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下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楼梯平台中间绊着一只死老鼠，他当即一脚踢开，也并没在意就下楼去了。可是到了街上，他忽然想到那只死老鼠不该死在那地方，于是返回，要告知门房。面对米歇尔老先生的反应，里厄大夫就更加明确地感到他的发现异乎寻常。乍一碰到这只死鼠，他只觉得有些蹊跷，而门房却把这视为一种诬蔑。门房绝不容忍，断言这楼里绝没有老鼠。里厄大夫则向他保证说，二楼的楼道上就有一只，大概死了，可是白费唇舌，米歇尔先生还是坚信不疑这楼里没有老鼠，而这只老鼠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米歇尔先生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要摸出钥匙来，才好上楼回家。他忽然发现一只大老鼠从楼道的幽暗深处溜出来，身子摇摇晃晃，皮毛全湿了。老鼠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随即跑向大夫，又停下来，原地打了个转儿，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地，从半张的嘴里咯出血来。大夫瞧了它半晌，上楼回家了。
他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念念不忘咯出的血。他妻子病了有一年了，准备次日动身去一家山区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嘱托，躺在他们的卧室里。旅途劳顿，她要养足精神。她笑脸相迎，说道：“我感觉很好。”
大夫端详着在床头灯下转向他的脸庞。妻子三十岁了，尽管一副病容，可是在里厄看来，这张脸始终保持着青春，也许是这嫣然一笑驱走了其余的一切。
“能睡就多睡会儿，”里厄说道，“护士明天十一点来，我送你去车站，赶十二点的火车。”
他亲了亲妻子微微潮湿的额头。妻子微笑着目送他走了出去。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钟大夫出门，被门房拦住了。门房指责有人搞恶作剧，又把三只死鼠撂在楼道中间。老鼠浑身是血，是用大号老鼠夹子捕杀的。门房拎着死鼠的爪子，在门口守了好一会儿，想用冷嘲热讽来激那些坏蛋现出原形。然而一无所获。
“哼！那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道，“早晚会让我给逮住。”
里厄大为不解，决定去城边街区巡诊，那里住着他的最穷困的患者。这些街区清理垃圾要晚得多，他的汽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车身几乎擦着撂在人行道边上的垃圾箱。大夫数了一下自己驶过的一条街上，共有十二只老鼠，扔在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片中间。
大夫巡视的第一个患者正躺在床上，他的房屋临街，既是卧室又当餐厅。患者是个西班牙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小锅。大夫进来时，这位老哮喘病患者正半坐在床上，他见大夫进来，身子便往后一仰，想调一调高低不平的急促喘息。他的妻子拿来一个小盆。
“嗨！大夫，”患者在打针时说道，“它们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吧？”
“是啊，”他妻子也说道，“邻居捡到三只。”
老人搓着手。
“它们跑出来了，所有垃圾箱里都看得见，是饿的！”
随后，里厄无须费力就观察到，全街区的邻居都在议论老鼠。他诊断完便回家了。
“有您一封电报，送楼上了。”米歇尔先生说道。
大夫问他是否又见到了老鼠。
“哎！没有，”门房回答道，“要知道，我的眼睛盯着呢。那些蠢猪没那个胆子了。”
电报告知里厄，他母亲于次日早上到达。在儿媳去疗养期间，老太太来料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走进家门，见女看护已经到了，又见妻子穿好了套裙，略施了脂粉，正站在那里。里厄冲她笑了笑。
“好哇，”他说道，“很好。”
过了片刻，到了火车站，里厄把妻子安排在卧铺车厢里。他妻子瞧着车厢：“这对咱们来说太贵了，是吧？”
“有这个必要。”里厄回答。
“听说闹老鼠，是怎么回事儿？”
“我也不知道，怪得很，不过事情总会过去的。”
接着，他说得很快，请求妻子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可是对她太粗心了。他妻子连连摇头，似乎向他表示快别说了。他还是补充了一句：“等你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咱们从头再来。”
“对，”妻子两眼放光附和道，“咱们从头再来。”
过了一会儿，妻子转过身去，背朝他张望窗外。月台上，人们都匆匆忙忙，不顾避让而相撞。火车头蒸汽的嘘嘘声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他呼唤妻子的名字，等她转过身来，便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啊。”里厄轻声劝道。
妻子眼泪汪汪，重又浮现笑容，只是还有点僵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你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里厄紧紧拥抱妻子，继而回到站台，隔着车窗的玻璃，现在只能看见妻子的笑容了。
“千万照顾好自己啊。”里厄说道。
可是，妻子听不见他说话了。
在站台的出口处附近，里厄遇见了奥通先生——手拉着小儿子的预审法官。大夫问他是否要动身去旅行。奥通先生身材瘦长，穿一套礼服，五分像从前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五分像殡仪馆的人。他声调亲热，回答简短：“我来接奥通太太，她去看望我的家人回来了。”
火车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道。
里厄朝火车启动的方向望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出站口，他应了一句：“是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的情况他记得最清楚的，也只是一名列车员经过，腋下夹着一箱死鼠。
当天下午，开始门诊时，里厄接待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是记者，上午就来过诊所。年轻人名叫雷蒙·朗贝尔，矮个头儿，肩膀宽阔，一副果敢的神情，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他穿一身运动装，看样子生活挺富裕。他开门见山，表明他为巴黎一家大报馆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想了解他们的卫生情况。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状况不佳，但是深入谈之前，他想了解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
“那当然了。”记者答道。
“我是想说，你能百分之百进行谴责吗？”
“百分之百？不行，这得实话实说。不过，照我的估计，这样的谴责也不会有什么根据。”
里厄心平气和，说这样的谴责确实没什么根据，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文章能否做到毫无保留。
“我是只接受毫无保留的见证的。因此，我也不会用我的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这是圣茹斯特[1]的语言。”记者微笑道。
里厄也不提高嗓门儿，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认为这是一个厌世的人所用的语言，不过，这个人与其同胞也有同好，自身也决意拒绝不公正和退让。朗贝尔耸了耸肩膀，注视着大夫。
“我觉得理解了您的意思。”他站起身最后说道。
大夫送他到门口：“我感谢您能这样对待事物。”
朗贝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好吧，”他说道，“我理解。请原谅，打扰您了。”
大夫同他握手，并且对他说，现在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以此为题写一篇报道，也许会相当吸引人。
“哦！”朗贝尔欢叫了一声，“这事儿我有兴趣。”
十七点钟，大夫又出诊了，在楼梯上同一个男人打了个照面。此人比较年轻，侧影显得笨重，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里厄遇见过他几次，那是在这栋楼的顶层西班牙舞蹈演员的家中。此人名叫让·塔鲁，他正有滋有味抽着一支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老鼠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平静的目光，灰色的眼睛稍微多看了一下大夫，向他问好，还说老鼠都跑出来可是件怪事。
“对，”里厄答道，“不过，到头来就该让人恼火了。”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类似的现象，我们从未见过，仅此而已。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对，实在有意思。”
塔鲁伸手往后拢了拢头发，又瞥了一眼现在不再动弹的老鼠，然后冲里厄微微一笑。
“不过，大夫，不管怎么说，这是门房主管的事儿。”
说到门房，大夫正巧碰到米歇尔老头，背靠在楼梯口旁边的墙上，平常充血的脸上又添了不胜其烦的表情。
“不错，这我知道，”他回应向他表示有发现的里厄，“现在一见到就是两三只了。而且，在别的楼房里也是同样的情况。”
他那样子很沮丧，又愁容满面，还下意识地搓着脖颈儿。里厄问他身体可好。门房当然不能说情况不妙，眼下只是感到食欲不振。依他之见，这是精神作用。全是老鼠搅的，等它们死绝了，情况就会大大好转。
可是，又过了一天，四月十八日早晨，大夫去车站接母亲回来，看到米歇尔先生面容更加憔悴了。从地下室到阁楼，十来只老鼠死在楼梯上。邻近楼房的垃圾箱全丢满了死耗子。里厄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
“这种事儿不新鲜。”
老妇人身材矮小，满头银发，一双栗色眼睛十分温柔。
“见到你真高兴，”她说道，“老鼠绝破坏不了见面的喜悦。”
里厄点头称是。千真万确，跟母亲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总好像很容易解决了。
里厄还是给本城灭鼠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认识那位主任。他问主任是否听说，大批大批老鼠跑出洞来死去。梅西埃主任早就听说了，而且在他那与码头相距不远的办公室里，有人发现了五十多只老鼠。不过，他心里还在琢磨，事情是不是严重了。里厄也说不准，但是他认为灭鼠办公室应当采取措施。
“是啊，”梅西埃说道，“要有指令。你若是认为绝对有这个必要，那我可以请求指令。”
“怎么说也有这个必要。”里厄说道。
他的清洁女工刚才来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工厂里，也收集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总而言之，差不多这个时期，我们这些同胞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各家工厂和库房，着实清理出来数百只老鼠尸体。有时候，也不得不结果那些残喘时间太长的老鼠。然而，从城边街区一直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大夫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我们的同胞聚居的地方，等待清理的老鼠都堆在垃圾箱里，或者长串排在阴沟里。正是从这天起，晚报大量报道这件事，质问市政府打不打算行动，准备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以确保市民免遭这场令人憎恶的鼠害的侵扰。市政府毫无打算，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市议会倒是先开会讨论。指令下达给灭鼠办公室，每天清晨集中清理死鼠，清理完了，由办公室的两辆卡车将死鼠拉到垃圾焚化场焚烧。
不过，随后几天，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收到死鼠的数量与日俱增，每天清晨都要清理更多的死鼠。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出洞，死在外面。它们从储藏室、地下室、地窖和阴沟里爬出来，列成长队蹒跚前进，晃晃悠悠来到光亮的地方，在原地打转儿，然后死在人的面前。夜晚，无论在走廊还是小巷，都能清晰地听见它们垂死的轻微叫声。到了早晨，在城郊街区，只见死鼠堆在阴沟里，尖嘴巴还挂着血丝。有的泡得胀起来，开始腐烂，还有的躯体僵硬，胡须仍然翘着。在市区，走在楼道或者院子里，也能看到三五成堆的老鼠。甚至行政机构的大厅里，学校操场上，咖啡馆的露天座地面，有时也有零星的老鼠跑去死掉。我们的同胞在最热闹的地方发现死鼠，无不大惊失色。阅兵场、林荫大道、滨海林荫路也不时受到玷污。清晨清理了死鼠之后，整个白天又发现死鼠，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夜晚散步者走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人感觉踩到了刚死还有弹性的小动物尸体。就好像我们的楼房扎根的大地本身长了疖子，在体内积满了脓血，现在终于排放出来了。我们这座小城，原先多么平静，瞧一瞧就知道，它现在有多么惊愕，几天工夫就闹得天翻地覆，如同一个原本健康的人，黏稠的血液循环突然紊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了极点，就连朗斯多克情报所（搜集并发布各种题材的情报材料）也在免费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中宣布，仅在二十五日那天，就清理并焚化了六千两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赋予全城每天有目共睹的景象一个清晰的概念，遂加剧了居民的恐慌情绪。从前，大家只是抱怨一个颇令人厌恶的偶发事件，现在却发现，这种现象隐含着威胁性，可是其规模还无法确定，其根源也无从探究。唯独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依旧搓着双手，一再重复：“它们跑出来了，它们跑出来了……”显示出老年人的一种兴致勃勃。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朗斯多克情报所又宣告，大约清理出八千只老鼠，全城焦虑不安的气氛便达到了顶点。有人要求采取根本措施，有人指责市政当局，而在海边有房子的人，已经说起要在那里躲避一时。幸好第二天，情报所又宣布，死鼠现象突然消失，灭鼠办公室搜集死鼠的数量微不足道。全城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在楼前停了汽车，看到老门房从街道的另一端走过来，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双臂和双腿都叉开，走路特别吃力，活像一个牵线木偶。老人挽着一位神父的胳膊，大夫认识，那正是帕纳卢神父，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会长。见过几次面，在这座城市享有盛名，甚至在不关心宗教的人中间也受到敬重。里厄等待二人过来。米歇尔老头眼睛发亮，喘息都发出咝咝的声响。他感觉不舒服，原想出去走走，不料他的脖颈儿、腋下和腹股沟突然疼痛难忍，迫不得已回来，请帕纳卢神父搀扶一下。
“生成几个肿块，”米歇尔老头说，“我走路挺费劲儿。”
大夫从车门伸出手，用手指抚摸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根部，里面形成了一个类似木节的肿块。
“您回去躺下，量量体温，下午我去给您看看。”
老门房一走，里厄就问帕纳卢神父对这场鼠患的看法。
“唔！”神父答道，“恐怕是一场瘟疫。”他那双眼睛在圆眼镜后面笑吟吟的。
里厄吃完午饭，拿起疗养院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又看了一遍，忽听电话铃响了。是一位老主顾打来的，那人在市政府当职员，长期患有主动脉狭窄症，因家境贫寒，里厄免费为他治疗。
“是我，”那人说道，“你还记得我吧。不过，这次是为别人。您快点来一趟，我邻居家出事了。”
听电话里气喘吁吁的声音，里厄就联想到门房，就决定随后再去看看他。过了几分钟，里厄就到了城边街区菲代尔伯街，走进一幢矮楼，在阴凉而气味难闻的楼梯中间遇到了约瑟夫·格朗，即下楼来接他的那位职员。此人年约五旬，蓄留黄黄的小胡子，身材细高，有点驼背，双肩狭窄，四肢则又瘦又长。
“稍好些了，”他走到里厄跟前说道，“可是那会儿，我还以为他活不了啦。”
他擤了擤鼻涕。上到三楼，即最高一层，里厄看到左边的房门上用粉笔写着：“进来吧，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屋。绳子从吊灯垂了下来，正对着下面一张翻倒的椅子，桌子则推到角落里。不过，那根绳子空吊着。
“我及时把他解下来了。”格朗说道，尽管他使用的语言极其简单，却似乎总在斟字酌句，“当时也巧了，我刚好出门，就听见有响动。我一看见房门上写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是恶作剧呢。不过，他发出的呻吟声听着很怪，甚至可以说挺可怖的。”
他搔着脑袋：“看起来，这样自杀的方式一定很痛苦，我自然就进去了。”
他们推开房门，站在门口，面前是一间非常明亮但家具简陋的屋子。一个圆滚滚的矮个儿男子躺在铜床上，他呼吸很吃力，充血的眼睛注视着来人。大夫停下脚步，从那人喘息的间歇中，似乎听出垂死老鼠的咝咝叫声。然而，屋里各个角落没有一点动静。里厄朝床边走去。此人没有从多高的地方跌落，摔得也不重，脊椎支撑住了。当然，还有点窒息。有必要拍一张X光片。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是几天之内就能痊愈。
“谢谢了，大夫。”这人以窒息的声音说道。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了警察局，这位职员神态未免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道，“哦！没有，当时我想，最紧迫的……”
“当然了，”里厄截口说道，“那由我去办吧。”
可是这时，床上的病人躁动起来，抬起身子阻止，说他很好，没必要去报告。
“您冷静些，”里厄说道，“这算不上案件，请相信我，我必须去做个声明。”
“噢！”对方哀叹。
他随即身子往后一仰，开始饮泣。这工夫，格朗一直摩挲着胡子，这时走到床前，劝道：“好了，科塔尔先生。要尽量理解，可以说，大夫有这个责任。譬如说，万一您想不开，又要……”
可是，科塔尔边流泪边说道，他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了，那也是一时糊涂，现在他只求让他清静。里厄开出药方。
“就这样说定了，”里厄说道，“不谈这事儿了。三两天我再过来瞧瞧。不要再干这傻事了。”
来到楼梯平台，里厄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警，但是会要求警长过两天再来调查。
“今天夜里还得监视他。他有家人吗？”
“我没见过他的家人。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格朗摇着头。
“您应当注意到，我都谈不上认识他。但是总得互助嘛。”
经过走廊的时候，里厄还不由自主地观察各个角落，问格朗在这街区老鼠是否彻底消失了。这名职员对此一无所知。确实有人跟他说过鼠患的事儿，但是，他没大留意这个街区的传闻。
“我操心别的事儿呢。”格朗说道。
里厄便同他握手告别，急着要去瞧瞧门房的病情，然后就给妻子写信。
报贩叫卖晚报，吆喝着老鼠停止侵扰了，然而里厄看到病人情况不妙，只见老门房半个身子探到床外，一只手按住腹部，另一只手搂住脖子，正在呕吐不止，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往垃圾桶里一口一口吐出浅红色胆汁。
门房长时间用力呕吐，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重又倒在床上。他的体温还高达三十九度五，颈部淋巴结和四肢都肿起来，肋侧两块浅色黑斑不断扩大。现在他哀怨内脏疼痛了。
“真是火烧火燎的，”他说道，“这个可恶的东西从里边烧我。”
他那煤烟色的嘴唇，说话已经吃力了，他那对转向大夫的金鱼眼，因头痛而漾出了泪水。他妻子惴惴不安地看着一言不发的里厄。
“大夫，”她终于说道，“这是什么病啊？”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是现在还确诊不了。直到今天晚上，不要吃东西，让他服用清洗肠胃的净化剂，并大量喝水。”
门房恰恰渴得要命。
里厄回到家，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本城最有名望的一位医生。
“没有，”里夏尔说道，“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没有高烧局部组织发炎的？”
“唔！那倒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大。”
“极不正常吗？”
“嗯，”里夏尔答道，“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无论什么情况，门房都在说胡话，高烧四十度，还在抱怨老鼠。里厄使用固定性肿瘤处理，用松节油烧灼时，门房号叫着：“噢！这些可恶的东西。”
淋巴结越肿越大，摸着跟木头一样坚硬。门房的妻子吓坏了。
“夜里您要守着，”大夫对她说，“情况不好就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晴朗，湿度较大，微风习习已有暖意。从最边远的郊区带来鲜花的芳香。早晨街上的喧声似乎比往常更热闹，也更欢快。我们的小城经历了一周的惶恐隐忧，这天总算解脱出来，全城呈现出春回大地的景象。里厄本人接到妻子的回信，也放下心来，便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门房家中。到了清晨，病人的体温果然降了下来，只有三十八度了，虽然还很虚弱，但是躺在床上能报以微笑了。
“病好转了，对吧，大夫？”病人的妻子问道。
“还有待观察。”
不过，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蹿升到四十度，时时陷入谵妄状态，重又呕吐起来。脖子的淋巴结一碰就疼，门房的头也仿佛尽可能远离身体。他妻子坐在床脚，两只手放在被子上，轻轻地握着病人的双脚。她注视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道，“必须把他隔离，进行特殊的治疗。我给医院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他送走。”
两个小时后，上了救护车，大夫和门房的妻子俯身注视病人。病人满嘴生出蕈状赘生物，只能说出片言只语：“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则呈浅灰色，呼吸急促，气息断断续续。他被淋巴结肿痛折磨得身子散了架，蜷缩成一团的躯体深深陷入担架里，就好像要用担架将自己包裹起来，又好像地下深层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门房在无形的重压下断气了。
他妻子哭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大夫？”
“他死了。”里厄说道。
注释
[1]圣茹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家。青年时代便接受平均主义思想，获法学学位。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组织国民自卫队，有为家人和农民的事业而奋斗的雄心壮志。1793—1794年间，他当选国民公会主席，写成《共和国宪法提纲》，为公有制的平等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主张，甚至比罗伯斯庇尔还要激进。在热月政变中，1794年7月27日，他和罗伯斯庇尔一起被送上断头台。