出去”。1920年2月，在凯尔的协助下，记者西德尼·菲尔斯蒂德（Sidney Felstead）在右翼报纸《晨报》（Morning Post）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军情五处在战争期间成功围剿德国间谍的功绩。这些文章在3月结集出版，取名为《困境中的德国间谍》（The German Spies at Bay）。此后，菲尔斯蒂德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笔耕不辍，于1930年结集出版了第二卷作品《施泰因豪尔》（Steinhauer）。施泰因豪尔是一名德国警官，他曾是战前德国间谍网络之一的负责人。

尽管军情五处的历史学家对军情五处行动的总体概述有相当程度的一致，但凯尔在1919—1920年展开的自我宣传至今仍有争议。后面几十年关于这个话题最激烈的争论，是军情五处曾雇佣学术历史学家来支持他们的“出身神话”。人们怀疑凯尔在允许历史学家查看档案之前，故意篡改了军情五处的内部文件，以确保其中的内容和1914年麦克肯纳宣扬的一致。激烈的批评者称“1914年的间谍神话完全是弗农·凯尔一手伪造的”。措辞柔和些的批评者则称军情五处——后来的特别情报处所宣称的德国特工数量是他们早先就商量好的，记录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数字，也没有对应的人名。但无论哪种批评都没有将“抓间谍”视为一项高强度的业务。即使这20余名嫌疑人有罪，也都是些小角色，没有成功取得任何有价值的陆军或海军情报。

人们普遍认为，凯尔的主要影响在于，就建立战时国家的法律框架向政治家提出了建议。当时作为军情五处业务之一的预防部门比后来的所谓“侦查部门，魅力男孩”(34)重要得多，地位却低很多。军情五处1918年6月的一份简报指出：预防部门处理大量的潜在嫌疑人，而侦查部门则处理个案的实际嫌疑人。这份简报的作者继续评论说：“从1916年2月至今，实际侦查工作中那些重要案例的相关历史材料还未被搜集整理。”而另一方面，预防部门的活动都已经被“充分记录”。

具有安全意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家们，早已经习惯了多年来媒体散布“敌人潜伏”这样的间谍恐慌。因此除非在制定法律和港口管控制度时遇到技术性问题，否则他们不会寻求军情五处的协助。根据军情五处的历史，该组织的最大成就，是帮助国家建立起行政安全体系，对成千上万入境的外国人进行管控。根据军情五处自身对在英国抓获间谍的统计——不是针对1914年那次饱受争议的间谍围捕行动，而是指整个战争期间，总共有23名间谍被定罪，157名嫌疑人被扣留。这些案例史塑造了情报史的最终面貌，军情五处最早在1917年，即预计战争即将结束时就开始由历史部“负责编写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秘密情报工作历史”。

1919年5月，在马克斯维尔撰写历史的方案被驳回后，凯尔任命斯温芬·杰维斯（Swynfen Jervis）开始负责编写史料。但这项工作在1921年4月停滞不前，杰维斯称自己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而他完成的部分中，也没有搜集侦查案例的相关材料，大部分工作集中在战前和1914年的案例整理上。自劳合·乔治当选首相到1916年末，这期间的资料更是鲜有涉及。预防和行政部门的信息倒是得到了完善的记录，而侦查部门的历史则七零八落。军情五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报历史学家杰克·柯里曾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材料，称之为“一盘散沙”。

军情五处的情报史和其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史面临着同样一种困扰：即缺乏对刚刚进行过的这场战争的分析。没有证据表明军情五处对“德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内容”有充分了解，不幸的是编纂详细历史的既定目的，就是将其作为培训材料的一部分。“人们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学到德国情报机构获取情报的方法，以及英国反间谍工作是如何进行防御的。”

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德国特工机构”！实际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新闻处（Nachrichtenabteilung of the Admiralstab der Marine）(35)自1901年起就负责对英国开展情报活动，在1911年启用警察古斯塔夫·施泰因豪尔（Gustav Steinhauer），为在情报工作上已卓有成效的海军武官和过去十年中进行的开源情报工作增加了几份特工报告。

对比利时的占领使德国陆军也登上了情报战的舞台。1914年11月，安特卫普战时情报站（Kriegsnachrichtenstelle Antwerp）(36)建立，同时建立的维瑟尔战时情报站（Kriegsnachrichtenstelle Wesel）于1915年初期被转到帝国海军部接受管辖。英国在战争初期的大部分活动都由维瑟尔情报站负责，该机构一名叫作希尔马·古斯塔夫·约翰内斯·迪克斯（Hilmar Gustav Johannes Dierks）的文职雇员，化名里夏德·桑德森（Richard Sanderson）执行任务，是英国重点关注的对象。1915年6月，荷兰逮捕了迪克斯，当时军情五处认为他是安特卫普站对英间谍工作的领导人，而这一错误在后来的历史资料中也没有得到修正。

和英国人一样，德国人对“特工”工作的依赖，主要在于通信监听和密码破译。1915年，德国陆军野战部队首次破译了英国的密码系统。1916年2月，德国陆军和海军在新明斯特（Neumünster）(37)联合组建了侦听和破译中心（Beobachtungs-und-Entziff erungs-Hauptstelle）。

不过，这两个情报机构执行的“特别行动”都颇为儿戏。如军情五处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他们在纽约的行动。1916年6月，黑汤姆岛（Black Tom Island）军火库发生爆炸(38)，冲击波撼动了整个曼哈顿。美国调查机构虽然认为爆炸是一次蓄意破坏而非安全事故，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可以肯定的是，1915年12月，德国陆军武官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和海军武官卡尔·博伊-埃德（Karl Boy-Ed）被指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双双遭到美国当局的驱逐。随后，冯·帕彭祸不单行，1917年又将自己和博伊-埃德的信件遗失在了巴勒斯坦。英国远征军总部发现这些信件后，将其转交至军情五处。信件内容后来被刊登在《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上。这一“大事件”让外界普遍怀疑德国陆军和海军的合作能力。帕彭和博伊-埃德在纽约有各自的情报网络，且存在着竞争关系。他们二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意义不大，德国情报机构早已经提前安插间谍开展破坏活动。

由于预防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预防破坏，因此破坏行动对军情五处的历史学家而言是个敏感话题。但这方面的报告材料极少，当时除了一些激进的左翼工会成员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德国阴谋活动的记载。

1915年英国军工厂曾一度发生破坏恐慌，军情五处由此饱受工作不力的指责。作为应对措施，英国军需部在1916年2月建立了自己的反破坏情报单位，并于1916年6月将其正式命名为国会军事助理部第2科（PMS2）(39)。劳合·乔治1916年从军火部卸任，前往唐宁街出任首相后，将PMS2管理权移交给了巴兹尔·汤姆森。该机构的功绩是发现了左派暗杀劳合·乔治的阴谋行动，策划者于1917年春被判阴谋谋杀罪。军情五处后来接管了PMS2的档案，并将其销毁。

德国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瓦尔特·尼古拉上校是军情五处了解“山的另一边”（other Side of the Hill）(40)的主要信息来源。1920年夏天，德国出版了尼古拉上校关于反颠覆的著作《德国特工》（The German Secret Service）。在编写历史的同时，一本基于尼古拉的经历而编写的有关德国“警察系统”的手册，也在1921年匆忙出版。在缺乏“准确信息”的情况下，这本书的作者“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对德国情报机构进行推测性描写”。不管怎样，对尼古拉的研究在发表之日起，即意味着这段历史已告一段落。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些著作对军情五处的历史编纂产生过影响。直到1924年，尼古拉对英国开展情报行动的细节内容才被公之于众，但错误的历史此前已经深入人心。

尼古拉本人其实被德国陆军情报界封杀已久，1927年，他被明确要求不得参与任何编纂工作。所以，他像是一名靠出版战争畅销书籍为生的极右翼政治活动家。如同詹姆斯·埃蒙德兹指出的那样，尼古拉只是一块叮当作响的破铜烂铁，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阴谋回音室里发出一点噪音罢了。

总的来说，军情五处其实很明白，自己接触的只是德国情报机构的一部分。抓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德国海军情报官，也只是揭示了一些德国的手段。

不过，其他机构在反间谍方面做出了比军情五处更多的贡献。1915年，特别情报分局的邮件审查员接管了当时MO5的大部分案子。被拦截的寄往中立国家的伪装邮件显示，德国已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1916年，德国察觉到这些网络已经被破坏，同时也意识到安特卫普的海军情报中心已被英国连根拔起，遂逐渐转移至瑞士开展反英行动。这一变化导致1916年起，大部分反间谍活动都由军情一处c科独立承担。而正是军情一处c科和英国海军情报局发现了德国在纽约拥有向安特卫普汇报的“庞大而危险”的海军情报网络。

军情五处的历史因此变得稀里糊涂：唯一准确的数字是联合王国所拘捕的间谍数量。

尽管一路坎坷，军情五处的情报史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经验，尤其是弗农·凯尔那位兢兢业业的副手埃里克·霍尔特-威尔逊（Eric Holt-Wilson）做出了巨大贡献。军情五处从各个部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总结出了两大条重要经验，以保证在血雨腥风中屹立不倒。

第一，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反间谍组织。在英国，这个组织非军情五处莫属，并且还要为其取一个如“国防安全情报局”这类恰当的名称。因为军情五处最惧怕的敌人便是军事情报部门。1917年春天，凯尔罹患哮喘，军事情报部门便提出，自己的资源也能胜任预防部门的工作——而侦探部本就没有太多事情可做。军事情报机构不需要民事机构来鸠占鹊巢，可以将其请出门外。“这一举措将反间谍工作全部纳入陆军部管理，永远切断了海军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是不可挽回的错误”。这段历史这样总结道：“毋庸置疑，如果再发生战争，其他机构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因此有必要防患未然。”

第二，虽然听起来令人有点不快，但“C”才是实际侦探工作的执行方。从191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所有的间谍活动都是“根据海外情报机构传回的信息开展侦查工作的，并且该部门的工作逐渐成为军情五处G科（侦查部门）的最重要工作”。

在其他人眼里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巴兹尔·汤姆森在1919年初通过竞选成为情报局的主管时，就吹嘘自己在海外有多个情报网络。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有效开展反间谍工作的方式。

汤姆森似乎认为自己能稳坐（内务部）情报局主管这把交椅，遂立即开始拓展海外的情报工作。但这一举措导致了他的迅速下台。从1921年春开始，高级公务员们就开始策划对汤姆森的钳制。1921年10月，汤姆森遭到越权指控，被迫辞去政府职位。凯尔的作风更为老练，不会直接挑战“C”的权威。他虽然也在海外布局情报业务，但并不高调提出任何主张。事实证明他的谨慎是高明的生存策略，但大家也心知肚明，生存即等于无权。军情五处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正式授权开展海外情报工作才得以打破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